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苏
一.
1991年我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时，因著一个偶然的机会而住进了耶鲁神学院。神学院的校舍是耶鲁校园里最美的一处,神学院座落在一个小丘上,小丘的名字叫科学山。从山脚开始，依次排列著许多和科学有关的院系，诸如物理系、生物系、林学院等等；而神学院却高居山顶。神学院的礼拜堂就正在小丘的最高处,这其中的象征意义是我日后才悟出的。
我当时正在探索法律和政治背后的文化结构，更确切地说，是在寻找民主与法制背后的文化要素。来到神学院，这种探究似乎一下子有了某种特定的方向。在那段时间，我和不少神学生谈过话,有一位韩国学生还送给我一本英文圣经,我在研究法律现实主义和批判的法律研究运动的同时，将圣经看了一遍。其实早在1988年我就读过四福音书,那时我正撰写一部关于非暴力不服从的书，我是把耶稣作为非暴力不服从的最早事例加以研究的。当我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也曾被耶稣的事迹所震撼，但我并没有思考耶稣与个人生命的关系,我把耶稣仅仅作为我书稿中一个可参考数据来研究了。到了1991年,我依然在同一思想模式下重读圣经,因此依然没有更多的收获。我试图探究民主与法制背后的文化精神，但圣经中那些远古的故事似乎并不足以解释现代西方政治和法律制度,我也曾与耶鲁神学生就这一问题作过探讨,但他们的谈话似乎始终不得要领―我要探索人类的普遍原则和民族的文化精神，而他们所说的往往仅限于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完全不具宏观意义。
1991年夏天，我妻子来美探亲。我们因此而搬进神学院的已婚学生宿舍。妻子很快便和神学生们熟悉起来，并在他们的建议下去了附近的教会。她去教会不久就信了耶稣,次年便进入耶鲁神学院学习，后来，竟当了的牧师。
我当然还走著另一条路。
1992年春夏，我先后读了保罗•田立克的《基督教思想史》，《信仰动力学》，《圣经宗教和探索终极实体》。由于这几本书的影响，我开始在理性上接受了上帝。在“终极关怀”之观念的基础上，我承认上帝是我们的主宰。基于喻意释经的态度，我接受圣经为生命指南。我这时的 “信”完全是头脑里的观念活动。
这一年秋天，我又阅读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以及其他一些神学家的著作，我头脑中关于上帝的知识逐步丰富，我自以为搞清了”三位一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等问题。我还从妻子的神学教课书中了解到洗礼的沿革和性质，在自以为读懂了洗礼意义之后，我于1993年复活节受洗,随后进入耶鲁神学院。我进神学院的首要意图是要把信仰在理性上弄清楚;其次是向别人宣讲真理的冲动（我当时不喜欢 “传福音”这个词，认为太俗）。一个文化基督徒关于信仰所能谈的也就是理性，我到神学院去就是要装备我所要宣讲的东西。但进入神学院的第一年，我以理性为基础的信仰竟遭遇巨大挫折。一方面，由于去教会的次数增多，在教会里发现了许多负面的东西。另一方面，在神学院也遇到了几位做人十分差劲的教授和学生。一时间，原来在我理性上黑白分明的信仰突然扭曲了。我申请停学一年，借口是有经济困难,实际真正的原因是我要停下来想一想信仰对我究竟有甚麽意义?
二.
休学后我心灰意冷,时值深秋,纽黑文街头已落叶萧萧,这景象和我的心境十分吻合。牧师看我闲着,介绍我去给一个美国老人教中文,并特别关照我要喜怒不形于色,因为要跟我学中文的老人不仅年迈,而且病重,我答应了牧师的要求。
老人名叫宾克海姆，上世纪四十年代宾克海姆毕业于耶鲁神学院,毕业后,先去了中国,后来去了欧洲，在外传教四十余年之后,直到年逾七旬才返回美国。在去宾克海姆家的路上,我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我预备面对一个长期的病患―听说他集许多稀奇复杂的病于一身,有的病症连医生也难以诊断,光医生能叫得上名的病就有好几种:脊椎骨病变而导致下肢瘫痪(他的几块脊椎骨因坏死而被挤压得粘在了一起);中风后遗症(几年前他中风过一次,那次中风使他基本失去了语言能力,虽然经过几年的康复治疗,情况有所改善,但他说话依然有障碍); 麦类食物引起神经方面的异变(几年前,他有次驾车中途忽然失去知觉，被送医院后，医生检查多次，才发觉他不能食用麦类食品，麦类食物会引发他神经系统的病变,轻者会导致休克，重者会危及生命)。想到要面对这么个重危病人,而且这病人已经八十二岁,我实在很不明白,他为什么还要学中文?
到了宾克海姆家门口,我还是没有来得及举手叩门,就听见屋里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那是一种由衷的笑声,是一种极富感染力的男人的笑声。我非常惊讶―是谁在病人面前如此开怀大笑?待我推门进去,这才发现那笑声竟然发自坐在轮椅上的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那就是我的学生老宾克海姆! 尽管我已有思想准备,我想到我的学生会十分虚弱,但我还是没有想到他竟然如此瘦弱,在医院之外,我从未见过比他更衰弱的病人!但这个骨瘦如柴的衰弱的病人竟然在轮椅上发出那么富于感染力的笑声!就是这个骨瘦如柴,生命的灯油行将用尽的老人,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给我上了信仰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课―那是保罗•田立克的神学著作和耶鲁神学院都未曾教过我的。
我每礼拜去给他上一次课,除了一个礼拜一次我在中文课后扶他下楼散步，其余时间他都只独坐在轮椅上待在房间里。但这个困在轮椅上的老人却让我强烈地的感受到一种极为旺盛的生命力！他喜欢笑，喜乐自他的心灵里流出，就是这种自里面流露出来的充满喜乐的生命彻头彻尾地滋润了我！老宾克海姆学习积极性很高，虽年过八十，虽有语言障碍，虽身体极为虚弱,但他还是认认真真地学着中文,因为他看到耶鲁大学来了许多中国学生,老人学汉语的全部动机就是想向中国学生传福音。在给他教授中文的那一年中,我惊奇地发现,在老人瘦弱的身体里有一个比许多健康的年轻人更宽阔的胸怀,每次我去授课，他总向我询问许多外面的事情,甚至和我讨论中国的宗教政策、政治形势、某些国际性的基督教运动、神学院里关于同性恋的问题、欧洲历史、亚洲文化、美洲的政治、非洲的宣教……
课后，宾克海姆常与我在厨房里一起饮用一瓶淡淡的苹果汁，他通常会就几块没有什麽味道的米花饼(因为他不能吃麦类食品,那种没有味道的米花病就是他的主食)。那饼在我吃来如同嚼腊,但老宾克海姆却吃得津津有味,甚至一边吃着,一边感谢赞美神。
1995年的一个早春,在新英格兰漫长而多雪的冬季过后，我陪宾克海姆先生到积雪正在消融的院子里漫步,这是他数月来第一次到户外活动。院子的一角有几株类似水仙的黄花悄然开发了，那是早春率先绽放的花朵,宾克海姆一眼就看见了,他如同遇见久别的朋友,扶着助行器急奔而去,到了花前,他低头,细声细语地向它们致以早春的问候。我默默站在一旁,看着花,也看着老人,我想,在这个世界上, 能有几人像他这么享受美丽的大自然？我带他散了会儿步,怕他着凉,就把他推回公寓,但刚到公寓门口，宾克海姆先生就想起来还没有和那些花儿说再见了,便提醒我说：“我们应当去和它们说声“再见”。”起初我不知道他要和谁说再见,但只楞了一下就明白了过来,。
一天下午，凝视着窗前院内披着夕阳的草木，宾克海姆先生对我说：“我不喜欢别人的怜悯，因为我并不需要怜悯。上帝看顾我，我很幸福。得病以前，我是一个自负的人。因为自负，我无法与最亲密的人保持关系。病后，上帝开我的眼睛，让我从不同的角度看人看事，对许多事情豁然开朗。我明白许多从前不明白的道理。我感谢上帝，领我来到这新境界，让我享受许多以前忽略的事物。我渐渐变得谦恭起来，与人的关系获得改善。现在我比从前幸福多了。”
宾克海姆先生因健康原因，很少参加教会星期日的礼拜（他的健康条件，只允许他在天气良好情况下于户外逗留很短时间）。但是，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那样自然地与上帝连接——上帝就在他的生命中。他与上帝的关系是他生命中最主要的内容。他常与上帝会面。他说：“上帝并不要高堂大殿。他要住在我们心中。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真正接受上帝，他就与我们同在。
一年过去，宾克海姆先生要移居另外一城。我所教授的中文课也就此结束。实际上，一年来，我没有教会宾克海姆先生多少东西。反倒是他教会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如何生活，如何从上帝那里领受生命。更确切地说，耶稣基督藉这位老人，触摸了我的生命。上帝的火焰从这老人燃烧着的生命，点燃了我黑暗的生命。上帝的话，对我不再仅是知识，乃是生命。耶稣基督不再是远古历史上曾经划过尘世夜空中的一颗流星，我在宾克海姆先生燃烧着的火焰中看到了他。
1995年9月宾克海姆去世了,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在安息礼拜上,宾克海姆的一个朋友给我讲述了老人最后一个精彩的故事:
在去世前几个礼拜，宾克海姆给这个朋友打电话,他们聊了一会儿,宾克海姆如谈家事般地告诉地: “ 我快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了。”这个朋友很惊讶,问他怎会知道？宾克海姆说：“因为我感觉一种喜乐与期待,就好像小时候在圣诞前夕期待圣诞节到来一样。”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宾克海姆。从他身上我看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不是神学著作中的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活生生地活在他生命里面的那个生命。
信仰就是活着。
但信仰是另一种活法。
(宁子根据刘同苏<<黑暗中的光芒>>和<<信仰就是活着>>整理)
蔚蓝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