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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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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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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
2011-12-04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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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里找到经济学的源头——对话苏小和
余*杰：作为一名颇受欢迎的财经作家，你一直强调要讲“常识”。我很欣赏这种对常识的坚守。有人说，经济学是离上帝最远的一门学科，经济学建立在赤裸裸的利益的基础上，是一种冷酷的理性主义，连圣经中也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眼还难。所以，诺贝尔生前设立了若干奖项，偏偏就是不设立经济学奖，经济学奖是后来才设立的，跟诺贝尔本人无关。你如何评价这种看法？
苏小和：我信主之后，继续写财经评论的时候，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圣经中寻找经济学的根基。我不认为经济学离神学最远、离上帝最远，相反，我认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完全符合圣经原则。如果没有圣经的教导、没有神的维度，所有的经济学原理都只能是假设。比如，经济学中有名的那个“理性经济人假设”，为何只是“假设”，而不是我们基督徒常说的“确认”呢？我想到了圣经中耶稣解救行淫的妇人的故事，耶稣对那些企图拿石头砸死妇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可见，就连文士和法利赛人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他们具备了道德反省的能力。但在中国，除了一批被主拣选的基督徒之外，谁有这种反省能力呢？从古到今都没有，中国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既缺乏对神的仰望，也缺乏对自我的质疑。
余*杰：很多朋友说，从你的财经评论中能够读出福音信息来，这是你刻意要通过财经评论的写作来传福音，还是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确实发现圣经原则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你几乎所有的财经评论文章中，“自由”都是一个核心概念，你曾经在一篇讨论农民工问题的文章中说：“我们一样有着无边的梦想，有着聪明与智慧，他们同样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美好的子民。上帝之下，人人平等。…他们一样拥有在城市里自由行走、自由居住、自由创造的权利，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没有任何理由来歧视他们，这既是一种生命的底线，也是一种经济学的底线，一种市场的底线。”在那些所谓保持价值中立的财经类评论中，此种爱与悲悯的情感堪称空谷回音。张文学在题为《自由就是爱》的书评中说：“自由，是上帝所赐，天生拥有，绝非他人的施舍。对自由的各种有意剥夺和束缚，是罪恶。我们不妨把自由看作一种爱，一种上帝赐予人类的爱。我们只有珍视这种爱，追求这种爱，才能得到生活的幸福和社会的安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对“自由就是爱”这一理念的张扬，算是你传福音的一种特殊方式吧？
苏小和：有很多读者说，你的文章中有人性和人文的气息，实际上我知道这是福音的信息。我并非在文章中将福音生搬硬套过来，而是在对当下的问题作分析的时候，虽然使用的是理性的、学术的语言，但在背后有神的维度。圣经中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的话语关乎每个人的生命。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神都会加给，那些美好的事物，如产权、自由、宪政，都是“附加值”。圣经是对我们生命的拯救，但圣经也会带来“附加值”，用经济学的概念，就是“溢出效应”。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东西，财产、人权、民主，都是“溢出效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神的孩子，都要在世上做光做盐。由此，我在圣经中找到了平时思考的价值谱系的源头。
余*杰：是不是中国人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源头，中国人才不认同自由经济、私有产权、民主宪政这些普世价值？
苏小和：为什么古典经济学出现在西方，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却从来没有出现？如果回到原点思考，就会发现在《创世纪》当中，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有了原罪，人成了有限之物。我很喜欢曼德维尔的著作《蜜蜂的寓言》，这本书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入口。作者以蜜蜂比喻人类，他对蜜蜂的定义是贪婪而不是奉献，每只蜜蜂都在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但令人惊讶的是，当每只蜜蜂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却呈现出繁荣景象。人也是这样，每人各尽所能，谋求自己的幸福，最终亦促成了全社会的幸福。
曼德维尔的观点启发了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2]。所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分工等理论。人既不能改变自己，也不能改变别人。人首先要认识神、仰望神、敬畏神，才能认识自己、反省自我。否则，人与人之间比较，都是相对的镜像，互相攀比和猜忌。如果人有一点点自我质疑的能力，愿意说“我错了”，就能避免很多悲剧。我很欣赏朱学勤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3]，近代以来几次重大的人道主义灾难，都是道德主义、理想主义造成的，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认为自己是完人，自己绝对不会错。然而，只有神是完美的，人都是有限的和有罪的，所谓自私，贪婪，虚荣等等，作为一种原罪，存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血液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如果没有此维度，便破坏了古典经济学的原点；如果没有“理性经济人”这一理论，市场经济就会失去理论支持，计划经济就能得到道德支持。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出现大面积的道德优越感，道德由此成为工具甚至武器，被用来迫害市场的自我均衡和自由选择，少数人以道德和计划之名奴役他人。大饥荒和“文革”就是如此发生的。我看到“文革”中发生的中学生打死老师事情，这些中学生将自己道德化了，反向地，也将“敌人”妖魔化了。而1949年开始一直蔓延到1978年绝对的计划经济模式，一定是少数人幻想自己拥有上帝之手，幻想自己是道德的发明人和守卫人，用一己之私，剥夺大多数人的权利，包括每个人须臾不可丢失的财产权、知情权和自由迁徙权。
而基督徒认为，人在犯罪堕落之后，人的自私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尊重此事实。如果靠人的能力去改变，只能带来可怕的灾难。我们只能靠耶稣，靠十字架上的宝血，靠主的赦免和救赎，否则便生活在万劫不复之中。
余*杰：有了这样的前提之后，再来分析当下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了？
苏小和：在这个意义上，圣经也是一本经济学著作啊。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神的话多么有智慧啊。以此来衡量，政教没有分离的国家，就不是现代民主国家；政企没有分离的国家，就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政教分离、政企企离、党政分离，是现代文明的起点。但直到今天，大部分中国人并不认同此一普世价值，总是希望党和政府的力量越大越好，管的事情越多越好。党不仅介入民众的日常生活，甚至还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人内心的风景，我们的内心在向着神奔跑。有什么世俗的力量可以限制人的心灵呢？军队可以杀死我们的身体，却不能杀死我们的内心。我很喜欢圣经中的一句话：“那杀死身体不能杀死灵魂的，不要怕他。”人的内心是神的工地，神完全拥有。
如果说政教分离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环节，那么分工就是人类社会的第二个环节。亚当·斯密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从圣经中人的原罪论出发，推导出人类社会必须有分工。政府管理公共领域，市场处理交易、贸易、定价。以此透视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如“国进民退”等，无不庖丁解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第一步是价格改革，赵紫阳说： “改革从价格开始。”可见其远见卓识。在当时，价格改革是一个敏感区域，先实行的是“双轨制”[4]。这是认同神的真理，认识到社会的分工，所谓尊重市场规律。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什么是看不见的手呢？就是神的手。如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所说，我们要有对市场的敬畏，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他知道用“敬畏”这个词。
余*杰：是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必然是自由经济、民主政治肯定者。如果从圣经原则出发，我们会支持小政府、大社会，会尊重人的各项权利，当然也包括私有财产权。
苏小和：前几年，中国通过了物权法，当时有很多讨论，但偏偏少了神学的维度。私有财产是出于神的美意，无法用理性的语言来解释。不是敬畏神的人，会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平等的，有人富裕，有人贫穷，所谓有人是含着金钥匙来到人间的，这难道不是生而不平等吗？而基督徒相信，神造人，给每个人生活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不可被任何世俗力量剥夺的。神爱人，体现为神给每个人以自由和权利，这是一个普世价值，而不仅仅只是西方的价值。难道中国人就天生没有自由和权利吗？圣经中说，有耳当听，有眼当看，还要在屋顶上歌唱，这里说的不就是言论自由吗？为什么欧美那么尊重个人的人权？因为人权是上帝赋予的。我最看重的，一是财产权，这是关乎身体生存的；二是言论自由，这是关乎心灵健全的。其他那些自由与权利也不可或缺，比如迁徙权，连飞鸟都可以自由迁徙，人为何要被锁定在一个地方呢？为什么四川人到北京只能是“暂住”呢？
说到财产权，在中国这个概念一直匮乏。中国的经济在什么时候出问题的？我在《侯家驹的经济史观》一文中分析说：从经济发展观点看，统一本来应该优于分裂，毕竟大一统的格局具有规模经济等优势。可惜，中国经济很少将这样的优势发挥出来，大一统时期经济情况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天下的专制王朝。正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导致经济发展没有解决基本的产权与人权问题，而这正是一国经济发生与发展的基础。孟子说： “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产”，当时指永久使用的农地，若加上所有权概念，则这种私有产权必然会引发持续发展的企业家精神。作为一名企业家，完全的产权，完全的自由经营权，与合理的人权结合在一起，乃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
可叹一部中国经济史，就是削弱产权、践踏人权的历史。莫非王土，显然针对产权而去；莫非王臣，则立意与人权为敌。从秦始皇和汉武帝开始，政府就明目张胆地抢夺私人土地。私有财产从来都不识神圣的，从来都是可以被侵犯的。今天再看《盐铁论》，朝廷将盐、铁、酒等重要产业收归公有，将民营改为国营，彻底侵害了原来经营这些产业者的基本权利。汉武帝时代既破坏了产权，又蹂躏了人权，难怪自汉武帝开始，中国的市场经济便一蹶不振。
余*杰：不仅民众要敬畏市场，政府更应当敬畏市场。不敬畏市场的政府有祸了，毛泽东时代的诸多灾难便是因为迷信政府万能、企图消灭市场。不仅中国是如此，放眼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越是尊重市场、尊重产权、尊重分工的国家，经济越是繁荣；反之亦然。
苏小和：我们梳理近代以来的经济史，会发现重商主义的破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它破落之后的几种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共产主义国家所有制度。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俄罗斯朝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迈进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的发展，而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仍然正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
看欧洲经济学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在当时的法国，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垄断印花布的生产和贸易，任何私人都不能经营。很多法国人只好偷偷做印花布的生意，有点像今天中国的所谓山寨产品。法国政府经常打压这种现象，有七十九个商人为此被判绞刑，三百多个商人被流放。
西班牙的政府主导色彩就更加明显。从重商主义时代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班牙都陷在政府主导的模式里。曾几何时，西班牙曾经比英国还要强大，势力遍及全球，成为当时最大的海上帝国。可是今天，我们很难发现一家伟大的西班牙企业，更没有享誉全球的企业家，今天的西班牙只是一个三流的国家。
俄罗斯的发展就更加不幸。沙皇时期，俄罗斯的企业态势是不错的，至少有私人企业，有财产继承权利，企业的产权比较清晰。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的私人企业彻底消失，政府力量绝对化。这种局面发展到最后，苏联人可以让宇宙飞船上天，有太空站，有导弹和核武器，却造不出一台像样的汽车、电视机，甚至造不出可口的面包、啤酒和奶酪。
那么，百年之间的中国经济，是不是以政府为主导呢？是不是还处在早已经被确定为失败案例的重商主义时期呢？
余*杰：央视几年前拍摄的大型专题片《大国崛起》，还在津津乐道于重商主义，认为重商主义是西方各大国崛起的关键，而闭口不谈民主宪政。真是刻舟求剑。
苏小和：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没有走上正轨。有人开玩笑说，中国既不是政府导向，也不是以党为导向，而是党国导向，因为中国是党国体制，中国的党和国家纠结在一块儿的，所以无法界定。
余*杰：今天中国大部分的学者名流，或御用，或投机，以“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这些大而无当的口号为当局张目，掩饰严峻的社会危机。而你的很多文章都堪称基于圣经真理的“盛世危言”。我很喜欢你的新作《我们怎样阅读中国》，虽然这是一本书评汇集，不是一本原创性的学术专著，但我认为它比大多数所谓的专著更有价值。你的文章，有文字之美，更有思想之美，因为真理本身就是朴素的、简明的。张文学在《自由就是爱》这篇书评中说：“苏小和在书中有意避免了所谓的‘宏大叙事’。而我以为，这恰恰抓住了根本。多少人为‘民族复兴’、‘中国世纪’这样的词汇激动。然而他们却忘记了，如果只谈所谓的‘国家能力’，而不能把发展产生的实惠带给每个个体，这种远景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罢了。在某种条件下，‘国家能力’的增强的另一面，是个体幸福感的降低和缺失、个体权利的被侵犯和打击。”他还说：“经济发展、国家强大的根源，本质上是由每个个体的有效劳动推动和完成的，而也只有独立个体能力的提升和充分展现，才有‘国家能力’的强大。这种因果关系如果被颠倒，后果是可怕的，也是灾难性的。经济发展的意义，也在每个人本身。脱离个体幸福、成果不能惠及到广大公众的身上的发展，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浪费和伴随着大量的罪恶。……与其去大量探讨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不如去让每个公民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这种打破束缚、追求自由发展的个体努力，构成了每个公民的生活、命运和整体的发展、进步。涓涓细流，最终会合为大江大河。愿所有追求自由生活的人，都来读一读这本书。”他说得很好，你讨论的每一个经济学命题和经济现象，最终都落实到个体生命身上。爱神者必爱人，如果没有基督信仰，我们这些罪人都不可能摆脱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诱惑，而去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个体生命，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与捆绑者同捆绑，与哀哭者同哀哭”。
一言以蔽之，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党国一体化，党和政府就是问题本身。用学者于建嵘的说法：“当前中国发生的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主要直接源于官民矛盾。”而官民矛盾，错不在民，而在官，在于“当前的公权力代表组织和机构的权限过大”。那么，如何才能“约束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呢？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必然。仅仅唱几句“以人为本”的高调是不够的，所谓 “以人为本”，最后都变成了以特权阶层为本。如果没有“以神为本”，没有对被神所爱的人的生命与权利的敬畏，一切皆是枉然。我看到你写的一篇评论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5]的文章，这是我看到的关于此事件的最好的文章，因为你有一个神性的维度。
苏小和：在这样的血腥事件中，我仅仅是一名看客，麻木的看客。还有更多人也是麻木的看客，我们以为自己不是唐福珍，我们不在成都。或者每天垂首祈祷，希望下一个不是我。可是聪明的人啊，你不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其实就是为你而鸣！无论你是官员，还是乞丐，无论你是企业家，还是流水线上的工人，无论你是教授，还是文盲，当大火烧毁妇女，当铲车碾碎了别人的家园，请你记住，下一个人，就是你。
所以我们要言说！主耶稣说，“除非你们是瞎子，你们就没有罪过。”我不是瞎子，我看见那些拆迁的官员们手中的砝码，他们理直气壮的信心，竟然是一部叫做《城市拆迁管理条例》的法律；我也看见唐福珍决绝的姿态，竟然也是一部法律，一部叫做《物权法》的法律。政府和市场，官员与草民，竟然都是以法律之名。这太荒谬了，任何伟大的荒诞主义大师，也无法写出如此荒谬的作品。
按照最起码的经济学常识，最大限度地保护私人财产，最大限度地确保自由迁徙的权利，必然能促进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当一个人的产业可以被轻易剥夺，谁还会继续有发展的信心？如此朴素的常识，在这个古老的国家，本来是应该有更多的人去践行的。
可是没有，一个也没有。面对这么多血腥的拆迁事件，每个人都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做官员的，要如实告知；做媒体的，要了解真相；做律师的，要去打官司；做邻居的，要去救人。那些机关大院里的决策者们，要检讨制度是不是有问题，那些学院深处的学者们，要走出象牙塔，走到事故的现场里去，做一些真正的田野调查。
无论如何，任何一种针对公民私有财产的暴力拆迁，最终破坏的都是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基础。而拆迁背后的法律冲突，必然导致所有的人都失去法律的真正保护，所有的人最后都是输家，没有一个人会持续幸福。
余*杰：我看到，《我们怎样阅读中国》一书的简介中说：“作者以自由为关键词，沿着阿玛蒂亚· 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思维范式，对当下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人文和社会现象，进行了碎片式的思考。”我知道，你非常敬重森的学术与人品，你可以进一步介绍一下森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以及他的思想对今天中国社会有哪些启发？
苏小和：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森的良知》。当我读完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之后，我彻底承认，我是一个愧对历史，愧对生命，愧对良知的软体动物。第一层面的羞愧，乃是我们的整体性失忆。在人类的饥饿史册里，中国人应该最有责任，最有动力，也最有必要深入研究群体性饥饿问题，但无论是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还是学者们基于历史的实证性研究，我们都呈现出整体性的缺位状态，以至于年轻一辈对那场大饥饿已经基本失忆。
余*杰：几年前，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演讲时，提及大饥荒的历史，一名年轻的大学生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反驳说，你不要污蔑我们的党和政府，南京大屠杀才杀死三十万人，都发现了万人坑；你说三千万人饿死了，应该有万人坑啊，到现在为止，我没听说过，更没见过，而且我的父母辈、祖父祖母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饿死人的事情。所以，你在说谎。
苏小和：我看到，一家NGO组织对一百名一九七五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就三年大饥饿历史做过一次随机性调查，结果显示，知道这场灾难的人仅为百分之三十七，了解具体死亡人数的人只有百分之十，而认同这场灾难的原因为自然灾害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五。
那么，森的祖国印度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森九岁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四三年，他的家乡印度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馑。森后来承认，他之所以把毕生的精力放在福利经济学领域，与童年饥饿的经历直接有关。在印度，森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和道德地位。森的经济学建构，与其说是对西方经济学体系的一种历史性拓展，不如说是对印度这个曾经饱受饥荒困扰的国度最有力的拯救。森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尽管一直在欧美的最高学府里从事研究工作，但毕生保持着印度国籍，并经常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制订，赢得了印度人民的爱戴。相比之下，我们有着比森更丰富、更具体、更有价值的学术素材，却没有出现哪怕半个森这样的人才。相反，关于饥馑的记忆正在被某种表面的富足遮蔽，我们真是太对不起饿死的先人了。
第二层面的羞愧，是中国学者学术良知的欠缺和学术视野的狭窄。直至今日，在官方的文献和历史教科书中，大饥荒的成因仍然被定性为自然灾害。森认为大饥饿的本质原因是公共行为的失误，即专制体制以及该体制下的民众权利的丧失。在森看来，所谓的公共行为，不仅是指国家的活动，而且包括人民大众所采取的社会行为。不仅有“合作”的（通过公民合作），还有“对抗”的（通过社会批评和政治对抗）。前者显示，国家行动的性质和效力在缺乏公众警惕和活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恶化；而后者则显示，公民权利的丢失，导致了饥饿的普遍蔓延。所以，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中，“权利”成为最基本的概念。
我个人极力赞成森的结论，并且认定大饥荒是中国当时的政治集权体制造成的。在《饥饿与公共行为》里可以看到，印度的体制虽然无法防止下层民众的慢性营养不良，却有效防止了大规模饥荒的重演，因为饥荒很快引起媒体的报道，政府及早采取了补救措施。反观中国，当时的集权体制阻碍了饥饿信息向中央政府传达，而群众对整体性的饥饿局面没有起码的知情权，天真地以为饥饿仅仅限于自身，或者仅仅限于一个生产队，或者一个村庄。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学者们在探索大饥饿的成因，寻找解决大饥饿的方法的时候，似乎仍然在遮蔽什么，或者是回避什么。
[1]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33年生于印度，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关于社会选择、福利分配和贫困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者。森于一九九八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自一九六九年首届经济学奖颁发以来获此殊荣的首例第三世界国家公民。主要著作有：《公共选择与社会福利》、《贫穷和饥荒》、《饥饿与公共行为》、《饥饿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看待发展》、《理性与自由》、《身份与暴力》等。
[2]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所著的《国富论》成为了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开端。这本书发展出了现代的经济学学科，也提供了现代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基础。
[3] 朱学勤，复旦大学史学博士，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其《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比尔》一书是中国学界最早反思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模式的著作。
[4] 双轨制：1985年中国政府正式将“双轨制”作为价格改革的思路，即部分领域由国家垄断，部分放开由市场调节。到八十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经济成为了一个双轨制经济。1988年出现腐败问题，政府想搞价格“闯关”，但没有成功，也成为“六四”事件的伏笔。
[5] 唐福珍事件：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对一处“违章建筑”进行强拆，女企业家唐福珍为了抗拒暴力拆迁保护自家三层楼房，在楼顶天台自焚，29日晚因伤势过重死亡。当地政府将其定义为“暴力抗法”事件，并拘捕死者家人。
注：该文转自苏小和弟兄在一五一十的个人博客，特此致谢！
转自《麦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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