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天一事件反思精英教育
赵晗（香港）
近来李双江之子的顽劣事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于教育的反思。
儿子李天一曾一直是李双江的骄傲。他4岁学钢琴，8岁习书法，10岁加入中国少年冰球队，受名师调教，曾多次在钢琴、书法、冰球比赛中摘金夺银，还在2011年举办过自己的歌友会，引得众名人捧场。
李天一从小就被寄予很高的希望。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李双江曾说到，妻子给儿子的未来定的标准，一度是“一定要得诺贝尔奖，一定要当大人物”。
李天一引起了社会极大愤慨，然而他既是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这不应该是他的末日和人生的终结，他同样应该有机会将生命更新，继续他的人生路。
这并不只是李家的悲剧和失败，其背后更隐藏着一群在过分宠溺、过高赞扬和过度保护之下成长的“精英少年”。我想通过我的个人经历来反思“精英教育”。
我曾经一路顺着精英教育的模式长大，绝对称得上一路名校，然而当我走进社会时，真正接触人生时，我惊觉过去的精英教育是“残疾教育”：我的两条腿根本不一样长。在做精英之前，我还不会做一个人！
杰出面具下生命枯干的人
当表现成为一种迎合的手段，当表现成为评价一个学生的唯一标准，当表现与真正的内心断裂，表现便成了一场盛大而华丽的表演，只不过是一张张聪明、勤奋、才华、自信的面具。而那副杰出面具之下是有着绝佳表现却生命枯干的人。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不是单看学业成绩，我们的学生都是多才多艺、舞文弄墨、琴棋书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然而与自己的内心和性情断裂失联，无论外在的表现多么出色，内里也是岌岌可危。
在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中，人的智能至少可以分为八种：语言智能、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肢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内省智能、自然探索智能。之后还有学者提出第九项智能，即“存在智能”。
过去的教育中，普遍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智能和逻辑智能。在一些“名校”的课程安排上，格外注重数理化竞赛以及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而最不容易用“表现”来体现的人际交往智能、内省智能、自然探索智能和存在智能，则基本停留在尚待开发状态。
一个学生可以在高中就自学完成大学的微积分或者分子生物学；他可以勤学苦练达致钢琴十级同时小提琴也技压群芳；他甚至还是校游泳队的主力，写得一手好文章，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被保送至北大或获得美国常春藤多所学校全额奖学金录取——然而，拥有了这些出众的表现，他依旧可能对于自己一无所知！当他什么都可以选择时恰恰更不知道前路在哪里。人生有太多难题，不是光靠逻辑和才华就可以解决。在人生面前，真正可以依靠的，再也不是那些灯光和面具。
谁来告诉我，奋力卓越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如此年轻便感到“输不起”？我该如何面对挫折？我要如何面对死亡？我如何说“不”，该对什么说“不”？我是谁？我活着是为什么？我可以为社会、世界、宇宙做些什么？我这辈子的召命是什么？
在单一的评价标准之下，人人都渴望成功，然而对成功的定义却千篇一律。已经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只会出于惯性而走下去，他可能身怀绝技，但并无真正令他满足的用武之地。有的人可能已经走得无趣又辛苦，但是他不知道除了这条路，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有的人一开始就不想走上这条路，但他没有任何探索和发展自己道路的机会，所以从小就被标签为“失败者”和“异类”，过着本不属于他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独一无二，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本该有着不一样的梦想和人生，然而现今的教育，却是磨灭这些独特和多元，通过“表现”的衡量，将我们裹挟到成功的康庄大道上。这种衡量出现得越来越早，不只在小学，不只在幼儿园，不只在母腹中，在受孕阶段，竞争已经开始。一切不能也不该被策划的，全都被精心地策划着。
“精英病”
2012年8月17日，教育学者熊丙奇在博客上发表一篇名为《从博士抱怨下基层看我国的精英教育》的文章，其中引述了一位厦大的女博士在微博上关于“下基层”的看法：“考察收获：1、毕业后不下基层！2、毕业后坚决不下基层！！3、毕业后死都不下基层！！！减肥，回去找个好男人。”
熊丙奇写道：“博士生下基层，通常被认为是深入进行‘田野调查’，加深对低层社会的了解，然而，这位女博士下基层，是希望被照顾好，吃好喝好玩好。”
并不用对这位女博士过分苛责，这可能仅是她的一种略显极端的情感宣泄，但她想法和她身处的社会、学院大环境分不开，只不过她赤裸裸地表述出来了。这也令人反思，精英教育的胸怀和目的是什么？
我很认同熊老师的看法：“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博士教育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精英教育，旨在培养精英人才。而真正的精英人才，有三个基本特点，即有杰出的能力，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深厚的平民情怀。与这样的精英人才对比，我国培养的博士，杰出的能力谈不上，在社会责任感和平民情怀方面也有十分巨大的差距。不少博士生把精英人才理解为享有特权、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阶层，调查显示，我国博士毕业生占相当比例将公务员作为首选。这样的‘精英’，根本就不是精英。”
“我认识多位哈佛在校生，他们每年都利用暑假回国到中西部义务支教，没有学校组织，也没有学校发文要求‘地方接待’，他们回校后，也不会将此作为一项业绩进行汇报展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社会责任心和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爱。他们的价值观，与美国的精英教育强调社会责任感和平民情怀有关。”
我也曾经深深陶醉于拥有特权、优越感、等级分明、脱离底层的“精英光环”中，很多年后我才觉醒，看到自己的生命出了问题，原来我患上了严重的“精英病”。在病入膏肓中，我想的竟然是“离开美国去火星”。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阿君，每逢我在寻梦的路上感到灰心失意，都会写信给他，而他也往往在回信中表达相同的困惑与偏执、改变与希望。
他在北大获得化学学士和教育学硕士，按他的话说：“我本来奋斗的目标是离开老家去成都、离开四川去北京、离开中国去美国，最好能够离开美国去火星。但后来我放弃了离开。512地震发生后，我返回四川做志愿者，那段时间我重新建立对四川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决定毕业五年后回四川定居。”硕士毕业后他去了广东番禺的一间工厂，服务那里的工人。现在他真的回到了四川老家。
阿君的文字总会引起我极大的共鸣，使我对于自身生命有深刻反思：
“我的首要目标是放弃精英思维，踏实地站回平凡而卑贱的地面。求学时我的目标是成为精英，与众不同，初来番禺时，我彷佛被打回平凡卑贱的原形中，痛苦得辗转反侧。但当我从象牙塔的思维中走出来，接触最普通的流水线工人和办公室文员，我才明白从前的教育理念太曲高和寡。现在的基层生活对我们是有益的，亲身体会过贫贱的意义之后，我们才有行公义、好怜悯的基础。
“我生于底层，但是从读书开始便拚命脱离底层；现在重回底层，于我是一件幸事。否则，若我一直逃离面对底层，我的生命只会像草木禾秸的房子，遇火就烧得一点不剩。”
如今我时常为过去的狭隘、自私和骄傲感到羞耻。我重新学习一种品格——谦卑；学习“与哀哭的人同哭”，用平等的尊严接触所服侍的人，我这才感到活得更像一个人。
我们所盼望看到的教育，应该鼓励青少年追求真理、公义和智慧；为他们给予空间去施展生命无限的潜能；助他们点燃人生的理想；提供接触社会和参与服务的机会从而认识苦难和不公，可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培育认识自己，珍惜他人，懂得自律和与人合作的未来领袖。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的卓越，而是有灵魂的卓越。
“有灵魂的卓越”
我曾经参观过香港的几所中学，其中两间基督教中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一间学校的特色是生命教育。校长在介绍学校办学宗旨时提到，青少年的成长，包含三个方面：知识、品格和灵性。他还提到，一份“对于宇宙奥秘的赞叹”和“超越眼前问题的信仰眼光”尤为重要。
那所学校隶属基督教中国布道会（中布会），而中布会的创办人是无私服务劳苦大众的计志文牧师。校长说：“我们学校的精神，就是无私的服务。”我听罢非常感动。反思我过去的思维，都是想着怎么让别人为我无私的服务，我所接触的学校精神，似乎“教书”多过“育人”，对于“知识”的执着，要明显强于“品格”和“灵性”。
在第二间学校参观时，令我更加惊叹不已。这所学校为来宾预备的学校介绍光碟中，并没有出现每年学校有多少学生升入一流大学，多少学生拿到全优成绩，多少学生举办个人钢琴演奏会，它所强调且引以为豪的，恰恰是这所学校培养的学生，是如何关心社会、服务社会。然而它的学业成绩，同样在香港众多学校中名列前茅。
这所学校地处九龙一个相对贫穷的区域，而这所中学的学生却多数来自较为富裕的中产家庭。正因为如此，学校的社工老师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关心邻居关心社区的情怀。
他们响应“食物银行”组织的号召，将富余的食物集中起来，分享给有需要的穷人。香港很多连锁超市每天丢弃的水果、蔬菜、面包等食物，高达70%是没有过期或腐烂的“可避免厨余”。全港超市每天丢弃约87公吨食物，其中三分之一尚可食用。
为了不让拾荒者捡到其中未过期的面包，他们会在面包上淋上漂白水，宁愿浪费，也不愿捐给食物银行。学生通过食物回收再分配的活动，便看到这个表面光鲜的城市，在利益和贪婪的驱使下，充满着不公不义。
学校社工不会让学生直接接触领食物的人，而是通过类似“食物银行”这样的中间人，他们相信，尊重受助者的尊严同样重要。此外，学校还会组织学生亲身体验贫穷。在学校所处的街道附近，有许多露宿者。平时我们路过这些人，多是遮掩口鼻，目露鄙夷，从未思考过他们的感受如何？更没想过什么原因令他们无家可归？
在学校的体验活动中，学生也会像露宿者一样躺在天桥上或立交桥下。他们要忍受行人的白眼和唾弃，他们亲身感受躺在大街上，在尾气和各种喧嚣中，人的灵魂究竟是怎样的。学校还会安排学生和一些露宿者交谈，使他们认真思考，贫富悬殊的背后，究竟哪里出了问题？作为城市明天的领袖，他们又该从现在开始做些什么？
另外，学校还组织学生为智障人士宿舍绘画壁画，因为他们每天都要面对枯燥的四面墙，如果可以色彩丰富些，心情也可能好些；他们开放学校电脑室，由学生教附近的老年人上网，其中一位老人更是第一次给远在北美的孙子发了第一封电子邮件；他们鼓励彼此服侍，定期组织学生去内地或境外参加短宣活动；他们走进残障人士的生活，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学做幼师，按学生能力自己准备教具，每个人都参与和贡献……
我在这所学校看到了青年人应该有的活力和热情，感受到青年人应该有的责任和担当。
而在我读书的年代，参加社会服务的机会实在太少，所有人都告诉我们：“只要学习好，什么都不用管。”而那时的视野也太过单一，每天的生存就是为了学习，学习就是为了考试，所有的考试都服务于最终的高考，那时很多同学的人生梦想就是考上清华北大，却很少有人会问：“考上之后呢？”
当有人考上了心仪的大学之后，便突然发现人生价值和追求完全坍塌，似乎再也没有支撑自己走下去的动力，然而也有人会描绘之后的人生梦想：抓好学分绩，找到好实习，拿下GRE，要么出国Ph.D，要么大公司拿好福利。
再之后呢？是一片茫然。任何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如果一味关注自己，就越看不清自己；越是沉浸在自己的得失利益中，就越难以得到真正的平安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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