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和珍妮面临另一次离别之苦，1885年1月，戴德生需要回到中国去。戴德生跟珍妮和孩子道别后，就乘计程车离开培兰路的家。戴贺美回到家中，安慰珍妮一会后，又重新投入工作。她要为一群很有恩赐、蒙神选召的年轻人，作最后的准备，以便前往中国。
「剑桥七杰」已经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主领了一连串的聚会。2月2日，他们要到剑桥领会。学生和市民拥挤在校友会礼堂（Guildhall）中。首先起来分享见证的’是英俊的剑桥毕业生，前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划艇队队长司安仁（Stanley Smith）。
他说：「基督的爱催迫我们，要向普世宣扬。我们要往海外传扬真光，否则，黑暗的权势将会在英国向我们夸胜。」
接着是高大、强壮的划船选手，男爵之子章必成（MontagueBeauchamP）起来分享。随后是两位士兵，一位是出身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将军之子何斯德（Dixon Hoste）。另一位是毕业于伊顿书院（Eton College），隶属第二骑兵卫队的宝耀庭（CecilPolhill-Turner）中尉。跟着又是一位伊顿书院的毕业生施达德（C．T．Studd），他是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一位，也是英国最好的全能板球员，1883年跟随雅殊土队（Ashes）从澳洲回来。
施达德说：「我要向你们介绍我的主。在过去的年日中，我有过很多欢乐时光，也尝过世上诸般乐趣，但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一切都不能与我现今经历的喜乐相比。从前我比任何人更热爱板球，但自从主耶稣进人我的心后，我找到一件比它宝贵得多的事，我的心不再迷于球赛：我要去抢救灵魂，事奉他，讨他喜悦。」
宝耀庭的兄弟阿瑟（Arthur）早已悔改，他和施达德的父亲一样，是听了英国的布道家慕迪讲道后归主的。早在1882年，阿瑟已是七杰中第一位倡议要去中国的。第七位是盖全利（William Cassels），他本已按立，计划参加英行教会（CMS）。但他发现英行教会并无进人中国内地的计划，于是转而参加中国内地会。那时，他的母亲曾试图阻止他。
她对戴德生说：「他六个兄弟都到海外去了，请你不要再带走他。」
戴德生回答：「我十分尊重父母亲的意愿。既然你不同意，我一定不会鼓励他这样做的。」
但这位母亲后来回心转意，写信给戴德生，告诉他不想成为一个好儿子的「坏母亲」。
七杰之中，除了何斯德外，都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一位报刊（TheRecord）的记者报导了中国内地会为何能吸引这批杰出人士，愿意放弃一切。他说：「这宣教计划表现出毫不妥协的属灵精神和超越世俗的原则，得到一群真正奉献一切在主脚前的人回应。」
此外，还有一连串为剑桥七杰安排的送别会，其中一次是在伦敦举行，人数众多，使中国内地会的名声也响起来了。当时他们崇高的地位，与扬州暴乱后一落千丈的情况，真有天壤之别。
七杰于1885年2月5日离开伦敦，在3月18日到达上海。有一位酷肖中国人的绅士前来迎接，他们当时还认不出他就是戴德生哩！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努力学好中文；不久，他们就要穿上中国服饰，往内陆进发。他们慢慢沿汉江而上，要往位于陕西省西南隅的汉中去。
施达德和宝耀庭兄弟都觉得学习中文是十分困难和沉闷。所以，他们求神赐给他们说中国话的恩赐。他们到达汉中以后，也鼓励两位年轻的女宣教士跟他们一起祈求。戴德生并不同意这样做，他写道：「撒但十分狡猾，会用尽方法使中国人无法认识福音。他对这批新来的传教士说：「即使我一挥手，就可以使你们脑子里载满中文，我也不会这样做。」结果，他们跟随一位中国学者学习，并且观察和聆听其它资深传教士的一言一行，慢慢的除了学习中文外，也学习他们在工作上的智慧。
1885年底，戴德生希望回英国一行，因为有很多事务等着他处理。不过，他先要尽快成立中国内地会的委员会，委任各区的监督和一位副主任。他还要设立一些学习中文的训练中心。他更加希望看见福音工作在内地的成果，特别是在山西省。
但困难接踵而至，他认为这是撒但的攻击，使他明显看见在那时候返回英国是不可能的。他建议在组织上作出改变，但反应不够理想。早期是各宣教士直接与戴德生联系，大家有一种身处于大家庭的感受。而戴德生的计划是分立各区监督，分区管理，结果引起不少反对和误解。
不过，戴德生的计划也有一点进展。他委派了顾正道（WilliamCooper）担任安庆的监督，并牧养当地教会。他也委派很有语言恩赐的鲍康宁，负责安庆的传教土语言训练中心。此外，戴德生在二十三年前招募的第一位宣教士宓道生（James Meadows），担任上海以南浙江省的监督。最重要的，他委任范约翰为副总主任，作他的副手。
范约翰是云飞郡（Renfrewshire）快活林（Thriepwood）地主之子，他在「兰茂尔号」的一批传教土来到中国前，已于18８６年2月到达宁波。范约翰是苏格兰人，仪表出众，身裁高大。初加入差会时，显得有点羞怯，他的信念是「努力工作，不可浪费光阴」。他曾在宁波、绍兴和缅甸辛勤工作。在１８８0年，他更徒步横过全中国。戴德生写信给差会的每一位成员，告诉他们范约翰会协助他探访一些他不能亲自去的地方，并且在他离开中国时，代表他处理各区监督提出的迫切问题。范约翰担任副主任之职，直到1916年。
戴德生和他的同工一直都想在上海购置中国内地会的新基址，他们在吴淞路看到一个适合的地方。在1886年夏天的一个午祷会上，戴德生求神及时踢下他们需要的金钱，使他们可以购下那个地方。就在同一个下午，一位二十八岁的商人伊荣（Archibald Ewing）从英国格拉斯高来到，他是范约翰的朋友，奉献了一千五百镑予中国内地会，作为购置房产的费用。戴德生签了合约，用大约二千五百镑购下差不多两亩的土地。中国内地会的工作使伊莱大受感动，也正式加入内地会，并且结束了他在苏格兰的生意，他不仅付清了地价，也支付了日后建筑搂宇的一切费用。
虽然珍妮在山西北部地区开展了中国内地会的救助孤儿工作，戴德生却从未有机会探访灾区。那个省分在1876年的大饥荒中，惨遭蹂躏。山西省的面积，几乎相等于英格兰和威尔斯。尽管遭受饥荒，估计仍有九百万人口。在那里事奉神的人当中，有剑桥七杰的盖士利戴德生也希望在中国西南面的四川设立内地会的教区。
在1886年6月的酷热天气下，戴德生开始出发往山西去。随行还有他二十五岁的长子赫拔，以及叶华德（Dr Edwards）医生。食物十分难寻，那些年轻人都习惯接受戴德生兴致勃勃的邀请，在晚上筋疲力尽地睡熟以后，跟他一起品尝「午夜滑鸡」。山西省大部分传教士，包括剑桥七杰中的五位，都聚集在首府太原，迎接戴德生。他们举行了一个星期的聚会，章必成把戴德生的信息编集成书，称为《檬福的日子》（Days of Blessing）。
「神的恩典在我生命里得胜时，」戴德生在山西的聚会中说：「我可以望着一个中国人的脸，说：『无论你是怎样，神可以拯救你。』否则，你怎能帮助一个上了鸦片烟瘾的人？只想追求成功，常使我们没有全心倚靠神的恩典。我们若专心倚靠他，便一定可以看到成果……
「我们应相信一切人为的事，以及一切在基督丰盛恩典以外的事，必须能帮助我们领人归主，才有益处。如果我们的医疗工作可以吸引人到我们这里来，让我们把他们呈献在基督面前，那么，这医疗工作就有益处。但医疗工作若取代了传讲福音，便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若以学校或教育代替了改变人心的属灵能力，也是极大的错误。如果我们以为人可以借着教育过程，而不用经过重生，就能悔改归正，更是大错特错。我们不要本末倒置，那些途径只是辅助而已，让人能够接触基督，如此，我们才可以真的为这些途径感谢神……我们的心应高举荣耀的福音，相信它是神的能力，使人得救。让我们把其他一切都放在福音之下……如果我们确知基督是我们的倚靠，我们就永不灰心。」
戴德生下一站是洪洞，主领一个较大型的聚会，有近三百位中国基督徒及宣教士参加。范约翰比戴德生较早到达，有机会跟一位著名的中国基督徒见面。这位基督徒在中国内地会的历史中，十分著名。
席胜魔从前是一位儒家学者，他在1879年，因为听见英国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的见证而归主。从前他是吸鸦片的，信主后就靠着主戒掉了。他也设立了一些戒烟馆（天招局），使吸鸦片的人可以借着信心和祷告，也靠着药物，戒掉毒瘾。
范约翰用了五、六个星期，跟席胜魔一起到各处探访他的家和戒烟馆，聆听他的讲道，也看他怎样牧养中国的基督徒。「我受到极大的感动，」范约翰忆述说：「他的灵性和热心，他的祷告和禁食，他专心致志地工作，还有他的领导能力，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从没有见过具有如此影响力的人。他十分坚强，似乎没有人能抗拒他，但他又是那么谦卑。我看见别人到他那里求教，尤使我感动不已；他承担每一个人的重担，随时指引他们，并为需要帮助的人祈祷。」
「他对圣经的认识和应用，也使我印象难忘。他传讲一篇关于基督受试探的信息，十分震撼人心。熟悉的经文经过他仔细分析，又加上属灵经历的印证，似乎带出了新的意义。对于他来说，神是极之真实，他经常与神交往。同样，撒但对他来说，也是十分真实。他常与那恶者争战，有时一连数日禁食和祷告。即使在旅途中，我也知道他曾整天禁食，安静等候神带领他解决一些难题。禁食和祷告常是他得力之源。」
终于，戴德生也到了洪洞，他也和范约翰一样，对席胜魔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席氏特殊的恩赐，戴德生计划特别委任他负责山西南部地区的牧养工作，主理该区的教会。席胜魔最初不愿意接受。后来终于答允，并禁食祷告三天，完全没有进食，直至完成按立社。戴德生邀请那地区所有传教士一同参与按手，并祈求神分派他看顾和喂养他的羊。
章必成跟随戴德生远赴西边的汉中，距四川省的边境很近。戴德生骑了一匹骡子，另一匹则驮着他们的行李；章必成却宁愿步行。由于天气炎热，便利用晚上大部分时间赶路，因此他们常在黑暗中迷路。有时，章必成由于太过疲倦，竟在行走时睡着了。醒来时，发现戴德生为他弄了一个蚊帐，使苍蝇不能骚扰他。
有好多次，高大健壮的章必成，把戴德生背在肩上，渡过深及腰际的急湍河流，一些中国人则在两旁帮助戴德生着下地来。在经过一条河流时，他们发觉河边的一些居民，靠着把人驮过河而发了大财。
「这条河今天是过不了的，」他们对戴德生和章必成说。但他们有一套古怪的逻辑：「如果你们肯付一千块钱，我们就可以带你们过去。」
「岂有此理！」章必成说着，就涉足过去。由于暴雨的缘故，河水迅速上涨。那些人看见这两个外国人没有受到吓阻，就走过来帮忙，希望得到一点好处。河水涨得很快，两位传教士发觉再过半小时，就真的没法渡河了。
河的另一边是一条小村子，村内没有客店。他们没法在暴雨中前行，只好找到一处猪舍歇宿。他们没有其它选择，惟有把原来的一位住客赶走，借了一些长凳，又把门板拆下来放在凳上作床，用毛毡包着自己，尽可能使自己睡得舒服。但过了不久，那些猪怒气冲冲地奔进来，冲破篱笆，然后躺在地上，与一位庞大差会的会长，以及一位日后承继父亲爵位的绅士，一同分享那简陋的猪舍。
有一次，章必成听见戴德生唱歌，部分的歌词是：「主啊！感谢你赐食物。」
「食物在哪里呢？」章必成问。
「不远了，」戴德生微笑着回答：「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饥饿，不久会送早餐来。不过，你要等食物到了，才谢恩用饭；我却马上开始谢恩了。」
真的，一两分钟后，他们就遇见一个售饭食的人。
章必成记得每天清早喂骡子的时候，总看见戴德生在烛光下读圣经。在漫长的旅途中，戴德生惯常躺着祈祷。他已经五十多岁，跪着祈祷实在太疲累了。有时，在灵修祷告之后，他会再睡一会。
经过了二十四天的旅程，他们终于抵达汉中。戴德生看到魏医生（DrWIlson）四年前在此开展的医疗工作。又视察了由六位独身的女传教士开办的学校。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商讨进人四川的策略，好使盖士利和其它中国内地会中有圣公会背景的传教士，可以在那里成立英国教会的一个教区。他们禁食祷告了一天，年底前，第一批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就开始在川东工作。
戴德生在汉中最后的一个聚会，是仲夏的一个晚上，在魏医生家中的后院举行。灯光从大厅的屋檐下透出，上面是辽阔的天空和无数的星星。
「我们一起读腓立比书第三章，」戴德生开始读着。他读这章经文的时候，似乎特别着重第七节和和第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困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我们为基督所丢弃的，就是我们所得着的，」戴德生说：「但我们若不肯舍弃，就真的失落了……」
「我到这里来时，」他说：「一路上经过无数城镇，但竟然没有一个基督徒在当中！」
「我们似乎看不见讲员，」魏医生忆述说：「只听见圣灵的声音。每个人都在神面前谦卑认罪，每个人都粉碎自我……我们在那里安然居住，自以为已经遵行主耶稣的使命，忘记了汉中并不代表全世界，忘记我们附近的村落，也可能从未听闻福音，除非我们到他们中间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