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羊
前言：当她在八十年代回到纽西兰照顾年老的父母时，还由衷地感慨：“从此再也看不到可爱的中国人，吃不到可口的中国菜了。”
在台湾的基督徒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苏姐姐”（或“苏大姐”）的。她，就是来自“白云故乡”纽西兰的苏美恩传教士。她在台湾传福音，一住就是二十年，八十年代才回纽西兰照顾年迈的父母。
初识苏姐姐
我移民纽西兰后，一次，为了订阅下一年的《海外校园》，我寄了张支票到基督城的代理处。几天后，有人打电话来，正好是妈妈接的，才知道我寄支票时，没有加任何注明，所以代理处特地打长途电话来确认。
造成别人如此困扰，我心中十分歉疚。我问妈妈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妈妈回想了一下，说：“是个华人姐妹，大概是从马来西亚来的移民吧。”
过了不久，为了索阅《海外校园》杂志社的“学人培训材料”，又要与这位基督城的姐妹打交道了。她告诉我，下个周末她会住在奥克兰的友人家，可以当面把培训材料给我。
偏巧她的友人，便是为我施洗的Ｈ牧师夫妇。于是那个周末的黄昏，我熟门熟路地走进Ｈ牧师家。看到和Ｈ夫妇一起用餐的，竟是一位头发银白的西人姐妹。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Anne Scott。从此，我便按西俗直呼她Anne，并不知道她就是受人爱戴的“苏姐姐”。大概半年多后，我所在的教会举办退修会，请苏姐姐做讲员，那时，我才知道她还有个中文名字“苏美恩”。
一位台湾弟兄就告诉我，人们不分辈份，都叫她“苏姐姐”。他爸爸叫Anne“苏姐姐”，到了他这一辈，仍然管她叫“苏姐姐”。甚至有人以为，身为纽西兰代理人的苏姐姐，是《海外校园》苏文峰牧师的亲姐姐。
一连几天的退修会，Anne都用中文为我们讲道，而且她一眼就认出了我。那时，我刚写完硕士论文，准备回国。与我同桌就餐时，Anne问起我的论文，又问我有没有去过基督城，我说没有。没想到，Anne向我发出了邀请：“你回国之前，如果时间允许，到基督城来玩，就住在我家，九月初我还不太忙。”
我当时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基督城是著名的“花园城市”，与但尼丁齐名。我当然想去看看。但是我在大一的课堂上，看过一部基督城光头党种族主义的纪录片。虽然没有攻击华人的镜头，但作为新移民的我，却对基督城产生了又畏惧又厌恶的心理。
当我听到Anne的邀请，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先迟疑地找了个托词：“让我回去看看有没有钱买机票，再写email给您吧！”
Anne仿佛看见了我的心思，笑了笑，聊起了别的话题。
从奥克兰去基督城的来回机票很便宜，实在不能成为藉口。从退修会回家后，这件事一直徘徊在我的心头。在发给Anne的email里，我附上论文中的一章，专门提到我的“基城情结”。不过像这样又长又枯燥的学术论文，我想Anne多半没时间细看。
终入基督城
飞机降落在基督城，老远就能看见Anne等待的身影。“前两天一直小雨不断，我还在担心你来时没有好天气。谁想今天的阳光这么好！”Anne脸上的笑容，抵过任何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Anne的家坐落在一条小河边，一幢典型的纽西兰式的白色小木屋。屋内的陈设朴素古雅。坐定喝茶，Anne说：“原来你不喜欢到基督城来，是有原因的。”
啊，Anne一定看过我的论文了。我又尴尬，又感动，又有点委屈，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至今想不明白，Anne为什么会邀请我去基督城。那时我只是《海外校园》的一个普通读者，退修会的一个普通听众，和Anne也只见过一面。除了圣灵的感动，我找不到任何的解释。神的美意是要我在回国前，让Anne除去我心中对这个国家的苦毒）。
夜色朦胧，我们坐在炉火边，听Anne讲她的家人：“我的爸爸是个牧羊人，所以他特别能体会主耶稣用羊打的比喻。为什么圣经不用猫、马或别的动物来比喻人呢？因为羊的习性最像人。”
“首先，它很会迷路，走过很多遍的路都会走错，一迷路就需要人把它找回。而且，羊很盲从。有时候一群羊走到山崖上，如果第一只羊从山崖上跳下去，后面的羊都会糊里糊涂地跟著跳下去。”
“我爸爸说，没有比亲眼看到自己的羊，一头一头地跳崖自杀，更令一个牧羊人心碎了，也没有比牧羊人更恰当的比喻来形容主耶稣了，因为世人都是走在灭亡之路上的迷途羔羊。”
我在城市里长大，对圣经中牧羊、播种等比喻很有隔膜。而生活在羊比人多的纽西兰的Anne一家，才对羊的本性有如此深刻的体会。后来，我在上海的一个小组里，分享这个从Anne那里听来的故事，对那些弟兄姐妹帮助也很大。
第二天，我们约在坎特伯雷大学碰头，也就是Anne当年就读的大学。Anne特地带我去看一间光线昏暗的小屋。作为古旧校舍的一部分，小屋正在修缮。 “有一位科学家，曾借用这间屋子做实验，后来他发现了一种化学元素，得了诺贝尔奖。他出名后，很多人都来参观这间小屋，所以大学管理层决定，把这间屋子重新装修后再对外开放。”
“其实大家都忘了，那个科学家在这里只做了几个月的实验，而这间屋子一直是用来做祷告室的。来聚会祷告的，是这个大学校园团契下的海外宣教小组，每一个组员都预备到海外宣教。我也是这个小组的组员，我在这里学会了祷告，也学会了很多别的功课。我常在想，究竟是那位科学家的发现对世界的影响大，还是这个宣教小组，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更大。”
Anne的话嘎然而止，而这番话在我心中的余音，却一直回响到今天。几年后，我在小组聚会中和大家分享这个小屋的故事，加上了我自己的感触：“这个科学家得到的不过是人的记念，而像苏姐姐那样的传教士得到的却是神的记念，那才是永远的记念。”
我不知道为什么Anne会对中国人特别有负担，我只知道Anne在台湾一住就是二十年。当她在八十年代回到纽西兰照顾年老的父母时，还由衷地感慨：“从此再也看不到可爱的中国人，吃不到可口的中国菜了。”
谁知，没过几年，纽西兰改变移民政策，世界各地的华人涌入了她所居住的基督城，包括传教士以前无法接触到的中国大陆人。Anne又服事起她所深爱的华人了。怪不得中国人这么爱她，因为她先爱了中国人。
那时，我想，为中国人献上一生的Anne，一定很想到中国大陆看看。
上海苏州行
我们别后半年，机会来了。Anne所在的教会委派Anne为代表，探访老挝的宣教士，Anne顺道安排了几天到中国大陆的行程。而我正好也在上海，终于有幸在家乡接待Anne。
回想起来，上海之与Anne，正如基督城之与我。基督城固有光头党式的种族激进分子，中国也有义和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今天，上海还没有向传教士开放，基督城也还存在著光头党，作为英裔基督城人的Anne，完全有理由像右翼分子那样，把纽西兰近年的社会问题，都归罪到像我这样的华人移民身上；而作为条约港口（Treaty Port）城市之人的我，也完全有理由像左翼分子那样，把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记忆，都归罪到像Anne这样的传教士身上。但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我们却能在这两个城市里彼此接待，深信一切都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真佩服Anne，居然在纽西兰的一本旅游指南上，找到一家上海火车站附近的旅馆，虽无星级却可接待外宾，节省了很多旅费。
除了上海的外滩和博物馆，我又请苏州的大舅作导游，带Anne游览了几家园林。一路上，大舅对Anne的中文能力和领悟力印象很深，他忍不住悄悄对我说：“看样子，你这位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满内行的。”
从戏剧博物馆出来，发现后厅里正在表演评弹。我们驻足听了一会儿。Anne虽然听不懂吴语，却从观众的反应上感受到了表演的气氛。“能把观众逗乐了，那位演员一定很会讲故事。耶稣也很会讲故事（Jesus is also a good storyteller）。祂通过讲故事来说明属天的道理。从九岁到九十九岁，从犹太人到中国人，没有人不爱听故事的。讲故事是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方法。 ”
这些话对我的启发很大，因为我正在酝酿一篇以传教士为主角的历史小说，却又担心“小说家言”高攀不上“文字事奉”。Anne的话，无意中坚定了我的想法，写小说不就是讲故事吗？此行之后，我终于下决心，笔耕起我的“故事”。
游览了一天，坐在拥挤的苏州火车站里候车，我和Anne都很疲倦了。我抬头看到“外宾候车室”的牌子，便建议Anne到那里候车，不仅环境较好，还可以优先上车。
Anne却婉言拒绝了。从戴德生起，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的前身）的传教士就相约放弃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在Anne的身上仍能看到这一美德。相反，倒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外籍华人，斤斤计较自己回到祖国后的种种利益，抱怨国人的素质落后，挖苦公众设施的陈旧，频频亮出自己外国人的身分。在这以后，每当因国籍问题，在国内碰到不合理待遇，我便想起Anne在苏州候车室里的忍让。
美丽垫脚石
纽西兰很小，经常能在教会的活动中看到Anne。Anne是一位睿智可亲的长者，和她相对，如沐春风。
每次和Anne见面，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可回味的却很多，学到的功课也不少。Anne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与人沟通的能力，不论是老是幼，华人还是西人，主内的主外的，也不论话题是古是今，她都能找到沟通的切入口，并在不知不觉中把话题引申到圣经上。有时候，一句话，一个比喻，充满智慧和爱心，常让人有“暖语浓如酒”的感动。
这使我联想到，我们的主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也不曾用高言大智来炫耀祂的智慧。祂同渔夫讲“得人如得鱼”，同牧童讲“好牧人为羊舍命”，同农夫讲“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同园丁讲“葡萄树和枝子”，同主妇讲“菜里的盐和面里的酵”，同税吏讲“积财宝在天上”，同商人讲“重价买宝珠”，同奴仆讲“才干如银子”……
新约里的巴拿巴善于安慰人，被称作“安慰之子”，我在Anne身上也看到了什么叫做爱人，什么叫做关心人，什么叫做鼓励人。她用自己的言行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的主已在十字架上泯灭了冤仇，让我们在祂里面弥合族群间的不睦吧。”
虽然Anne现在已正式退休，也不再担任《海外校园》的代理，但她对中国人的爱，却从未退休过，对中国人的服事，也未曾间断。比如去年初，我们教会又把Anne请来做退修会的讲员。
最后一堂讲道前，Anne问我，stepping stone如何译成中文，我想了想，说，“垫脚石”。原来她在那天的信息中，劝勉大家“要做彼此的垫脚石，不要做绊脚石”。坐在会众中的我，不由地想： “Anne就是这样一块安慰人、造就人的垫脚石。”Anne在讲道中还说到，她认识的一位牧师，一周内参加了好几个葬礼，其中一个还是夭折的婴儿。她问牧师：“你如何安慰这家人？”牧师说：“我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我只有和他们一起哭。”
“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怪不得他们这么爱他。”Anne接著说。坐在会众中的我心里也说：“向中国人做中国人，怪不得中国人这么爱你。”
作者上海人，旅居纽西兰，文中所提到的要笔耕的“故事”，为历史小说《无名的麦种》，已由台湾校园出版社出版。
来源： 信仰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