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
从《以斯拉记》到《尼希米记》，被掳的以色列人有三波归回运动。这三波归回运动，每一次都得到了世俗情势的配合，和君王的首肯。每一次也都指向一个复兴与重建的主题∶大卫王的子孙所罗巴伯，领著民众修建了圣殿；大祭司亚伦和撒督的後代以斯拉，恢复讲解神的律法；而後，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而圣殿是生命开始、事奉出发的地方。
灾区事工是一面镜子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如果将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看作中国教会在逼迫中持守祭坛、养成生命根基的时代，将1979年到2009年，看作“在辖制之中稍稍复兴”的30年，那麽，我们看见，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大地震，无论对中国教会来说，还是对世俗政权而言，似乎都是一个象徵性的转折。
对教会来说，教会浮出水面，参与社会，成了一个规模化的公共事件。家庭教会在参与灾区重建的过程中，整体上已无法隐藏，亦不可隐藏。在2008年5、6月份，据四川教会估算，来川的海内外基督徒志愿者，约有10万到20万人，占志愿者的10%-20%。到2009年春节前，据参加基督徒灾区事工联席会的当地同工估算，春节期间仍留在四川的志愿者中，基督徒比例已超过了90%。
大地震引发的这场社会参与浪潮，除规模化和公开性外，凸显出第三个特点，即持续性。灾後重建和基督徒，在政府和公众眼里，成了两个联系紧密的词。也就是说，2008年政教关系的变迁，包括家庭教会的合法性成为公共议题，都与基督徒在灾後重建中，突出的身分与彰显信仰实践，有很大关系。
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开始进入新的时代。
从旧约启示的应用上说，从圣殿到城墙，就是从建造教会，到祝福社会；从内心信仰，到宗教实践。从社会学的视野说，这一年的意义，就是教会从一个边缘的、受压迫的奴仆地位，开始向著一个主流社会的位分转变。基督徒群体要开始从一个完整的信仰出发，建立起一整套公开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及行为与交往模式，从而完成从秘密团体到“亚社会”的形成。
所谓“城墙”，在今日，并不是指将教会与社会分隔开来的墙，而是指能将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范式，与世俗的生活范式及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的墙，从而形成的一个公开化的“基督徒亚社会”。这是对信徒的生活、家庭和信仰的圣洁与独特性的保护，也是以“基督徒亚社会”影响 “全社会”的必经之路。
参与灾後重建，促进了教会的社会化过程。笔者明显地看到，无论是在属灵的领导力、金钱的奉献和各类资源的运用上，这一轮社会参与，都呈现出四个特点∶
第一，以家庭教会为重心。
第二，以家庭教会中新兴的城市教会为重心。
第三，以家庭教会背景的、非教会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机构、团队为重心。
第四，以非直接宣教的社会事工或福音预工为中心。
这几个特徵，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国教会的走向。
另外可看出的几点是∶
第一，“三自”系统，尽管在教会的公开性和各类资源上，都有家庭教会所没有的优势，但三自系统并没有成为灾後参与的主要力量。这表明城墙的事工，必然是圣殿建造和真道扎根的延伸。得到政府的公开承认，并不等於“社会化”了。
第二，以河南教会为主的团队型系统，以及温州教会系统，是中国家庭教会前30年的主体力量之一。但这次尽管这两大系统在灾区有积极的参与，但仍不是灾区事工的主导力量。这表明，金字塔式的、家族式的，及不成熟的主教制（带领人）的大型教会治理系统，与中国改革30年来形成的多元化的民间社会及其精神资源，不能完全配合。因此，要这样的系统在一个“开放社会”中担当属灵的职分，可能有较大的困难。
第三，在神学上持守基要主义、分离主义或小群主义的，以及受灵恩运动影响的教会系统，也不是这一轮基督徒社会参与的主流。
灾区事工其实是一面镜子，也是上帝建造中国教会的一个管道。观察震後的救助与重建工作，笔者看到家庭教会正处於一个大时代的开端，处於一次充满嬗变、阵痛、试探与祝福的大转型之中。这对家庭教会的神学立场、属灵观和教会建造，将产生巨大的挑战。教会之於世俗社会的公共意义，也将发生改观。
这一年，有无数信徒委身灾区，使主基督耶稣在他们身上得著当得的荣耀。但在群体性的同工上，灾区事工中出现的问题、争战、冲突，如传福音的方式，与灾区救助的关系，对灾难的理解，及教会、机构、团队与灾区、社会和政府的关系，都可能混乱多於秩序，分离多於同工。笔者看见，许多团队因为在真理、异象、属灵传统、工作方式、金钱管理、权柄与次序上的冲突，走向解散、分裂（尽管这些弟兄姊妹在经历挫败、委屈之後，大多仍在灾区坚持服事）。
这样大规模的灾区事工，其实是对一个跨教会的基督徒群体的考验和彩排。一年下来看彩排结果，笔者的结论是，中国虽有高达八九千万的基督徒，但还远远没有形成一个 “亚社会”。若我们可夸口的，只是个人见证的汇集，而非一个因真理而在爱中联结的“基督徒社会”的群体性见证；若我们未能让此群体性见证,如城墙一般，将我们与其他亚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及交往方式区别开来，那麽我们仍旧是失败的。
基督徒的NGO元年
城市教会从人数上来讲，远不如乡村教会。但其社会地位、资讯与资源，及各方面的介入能力并不小。在神学立场和属灵观上，这类教会受基要主义与分离主义的影响较小，而受归正信仰、基督徒的文化使命观、及洛桑会议呼召基督徒社会参与的立场的影响较大。当这类教会积极参与赈灾时，就会出现“机构”（乡村教会阶段，不太可能产生机构）。这种机构，属於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非政府组织。基督徒NGO的出现，是教会社会化的结果。
2008年5到8月，笔者在“彩虹重建”平台服事时，与另一位弟兄轮流撰写每日的灾区事工简报与分析，得知有人说2008年是中国的NGO元年，因为有超过100万的民间志愿者到达四川，这是改革30年最了不起的成就。而在民间力量的自我动员与参与中，家庭教会又扮演了一个显著角色。当时笔者感恩地写下，“2008年将成为中国基督徒的NGO元年”。
赈灾第一阶段的志愿者，很多是受教会差派的。随後，因为情况的需要，机构的形成就有了可能。尽管注册很难，但9月之後留下来的团队，基本上都发展、整合为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机构。或者，注册为公司，按营利性的身分，运作非营利的事工。到2009年初，已少有教会新增派来的志愿者团队。
以成都本地教会为例， “基督徒爱心行动”、“基督徒救助协会”、“香柏领导力”、“圣爱基金会”、“生命力”、“迦南美地”、“帐篷之家”、“牧者心理谘询”等，大约十馀个组织，及许多非正式的团队，形成了灾区事工的主力。以教会为主体参与灾区固定事工的，已是少数。基督徒志愿者不再整合在教会中，而整合在机构里。尤其在 2009年3月，“香柏”与“圣爱”完成合并，更成为跨教会、跨机构同工的象徵性事件。
在新兴的城市教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悔改信主。他们有著强烈的社会参与的意愿，也很容易拥有文化使命的眼光。但危机也在这里。因为最热心社会参与的基督徒，恰恰是最缺乏教会生活、缺少委身顺服操练的那部分基督徒，也即新兴城市教会最缺乏能力与经验去牧养、教导的那群肢体。
一位弟兄对此有很好的分享，他说∶“我们开会都不知道怎麽开。虽然知识分子一天到晚讲自由、民主、尊重人，结果到教会之後，都吵吵闹闹的。我们特别需要教会生活的操练，和教会治理的建造，需要在彼此的关系里学习顺服上帝的道。不然开起会来，还是一群小共产党员。”
对家庭教会来说，机构与教会的关系、国度化与教会观的平衡，是当今新的课题。因为∶
第一，机构的社会化和公开化程度，高於家庭教会。加上灾区事工的流动性和灾区同工的混合性，给在机构服事的信徒接受牧养和参加教会生活，造成了困难。虽然机构的领袖，往往是教会的传道人，但传道人担任行政职务，都面临著同工牧养的难题。
第二，机构的领袖，往往来自社会中上层的信徒，教会的背景较弱，甚至有人尚未委身教会或缺乏教会观。
第三，机构和家庭教会的关系，尚未成型。
但机构对灾区事工的长期效果，显然有著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灾区事工需要机构，使机构成为福音渗透和祝福社会的管道。
第二，教会要以奉献支持机构，而不是由传道人举办社会事工。这能使人清楚自己的职分，免於更深的试探，也使社会事工与宣教事工有更清晰的区分与搭配。
第三，在家庭教会的公开性与社会化进程尚为艰难的时候，当避免基督徒在机构发展上，走上歧途，与“教会国度化”的异象和教会建造目标发生冲突。
圣殿与真道的根基
在城市教会的建造与牧养上，笔者甚有担忧与负担。目前灾区事工的规模发展，已领先家庭教会的建造和成长——尤其是四川本地教会。即使是城市教会，其建造速度和在生命真道上扎根的速度，也慢於教会的社会参与的速度。这种局面若持续，意味著在未来，教会将面临严重的世俗化危机。
地震後的第一阶段，四川教会的同工会，基本上不是同工会，而是“抗震救灾指挥部”。也就是说，在信徒特别需要牧养、关怀之时，教会的牧养、关怀能力反倒大幅下降。参与灾区事工，开放接待其他教会，使得当地教会敞开了大门，却也给教会的牧养、治理和教导，带来了挑战，带来了混乱。这也是机构逐渐替代教会，成为灾区事工主体的原因之一。
将来，基督徒可能获得更大的公共空间，来表达、传递和见证信仰。这也是教会建造、从圣殿到城墙的建造所需要的。主必按他的心意，预备并带来这种变化。
仅两三年前，大部分城市教会的聚会还非常保守，信徒通常不带慕道友参加主日崇拜。只有受洗之後，成了“自己人”，才允许参加主日崇拜。这是传统秘密社团的模式，而非教会的模式。但一年来的灾区重建，推动教会在这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怎能不感谢神呢，因为灾难的冲击太大了，所以灾难反而帮了我们。
随著教会公开化的突破，随著政教关系可能转型改变，也随著基督徒在灾区重建上的持续参与，以及越来越多在文化、社会、慈善、人权和公共领域做光做盐，教会根基问题开始渐渐浮现，最集中地落在了城市教会和灾区教会的建造上。
若不能帮助建造健康、成熟的教会，一切参与都非祝福，而成了试探。我们理所当然要关怀社会，但对中国教会来说，文化使命的关键并不在参与本身，而在教会建造上。其实灾区事工的一切难题，都与教会的根基有关。中国的基督徒忍耐等候了几十年，只要有点社会参与的空间，自然会跑得很快。所以至少一代人以内，我们都不用担心跑得慢。我们要处理的问题，一定都是跑得快带来的。
社会参与的议题，实质就是教会建造的议题！这样的看见，使得笔者在2008年最终领受了神全职的呼召。
接下来的灾区事工，笔者认为，除了机构的成熟，及与教会关系成型外，最大的难题，仍然是家庭教会本身的三个问题∶
第一，是建造认信的教会的问题。在地下化的时代，家庭教会普遍轻视信经、信条，轻视大公教会及改教运动的真理传承。但要形成跨教会的事工和基督徒“亚社会 ”，完成神对我们的托付，让教会能正确面对异端和偏差，以及政治制度环境的压力，以完成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和社会化，就需要一个建立信仰告白的过程。
比如，在灾区事工的跨教会搭配中，一个常见的考察信仰的方式，就是拿出歌本来，我会唱的诗歌，你会不会唱？会唱“同一首歌”的，就是弟兄。但这样的同工，往往无法持久。真道的根基有差异，所见的异象就有差别。不同的属灵观念，带出不同的事奉模式，最终无法合一。因为合一不是从诗歌开始的，而是从真理开始的。
信仰告白的运动，就是在真理上合一的运动。合一不是不允许有差别，而是恰恰要先知道，我们的差别在哪里，有没有违背基要的信仰原则。缺乏这样的真理建造，灾区事工就无法在属灵上更深地持续，并成为教会成长的祝福。
灾後这一年，广大的灾区已建立了许多教会、团契和聚会点。但中国教会在属灵上的混乱和真理上的不成熟，也复制在灾区教会中。因此目前最迫切的，不是短期的宣教事工，而是信仰的归正和当地教会领袖的栽培。
第二，缺乏牧者的问题。据笔者了解，现在灾区教会有全职牧者的比例，可能不到30%。求神在城市教会中动工，呼召更多的仆人。未来的中国社会，会有更多的基督徒律师、商人、作家等等，但最需要、最缺乏的，仍然是牧者。
四川教会在参与灾区重建之中，一切事工的瓶颈，就是缺乏牧者。在灾区，最缺的不是钱，而是人，缺乏有教会生活的基督徒。但最缺的，还是全职的传道人。城市教会如此，灾区教会更是如此。
第三，是教会的治理问题。这一年的灾区事工，从金钱角度说，可能是中国家庭教会有史以来最有钱的一年。虽然少数的团队在奉献的使用上出现问题，但大部分团队没出问题。出问题的是“关系”，是同工间的猜忌、论断，和不信任。这在本质上仍然是教会建造的问题。
财务的管理，金钱的使用，成熟的制度，交账的负担┅┅这些都是教会在真理和职分上缺乏後，所带来的治理上的缺乏。
然而感谢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这一年，主叫我们倍受激励，当然，也让我们看见社会参与的危机，正是教会建造的挑战。主必透过基督徒在灾区重建中的见证，在新的世代，赐给中国教会王后的位分、坚固的城墙，和复兴的祝福。
作者来自四川，传道人，现在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牧会。他也是著名的作家，法律学者，曾任教成都大学。
来源： 海外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