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子
最早认识司徒雷登是因为毛选四卷里的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1948年8月18日）。毛是这样写的：“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当时司徒雷登大使刚刚离开了中国不久。或许，那首著名的流行歌曲《社会主义好》里的一句歌词“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说的就是他。
毛在这里对司徒雷登显然是一种妖魔化的描写，“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是怎样“迷惑”我们的。
今年9月，是新教传如中国整整200周年。我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还历史真像。上网查找，书籍并不多，却偶然在书店买到一本《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作者看来不是基督徒，只是一个研究传教士在中国的学者，很多语言明显带有贬义，介绍了一些外国传教士帮助“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可是我却从中找到真正的司徒雷登。
1876年6月24日，在中国美丽的西湖边，诞生了一个美国孩子，他就是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美国传教士，1869年来到中国传教，全家都会说流利的中国杭州话。司徒雷登12岁回美国读书，17年后，也就是29岁的时候，和妻子一起回到中国，开始在中国传教，经常只身深入中国农村传教，对中国的国情非常了解。
1908年，司徒雷登接受南京金陵神学院的邀请到该校教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神学院是美国教会创办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司徒雷登成为美国合众社记者，由此开始接触中国高层政界人物，如孙中山等人。1914年因妻子生病回美国，受邀在华盛顿讲道，正好美国总统在此礼拜，非常欣赏，专门邀请他去白宫谈中国的情况。
1916年司徒雷登回中国继续在金陵神学院教书，编纂了《希华英词典》、《圣经启事录新注释》、《新福音注释》等书籍，直到1918年一个重要的使命临到他。
1919年1月，北京燕京大学成立（1952年与北京大学合并），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里说到的“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这个所谓的“教会学校”，就是如今闻名世界的北京大学的前身，不错，当年，这个学校确实是由美国几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
司徒雷登上任后立即着手选校址，盖新学校，用4万元买下了海淀区243亩土地。他穿梭于大资本家，大买办中间，拉赞助，要募捐。还经常回美国去要钱。美国铝业大王霍尔、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都慷慨解囊，给“燕大”赞助。从1921年到1937年，仅这两家就给燕大赞助了400万美元。到1941年，司徒雷登给燕大拉的赞助超过了700万美元。
司徒雷登搭起了中美文化教育的桥梁，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共同招收研究生，共同出报刊，目标是培养中美两国的汉学人才。该学社送去美国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国学栋梁。哈佛燕京学社的图书馆的藏书，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令人敬佩的是，司徒雷登校长还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他公开同情学生，说：“燕京大学应该成为训练爱国青年的场所，造就爱国青年学子，期其能服务祖国，拯救同胞，为中国全民族谋福利。”1925年五卅惨案中，司徒雷登坚决支持燕大学生抗议英国巡抚在上海租界枪杀中国工人的暴行。1931年“9。18”事件，司徒雷登和燕大学生一起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1935年“12。9运动”司徒雷登在美国，称赞学生运动是“在中国当代生活中最有希望的运动”。
从1919年到1937年，经过司徒雷登校长18年的努力，燕京大学不仅成为中国一流名校，也已经可以和世界名校媲美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因为拒绝和日本人合作，被关进集中营。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上面说的“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整整坐了3年零8个月。1945年日本投降才放出来，立即着手复校事宜。主持开学典礼后又立即飞往美国给学校筹款。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可谓呕心沥血啊。
但因此，却被毛泽东同志说成是“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装呢？装给谁看呢？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举世闻名的北京大学诠释了一切。
不得不说一个令人遗憾的事情。1955年8月1日，就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6周年之际，他立下了一份遗嘱：“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我妻遗体为邻……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
一个人想把自己的骨灰安置在异国他乡，背后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的啊？他自己评价自己说：中国人的成分要多于美国人。实际上，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了。他和中国人一道经历了清王朝的覆灭，中华民国的降生；在历次学生运动中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一边；抗战期间为中国坐牢；他目睹了国民党的倒台，见证了共产党的胜利；他倾心力促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组成联合政府；他是燕京大学的缔造者，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他家几代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埋在中国呢？
事实残酷地摆在我们面前，中国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
尽管相关人员至今还在努力，但是，没有结果，“上面的意思是以后不要再提此事了”。有报道说，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司徒雷登嘱托， 傅泾波（司徒雷登的中国助理）曾多次向中国驻美大使馆陈述司徒雷登的遗愿。1986年，傅泾波找到中国驻美大使韩叙，托韩将两封信带回国转交有关方面，其中有一封信是直接写给邓小平的，信中再次提到了司徒雷登的遗愿。在傅泾波1988年去世后，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将军仍然在作这方面的努力，但是，结果仍然是令人失望。
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为中国作了这么多好事情的人，难道就因为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遗作就永远定性为敌人了吗？难道就因为当年中美对立，而他恰恰是美国的大使，就永世不能翻身了吗？即便中美关系已经恢复？就算他的骨灰不能安置到北大校园里，难道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胡适语）的学子们会忘记他们的第一任校长吗？
北大至今仍然遵循着司徒雷登校长确定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仍然牢记司徒雷登校长的话：“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谁能相信讲着话的人是一个非中国人？是一个没有资格把自己的骨灰安放在自己亲手创建的校园内的人。
让我们回忆冰心先生在70年前写的一段话。1936年，当司徒雷登60岁的时候，曾为燕大学生、时任燕大教师的冰心在《燕大周刊》上撰文：“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多么可亲可爱的人啊！
1949年，在国共“调停”失败后，司徒雷登站在了蒋介石一边，这是出于他美国大使的立场而不一定是个人立场，他只能这么做。但是当蒋介石下台，国民党政府被迫迁往广州，要求各国使馆一同南迁时，他却坚持留在南京，以务实的态度积极与中国共产党代表联络，并希望美国政府及时承认共产党中国这一现实。他已做好了到北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谈的准备，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不得不遗憾地离开中国。途经冲绳岛时，他发表声明主张美国应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因此被美国国务院下了“禁言令”。与此同时却又遭到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文章的嘲笑，两头受气的他却并没有怀恨在心，依然四处奔波，呼吁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他一直到死都关注着这个被自己称为故乡的地方——中国。
司徒雷登曾经这样评价中国：“在形成本世纪和下个世纪的历史上，他们将产生巨大的、可能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的话正在得到印证。
好在现在除了毛选以外，大家终于可以从其他渠道了解司徒雷登了，和这个名字相联系的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反动派，不再是伪装和欺骗，取而代之的是高尚，是奉献，是感动，和一点遗憾。据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已经正式出版了《司徒雷登传》（李跃森著）。
1962年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歇了他一世的工，安息主怀，终年86岁。他生前的遗嘱至今未能实现。
文章来源：麦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