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龙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上，基督教文化与其有着十分深入与深刻的联系，这是与中国现代社会独特的历史背景相关的。对于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一言蔽之，而需对其作细致深入的研究。
一
一种具有极强盛生命力的文化存在着对异族文化的吸收容纳的气度，同时又对异族的文化具有渗透和影响作用，而不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总会趋于没落。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沉浮与命运，就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
基督教曾先后四次入华，“在基督教传播的历史上，从未遇到过需要如此反复多次，重新开始传教的国家。而且，至少前三次重新开始时都要从头做起。唯有第四次对华传教运动能稍稍借助于以前打下的基础”(《中国与普世会共同塑造世界》，天主教国际研究与资料中心1987年国际基督教中国讨论会上发表)。19世纪以后，基督教在中国开展了第四次传教运动，1807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抵达广州，以东印度公司雇员身份为掩护，从事传教译经等活动。1830 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到达广州，后在广州创办了英文月刊《中国丛报》。此后，郭实腊、卫三畏、伯驾等先后来华传教。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禁闭百年的门户被打开了，各种不平等条约为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大开了方便之门，道光皇帝于1844年、1846年先后颁布敕令批准弛禁天主教。此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办报、办学、出版译著，办医院、建育婴酞 ?0世纪初，来中国的传教士在传教布道过程中，常常提出一些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如李提摩太提出了“救个人、救国家”的口号，基督青年会领袖穆德和艾迪提出了“如何救中国”、“中国的困境与出路”、“中国之希望”等问题，这都扩大了基督教在民众中的声誉和影响。基督教的思想常常为人们所汲取，洪秀全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响，1843年创立了“拜上帝会”，提出“我们兄弟姐妹，跳出邪魔之门，循行上帝之真道”的口号 (洪秀全.原理醒世训，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16)。康有为曾“ 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并谈及基督教说“然其所长者，在直接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曰人类平等也，皆上原于真理，而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杨克己.民国康长素先生有为梁任公先生启超师生合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68)，康有为曾以基督教之马丁 路德自称，构想他的大同理想世界。受洗入教的孙中山更加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响，他自谓“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孙中山全书.388)，孙中山汲取基督教思想助成其三民主义，认为“为基督徒者，正宜发扬基督教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同上， 491)。因而人称：“孙中山革命的抱负，及其所产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挠，大有耶稣救世的精神。”(王治心.孙文主义于耶稣主义.上海：上海青年协会书报部，1930.5)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全力从西方文化与思想中寻觅解救中国的良方，基督教思想也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汲取与借鉴的西方文化思想之一，不少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倡导汲取基督教的思想拯救民族的运命，其中以陈独秀的倡导最有影响。陈独秀曾在1917年在《新青年》三卷第三期中答复读者问时说：“宗教的价值，自当以其利益社会之力量为正比例。吾之社会，倘必需宗教，余虽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断之，敢曰，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陈独秀断然以基督教思想作为批判否定儒家文化孔子思想的有力武器。因此，他在1920年发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直截了当地说：“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的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种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陈独秀将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教会截然分开，否定基督教的创世、复活、神迹等圣事，而肯定基督教中的博爱、牺牲等思想。他充满热情地说：“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义，也不用藉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的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那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7卷3号)1921年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出：“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极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社会的运动去替代他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1922年胡适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一文，阐释宗教的伦理教训、神学体系、迷信成分的内涵。他认为，基督教的迷信是来自2000年前前人的无知，应该摒除；神学体系是中世纪僧侣院士的推理也不足取；耶稣的道德言训和社会改革，在理性尚未完全管治人类以前，是可以采纳的。胡适提倡宗教自由，将基督教视为一种道德宗教，认为应该容忍基督教，而不应盲目反对。1923年4月许地山在《晨报副刊》发表了《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一文，也极力推崇基督教为中国当时所需要的宗教。
在这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倡导下，“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家对基督教文化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热情，在他们的创作中洋溢着浓郁的基督教色彩。中国现代作家们是生长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必然在他们的心底烙上深深的烙印，儒家文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国家运命民族前途的心理基础，而牺牲自我拯救民众的基督也就成为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知识者的楷模，他们大多把基督作为人来看待，而不当作神来膜拜。“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中溢出基督的救世精神。冰心“从《福音》书里了解了耶稣基督这个‘人’”，“因为宣传 ‘爱人如己’，而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形象是可敬的”。庐隐则说：“当然以耶稣伟大的人格，博爱的精神，很够得上人们崇拜，我就以他为人生的模范，并不算坏。”中国现代作家大多忽略基督的复活、圣灵、圣事等，而注重其中蕴含的博爱思想、人道精神、救赎色彩、人格意味，以此来否定中国文化中的封建伦理、等级观念、宿命思想、奴隶性格。像鲁迅一样，中国现代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与爱的缺乏深恶痛绝，因此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他们纷纷在创作中营构着充满博爱色彩的温馨世界：周作人录写了倍受屈辱的妇女、儿童的悲哀生活，呼唤着尊重人性、平等自由的人道理想 (《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论女裤》、《结婚的爱》、《儿童的文学》)；冰心展示了对不幸者的同情、怜悯与温爱，建构着没有贫富智愚差别的爱的大同世界(《最后的安息》、《爱的实现》、《一个不重要的军人》、《一个军官的笔记》)；许地山描绘着受尽磨难的坎坷人生，突出了主人公对人生的不倦追求、对世界执著的爱(《缀网劳蛛》、《商人妇》、《女儿心》、《人非人》)；庐隐叙写着寻觅人生真谛之途中的人们的奋斗与挣扎，凸现出对悲惨世界中人们的关爱与同情(《一封信》、《丽石的日记》、《或人的悲哀》、《兰田的忏悔录》)。由于受到基督牺牲自我救赎众人的伟大精神的影响，在不少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些具有牺牲精神的救世者形象：鲁迅的《复仇(其二)》生动地再现了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的悲壮情景和复杂内心；许地山的《玉官》描绘了面对欲施暴的白军挺身而出宣扬基督爱的教义的玉官的救世精神；庐隐的《余泪》叙写了只身上前线劝说上帝的儿女们不要互相残杀的白教师的献身勇气；巴金的《田惠世》塑造了为了抗日而不屈奋斗不惜牺牲的基督徒田惠世的生动形象。中国现代作家中，有一些是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有的自身就曾皈依基督，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也常常把其作品中的人物送进教堂的大门、拜倒在十字架下，以摆脱心灵的苦痛与磨难，求得情感的慰藉和心理的平静；苏雪林的《棘心》细致地叙写了留学生杜醒秋皈依基督的曲折历程；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生动地描写了一对处于爱情波折中的青年男女受洗礼入教的过程；庐隐《女人的心》把在婚姻悲剧中的主人公贺士送入了上帝的抚慰中；曹禺的《雷雨》将经受了家庭悲剧的主角周朴园送进了天主教堂。
二
基督教自传入中国之后一直处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之中。1922年因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召开第11届大会，上海的学生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于3月9日发表《非基督学生同盟宣言》，在指出宗教的虚伪、迷信等弊病后，认为：“各种宗教都有这些同样的罪恶，而基督教组织强大，其为害特深广，所以我们应该特别反对基督教。”3月21日以李大钊为首的77位学者联名在北京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发表宣言称：“我们自誓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可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陈独秀在《先驱》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上发表《基督教和基督教会》一文，列举基督教教会的种种罪恶，抨击基督教会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导引，是资本主义压迫远东弱小民族的帮凶，指出：“博爱，牺牲，自然是基督教教义中至可宝贵的成分；但是在现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侵略之下，我们应该为什么人牺牲，应该爱什么人，都要有点限制才对，盲目的博爱牺牲反而要造罪孽。”1922年的非基督教同盟运动，显然带着五四以后强烈的反帝意识和民族意识。
以客观辩证的眼光观之，我们不能把帝国主义与基督教完全混为一谈，然而，近代以来以不平等条约为前提的基督教传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礼仪的冲突、传教士和教民在中国的滥用特权等，都使人们对教会产生极大的反感，导致了反教运动和教案迭起，在中国现代作家的笔下也展示了在这种感情主导下的对教会的阴暗面的揭露、对传教士和教徒虚伪卑劣行径的针砭：鲁迅批判中世纪基督教对科学精神、思想自由的压抑，否定基督教的创世说、天国说、神迹说等教义(《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周作人针砭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尤其憎恶基督教对妇女的歧视与轻蔑(《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香园》、《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张资平刻意勾勒神职人员的伪善卑劣，揭露基督教会中的腐败阴暗(《冲积期化石》、《上帝的儿女们》、《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公债委员》、《梅岭之春》)；郭沫若着力嘲讽基督教义的不适时宜，批判基督教的爱富嫌贫(《双簧》、《一只手》)；老舍努力讥刺外国传教士的狡黠虚伪，抨击吃洋教者的仗势欺人(《正红旗下》、《二马》、《老张的哲学》)；萧乾全力揭露传教士的虚伪险毒，揭示他们对中国人灵魂的毒害(《皈依》、《昙》、《鹏程》、《参商》)。中国现代作家大多将基督教的教义与教会分开看待，他们常常着意揭露教会的腐败阴暗，但他们并不完全否定基督教的教义，陈独秀在“非基督教同盟运动”中写的《基督教与基督教会》一文中，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批评基督教，应该分基督教(即基督教教义)与基督教教会两面观察。”鲁迅在《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中都盛赞希伯来宗教文化的幽邃庄严影响深远。周作人则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指出：“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又是很可注意的事。”张资平肯定基督教教义的合理性，提倡对基督教的教义要有自己的理解，不要盲从盲信，不能做教会的奴隶。郭沫若将希伯来的《旧约》看作永远是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曾把《新旧约全书》当作日课诵读。老舍把《新约》中的《启示录》视为十分重要的文学书，他崇尚基督的与人为善拯救世人的精神。萧乾“始终认为《圣经》本身则是一部了不起的大书”，并“深深景仰”“耶稣这一富于革新精神的历史人物”。朱维之在其《基督教与文学》一书的导言中说：“中国固然已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有特殊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但那只是旧时代底贡献，祖宗底努力。现在我们成了新世界底一环时极需新的精神，新的品格，新的作风，来作新的文学贡献，新文学中单有异教的现实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基督教底精神原素。”(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1992.6)中国现代作家虽然在其创作中揭露教会的罪恶，针砭传教士的虚伪卑劣，但他们仍从基督教文化中汲取基督教的精神原素，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特有的文学现象。
三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将外国文学奉为圭臬，提出“要医中国文学上之沉疴，须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入手”，在对外国作家作品的译介中，不少富有人道精神的作家作品都贯注着基督精神。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威尔逊奈特指出：“基督精神自始自终贯穿着莎氏的作品”，“莎士比亚笔下的英雄每一个都是小型的基督”，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就隐含着基督教的“罪恶、审判、赎罪”的模式。
爱罗先珂的童话故事里充满了圣耶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惠特曼信奉基督教，《草叶集》中以“永存”、 “复活”为主题；雨果认为基督教是一种神圣人道的宗教，他的作品也渗透着基督的博爱救赎的精神。刘半农认为左拉“所著各书，能以‘悲天悯人’之念，辟一 ‘忠厚改善’之新世界”。周作人指出陀思妥也夫斯基坎坷的生活经历，“造成他独一的爱之福音”，“他描写下等堕落人的灵魂，表示其中还有光明与美存在”。
最具基督精神的是托尔斯泰和泰戈尔。1921年张闻天在《托尔斯泰的艺术观》中指出托尔斯泰“拿宗教的知觉去评定艺术的价值”，这种宗教的知觉即为基督的知觉，“基督的知觉给一切人类的情感以新方向”。刘半农认定托尔斯泰的创作以“‘Where's love,there's God'(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一说为归宿”。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明显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的“不以暴力抗恶”的博爱容忍的人道主义精神都源于基督的教义。这种带着基督教色彩的人道精神渗透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之中，1907年由香港礼贤会出版的托尔斯泰小说中文译集，就以《托氏宗教小说》为名。泰戈尔的宗教观以热爱生命热爱人生的“爱”为核心，他说：“世界是从爱生的，是靠爱维系的，是向爱运动的，是进入爱里的。宇宙之创造是爱而人生之目的亦是爱。”1922年瞿世英撰文指出：“泰戈尔是以伟大的人格濡浸在印度精神里面，尽力的表现东方思想；同时却受了西方的基督教的精神的感动。于是印度文明之火炬，加了时代精神之油，照耀起来，便成了他的思想。”这种浸润着基督精神的爱的宗教使泰戈尔的诗文别具风采。五四前后对具有基督教色彩与精神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美国心理学家贝特森和文蒂斯认为，宗教经验是个人潜能和社会环境之间交感的产物(德莫马格里诺维奇.宗教心理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23)。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溢出浓浓的基督文化色彩，也是作家个人潜能和社会环境之间交感的结果，在基督教势力在中国不断加强的过程中，中国现代作家所受到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成为一种个人潜能，或是一种情感寄托，或是一种心理体验，或是一种生活积累，在以西方思想西方文化冲击批判中国封建思想传统文化的时代，新文化先驱者对基督伟大人格和精神的大力提倡，五四前夕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的发行出版，加上富有基督精神的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介绍，个人的潜能和社会环境融成一种“宗教经验”，使不少作家笔下染上基督教文化的色彩，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一种极为独特的文学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对中国的反封建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自由、博爱、平等的呼唤，促进了人道主义在中国的深入和发展。
杨剑龙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 信仰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