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会出版的《不定期报》是一份袖珍册于，每本由十页至三十页不等。戴德生希望这份出版物能有一个吸引人的标题，也打算改变它的形式。珍妮建议用「中国亿兆和我们的工作」为题。这个口号后来成为内地会工作的重心，一直沿用到 1875年底。之后，再简称为（中国亿兆）（China’sMIllionS）。到了现在，这份刊物还是一本受人注目、内容丰富的宣教杂志，不过名称已改为《东亚亿兆》（East Asl’a MIllionS）。
1875年5月，戴德生计算那个月的奉献，只有六十八镑，还差二百三十五镑才可供给中国内地会三个星期的开销。培兰路六号每天都定下时间为中国代诗，戴德生把经济情况告诉他们，说：「让我们在祷告中提醒主。」
那天傍晚，邮差带来一封信，里面附有一张支票，数额刚超过二百三十五镑。由此可知神悦纳戴氏所作的工。
六月，戴德生把拐杖换了手柄，他在伯莱墩（Brighton）举行培灵会，主题是「信靠神」。当要乘火车离开伯莱墩时，在车站碰到俄国贵族卜林基伯爵（Count Bobrlnsky）。
卜林基是前俄国政府的大臣，也有参加这次大会。
「我们一起坐吧。」伯爵说。
「但我持的是三等票，」戴德生回答说。
「我的票可以坐三等，不成问题。」
在路途中，卜林基从袋箧里拿出一张银行汇票给戴德生，数额是五十镑，相等于现在的一千五百镑至二千镑左右。
「你有没有弄错呢？」戴德生问。
「我本意是只给你五镑，但看来神定意给你五十镑了。」
回到培兰路，戴德生发现全家正为中国事工所需的费用举行祈祷会。他们所欠的款项是四十九镑。卜林基的捐献来得正合时，他们欢喜地领受了。诸如此类的事件，令他们的信心更加坚固。
一位神学讲师穆亚（C．G.Moore），时常到培兰路探访戴德生，他形容戴德生的书房满盒子，四壁却是粗糙的书架。离窗口不远的书桌上则堆满信件和纸张。火炉前面，有一张小地毯，上面放着一张又低又窄的铁架床，把地毯差点完全遮盖了。
戴德生就躺在那张铁架床上，和穆亚谈话。穆亚形容那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间」。戴德生不象他想象中的伟人。他一点「傲气」也没有——就象基督所说那种要承受地土的人一样。
另一位到过培兰路的访客，则记得六岁半的戴查理，一直问他父亲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而赫拔和存义则在桌子下角力。
列夫人（Mrs Rich）常常捐助内地会。她写信给戴德生，说她听闻内地会传教士很多时候因经济困难而放弃圣工，转去从事世俗的工作。
戴德生立即回信，要求她指出消息的来源。「这完全是误传，……虽然供应常在需要关头才突然临到，但我不相信有任何传教士的儿女，或任何一位家庭成员，会出现缺乏食物和衣服的情形。
「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人因欠缺金钱而工作受阻；没有一个人因这原因而健康受损；也没有一个人因这缘故而离开工场，或是因此而忿忿不平。……」他承认「有些时候，银根很紧」，但这正好鼓励中国信徒尽力奉献资助传福音的工作，而不会认为宣教只是富裕的社会和国家应该全力负责的。他又解释有些会员离开或被解雇，是完全与经济无关的。列夫人接受了戴氏的解释，继续支持内地会。
现在，戴德生认为自己已完全康复，可以回中国去工作。但谁来负责选新教士？谁来负责《中国亿兆》的出版工作？又谁来安排和寄发所收的献金呢？他以前曾经尝试说服他的妹妹戴贺美和妹夫海恩波（BeniaminBroomhall）参加内地会或其他宣教团体，前往中国工作。他到高达明（Godalming）探访他们。
「你们可否来培兰路一住，协助我的工作？就把它当作试验吧！我需要人手帮忙出版和发行《中国亿兆》，并且接待候选的教士。」他愿意从珍妮在澳洲的叔叔留给她的遗产中，拿钱出来，给他们买一间房子，而且支付他们的薪金。
戴贺美和海恩波终于答应八月搬到培兰路二号。他们在那里一直住了四十年——那座房子在中国内地会中，颇负盛名。戴德生和珍妮住在六号，而中间四号的房子，就充作办公室和接待候选教士之用。
自从发出「十八位传教士」的呼吁后，应征信件象潮水般涌至。六位在传教事工上已素有经验的同工，也自愿请缨。八月，在司布真牧师的大都会基督会堂（Metropoliran Tabermacle）里，举行了一次聚会，与会者达一千五百人，再次欢送三位传教士到中国内地去。而另外九位则在1876年2月加入宣教行列。珍妮写道：「这便组成了十八位传教士。」她没有把他们的姓名—一列出。但一计之下，那时候好象已有二十位传教士了，而且更有陆续而来的。在1876年，至少有六名女教士也被差派赴华。
戴德生很想离英近华，因为这些传教「新丁」需要人指导，认识有关中国生活的良风及恶习。但他首先要委任一位全职的干事，负责在英事务，以代替辞职的问理察（Richard Hill）。何理察举荐苏威廉（William Soltau）代替他。戴德生一面开始训练苏威廉，一面把更多责任交托他的妹夫海恩波。
戴德生的挚友史蒂丝（Miss Stacey）小姐，在1876年5月去世，这个打击使他病了一个星期，不能工作。但他很快从忧伤中回复过来，九月便乘船到中国去。预算这次只离开十个月，所以珍妮留在家里照顾六个孩子（包括她自己生的两个），并全时间的参与培兰路的行政工作。
船到巴黎后，戴氏把文件箱遗在岸上。箱中有很多他预备在旅途上要做的工作，因此，他除了在旅途中勤于写信外（他给珍妮写了很多信，也写得很亲蜜），差不多是被迫在船上度过一个长长的假期。
戴德生于十月底到达上海后，又在前往镇江的途中患上痢疾——这个病是他一生中常常复发的。1876年9月14日，就是他离开英国后的一个星期，中、英两国签署了烟台条约。消息传来，使他对前途感到十分兴奋。现在，持有护照的外国人，可在中国内地旅行，并明文规定受到安全的保障。在条约签订后的四个月里，内地会的传教士已先后进入六个新的省分，来到那些从未有洋人踏足的中国内地。这些年轻的传教士受到各种不同的对待；有些人很友善，但也有些人很凶恶。戴德生把他往湖南途中的遭遇记下来，他提到湖南的妇女时，说道：「她们全心全意崇拜偶象，但都得不到满足，她们的心灵仍是一片迷惘。」
约一个月后，戴德生遗落在巴黎的文件箱竟然寄到镇江。他的工作计划才可完全展开。「我的工作量是我所能承担的四倍，」他诉苦说。书记费查理已回国休假，又找不到人接替他的工作，只有由戴德生偏劳了，另外，还有《中国亿兆》的编辑工作。
每日工作至凌晨二、三时，戴德生便坐在他的簧风琴旁边，弹他心爱的诗歌。以下一首就是他时常弹奏的：
耶稣，我在安息，
安息在你的喜乐中。
你的爱是何等伟大。
记得有一次他和倪义来一起读各地传教士寄来的信件，有些报导他们遇到的各种危险和困难。戴德生倚着书桌，一边读信，一边哼着「耶稣，我在安息」这首诗歌。
倪义来问：「我们的朋友正遭遇危难，你还能哼着歌吗？」
「就算我生在这里，为这些事情忧虑，也是无济于事，而且使我不能做我所当做的事情，所以我只好将一切重担交卸给主。」
1877年5月，在中国的各差会于上海召开一个联合会议。这个会议看来会惹起不少争论。自从七十年前马礼逊来华传教开始，中国的传教工作已有多倍的增长。来自不同宗派的五百多位传教士，对于宣教工作各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差会（例如内地会）着重直接布道和植堂的工作；有些则着重教育和培训方面。会议中有些人批评内地会，说他们派遣年轻而没有经验的传教士，长途跋涉到中国内地去。「名词问题」也是一个引起激辩的焦点。所谓「名词之争」，就是用哪一个中国词语来翻译经文中的「上帝」。
戴德生担心这些问题所引起的纷争。除非会议中有圣灵的充满，否则难免出现分歧。所以他先邀约了大约三十位来自四个不同差会的传教士在武汉会面，一起祈祷，作属灵的装备。在这个会议结束时，伦敦会的杨格非（Griffith John）说：「我为戴德生感谢神；我为中国内地会感谢神；我为我的年轻弟兄感谢神。」
三个星期后，大约一百四十多位来自十八个差会和三间圣经公会的男女牧师、教士和传道，举行会议。引起争论的「名词问题」，虽然在一次演讲中提了出来，掀起一场争辩，但没有列在议程内。戴德生为内地会到偏远地方传福音的宗旨辩护，认为这是建立教会的必备工作。有两位讲员认为西方的世俗文学和科学知识，比宗教更能有效地驱除迷信，但他们不为大多数人所支持。大部分人接纳戴德生和杨格非的路线，就是传道的主要目的是宣扬神，指出罪恶和救恩，但也不抹煞文学和科学的价值。
总而言之，在此次会议中，协议多于争辩，而内地会也普受人接纳。戴德生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国传教事工最重要的一步。
上海会议之后，戴德生的坐骨神经痛又告复发。之后，戴德生出发到浙江的布道所去，与他同行的有韦里信（Elizabeth Wilson）女士。韦里信女士从小就想献身宣教，终于在踏入中年后，才能实现她多年的梦想。她中年白发，在中国人当中很受敬重。途中他们不只一次被华人请到庙宇里聚会。而庙宇中的偶象已被清除，改作基督徒崇拜的地方。
韦里信女士永远不能忘记戴德生的白色文件箱，以及他每天为内地会祷告三次，并逐一为他的同工提名代祷的习惯。
戴德生留在中国的时间，已超出他预期的十个月。但他想在回英之前，再做一件大事，就是在宁波召开一个与英、美差会有关的全浙中国牧师及传道人大会。会中他极力赞扬他们所作的贡献，而且希望以后中国每省都能举行同样的会议。
之后，是应该回国的时候了。珍妮所生的两个孩子，尚在学步阶段，对于在圣诞归家的父亲，他们是完全陌生的，但戴德生却很欢喜看到他们。同时还有十六岁的赫拔、十五岁的存义、十岁的小玛莉亚和九岁的查理，再加上和他们同住的童美莉（Millie Duncan），她是童跟福遗下的孤女。这真是一个热闹的圣诞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