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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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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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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yuan
2009-12-22 22:16
|只看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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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一
1968年，“文化大革命”依然如火如荼。
我妻是1966届大学毕业生，因为“革命”，两年后才正式分配工作。是离成都一百多公里的某县，是离县城二十公里的一所公社中学，报到后就步行五十里去 农场劳动。于是，用不了多久就理所当然地病倒了。我是接到他们单位通知 “病危”的电报，从天津到北京到成都到县城的。守护了一个月不见缓解，我却必须返回天津。于是决定送她回上海的父母家中去治病。
那时从成都到上海，必须在西安转车。在火车上，邻座是一位上海人，在安徽上的大学，“文革”中毕业分配在绵阳工作，一身穿着是当年最时尚的上海打扮。在外地人看来，这是一个颇有点“滑头”的典型上海青年。
到了西安站，他先下车去排队签票与登记旅店，我背着病人慢慢出站。我们到了站外，他已一切办妥。在旅店安顿好我妻，我与他上街看看西安。其实也无心观 光，走到鼓楼，便回旅店。路上有农民模样的人拿活鸡换粮票，他用8斤全国粮票换了一只母鸡。那时在上海，过年才每户供应一只冻鸡，你就不难推想一只活鸡的 价值了。我虽然也蠢蠢欲动，但毕竟是不那么“合法”的交换，便犹豫着没有行动。
到了蚌埠，他要下车去母校看看。临走把母鸡留给我，说在安徽再搞几只鸡都不是难事。我们就此匆匆分手，竟来不及留个地址。
二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患胃疾而十分消瘦、乏力。一次去宜昌开会，火车应在半夜12时到达，误点了2个小时。东道主是宜昌师专，通知上没有写明报到地址， 站外也没有出租车，我看着远处的车站旅馆，只能到那里试试了。这时一位中年人走来，让我在这里等一下，他去站里打个电话。这是我在车上认识的宜昌武警支队 支队长，我们交换过名片。
他打电话通知部队，很快来了一辆桑塔纳。他让先去宜昌师专。校门紧闭，他叫醒值班大爷，说明情况就带我进校寻找。他坚持为我提包，并在前面带路，像是我 的勤务员。学校空无一人，好容易才找到招待所。服务员说会议安排在校外宾馆，但今晚可在此暂住。支队长把旅行包交给服务员，这才与我握手告别。望着他快步 离去的背影，我心头涌起一股热流，温馨、感动，还有点受宠若惊。在他来说，或许是出于对一个长者、弱者的关爱，或许是出于对教师、学者的尊重，或许是当地 部队的长官对一个远方来客所尽的地主之谊，或许都有，或许什么也没有想，但他确实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做了。
这两件在我记忆中封尘已久的往事，我都是受恩者，而施恩者都没有把这当回事。不想要表达什么意义，只是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善良本性的自然流露。惟其如此，时隔愈久，我的感念愈深。以至于这几日，半夜醒来，想起他们便久久不能入睡，觉得不写下来便不能安宁。
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实际上人的一生中得到他人的恩惠，应不可计数，根本难以尽报。你如果有心，就以同样的善良人性去对待他人吧！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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