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一直渴望中国内地会能有一位监督，负责行政的工作，而他自己则致力于开荒、传教和植堂的事情。1873年5月，他写了一封信给苏亨利。
如果这里有一位能干的同工，完全可信赖，能感染他们，而且对神满有信心，又晓得如何与其它传教士相处，那么，我们的工作三年内将会加倍发展，提高果效。不过，我在这里找不到一位无论在学问上、智能上和灵性上，都可以胜任的人。
我亲爱的弟兄，你现在能否和我一起同工呢？……
难道这是没有价值的事情，不值得你去牺牲，使它实现吗？难道我们的主不值得我们全时间、全心、全意、全力去事奉吗？……
我不是一时冲动才写这一封信。我知道要达到我所提出的，实在很困难。我也知道你若踏上这一步，要作多大的牺牲。但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该如何衡量呢？这里一个省分，已象欧洲的国家一样大。当我们认真地想一想：每个省分有一千五百万、二千万、二千五百万人口的时候，我们能忍心看着他们走向灭亡之路吗？
戴德生又写信给白安美说：「我盼望苏亨利先生有信心将自己交托给神，我也希望你有时间与他商谈此事，并为他祷告。」但戴德生不知道白安美此时已因患肺痨而奄奄一息。从伦敦发出的信形容她的情形是「危在旦夕」，「准备回天家」。
苏亨利还在考虑的时候，戴德生仍要面对各样难题。当泰州工作进行顺利，路惠理夫妇就开始有点自满。他们在《不定期报》（Occasional Papers）中发表报告，述说成功的经过，语气显出骄傲和自负。之后，泰州掀起了反洋和反基督教的情绪。路惠理立即换回外国服装，表示他有领事和战舰作后盾。此外，路惠理夫人说她看到一个年轻的中国教士亲吻另一个中国信徒的妻子。她把这事宣扬出去后，两个男人都怒气冲冲地撇下工作，离开泰州。路惠理也向中国内地会提出辞职。
在宁海内地会的中国同工又开始嚷着要加薪。「啊，只有圣灵的洗礼……是唯一解决些问题的方法。」戴德生在写给珍妮的一封短函中说道。
1873年11月，祝名扬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从英国返回中国。跟他们一起的，有包玛莉、戴亨利（Henry Taylor）（与戴德生没有亲属关系）和一位活力充沛的内地会新任传教士鲍康宁（Frederick Baller）。他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观察力极强，他不知道戴德生要面对那么多问题，第一次见戴德生，便觉得他是「我所见的人中最古怪的一个」。但不久之后，他就发现戴德生除了圣洁严肃的一面，还有令人轻松愉快的幽默感。
11月7日，戴德生把戴亨利和鲍康宁带到南京。用整整十天的时间训练他们，向他们介绍既复杂却又有趣的中国习俗。有一件事令鲍康宁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戴德生讨价还价的能耐。中国人时常在戴德生租赁船只、签约买地或房子时提高价钱。于是，戴德生不慌不忙地与他们讨价还价，他从容的态度是他议价时的最大力量。他深知道中国人喜欢绕圈子——慢慢斟酌和集中讨论细节。
鲍康宁相信戴德生这种做生意的技巧，毫无疑问为内地会节省了不少金钱。他说：「他如果从商，他的才干是以使他成为商界奇才。」
1873年10月，戴德生长途跋涉到各分会探访后，便返抵泰州，渴望与珍妮相见。珍妮因有好几天没有听到戴德生的消息，很是挂念。心想他也许在途中生病。所以在路惠理的陪同下，出发找他。
「戴夫人今天早上离开这里往宁海去了。」戴德生返抵泰州时，他们告诉他。
「回来发现你今早已离开了，试想我是多么失望，」他写信给珍妮道：「昨晚我一直想念你，今天大部分时间也是这样。」最后，他们在宁海相聚了，接着的十二月，他们留在泰州过圣诞节。
1874年头几个月，中国内地会的经济出现拮据。戴德生写信给英国内地会的义务秘书何理察说：「虽然经费不足，但我从没有象现今这样快乐，这样的无忧无虑。……请不要为经费一事作出任何呼吁。」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不久之后，穆勒寄来了一封信，里面附着有三百镑（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啊！我亲爱的弟兄，」戴德生写信给英国内地会的司库查约翰说：「能确知神是活着，我们可将忧虑卸给他，实在是何等喜乐的事！…… 我只是他的代理人；是他为了自己的荣耀，从他自己丰富的恩典里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你们可以做的，就是祷告，并靠着信心和爱心作工。」
虽然有这么大笔捐款，但也不能维持很久。内地会大概需要一百镑来维持每周的工作。它有超过五十间建筑物，包括房屋、教堂和学校等，需要维修，其中五分之四要付房租。内地会的工作已伸展到五省以上，旅费自然也跟着上升。
虽然内地会的行政工作占了戴氏大部分时间，但他还是喜欢出外走动，探访各处的中国人。在往太平的船上，他就主动与一位七十二岁的老者搭讪。
「请问贵姓？」
「我姓陈，有一件事常常困扰我：世界万物皆虚浮，我们应该怎样对付常犯的过错呢？」
「是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群传教士才特地来到中国。」
「我们的学者说人是没有来生的，人死后，灵魂也消灭了——但我不相信是这样。」
他那中国式的怀疑论很自然地把他带到真理去。
在戴德生婚后的第一个生日，珍妮送他一本新出版的巴斯达串珠圣经（Baxrer Polyglot Bible）。把书看完一遍后’他惯常记下日期。在最后的空白页上，他用铅笔写着：
1874年1月27日。为了开发浙江省四府四十八县未有福音传到之地，求神加派五十或一百名中国传道人及一些外国监督到这里来；也求神派人打开那九省的福音之门。
五月下旬，戴德生和祝名扬计划从长江出发到武汉去，打开华西布道之门。他们在6月1日乘坐小汽船「汉阳号」出发。
三天后便到达武汉。下船时，戴德生不慎从梯子第二、三级摔下去，脚跟最先着地，脊骨和脚踝都非常疼痛。那一瞬间，他感到呼吸困难，不能动弹。他被抬到旅店的一张床上，几小时后，呼吸才稍觉畅顺。
武汉一位卫斯理会传教士郭修理（Josiah Cox），坚持要戴德生搬到他家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戴德生的背痛减轻了，但还得用拐杖走路。他认为这次的受伤并不严重。
戴德生和珍妮计划回国探望小孩，同时处理一些紧急的事情。他们在八月底出发。船到了法国的马赛（Marseilles），就传来噩耗：白安美因肺病已在七月离世。旅途中，戴德生的背伤开始恶化。抵达伦敦时，他甚至扶着拐杖也寸步难移。
1874年12月，戴德生躺在培兰路六号的床上，背脊和两腿差不多完全瘫痪。床头上面垂着一条绳子，给他抓着来左右转动。在内地会这个历史时刻，他只能在床上指挥一切工作。他的睡房变成差会的总办事处。范约翰和其他义工常到戴德生的床边，花数小时做笔录的工作。伦敦内地会的委员会也在那里开会。珍妮致函在烈定（Reading）卧病中的路惠理，信上说：「看来我们和你们一样，很难重返中国了！」它不象是珍妮的语气——由此可见戴德生当时的病情应该是很严重的。
后来，戴氏又染上严重痢疾。他立了一份新的遗嘱，将一切留给珍妮。当时，珍妮正怀孕。所以孩子都暂时由侯尔道（Howard）、金尼斯（Gumness）和戴贸美三个家庭分别照顾。戴德生的妹妹阿美妮已有九个小孩，其时将有第十个哩！
到了圣诞节，戴德生开始康复。他在床的末端挂着一幅中国地图，这样，便可以看到那九个省分，并更迫切地为那「十八位」传教士祈祷。他口述了一篇题为「请为超过一亿五千万中国人代祷」的文章，同时在几份刊物上发表。那篇文章的结语是：「可否请各位基督徒读者把你们的心交给神，然后用一分钟时间迫切地向神祷求，求他今年差派十八位适合的工人到中国去，专心为主工作。无论是热心的青年、商人、文员或是店务员，凡有与公众接触的经验，知道怎样符合买卖双方要求的，都适合做这份工作。他们要有很大的信心、虔诚的奉献和火般的热心；同时要有乐意为主生活、作工和受苦的心志，甚至在有必要时，为主而死。」
1875年1月7日早餐后，除了珍妮外，每一个在培兰路住的人都围在戴德生床边，为他祷告。珍妮在另外一个房间待产，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正在分娩。一个小孩探头看见她，便连忙将情形告诉祈祷会中的人。
「请问狄乐义姑娘可立刻来吗？」
狄乐义来到时，珍妮的婴孩已经出世了。她赶紧跑到戴德生的房间，推一张沙发椅到他床边，让他滚卧上去。然后把这临时制造的手推车推至珍妮的房间。他很困难地坐起来，进行产后必需的手术。当一切完毕，他已筋疲力竭地倒在沙发上。他们为孩子取名安纳（Ernest），将来也是到中国去的一位传教士。
1875年3月，苏亨利终于答应戴德生的邀请，到中国出任内地会的监督。他和范约翰在三月底同往中国，并设法从缅甸找通道进入中国的西部。
还有更多好消息。经过广泛的宣传后，有二十位青年人对「十八名传道者」的呼召作出回应，其中有几位颇适合。戴德生给他们回信时，都附上这样的一段话：「如果你要作苦工，而不求人的记念；要讨神的喜悦，而不害怕得罪人；并有充分的准备，甚至在有需要时，愿意为主流血作见证；很多时候，又乐于接受财物的损失；……但在救人灵魂的事工上，你肯定可以得到极大的收获，有不朽坏的冠冕为你存留，还会得到主人的赞赏。」
扬州教案之后七年，有损内地会名声的传言已经不胜而走。到了1875年，一般人都很支持内地会。对戴德生来说，好消息和高声望犹如一服滋补的药品，使他的健康日渐好转。到了四月，他已经能够自己上下楼梯，而且在花园散步。然而，他能否回到他挚爱的土地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