黄濠光
在马礼逊逝世前两年，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在英国约克郡诞生了，那天是1832年五月廿一日，二十二年后的三月一日，戴德生到达上海，开始他长达51年在中国的服侍。
受麦都思和郭实腊影响
从戴德生的曾祖父到他父亲，三代都是循道会的会友。他父亲是个药剂师和牧师，在他小时候已把他奉献做宣教士，只是没有告诉他，直至他长大蒙召后。十七岁那年，戴德生读了福音单张而悔改，年底读了麦都思的《中国》后便蒙召要到中国宣教。他开始学医，并修读中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1851年，戴德生到伦敦最脏乱的地区传道，操练信心。1853年，英国宣教士们因著太平天国的战争，以为中国会全面向基督教开放，加上郭实腊，在各地讲到在中国宣教的机会，并成立了中国布道会（China Evangelization Society）。由于伦敦传道会拒绝了戴德生的申请，他就转投中国布道会，未毕业便于1853年九月十九日起程前来中国。
没有人知道他来中国，戴德生老远从英国来到上海，没有人接船，没有住处。陌生地方，语言不通，不只如此，太平军正进攻上海，城外正在兵荒马乱。戴德生向英国领事问及几位西方宣教士，最后知道麦都思的地址，就住在他那里。
宣教非去中国化 乃是基督化
戴德生并没有从中国布道会得到任何指引，也没有甚么宣教策略，差会更没有替他开路，连本身的经济有时也感拮据。戴德生只有自订规矩，他想出其中一个规矩，就是穿著要像中国人，令其它英国宣教士颇为侧目。戴德生认为穿唐装是必须的，为要住在华人当中，保持沟通无阻，克服偏见，赢得尊重和信任，给华人信徒留下榜样。这不只在服饰上，也要在生活习惯上。他觉得礼拜堂的西式建筑，连带其外国的宗教气氛，足以阻碍真理在中国人之中的传播。基督教为何要有西方色彩，神的话语没有这样规定。他认为宣教的目的不是去中国化，乃是要基督化。
宣教士是随著商人和军人进入中国的，连马礼逊也要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做翻译，这种裙带关系很难分开。1858年及1860年先后两次的英法联军之役，清廷战败，签定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条约中亦有传教条款，准许宣教士进入内地，租买田地，建立教堂。事实摆在眼前，古老的中国正受到欧洲船坚炮利的凌辱，而欧洲人又把基督教带入中国。中国正被「基督教」的英帝国变为殖民地。
戴德生正面对这样的时局，不平等条约开了宣教的门，却封闭了中国人的心。他希望依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会破除殖民主义的思维。戴德生于头六年在上海、汕头和宁波工作，学习语言，翻译圣经，甚至承办医院。期间他脱离中国布道会，成为独立的宣教士。
结婚成家 成立内地会
戴德生于1858年在宁波与戴尔牧师的女儿马利亚（Maria Jane Dyer）结婚。戴尔（Samuel Dyer）是伦敦传道会派往马六甲的宣教士，一直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传道，直至1843年才来中国，预算往福州宣教。他首先到香港参加伦敦传道会的会议，怎知不久便和马儒翰一样患病，在澳门病故，葬在马礼逊和马儒翰旁边。他的妻子后来改嫁，三年后也在槟城逝世，遗下三名孤儿。戴尔的女儿继承父亲的遗志，往中国宣教，在宁波Mary Ann Aldersey女宣教士主理的女子学校服侍。戴德生就在宁波邂逅马利亚。二人成婚后，先后诞下八名子女。
戴德生于1860年回英国前，写信给他妹妹戴贺美（Amelia）说：「假如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从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戴德生在英国调理身体，同时分享中国宣教异象。他于1865年成立中国内地会，不用一年便招募了廿四位新宣教士。戴德生从不募款，同工没有固定薪水，只有大家平均分配。戴德生的名言如此说：「神的工作按神的方式去做，就不会缺少神的供应。」内地会接纳的宣教士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宗派，也有单身及已婚的女宣教士，戴德生规定他们都要穿唐装，在当时来说是颇为激进的。
扬州教案 殃及内地会
1866年有十六位宣教士随戴德生去中国，进入内地宣教。两年后，戴德生在扬州开拓福音事工，但当地排外情绪高涨，发生了著名的「扬州教案」。教案起因是由于恶意的谣言引起的，说传教士（天主教传教士比内地会早到扬州）收集婴儿，用他们的肢体和器官制药。其实是传教士常常出于爱心收容孤儿和弃婴，而那些孤儿和弃婴有很多本已身体虚弱，甚至患有不治之症，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死亡率必然高一些。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到孤儿院里常有小孩死亡被埋葬，由于对外国人的偏见，就认定他们在虐杀婴孩。再加上一些排外情绪很重的士绅和官员的怂恿，便发生了暴民围攻内地会驻当地的事件，致使戴德生和他太太等多人被打伤。戴德生一直求助于扬州知府，没有向英领事求救，但由于有外国人受到攻击，引来英国军舰的介入。此次暴乱，内地会虽有损失，但戴德生不要赔偿。年底戴德生重临扬州，多人归主。
中年丧偶 翌年续弦
扬州教案发生时，暴徒火烧戴德生的住宅，戴师母跳楼逃生。经此重创，身体一直衰弱。1870年七月，师母再诞下一子，由于缺奶水而于两周后夭折，师母亦于数日后患肺病离世。戴德生38岁中年丧妻，打击沉重，健康日差，不得已回英休息。翌年年底再婚，妻士是内地会女宣教士福亭珍妮（Jane Elizabeth Faulding），她自1866年已在中国服侍。一年后他们回到中国，但两年后戴德生在内河船上跌了一交，伤及脊椎，要回伦敦休养。卧床期间，戴德生写作，呼吁招收十八位新同工，结果1876年回中国时，就有十八位新宣教士同行。在英国期间，戴德生影响了剑桥板球员Charles Studd，他是剑桥七杰的成员之一，日后前往中国宣教。
中国内地会发展成了最大的差会，到1881年已有一百位宣教士，到戴德生于1905年离世时，已有205个宣教点，849位宣教士，中国信徒约有十二万五千人。
拳匪之乱 拒绝赔偿
在1900年义和团之乱时，中国内地会也损失惨重，有58名宣教士殉道，还有21名儿童被杀。戴德生当时在瑞士养病，消息令他悲痛莫名。八国联军打败清廷，定下北京条约，设立庚子赔款，其中有赔给内地会的，但内地会拒绝赔偿。此举不只感动了中国人，也受到英国外交部的称许，著令北京英使馆捐二百英镑给内地会。内地会的牺牲比外交条约更易打开了中国人的心，戴德生也因而名垂青史。
事奉主到最后一天
戴德生晚年健康日差，与妻子在瑞士休养。他于1902年十一月交棒给何斯德（D. E. Hoste），由他带领内地会。两年后，妻子患癌病逝，戴德生于1905年回到中国。这是他第十一次进入中国，也是最后一次。他造访扬州和镇江等城市，于六月三日在长沙。他上午讲道，下午参加茶会，之后回房躺在床上阅读信函。他突然喘了几口气便停止呼吸，安息主怀。按他的遗愿，葬于镇江元配与四个夭折儿女的墓旁。该墓于文化大革命被毁，但墓的石碑却留在博物馆仓库中，戴德生后人戴绍曾牧师（James Hudson Taylor III）找回墓的石碑，于1999年重新竖立。2003年十二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戴德生的自传《带著爱来中国》。前年为戴德生逝世一百周年，镇江福音堂内设有戴德生纪念堂，及立碑记念。
世世代代事主爱华人
戴德生的后人都在服侍华人，第二代是戴存仁，第三代是戴永冕，第四代是戴绍曾，第五代是戴继宗。戴继宗娶了一位台湾姊妹柯悦敏为妻，是戴氏家族内第一位华人，已诞下第六代的儿女。
来源： 基督教神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