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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年轮---郑果、陈怀民的爱情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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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子


第一个三十年:上帝的召唤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背井离乡的人可能要算旧约时代的亚伯拉罕了,亚伯拉罕离开故乡吾尔,不是因为生活的理由。圣经记载:主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就照着上帝的吩咐去了。

上路的时候,亚伯拉罕还不知道下一步要往哪里去。


那是一条孤独的路,也是一条光荣的路。旅途上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艰辛,也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惊奇和惊喜。故乡远了,模糊了。渐渐,故乡变成了异乡,岁月变成了道路。



上世纪中叶,在中国闽南一个叫做漳平的地方,有个叫郑果的年轻人也和亚伯拉罕一样听见了上帝的召唤。


那是1949年一个宁静的夜晚,在睡梦中,郑果三次听见主耶稣对他说:“你应献身到福州念神学。”


当时在家乡,年轻的郑果也算是个人物了。他虽出身农家,但读书用功,1941年从福州省立高等师范毕业后,就回乡办学,先当小学校长,后筹办中学,并兼任中学国文教员,还参与不少社会活动。这个古道热肠的年轻人在家乡口碑不错。后来中央政府试行民主制,各县试行县议会,1944年,二十四岁的郑果被选为县议员,第二年就被选为县议长,并带领县议会制衡县政府,为老百姓争取权益。


县议长一职若放在今天,可能相当于县人大政协主任吧。在老百姓眼里,当议长可比当校长风光多了。当年县议长的政治待遇之一就是出门坐轿子,但年轻的郑果拒绝了这个待遇,无论上山还是下乡,一概徒步而行。


郑果踏上仕途不久,就看见了官场的浑浊,并发现教育和议会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更令他惊心的是,自己也陷在这些问题之中。


1946年,在一场布道大会上,他听到了福音,这才晓得罪的来源和罪人的出路,他因此信了耶稣。


1949年的那一夜,郑果听见了主耶稣的召唤,很快便辞去官职,去福州念了神学。一年之后,主的召唤再次临到,主对他说:“你应申请出国读神学,在海外各地为我作见证。”


这回郑果犹豫了。


他有五个年幼的孩子,妻子没有工作,母亲也需要赡养。他以家庭经济为由,向主推辞。但主耶稣以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中的一段话回答了他: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及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25-33)


这是上帝的吩咐,也是上帝的承诺,郑果选择了对上帝的顺服。



郑果的妻子陈怀民出身于书香门第,本是大家闺秀,但是在二十岁那年却嫁给了农家子弟郑果。婚后十年间他们有了五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一个五岁、一个三岁、最小的才九个月。陈怀民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个贤惠的妻子。既然上帝呼召郑果去香港念神学,她愿意和丈夫同心顺服主。但面对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需要赡养的婆婆,她不得不考虑日后的生活。她问郑果:“你走了,我们一家七口到哪里吃饭?”郑果却回答说:“吃《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可以吃吗?”“可以吃。这是主的应许,主的话是靠得住的。”


就凭着上帝的这个应许,陈怀民接过了丈夫留下的担子。


就凭者上帝的这个应许,郑果踏上了远离故乡的旅途。


上路的时候,郑果以为这只是一次短暂的离别,陈怀民也以为,丈夫念完了神学就会回到家乡。没想到,此去山高路远,此别岁月连绵。直等到故乡变成了异乡,直等到黑发变成了白发,他们才得以重逢。


九岁的大儿子祖漳在父亲离开的那天忽然有种预感,他隐隐觉得父亲这一次会走很久,很远,这一走就永远回不来了,他牵着弟弟的手一直跟在父亲的身后。到了车站,父亲给两个孩子一人一分钱,叫他们去买花生米,吩咐他们买了花生米就回家找妈妈。两个孩子拿了钱却不肯离开,眼睛一直盯着父亲,但父亲的身影还是在人群中消失了……


第二个三十年:异乡与故乡



郑果离开家乡的时候,口袋里只有一块钱港币,当时人民政府规定,大陆公民去香港只能携带一块钱港币。在香港郑果没有亲友,第一天在一户人家落脚,那是经友人介绍的一个暂时住处;第二天早上他花一毛钱在街边小摊买了碗粥,中午没吃饭,晚上饿得实在挺不住,就在小摊上花四毛钱吃了顿晚餐;第三天也是如此;第四天已身无分文。


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忽然,一个熟悉的面孔从人群中闪过,几乎同时,那人也看见了他。那是个美国宣教士,曾在郑果的家乡工作过,他们早年认识,只是两人都没想到会在香港街头碰见。那位宣教士听郑果说来香港是要念神学,就问道:“你学费从哪里来?靠什么生活?”郑果指着天,笃定地说:“仰望主的供应。”


郑果回到了住处,第二天就收到一个信封,是那位宣教士派人送来的,信封内是500元港币。在当时,那是笔不小的数目。郑果拿着这笔钱立刻赶往神学院报名,付了学费,剩下的钱还够维持他相当一段时间的生活。


离家的时候,郑果留给妻子的不仅仅是母亲和五个孩子,还有《马太福音》第六章,那是上帝的承诺,是上帝开的支票。只是他没有想到,初抵香港,他就在那张支票上支取了念神学院第一阶段所需的费用。当500元港币用完的时候,上帝依然用他意想不到的方式继续供应他,直到他毕业。



郑果走后,陈怀民独自挑起了丈夫留下的重担,那是一般女人挑不起的担子。最初几年,因着政治的因素,陈怀民得不到丈夫的任何消息,她日夜牵挂着只身在外的丈夫,独自背负着政治的压力、社会的歧视、家庭的重担,也默默承受着一个三十岁女人的孤独、寂寞、痛苦。孩子们都小,她内心的苦楚无法对孩子们说,也无法对外人说。丈夫去了海外,而且是去念神学院,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这是双重的政治包袱,没有人敢替她背负这个包袱,也没有人能替她背负这个包袱。


夜深人静的时候,陈怀民把五个孩子安顿了,总是一个人就着一盏灯,一边做针线,一边流泪、唱诗、祈祷。


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要靠她养,婆婆要靠她照顾。她没有薪水,白天辛勤劳作,深夜还要挑灯缝补、做鞋子,以补贴家用。孩子们渐渐长大,家庭开支也越来越大。为了养家,为了三个进入学龄的孩子能继续在城里念书,她决定带最小的两个孩子到乡下种田。

在丈夫的老家,陈怀民分到了一块地。生长在书香门第的陈怀民象农民一样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除了种地,她还养猪、积肥、挑水、砍柴、碾米、磨番薯、捞番薯渣喂猪、晒番薯粉去卖,白天干完了外面的活,深夜还得在油灯下做鞋子、做缝补。


那年干旱,地干得裂了缝,连水库都快干了。陈怀民挖了条通往水库的垄沟,带着五岁的女儿我凡到水库里舀水浇地,她站在水库里一瓢一瓢地舀,一瓢一瓢地往垄沟里倒水,不知道要舀多少瓢的水,不知道要倒多少瓢的水,水才能顺沟流入她家的地。


一个丈夫不在身边的年轻妻子,一个父亲不在身边的年幼孩子,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在干裂的土地上找水,舀水,可是她们倒进垄沟的水却常常在半道上就被同村人堵截了。



离开家乡数年之后,郑果终于可以和家人通信了。此时他已经从神学院毕业,并留校作了教员,有了薪水,他把薪水的三分之二寄给妻子,自己只留用三分之一。


陈怀民有了丈夫的消息,有了丈夫汇来的港币,经济的压力有了缓解,就带着孩子返回了城里。然而,苦难并没有结束。


六十年代初,中华大地遭遇了极其严重的饥荒,官方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因粮食严重短缺,许多人饿死,许多人患上了水肿病。陈怀民和她的五个孩子也陷入了饥荒。孩子们饥饿、浮肿、病重,陈怀民心如刀绞,她已经饿得全身浮肿,却还把自己那份用猪饲料做的糠饼分给孩子。然而,她那一份糠饼怎能填饱五个孩子的肚子?守着五个饿得几乎要死的孩子,陈怀民泪如泉涌。


母亲的眼泪救不了孩子,母亲的糠饼救不了孩子,母亲的叹息救不了孩子,但母亲的祈祷、母亲的信心却托住了孩子。



当国内闹饥荒的时候,郑果已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牧会,当他在菲律宾的报纸上得知国内饿死人的消息时,心急如焚,他立刻想方设法从香港、新加坡给孩子们买猪油、罐头猪肉、面粉,并设法寄往家乡。正当孩子们最需要食物救命的时候,父亲寄的食物就到了。


吃《马太福音》!这是上帝的应许。即使在大饥荒的年代,上帝依然向这个家庭履行了他的承诺。


在海外,郑果也承受着与亲人离别的痛苦,忍受着独自生活的种种不便和孤独。但他全心投入了福音事工,不仅做神学院的学生工作,主日也应邀到不同的教会讲道。主耶稣把普世宣教的负担放在郑果心中,他想到西方宣教士两百年前就在履行主耶稣的大使命,把福音带到了中国,把福音传给了中国人,而中国教会却迟迟没有普世宣教的行动,这让郑果深感不安,也深感愧疚。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不做地上的事,我要做天上的事。”


虽然非常忙碌,郑果还是日夜惦记着故乡的妻子和孩子。1958年,他想把家人接出来和他一起生活,但在那特殊的年代,在那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中,陈怀民的出国申请造到了国内相关部门的拒绝。


郑果想念妻子、孩子,想到撕心裂肺的时候,就匍匐在主耶稣面前痛哭。每一天、每一餐他都轻声呼唤着妻子和每一个孩子的名字,为他们守望,为他们切切祈祷。


陈怀民也日夜思念着远在异乡的丈夫。郑果是她少女时代的同窗,是她的初恋,是她要牵手共度一生的人。在数不清的夜晚,她跪在窗前,膝盖下垫着枕头,望着窗外,望着远方,为丈夫守望,也为丈夫切切祷告。



1966年,一场更大的浩劫临到了中国大地,也临到了郑果留在故乡的亲人。陈怀民和两个儿子都被抓了,都遭遇了毒打,为了保护孩子,陈怀民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结果被打得昏死过去。醒来之后才发现手臂发黑,肿得连衣袖都脱不下来,得用剪刀把衣袖剪开,至今她的手臂上还带着当年留下的伤疤。


大儿子被关了,家也被洗劫一空。不久之后,全家被扫地出门。陈怀民带着儿女们又一次下乡种田,但这一次是被逼下乡,并且住进了真正的牛棚。在臭气烘天的牛棚里,一家四代人只能挤在一张用毛竹做的床上。


养猪、积肥、吃地瓜叶,干重活,别人收工回家了,他们还得继续干。在那阶级斗争是头等大事的年代,因为丈夫在海外,陈怀民和孩子们受尽了各样的苦待,与丈夫的联系又被迫中断了,但她对丈夫无怨无悔,对丈夫走上这条路无怨无悔。无论怎么苦,她即使眼中含泪,口中也仍唱着赞美诗。


在苦难中,五个孩子长大了。


在苦难中,陈怀民的头发熬白了,眼睛哭坏了,身体累跨了。


当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郑果正在日本宣教,他也是在海外的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


在家人受苦、受辱的年月,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昼夜为他们流泪祈祷。


在一次极其忧伤的祈祷中,他想起主在1959年给他的另一个应许:“我要使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


他相信主的话是靠得住的,他相信有一天,他受苦的家人会出来享福。


但还要等多久?



几十年的分离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痛苦的。对未成年的孩子们来说,父亲的缺席不仅仅意味着餐桌上少了一双筷子;对年轻的妻子来说,丈夫的缺席也不仅仅意味着屋里空了把椅子,门口少了双鞋子。


父亲离开的时候,祖漳九岁,他清楚记得父亲消失的背影。每当受到凌辱,他就会忍不住在心中呼喊:“父亲,你在哪里?为什么撇下妈妈和我们?”


父亲离开的时候,亚南五岁,她对父亲只有模糊的记忆。可是每当看到同龄的孩子有父亲牵着手上街买东西,总是羡慕不已。读小学开家长会的时候,她总是盼望爸爸能来听一听老师对她的夸奖。


父亲离开的时候,我凡只有九个月,她对父亲没有记忆。但中学下乡劳动的时候,竟有素不相识的村民还记得她的父亲,说她父亲是个好人。我凡万万没有想到,父亲离开了那么久,父亲当年为老百姓做过的好事,却还有人记得。


虽然在孩子们的生活中父亲缺席,但在孩子们的心灵中父爱却从未缺席。


祖金忘不了父亲临别时给他一分钱买花生米,忘不了饥荒年代父亲寄来的食物,忘不了父亲一封又一封家信中对他的叮嘱。


琬瑜忘不了第一次收到父亲来信时的喜悦,忘不了父亲留在信上的亲吻,也忘不了信笺上父亲的泪痕。


法国作家雨果说:“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


对于这个离别数十年的家庭来说,在爱里,父亲不缺席。爱是完整的,家就是完整的。


曾有人劝陈怀民改嫁,甚至有人把纸条从院子的门缝里塞进来,但陈怀民只一心一意等着丈夫,即使在丈夫杳无音讯的那些年月,陈怀民也坚定地相信,丈夫在等她,有一天她会和丈夫相聚,即使在地上见不到,在天上也能见到。


虽然郑果在海外四处奔走,虽然爱慕他的女人时不时出现,虽然他是个受欢迎的牧者,甚至还被人称为“明星牧师”,但他从不给别人、也不给自己落入试探的机会。他总是明确地告诉周围的人:“我的妻子叫陈怀民,她在大陆,我是一定要把她接出来的。”


虽然陈怀民的出国申请一再受阻,但郑果相信上帝1959年给他的应许:“我要使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郑果相信,有一天,不但他的妻子,连他所有的孩子都会被主带领出来。



1976年郑果从菲律宾移居美国,接任中国信徒布道会总干事一职。


两年之后,美国有位内地会的宣教士访问北京,那次的访问行程也包含与北京高层官员见面,行前他问郑果有没有事情需要帮忙?郑果告诉他,妻子的申请出国一再受到地方当局的拦阻,希望北京政府过问一下此事。结果,那位宣教士访问北京后,陈怀民出国的一切障碍全部解除。


1980年11月,陈怀民的移民申请被批准。


等了三十年,他们夫妇终于等来了相会的这一天。


三十年的等候,三十年的守望,三十年的望眼欲穿,多少思念,多少眼泪,多少辛酸……


三十年有多远?


三十年有多久?


加拿大夏城郊外有一座少女雕像、雕像前面有一条通往美国的铁路、而后面则是故乡的草地和村里的小教堂。雕像讲述的是少年伊万杰琳等候爱人的故事。


从正面看,她是个美丽如梦的女孩,可你若顺时针转向她的身侧,你会发现青春正一点点消失,待时针方向转到接近终点,你会惊奇地发现,她已然成了个身披沧桑的老人。


沧桑也是一种雕塑。生命、信念、爱、美,不是被时间改变了,乃是被时间完成了。



终于要告别了。可这儿是陈怀民生活了六十年的故乡,这儿有她的辛酸、她的甜蜜,有她过往的一切,有她难分难舍的亲人。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曾经这样描述一种爱的离别:


在这街市上,我曾撒下过多的零碎的精神,在这山中,也有过多的赤裸着行走的我所爱怜的孩子,离开他们,我不能不觉得负担与痛心。


这不是今日我脱弃了一件衣裳,乃是我用自己的手撕下了自己的皮肤。


我若能把这里的一切都带了去,何等的快乐啊,但是我又怎能呢?


第三个三十年:抵达彼岸



1980年1月,陈怀民飞抵香港。这儿是郑果的第一个异乡。郑果本来打算在香港接了她一起飞往美国旧金山,但陈怀民到达香港的那天,郑果在菲律宾的宣教行程还没有结束,陈怀民在宾馆中又等了两天,才在机场接到了从菲律宾飞来接她去美国的丈夫。
郑果的采访片断:


“在飞机上两小时,就想和她第一句话说什么?神给我一句话:我再也不离开你。


下飞机看见她,改变了身材和模样,就问:你吃了什么,吃得这么胖?她说:吃《马太福音》。”

圣经里有部浪漫的爱情书卷,名为《雅歌》,书中有段这样的描写:


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雅歌》2:11-13


起来,与我同去。是爱的召唤,是欢乐的召唤。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


1951年郑果离开家的时候,家中留下了五个孩子。三十年后,当五个孩子分批移民美国的时候,五个人都已成家立业,连最小的女儿我凡也做了母亲。八十年代初,孩子们分批移民美国,每三个月来一家,到1984年,来到美国的家人已达二十七人。



转眼三十年又过去了,如今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已经变为五十五人。


当年郑果上路的时候,并不晓得这一路要走多久、走多远,但他知道是主的吩咐,就照着去行了。


当年亚伯拉罕上路的时候,也不晓得路要走多久,只晓得照着神的吩咐去做,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多如海沙,万国也因他而蒙福。


故乡远了,模糊了,已经变为异乡了。


人是客旅,是寄居的,是这世界的异乡人。


一生的足迹


郑果1919年生于福建漳平,1946年在家乡信主,1949年蒙召传道,1951年到香港接受神学装备,1959年到菲律宾牧会、推动差传、参与神学教育,1976年移居美国,先后任中国信徒布道会总干事、加州山景城中国基督教会主任牧师、华人福音普传会主任、华福国际董事会主席等职,被称为“差传先锋”。


2009年10月,郑果息了地上的劳苦,安息主怀。2009年10月31日,美国加州山景城华人教会为郑果牧师举办了安息礼和安葬礼。


郑果背井离乡年方三十,留下妻子和五个孩子,三十年后妻儿浩浩荡荡移民美国,如今居留美国的家庭成员已达五十五人。


神说:“我要使孤独的有家,叫被囚的出来享福。”


神这么说,事情就这么成了。



(宁子2009年3月4日初稿,本文原为电视纪录片《三藩不老情》的解说词,该片将由神州传播协会2010年12月发行。)










来源:蔚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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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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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谱写的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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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可以吃吗?”“可以吃。这是主的应许,主的话是靠得住的。”
呵呵呵!!!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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