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
第五章 作全群的监督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主的教会，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徒二十28）（本节中「主」字有古卷作「神」字。）
这几句话是保罗在米利都对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所说的。他要他们知道他们作全群的监督固然是被使徒设立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圣灵设立了他们，使他们牧养全教会。因此他提醒他们，使他们明白他们的责任是何等重大，他们的使命是何等宝贵！所以他们必须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从这里我们看出来牧养教会的人如果只被人「封立」，却未会被圣灵设立，根本就不能作全群的监督。人可以派人作社会中各机关各团体的职员或首长，但若没有圣灵的引导和印证，人就不能立任何人作教会的领袖。今日教会中的主教、会督、会长、长老、牧师、执事，数目诚然不少，但被圣灵所立的有多少?完全是由人所立的又有多少?圣灵不会立未曾悔改信主的人作全群的监督，不会立没有好品行的人作全群的监督，更不会立「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作全群的监督。我们固然不能知道今日各教会的领袖有多少是被圣灵所立的，有多少不是被圣灵所立的，但我们若观察一下今日各教会的领袖的信仰、生命、心志、品行、道德、工作，便可以知道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绝不是圣灵所立的，今日教会腐败到这种地步，原因虽然很多，但教会中的领袖大多数不是圣灵所设立的，实在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任何团体中间若没有良好的领袖，就绝不会有什么良好的成绩；教会中缺少了忠心服侍神的领袖，教会也要大受亏损。凡敬畏神的圣徒对今日的教会都感到痛心失望，都承认需要一种彻底的改革，但如果不多有被圣灵所立作全群监督的圣徒兴起，教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我们为今日的教会祷告的时候有许多应当呼求的，其中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求神的灵更多的设立祂所拣选的人作全群的监督。
我在被神差遣选召的时候很清楚的知道祂要我为祂作工，但祂要我作工的方式和道路，我却一点都不知道。当我在二十岁决志接受神的差遣的时候，我还以为神要我在我本来所在的教会中作工，我也预备接受那个教会的资助入神学院读神学。及至二十一岁蒙了神特别的光照以后，读神学的计划就根本打消了，但我还以为神是用我改革旧日腐败的教会。过了两三年，我渐渐发觉改革旧日腐败的教会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那样的教会中真实悔改信主有生命的人数目少得可怜，作领袖的人中又多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同这些人谈改革教会，无异乎「与虎谋皮」。因此我便少到任何旧日的聚会中去，只是自己在家中查考圣经，有机会和人谈道查经，就作些个人的工作。那时我丝毫没有意思要开始作一番新的工作，连想都未曾想过。
北京基督徒会堂的建立真是完全由神一步一步引导的。在上一章里面我曾略略提过怎样从在我家中几个人的小聚会逐渐发展，到1933年春借隆福寺街社交堂的房子聚会。当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想到借地聚会不是长久之计，但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正在那时候，老友石天民和一位两年前在病中蒙神呼召的弟兄一同寻觅居住的房子。他们看中了一所房子，但他们两家用不了那么多的房屋。这才想到何不留下院中北面约五间大房作聚会的用途。经过了几度的磋商和祷告，我们决定就这样作。房子有了，聚会用的椅子和讲桌却一件也没有，每月还要付出一笔房租。以前在圣徒家中聚会的时候，各家都有自己的桌椅家具，又不需要出房租，因此没有什么开支。借社交堂聚会的时候，因为每次聚会付与该堂两圆钱的杂费，所以我们便放一个「献金箱」在堂门里面，从箱中取出的款就作付杂费的用途。将房子租妥以后，我们请一位弟兄到木器铺估价，打算定制一百条长椅子，每条可坐三个人，再定制一个小讲桌。又计算把五间通连的房子的木隔板拆开，把房子里面裱糊一下。这几项用费和第一个月的房租加在一处，需要四百五十圆上下。估计完毕，我便在聚会中报告，请赴会的信徒在三个星期日的聚会中把乐意为这项用途奉献的钱带来，放在献金箱内。每次会毕以后，由我们所托付的五位圣徒开箱，将款取出保管。我们定规如果三个星期以后所收到的献金能达到我们所估计的数目，我们便照数制作那些椅子，如果款少就少作椅子。绝不请人垫钱，不募捐，也不借款。三个星期以后，我们数算了三次的献金，已经超过五百圆。很快的便置办了一切需用的家俱。1933年4月23日在新租的前炒面胡同甲二十三号的房子里起始聚会。从这时候我们才有了比较适宜的聚会房子。五间北房，拥挤着可以容一百八十到二百人。院中还可以坐一百人上下，连东、西、南房三家圣徒自租的住房里也坐二三十个人，总数可以容三百多人。那年6月10日，第一批受浸约六位圣徒在西郊颐和园墙外的河里受浸。7月31日起开夏季讲道会十三天。从那年起，每年夏季我们都开十几天的讲道聚会。那时候我每年都出外作工几次，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北京。北京的工作由老友石天民和另外两位弟兄负责。
才迁到前炒面胡同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了比较适宜的房子聚会，快乐得很。但不久又感到困难了。因为一到冬天院里太冷，不能久坐，屋子里又容不下那么多的人，无可奈何，只好报告请穿厚衣服的人坐在外面，让那些穿得少的人坐在屋里。有些人真可爱，他们来得早，已经坐在屋子里子，但一听我报告，立时便出去坐在院子里，让座给穿衣服少的人。1934年2月14日起，利用春节大家都放假的机会，开春季布道会八天。在院中搭了一座席棚，像人家中办喜事的时候所搭的一样。在棚里用砖搭成两个炉子，聚会的时候生火取暖。可是席棚内究竟不能像屋里一样暖和，只是比在露天暖一些就是了。在前炒面胡同聚会共四年三个月零八天。每年春季开布道会都是这样搭席棚，砌火炉。一到天暖的时候，我们便把窗子取下，使屋内院中都通连起来，这样，院中的人不但听得见讲道，而且看得见讲道的人，讲道的人也可以看得见院中坐着的人。一到天冷的时候，再把窗子安好。
1934年8月1日起，开第二次夏令讲道会十四天，每晚七时半开会。8月8日那天晚间，我正要讲道的时候，忽然落下大雨来。院中坐着的人都起来避雨，但屋内已经坐满了人，一小部分人挤到屋内站着，另一些人避入东、西、南三面，三家圣徒的住屋里面，剩下的一部分人站在屋檐下，淋得衣履皆湿。经过那次困难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宜长久聚会，我们需要有一座更适用的房子，於是我开始祷告，求神给我们预备一个适宜的地方。不久神把一个意思放在我心中，要买一块地皮，建筑一座礼拜堂。经过几日的祷告，又与几位同心的圣徒谈论以后，便另外预备了一个建堂献金箱，报告会众，凡乐意为购地建堂献金的，请在每次聚会的时候把献金放在那个箱子里。我们又推举五位圣徒保管这笔献金，每次取出登账以后，便存在银行里，等到够用的时候进行购地建堂。自1934年8月12日起开始为建堂献金，到那年年终，收到建堂献金四百七十八圆七角八分。1935年全年，收到建堂献金一千二百二十三圆五角七分。到1936年春季我们手中已经有了两千多圆，因此便开始物色地皮。3月间看到史家胡同四十二号的一所房子面积共一亩一分八厘三毫一丝七忽，有十六间房子，索价四干二百圆。我一看见这所房子，心中就有一个意思说，「这个地方最好，就买这所房子。」但有别位信徒主张多看几处，或者还能遇到更价廉的房子，不料费了许多时光和力气，看了几处，再没有比这所房子更适宜的。我们定规买房子的时候决定几个原则：第一，不在用假神名字的街道上购地建堂，就如土地庙、观音寺、老君堂、玉皇阁、大佛寺、斗母官、关帝庙，等等的街巷；第二，需要在市中心区，好使全城各角落的信徒都不至走太多的路；第三，需要在临近大街而且容易找到的地方，一方面使初来的人不至费事寻觅，另一方面在雨雪之后，路途泥泞的时候赴会的人不至太感困难。史家胡同四十二号的地址在这三点上都是最理想的，因此我们在三月底便决定购买这所房子。四月间与旧业主定妥订立契约，但这时候我们手中的钱不过只有三千圆左右。可是同时发现旧业主的契纸不完备，需要一个时期办理清楚。当旧业主把一切手续办完以后，我们手中所收的献金已经足够付房款的用途了。同年10月又自财政局购得门前空地一段，计一分四厘二毫五丝九忽，总面积便有一亩三分多了。
当我们准备购地建堂的时候，便想到在政府立案的事了。因为教会购地应当用团体的名义订立契约，而且将来礼拜堂落成，也需要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好几百个人常在一处聚会，也需要在政府立案。经过多日的祈祷和考虑，我选择了「基督徒会堂」这个名称。聚会的人是基督徒，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为「基督徒会堂」实在是很适宜。这个名词译成英文是The Christian Tabernacle。前几年我看见一本书里有一段话，说犹太人聚会的地方称为「会堂」，今日我们若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为「基督徒会堂」，便是与犹太教发生了关系。那本书的著者是主张用「基督徒聚会处」的。其实新约中所说的会堂在希腊文里是Synagoge杨氏经文汇编Robert Young's Concordance解释它的意思说，「多人聚会的地方。」「Place where people are led together」， 英文圣经就照原文的音将这个字译作 「Synagogue」，至於中文的圣经更没有用希腊字的译音，乃是用一个极易明了的中国名词，尤其没有说这个名词是只有犹太人可以专用的。怎么基督徒就不可用呢?如果说用「会堂」便是与犹太教发生关系，那么中国军政机关里有些部门常用「处」字，称「基督徒聚会处」难道不怕和军政机关发生关系么?何况我们并不是单称「会堂」，乃是称「基督徒会堂」呢？除了那本书的著者以外，大约任何人看见「基督徒会堂」这个名称，也绝不会想到我们与犹太人有什么关系罢。
1936年春季我们进行呈报立案的事。2月8日得着公安局的批示，准许备案。3月5日又得着社会局的批示，准许立案。3月21日我们在聚会的房子的大门外面悬挂了一面白地黑字的横匾，上面是「基督徒会堂」五个大字。我们立案、购地都用这个名称。从那年起，我们就正式用这个名称称我们聚会的地方。（录注：50年代前没有基督教××会。
1937年春季，我们手中已经又有几千圆的献金，便预备建筑会堂。有一位工程师估计一座可容四五百人的会堂需要两万多圆。我们那时就没有敢想能有一座像样子的礼拜堂，只希望能有一座较为牢固的棚子，在聚会的时候不受到风雨的侵袭，我们便很知足了。但神的恩惠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在那年春夏之交，竟以六千七百九十二圆，建筑了一座七十英尺长、四十英尺宽、十八英尺高、（室内从天花板到地面）石板顶的礼拜堂。5月初兴工，7月底竣工。在兴工以前有一位患病卧床多年的姊妹邀我到她的家中谈话，讯问我会堂冬季取暖的设备可不可安装暖气管。她说装置煤炉既不美观，又多灰尘，而且占据不少座位。她又说如果我不反对安装暖气管，她喜欢奉献全部暖气工程。我们从前想都没有敢想到安装暖气管这件事，神竟给我们这种出乎意外的设备。祂的恩典是何等丰盛啊！
1937年7月底，史家胡同四十二号新堂的工程竣工，8月1日上午十时十五分举行奉献新堂聚会，到会的在五百人左右，从那天接连开夏季讲道会十八天。那个时期正值中日战事发生，7月28日夜间中国军队撤退，8月8日正午日军入城。因为人心恐慌，城中许多事业都陷於半停顿状态之中，所以夏季讲道会较往年的日期增加了几天。这时因为有了可容四五百人的会堂，聚会的人不再受烈日暴晒，寒风剌骨的困苦，而且不必再顾虑来人无处可坐，大家的心都感到特别快慰。 新会堂是落成了，但我们仍需要一间小会堂，作儿童会集会的用途，还需要一间会客室并几间小屋。但会堂落成以后，所存的款已经没有多少，所以我们便再等候神的预备。到1938年夏，才开始建筑院内南面的小楼。计下面小会堂一小间，可以容一百人，小屋两间，楼上客厅一大间，小屋四间，院内平房三间，男女厕所各一间。8月7日将小楼奉献给神。到1938年底，院内全部工程竣事。
这次从1934年8月12日开始为购地建堂献金，到1938年12月25日止，4年零5个月，共收到献金一万九千零六十四圆一角七分。加上五年在银行存款的利息四百六十圆零九角八分，再加上出卖院内的几株大树和拆除的房屋旧料所得的款二百六十四圆八角，一共收入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九圆九角五分。支出的部分连购地建堂、置买家俱木器，一共用去一万九千七百五十八圆二角一分。到一切账目都结清以后，还余存三十一圆七角四分。这一切的用款大部分是由圣徒在赴会的时候投到献金箱内的，还有一部分是圣徒交来或是外埠的圣徒汇寄来的，这种献金我们都给他们收据。从开始预备购地建堂，我就谆谆嘱咐圣徒绝不可为这件事向任何人劝募款项，因为那是不荣耀神的事。
现在我要谈一谈会堂内部的设备了。堂内四面除了左右两面各有两个门和五扇窗子以外只有雪白的墙。我们不悬挂任何字画。我们愿意圣徒进到堂内没有任何东西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好使他们专心敬拜神，我们的会堂里面和外面没有一个十字架，因为那是罗马教会的标志。在会堂的东南角的外面有一块白色的房角石，上面刻看四句话，表示我们的信仰和我们所注重的要道，后面又刻了建堂的年份。房角石上这样写着：
「祂为我们的罪受害
「祂从死人里复活了
「祂已经被举到天上
「祂还要再来接我们
一九三七年夏建」
因为要节省地方，我们的讲台设置得很小，只有不足十二英尺长，不足七英尺宽，仅足放一个讲桌，两三张小椅，和一块黑板。讲台前面是一个浸池，讲台两旁设有两副幔帐，有人受浸的时候可以临时拉上，供换衣服的用途。在建堂和安排堂内设备的时候，我们注意三件事——简单、清洁、庄严。堂内的讲台讲桌和椅子都是深灰色的，为要使人看了神经宁静。会堂的门窗里面一律漆成白色，和墙一样；外面一律漆成灰色。堂内只有一架钢琴是紫色的，那是会堂落成一年以后一位女圣徒所奉献的。
我们会堂内每周的聚会往这十几年中有过几度微小的变迁。剩下是每星期日清晨有查经班，上午十时半有敬拜和讲道的聚会，同时在小会堂有儿童聚会，这样把小孩子和成年人分开，既可以使成年人的聚会安静，不受搅扰，又可以使小孩子们领受一些适宜的教导和栽培。下午有圣徒的聚会，会中分领主的晚餐。这个聚会我们只允许被接纳的圣徒参加。此外每周还有一次祈祷会、一次讲道会、一次姊妹的聚会。每年春节开几天的布道会。每年纪念主被卖到记念主复活开几天的会。每年夏季开十几天的夏季讲道会。这种一连若干日的聚会收效最大。此外还有一些家庭聚会。
我们每年记念主耶稣受难与复活，不照着罗马教会所规定的遗传，是照着每年犹太人逾越节的正日子。春分后的第一个月望是犹太人的正月十五日。因此前二日的晚间便是纪念耶稣被卖的日子，我们那天晚间有特别聚会，在月光之下分领主的晚餐。次日（月望前一日）记念主被钉，从那天日落时算起，过了三日三夜，我们便记念主复活了。
我们不庆祝「圣诞节」，因为这不但不是圣经上的真理，而且是罗马教会把古代欧洲人拜假神的日期和习俗改头换面所制造出来的。我们要使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完全与圣经中的真理相符合，不减去什么，也不加上什么。
我们对接纳圣徒采取严格的办法：在未曾清楚知道一个人有真实悔改、信主、得救的经验以前，我们绝不允许他受浸。我们不注重考问什么道理，只注重悔改、信主、得救、重生的经验，这种经验是藉着他们生活的改变证明出来的。我们接纳圣徒是根据「宁缺勿滥」的原则。有些人我们能在一个短的时期中认出他们是已经真诚悔改信主的人，便早些为他们施浸；有些人比较难认识，我们便请他们等候。有些人等候到一年、二年、三年之久，方能受浸。又有些人因为很久不能受浸，便发怨言，甚至发怒，再不来聚会，我们很庆幸没有给他们施浸，因为这样的人如果加入了教会，一定不是教会的益处。有些人很久不能受浸，仍是谦谦卑卑、殷殷勤勤的来聚会，一点不发怒，一点不出怨言，他们认为不能受浸必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这种人受浸以后多半是很好的圣徒。
有不了解我们的人毁谤我们，说我们拉别的教会的信徒加入我们的教会。实际上我们不但不去拉他们，就是他们自己来请求加入我们的教会，也是极不容易得着我们允许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信徒离开他们本来的教会去加入别的教会，并不都是为爱主、为爱真理而作的。有些人在自己的教会中惹了祸，犯了罪，受了斥责，或是受了别人的排挤，没有反抗的力量，或是争名夺利达不到目的，或是同教会中某些人闹意见，以致再不能在原处立足，因而气忿忿的离开了那个教会。他们不甘心受羞辱、遭损失，总想报复一下，他们自己却没有力量能作什么。这种人最喜欢去加入另一个教会，以便藉着这个教会的力量去攻击他所离开的教会。北京有一句俗话说，「官报私仇」，用在这种人身上最合适。这种人攻击他们所离开的教会，表面上说是为真理，实际上却是为报仇泄忿。教会若接纳了这种人，简直是自取败亡！因为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所以特别小心，不肯轻易接纳别的教会的信徒。我这许多年来亲眼看见许多新兴起的教会批评老的教会不好，竭力拖拉老教会的信徒加入他们的教会，当时确是兴旺热闹了一大阵；可是不出十年、二十年，他们的教会竟弄得比他们所批评的老教会更腐败、更黑暗。我看见这种现象，深深的受了警戒，我绝不愿意蹈这种复辙。我不愿意建造草、木、禾秸的工程，从外面看起来伟大，却经不住火的试验。我愿意建造金、银、宝石的工程，虽然微小，却能长存。接纳三个「真实信主的圣徒」，强如接纳三百个、三千个「没有生命的教友」。我们既不想藉着人数众多得名、获利、或增加自己的势力，又何必拉人加入我们的教会呢？不过我知道有许多自命为热心的传道人确实有这种行为，那些不深认识我的人把我和这些人同列，我又焉能怪他们呢？
从一九三三年直到现今十七年之久在这里受浸的一共不过只有五百七十多人。有许多新兴起的教会，一两年之内就能有这样多的人受浸加入教会。在这里受浸的每次只有几个人，有时只有一两个人，多的时候十几个人，最多的一次是二十个人。我每逢看见有些教会一次就接纳几十个人、甚至一二百人加入教会，便替他们担忧。从前在我们这里受浸还比较容易，近些年来我从痛苦的经验中得了教训，越来越加谨慎了。
根据圣经中的真理，我们只为人施浸，在任何情况之下不用其他的方式代替。圣经中绝对没有为人在头上洒水的事。希腊字baptizo是「浸在水中」的意思。约翰是在约但河中为人施浸，耶稣是在约但河里受了浸；腓力是与埃提阿伯的太监一同下到水里去为他施浸。罗马书六章中的前几节述说受浸的要义，是表明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只有浸在水里能表示埋葬，洒水在头上是不能表明这个真理的。如果有人在病榻上悔改信主，他的痛已经危急，没有痊愈的希望，他问到受浸的事，我们就告诉他说，「你既有受浸的心，便已经蒙神悦纳了。你今天不是不想受浸，乃是不能受浸。当你决定要受浸的时候，神便已经看你顺服了。」我们不信必须受浸才能得救。受浸与得救没有关系。受浸是得救以后必须走的一步顺服的路。
我们的教会里不用「牧师」的称呼，因为圣经里没有这种称呼。以弗所书四章11节中的「牧师」原文是poimen中文当译作「牧羊的人」，或「牧人」。这个字在新约中一共提了十八次。除了这一处以外，中文都是译作「牧羊的人」， 「牧人」。当然这里也应当译作「牧人」，不当把「牧人」改为「牧师」。「牧人」是五种恩赐中的一种，不是职分，更不是头衔。不幸，福音传到中国来以后，教会中竟产出这样一个不合经训的称呼来，许多人爱它，许多人追求它，连一些爱慕真理的人也舍不得丢掉它。我不去反对别的教会用这个名称，但我们因为愿意使我们的教会完全合乎圣经，所以绝不用这个名称。但这不是说我们的教会中没有属灵的职分。我们教会里有圣经中所说的职分——监督与执事。一切为神的工作劳苦的工人是执事；负全责治理教会的人是教会的监督。我承认圣灵立我作全群的监督，我却不要这种称呼和头衔。我是教会中的监督，我却不许人用一种特别的头衔称呼我。教会中的监督和执事与一般圣徒不应当在名称上分别出来，使圣徒感觉有职分的人比一般圣徒高出一等，以致形成教会中的阶级。我喜欢人用称呼普通圣徒的名称来称呼我「王先生」，我尤其喜欢比我年长的圣徒喊我「明道」。在我们中间许多比我年轻的圣徒呼我「明道兄」，许多青年圣徒呼我「伯父」或「叔父」。这种称呼使我感到特别亲切，使我和他们都觉得已经成为一家中的人了。
我们的教会里没有受薪金的工人。圣徒记念为神的工作劳苦的人，他们便把他们的奉献随着圣灵的引导送给神的工人。他们是奉献给神的，神的工人也是从神手中领受的。在我们的会堂每一个门内放有一个献金箱。每次聚会的时候圣徒把他们的献金带来放在箱内。如果是为神的工人用的，就用信封封好，外面写明受款的人的姓名，管理献金的圣徒开箱的时候就把这些信封送交给受款人。凡不写明用途的献金都充作会堂的杂用，就如电灯费、电话费、自来水费、修理费、煤火费等等。我们教会中的一切经济收入只从这几个献金箱里取。我一向坚决反对募捐，因为那是羞辱神、伤害人的行为。我们也没有月捐、季捐、年捐等等的办法。我们也不在开会的时候用口袋收钱，那种办法使不信的人误会，以为听道需要交费。又使没有力量的圣徒作难。把献金箱放在门内，愿意奉献的随意投入箱内，不愿奉献和无力奉献的就不必勉强。这实在是最好的办法。我们不用「捐钱」这个名称。因为拿钱帮助人叫作「捐」，神不需要我们拿钱济助祂，自然我们不应当说给祂捐钱。我们只应当存着谦恭诚实的心把我们的金钱奉献给祂，所以应当称作献金。十几年前我没有留意到这一点的时候，曾有一个时期在献金箱上写过「献捐箱」三个字，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名称不适宜，便改作「献金」了。今日我们称一切奉献给神的金钱都叫作「献金」；至於送给人的财物就称「馈赠」，便不能用「献金」这个名词了。
我们聚会的时候讲道的人不穿特制的礼服。穿特制的礼服登台讲道是罗马教会的样式。使徒在世传道的时候绝不会穿特制的礼服。基督徒不必在服装上故意与别人不同，传道人也不应当在服装上与一般信徒有差异。最特别最美丽的礼服是高尚的生活和圣洁的品德。基督徒在世人中间应当穿这种特别的服装，传道人更应当在这些事上作众信徒的榜样。一个生活圣洁、品德高尚的传道人穿了普通的衣服登台讲道，足能使人对他起敬起畏，远胜过身上穿了庄严的礼服、品德却卑鄙污浊的传道人。我们也不赞成圣徒身上佩带小十字架，那也是罗马教会的作风。
我们的会堂里没有唱诗班。我们不愿意让不敬虔的人在众人的前面歌诗赞美神。不敬虔的人不会赞美神，也不配赞美神，神更不悦纳他们的歌声。当然我们可以只选择敬虔的圣徒参加唱诗班，不过敬虔的圣徒中间善於歌唱的不多，若想罗致会唱歌的人才，就必须放宽范围，不能严格的注意信仰与德行，不然，就只好不组织唱诗班。我们选择了后者。
我们在教会选择负工作责任的圣徒，第一注重信仰与德行；至於恩赐与能力，知识与学问，都放在其次；对於金钱和财产，根本就不去注意它。我看见许多教会选择负工作责任的信徒，最注重的就是他们的财产与金钱。只要一个信徒有金钱，便推崇他，高举他，请他负责任，选他为领袖，最终的目的就是请他为教会拿出钱来。教会一走这条路，便要遭遇属灵的败亡，便要腐败堕落。这种作法与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相同。我常常看见这种可哭可痛的现象，因此特别防备这种危险。按正理说，那些在社会中有金钱、有地位的人信主以后，不但不可立时在教会中负责任，而且应当受神特别的对付，因为他们一向就在社会中因着他们有金钱和地位受众人的推崇尊敬，以致养成了一种骄傲自大的心情，这种心情在神面前是最要不得的东西。这种人信主以后，在教会中纵使没有人推崇尊敬他们，他们尚且不免觉得自己比别人尊高，因此怀有一种优越感，若再受到众信徒的抬举尊崇，那就更要骄傲了。治理教会的人对待这种有金钱、有地位的信徒应当与对待其他的信徒完全一样，使他们知道，他们在神面前一点不比别人更强。日久天长，他们那种骄傲自大的心情渐渐消失，自己谦卑下来，然后才可以在教会中负责任。不幸大多数的教会一看见有金钱有地位的人信主，立时向他们百般献媚，竭力逢迎，在教会中给他们特殊的地位和尊荣，好借此敛取他们的金钱，获得他们的援助，并使他们因着在教会中所得的尊荣不舍得离开教会。试看今日大多数教会中的长老、执事、董事、委员、有几个不是在世界上有金钱和地位的人?我亲眼看见许多品格卑鄙、声名狼藉的人在一些教会中受人的恭维推崇，作着教会中的领袖，操着教会中的大权，坐着教会中的前几把交椅。论信仰、论品德、论学识，他们哪一样都不比别人更强，他们惟一的特点就是在世上有金钱和地位。这种教会焉能不腐败?焉能不成为魔鬼的巢穴?
因着我们的教会不推崇在世上有金钱，有地位的信徒，所以失去不少人。有时候有这种人信了主以后，希望在教会中受信徒们特别的重看，却得不着，以致心中感觉不太满意。他们到别的教会中去聚几次会，立时得着那里的人的尊敬推崇，他们便不再回来了。还有从外埠来的信徒到我们这里来，有些人素日在他们本教会中一向是受人的尊敬推崇，他们满心希望到我们这里也要受到那样的待遇，不料到这里以后竟得不着一点特别的优待，及至他们到别的教会去几次，别的教会的传道人一发现他们是在世上有金钱和地位的人，立时便如获异宝一般的请他们演讲，请他们作见证，请他们承担教会中的职分。因为有这种情形，当然他们不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因此这十几年来虽然也曾有一些在世上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到我们这里来聚会，可是很少能长久留在这里的。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我们教会的损失、其实这正是我们教会的利益。因为喜爱虚荣的人留在教会中，会给教会带来无穷的祸患。
我教导圣徒注重信仰，我同样教导圣徒注重生活。我对圣徒讲解圣经中的要道，我同样对圣徒讲解圣经中的教训。因为各地教会中有许多信徒很明白圣经中的要道，在生活中却多有骄傲、好名、虚伪、说谎、贪婪、污秽、嫉妒、仇恨、毁谤、谗言、失信、背约、自私、自利、结党、分争、舞弊、营私、不孝、不忠，等等的罪恶，因此我便特别注重基督徒的生活。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圣徒，要在生活中表彰神，荣耀神，要藉着圣洁的人生和高尚的品德见证基督的救恩。有些人批评我注重行为、不注重信心和恩典。他们批评得不对。我十分注重信心和恩典，正是因为我注重信心和恩典，所以我才注重行为。正如经上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彼后一5-7）。又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弗四1）。我不希奇许多传道的人不注重生活与行为，他们自己的人生使他们不能讲生活与行为，也使他们不敢讲这些。我感谢神，这些教训确实没有白讲，有些圣徒因着常听这种教训，在生活上实在有了美好的见证。这种教训不只帮助了许多圣徒，也深深的帮助了我。我从十四岁悔改信主以后，就十分注重基督徒的德行；我从起初作工，就注重讲基督徒的德行，像注重讲基督徒的信仰一样。我现在还是这样，我也觉得我需要注重这个，直到我在主面前交账的日子。一个没有好品德的人根本就不配为神作工，一个为神作工的人若不教导信徒注重品德，他的工作就绝不会稳固坚实。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十分注重基督徒的生活，使徒们所写的书信也是这样谆谆的教导教会，今日为神作工的人岂可忽略这件事呢?
我在十四岁信主以后，受一位益友的督责管教，得了极大的益处，建立了一生作人的基础，因此我现今也是这样对待神所交付我、使我照顾的这些圣徒。我每逢看见圣徒作了不合真理的事，说了不合真理的话，就绝不轻轻放过，一定要指责他的过失，劝他悔改。不但在大事上这样，就连微小的罪我也不愿意放过。因为我深深知道许多极大的罪都是由微小的罪所引起来的。我也深知在教会中作领袖的人最要紧的责任，就是引导圣徒远离罪恶，走圣洁公义的道路，这比给他们一些圣经中的知识更为重要。在教会中作领袖的人如果看见圣徒犯罪，却不责备警戒他们，他就在他们的罪恶上有分。我不敢辜负神的托付，我更不愿意在别人的罪上有分。
因着我在讲道的时候注重基督徒的生活，对於犯了罪的圣徒又加以指责劝戒，不少的圣徒确是在生活上有了良好的见证，同时我自己也因此得了极大的益处。因为我越教导别人，劝戒别人，自己也就越需要谨慎检点。不这样，我便没有权柄、也没有颜面再去教导别人，劝戒别人。我每逢读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中对教会所说的话：「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便满心羡慕，愿意勉励作一个这样的传道人。我也深知道这样的传道人才能有权柄、有能力，才能作圣徒的模范。没有高尚的人生的传道人无论怎样能讲道、能号召、能活动、能交际，他们的工作只能有短时期的兴旺发达，绝不能存留得长久。因为那些因他们的工作得了帮助的人有一天发现他们的品行与真理不合，便被他们绊倒；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自己拆毁了自己所建造的工程。
因为我不容忍罪恶，我得了许多朋友，也树了许多仇敌。那些接受我的劝戒的人因为得了我的帮助，便用真挚的心爱我，但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便惧怕我，恨恶我。我们中间的圣徒如果犯了罪，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认罪悔改，再一条便是远远的离开我们，不用等到我们赶逐他，他自己就把自己赶出去了。
关於牧养教会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在教会中作领袖的对於正与邪、是与非、务必认得清楚，看得明白，并且绝不有丝毫的妥协让步。一切合乎真理的都积极的去作，一切违反真理的都严厉的拒绝。为贯彻这种主张，必须不怕一切的误会、反对、攻击、逼迫。什么时候教会的领袖顾全情面，怕得罪人，怕受误会和反对，怕遭逼迫和危险，因而与不合真理的事妥协，对背道的事让步屈服，他们一定要失去能力和权柄，教会也就要开始堕落腐化。神的工人对付教会内部的问题，或应付教会外面的困难，都必须有这种坚决勇敢的精神。要作神忠心的仆人不但不可顾惜财利，也不可顾惜名誉甚至不可顾惜性命，不然，就必要因此胆怯懦弱，畏首畏尾，与撒但妥协，同罪恶屈服。教会的领袖必须敬虔，也必须勇敢。教会的领袖如同军队里的元帅，元帅如果畏缩胆怯，临阵脱逃，或是倒戈降敌，全军绝不会有胜利奏凯的希望。我是一个生性怯儒的人，但神的话临到了我，祂的能力复庇了我，使我在这点上没有辜负祂的托付与期望。祂的作为真是奇妙，祂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我牧养教会一向就主张不徇情面。有人向我请求什么事，能允诺的便允诺，不能允诺的便推却。「人情」，「面子」，在我们这里没有立足之地。如果有一对夫妻来请求受浸，我发现他们二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受浸，我只能允诺那一个人，却不能因为他们二人是夫妻的缘故便同时允诺。如果有朋友二人同时来求我作保证人，其中只有一个是我深认识的，我便只允许保证他一个人，却不能因为「情面难却」便为那个不深认识的人作保。如果有一对未婚夫妇来请我为他们证婚，在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是我认为不可为他（或她）证婚的，我绝不看一方的情面便答应这件事。我坚决主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太五37）。若要我对一件事心中反对、口里却表示赞成，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神绝不允许祂的仆人去敷衍人，去讨人的喜欢。真理是不能打折扣的。教会的领袖一顾「人情」与「面子」，纵使不完全违背真理，也需要将真理打一个七折八扣，教会又焉能不腐败呢！
1942年我们的教会经过一次严重的考验。1941年12月8日，日本与英美两国交战，那日上午，北京各英美差会所设立的礼拜堂都被封闭。14日（星期日）全城大多数的礼拜堂都不能照常聚会，这是从1900年义和团乱事后第一次各大礼拜堂停止礼拜。各教会的领袖们在那时都十分焦急，他们集议怎样维持工作，因此便成立了一个「北京基督教维持会」，发公函给全市各教会。我在12月17日也接到了一封信，信内说，
「启者，今拟於月之十八日（星期四）午后新三时，假东堂子胡同内务总署大礼堂，特开北京基督教维持会，讨论进行一切事宜。千祈届时惠临为荷。专此顺颂
台祺 北京基督教维持会谨启 十二月十五日」
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便感觉到各教会这种作法与古时以色列人下埃及求帮助的事完全相同。他们一向日方求援助，便给了日方利用的机会。他们实在应当只仰望神，而不请求世人的协助。因为无论什么事、一向人求帮助，对方如果提出什么条件来便不能不允诺。不过我与各教会的领袖素日没有来往，他们所定的路又与我所定的不同，我也无从帮助他们。我们的教会既未曾和西国差会有连系，又未曾受日方的干涉和封闭，自然更没有谈到「维持」的必要，所以根本用不着出席。以后虽然零星听见一点「基督教维持会」开会的消息，也未曾多加注意。及至次年（1942）1月16日下午，忽然有一位青年会的干事到我这里来，述说各教会已经组织了一个「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他受该会会长的委托，劝我们加入该会，并说如果不加入，恐怕以后教会会发生困难。当时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答复，只告诉他说晚间再给他回信。这天晚间我同妻，并两位教会中的同工，和另一位弟兄，谈论这事，我们大家一同跪下祷告。不到几分钟，我忽然想到经上的话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14）。我不再求告了，我只感恩赞美，因为我已经明白了应当怎样应付这一件事。神不叫我和不信的同负一轭。许多教会里有很多未曾真实悔改信主的教友，还有许多未曾真实悔改信主的传道人，神不容许我和他们同负一轭。许多教会中的领袖所讲的道不但不造就人，而且败坏人的信心；许多教会中充满了背道的事，与世界连合，成了各样污秽可憎的雀鸟的巢穴；神不容许我和他们同负一轭。我又清楚看出来这次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有政治的背景，受日方的操纵，神更不容许我和他们同负一轭。及至我们祷告完毕，我问他们四个人的意思。那日晚间我们五个人异口同声的说「不参加」。於是当晚我们便答复那位和我们接洽的人，告诉他我们决定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次日我的一位同工（那日晚间前往答复的那一位）告诉我说，根据昨晚的谈话，对方表示似乎是说加入联合促进会是必须的。（那就是说，无论是否愿意加入，也必须加入。不容许人随意选择，不然，便不能再存在。）那时我深觉得我和我的几位同工正像一只轮船上的船长与大副、二副，这只轮船遇见了狂风巨浪，全船（全教会）的安危都系在我们几个人的身上，我们的责任真重大无比，偶一错误，就会使全船沉入海底。十八日我自己又见了那位同我们接洽的人，告诉他说，我们的教会决定不参加联合促进会。
三月上旬我到天津去作工的时候，得一位同工的信说，那位先前来与我们接洽的人又来和他谈话，还是劝诱我们参加，他回答说，「王先生不在家，我不能作主。」3月7日我由津归来，恰好有一位由安徽来到北京的姊妹来看我，谈话中知道她当校长的那个女学校被日方接收，日方劝诱她仍当校长，帮助他们办学。她回答说她不能与不信的人合作，日方屡次利诱威胁，她始终拒绝不肯合作，最後他们传她到宪兵队去，她还是坚持到底，未曾屈服，他们竟没有向她再作甚麽。我听了她的见证，更激发我的信心和决志，我想她是个女子，还能这样向神尽忠，勇敢不屈，我是一个男子，又领导着一个教会，且蒙了神重大的委托，如何能屈服在恶势力之下?我们那天的谈话使我得了不少的坚固，我更决心无论如何不参加联合促进会。
4月18日我到西城去参加马路加先生的丧事聚会，在会中遇见日本牧师织田金雄，会后他竭力劝我加入联合促进会，并说兴亚院联络部的调查官武田熙很想与我见面谈话。他又说，「联合促进会亟需要像你这样意志坚强的人参加。」我回答他说，「正是因为我意志坚强，所以找才绝不参加。」那天我们两个人站在大街上谈话有几十分钟之久。4月29日我在会堂讲道，题目是「经过火窖与狮穴的四位圣徒」。那些日子我深感觉已经有危险摆在我的面前，我讲这个题目一面是勉励别人，一面是勉励自己。
4月30日的晚间我从外面回来，进晚餐的时侯，妻交给我一封信，是联合促进会寄来的。信内说，
「敬启者，我基督教各宗派、各公会，因时局之演变，为促成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之实际精神起见，组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总会已於4月18日正式成立，本市按章应设分会。贵堂既在分会区域内，有参加之必要。特请派遣代表，於5月1日上午新十时出席，共讨进行，聚会地点假米市中华基督教会。此上
基督徒会堂
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北京分会启」
以前约三个多月虽然联合促进会也曾屡次劝诱，总是托人来谈谈，这时候书面的通知来了，并说明「有参加之必要」。我们也必须给他们一个正式书面的答复，这时不免正式交锋了。那天晚间九时半，在别人都睡了以后，我独自坐在会堂的南面台阶上思想这件事。那天是阴历3月16日，月光把全院照得极明亮。我回想已往十几年之久，神怎样引导我，从我家中三两个人的小聚会开始。逐渐发展而增到几十人，一二百人，后来怎样在前炒面胡同租房聚会，再後怎样在这冒购地建堂，聚会的人增到四五百人。今日有了这样适宜的会堂，不再感到以前人多地窄、聚会艰难的苦况。我又想到近几年教会蒙神眷顾，各方面都有相当的进步，全教会和几位同工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可是今日已经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参加这个巴比伦式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是违背神的旨意，不参加势必受日方的干涉，遭遇封闭，我个人也难免遭遇危险。我也想到了我那年迈的母亲，如果听见我被逮捕，她一定要焦急惊恐，不知会发生什么变故。我清楚知道在日本军部的威势之下如果有人表示不肯服从，结果是绝无幸理。我又想到他们也许占了这座会堂作某种用途，几百个信徒再不能每周在这里快乐聚会、一同敬拜神。牧人被捕，羊群也就分散。想到这些事，我的心中起了极大的战争，我不能再想下去，也不忍再想下去。我也曾想到如果要避免这种种凄惨的结果，只有降服，只有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但那样作，我必须与那些我素日所斥责的人们坐在一处，彼此虚与委蛇，作着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的讨论与合作，我必须与一些「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作同工，我必须与别人一样，心中以为非、口里却要说是，我必须认黑作白，指鹿为马，我必须把我的信仰和主张都收在柜子里，终日去敷衍那些支配者、操纵者，我必须把我从前所写的那些刊物书籍都付之一炬，因为在那些刊物书籍中，我严格主张不畏强权、不顾情面、不随声附和、不人云亦云，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我严格主张教会不能与世俗合流，神的工人不能受不信的人的支配，我严格主张笃信救恩的教会不能与不信派掌权的教会联合，神的真工人不能与假先知、假师傅合作。我又想到如果我加入了「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我势必推翻了我以前将近二十年来在国内各地所作的见证，那样不知道将要有多少信徒因我而跌倒，神的名因着我要受多大的羞辱！我不能这样作，我不忍这样作，我不敢出卖我多年所事奉的主，我不甘心作犹大的门徒。我在月光下思想了一些时候，就走进小会堂内去跪下祷告，祷告以后，再到月光下去思想，思想以后，又到小会堂中去祷告，这样往返有好几次。我平日自己祷告很少发出声音，那夜却是大声祷告，以致楼上睡眠的同工都清楚听见。我那夜明白了我的主在客西马尼园中祷告的滋味。直到后半夜二时我才上床就寝。感谢神，那夜祂扶助了我，坚固了我，赐给我信心和勇气，使我决定心志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那夜只睡了四个小时的觉，梦中仍是接连不断的梦见那些事。次日清早，我写了一封信，交工友送交联合促进会，信上说：
「来函敬悉，承嘱参加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一事，恕难照办。查贵会之设立原系以促进从前有西差会之教会使之自立、自养、自传为宗旨，敝会堂自创立迄今，向系自立、自养、自传，自无参加贵会之必要，再者，贵会系由若干信仰不同之教会所组成，敝会堂为保守纯一之信仰起见，碍难与信仰不同之教会联合。所属派遣代表参加聚会一事，不克从命，幸希鉴谅为盼。此复
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北京市分会大鉴
基督徒会堂敬复。五月一日。」
那天午间有一位信徒来看我，他是代表本市一个教会去参加联合促进会的聚会的。他告诉我说，他们正在会场的时候，工友将我的信送进去，大家看过后，认为像我这样倔强的人，谁也无法劝导，只好交给日本人办理。以后日本人河野静士进来，他们便把那信交给他，他看过以后便收在衣袋中，散会以后那位河野先生向北走去，那位信徒揣测他大约是到日军司令部去。那位信徒劝我赶快挽救这种严重的局面，切不可触怒日本军人，因为那是万分危险的事。他劝我赶快加入联合促进会，事情还可转圜。我回答他说，我已经定了心志，绝不参加。我感谢他的善意，但我不能接受他的劝告。他看我心意坚定，便说，「各人有各人的恩赐，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你既下了决心，我自然不再劝你加入，不过你不妨与那位河野先生见面谈谈，免得发生其他误会。」他又把河野的地址与电话号码留给我。他走了以后，我想，见见河野与他谈谈，免得发生别的误会，倒也可以，因此我定意下午找一位会日语的信徒陪我去见河野。我与妻商议，她认为联合促进会来了信，我们已经回了信，那就已经够了，如果我去见河野便是多走了一步，也是有惧怕日本人的意思，与我平日所讲不当怕人的教训是相悖的，因此她不赞成我去见河野。妻坚决阻止我去，我也略略改变了意思。那天是星期五，晚间有查经班，有一位通日语的信徒每次必来聚会，那天我心中想，如果她来，我就去一下，如果她不来，就是神的阻止。感谢神，祂那天特别阻止了那位信徒，使她没有来聚会，因此去见河野的事就作罢了。
6月24日晚间，有一位常在这里聚会的弟兄来同我谈话。他说他得了信息，此地政府当局受日方的命令，决定封闭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的教会。他说，「全城的教会差不多都已经参加，你为什么坚决不肯参加?」他认为我是固持己见。他认为这个礼拜堂被封闭是一件太可惜的事。他说他自从来到北京，曾到过多处礼拜堂，要寻找一个属灵的家，末了找到这里。如果这个会堂被封闭，他便没有可去聚会的地方。所以他劝我急速加入，好避免不幸的结局。我那天留他长谈，我把不能参加的理由详细向他讲述。他明白了以后便说，「你既有这样充足的理由，就坚持到底罢。」在那个时期中我又屡次听见各种可怖的风声，我料想我们的会堂早晚要被封闭。同时我们教会中也有一部分信徒不赞成我这样作。他们只看见会堂被封闭是一件不幸的事，却不明白参加联合促进会是一件违背神的事。6月28日午后圣徒聚会的时候，我对他们解释按着真理我们不能参加的原因。我告诉他们我们宁可被封闭，也绝不参加。那时候每次聚会都可能是我们的会堂中最末后的一次聚会。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位日本牧师声言，如果有什么教会不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便是「重庆系」。我想这个罪名确是一个洗刷不干净的罪名。日本与英美交战，称英美教会为敌系教会，我们的教会既不是英美人所创办，又不受英美差会的资助，当然无法称我们为英美系了。但我是中国人，他们说我是「重庆系」这可怎么洗刷呢？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料想危险就在眼前，自然不免有些担心，但因为已经决定了心志，除了有时有些畏惧以外，心中倒也没有什么战争。那些日子风声越来越紧，甚至有一部分常来聚会的人都畏缩不敢来。其中有一个人亲口说，他所以不来聚会，是怕被日方关上会堂大门，把他逮捕了去。说起来真可笑，日方捕他作什么呢?那时候真可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许多人为我担心为我害怕，也有几位信徒听见这事从远方寄信来，劝我逃避危险，参加联合促进会。我每次得一封这样的信，就觉得这是一次「彼得式的劝告」，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感谢神，祂保守我，使我丝毫没有怀疑祂的指示，也没有摇动一点起初的决心。更感谢神，祂开我的眼睛，叫我看见「惧怕危险」便是许多很好的圣徒犯罪堕落的原因。祂使我看见扫罗王从最好的地步堕落到最可怜的地步，起始就是因为他看见非利士人众多，心中恐惧，便不等候撒母耳来到,就擅自献祭，因此违背了神。(撒上十三1-15)。我那时深知道如果我因为惧怕日方的危害，因而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我便会像扫罗那样被神弃绝，被神废掉，再不配作祂的仆人，再不能作祂的仆人，那时我将要陷入最可怜的境地。我既从扫罗王身上得了教训，便在8月3日至16日所开的夏季讲道会中讲了扫罗一生的事迹。
8、9月间「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又在演变了。日本国内的教会已经改为「日本基督教团」。日方也命「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起初联合促进会的人员认为「教团」这个名称既不是圣经中的名称，又明显是受日方的操纵，因而表示不赞同，但因为日方必要贯彻既定的政策，联合促进会中又没有威武不能屈的人物，便也就承认了。因此於9月8日「内务总署」召集教会领袖於灯市口妇女圣道学校举行第三次基督教讲习会，并筹备教团的成立，会期三日。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料想基督徒会堂被封闭的日子临近了，便特别勉励圣徒刚强勇敢，作主精兵，千万不要屈服於恶势力之下。
最后的战争终於临到了：10月9日午后6时，日人河野静士偕同一个中国翻译员到基督徒会堂来访我，告诉我说与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要见我谈话，问我能否在次日早晨九点钟到该部去。我知道最后的战争就在目前，我前面的工作和基督徒会堂的前途都系於这一次的谈话。我不能退避，也不愿退避，我当时答应说，「明天可以去」。我在5月1日没有去找河野，河野到底在五个多月以后找我来了。次日（1942年10月10日）的早晨有几位圣徒到会堂来特别为我祷告。9时前我骑脚踏车出发。在路上我口中唱着「站起进攻为耶稣」那首诗的前两节——
「站起进攻为耶稣 作其圣架精兵
高举其纛极尊贵 不可使之伤倾
「交战必胜而又胜 有主率领其军
直到仇敌皆败负 基督为万民君」
「站起进攻为耶稣 踊跃听其角声
而今主显大荣耀 速当上阵前行
「仇敌虽多且凶猛 主兵更当尽忠
越遇艰难及危险 越敢奋力进攻」
我一面骑着车向前进，一面口中唱着这首诗。我兴奋极了。我觉得好像率领着千百名军兵去冲锋陷阵。及至到了兴亚院华北连络部会见了武田熙，他首先说了一些景仰的话语，以后他对我说，「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15日就要正式成立，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希望你能出来领导一下。」我当时对他说，「武田先生，有两件事我愿意你知道：第一件是我个人除了我自己的教会以外绝不参加任何团体、任何组织；第二件是我所照顾的教会绝不与任何团体、任何组织联合。」我当时并略略对他述说了一些我的信仰、我的主张、我的使命，并我绝不参加教团的原因。他见我的表示非常坚决，便对我说，「政府决定叫各教会都合一，这件事是势在必行的。」我回答说，「我为顺服我所事奉的神，为持守我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备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绝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叫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教团，是绝对办不到的。」他对我说，「请你再考虑一下好不好?」我回答说，「我已经考虑了几个月之久，现在不需要再考虑了。」他接连好几次请我再考虑，我也接连几次回答他说，再没有考虑的余地。我知道这样回答他是太硬，是太不留情面，但我不能说谎。我确是已经下了决心，不想再去考虑。如果我答应他再考虑，便是说谎。我不敢这样得罪神，我也不愿意给他留一个再劝诱我的机会。我必须趁着我刚强的时候把退路截断。封闭就封闭，逮捕就逮捕。趁着今日刚强的时候不得胜，将来一时软弱，就难免失败。我们两个人谈话已在一小时左右，我们双方的谈判已告决裂。我对他说，「武田先生，若没有什么别的事，我就告辞了。」我立起来，他也立起来，同我很恳挚的握手。我当时不明白这种亲善的表示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他是因我的谈话受感，而对我表示钦佩，或是他表面对我表示好感，以后再通知宪兵队逮捕我，处办我?无论如何，这次谈话蒙神的保守，我是得到胜利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上下午都有聚会，我想这日的聚会也许就是我们末后一日的聚会。因为我既然有那样坚决的表示，他们对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教团的事是绝望了，同时日方绝不能不贯彻他们既定的政策。基督徒会堂被封闭，按当时的情形看来是绝对不能避免的。又过了4日（10月15日）「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中南海怀仁堂开成立大会。那天最值得人注意的事有四件：一、是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大会不是开在全市几十个礼拜堂中的任何一个堂内，乃是开在历来中国政府及日本统治下的华北政权每次举行大典或召开大会的怀仁堂内；二、是在那次成立大会中有华北日本军政界的首脑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要人出席致词；三、是成立大会的秩序单上的第五项是「为友邦大东亚战争阵殁将士静默」 （当日开会的秩序单上是这样印的。但教团成立周年纪念册上将「为友邦大东亚战争阵殁将士」十二个字删去，只印「静默」两个字。）四、是那日全市的通衢中贴了许多「新民会」庆祝「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的标语。就不用提教团成立的经过和内幕，只看这四件事，一个人若不是痴子，他总会明白「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背景是怎样的了。到这时候我们中间从前一部分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参加教团的人渐渐的同情我了。
教团成立后，关於我们基督徒会堂的消息转趋沉寂。我那时不知道前途如何演变，只是每日都准备看遇见不幸的事。我那时想到唐朝安禄山作乱的时候，许多地方的官吏都望风奔窜，河南北诸郡尽属於贼。真源令张巡起兵於雍邱，后来睢阳被贼将尹子奇率大军围攻，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求救，张巡引兵三千进入睢阳，与许远一同守城还有张巡的部将南霄云、雷万春，都与张巡同心协力坚守睢阳，一直到城中食尽，将士病不能战，城陷被杀。可是因着这几个将帅的忠勇，保全了江睢富庶之区。我对我的几个同工讲论这几个人的故事，勉励他们作今日教会中的「睢阳勇士」。我劝勉他们在这整个的教会都被撒但蹂躏的时期，无论如何总要为我们的主保守这一小块干净地土，纵使像张巡、南霄云、雷万春那样以身殉城，也不要向撒但屈服请降。感谢神，这块干净土是保守住了，我们却未曾像那几位将帅以身殉城。睢阳城终於失陷了，基督徒会堂却是屹立未动。这是神的保守、神的大能。
11月10日的午间，本段派出所警察送信来叫我即刻到日本宪兵队去。我因为从日军占领北京后，日本宪兵队从来没有传过我一次，这次忽然传我到队揣想必是为教团的事。我料想日方必是藉着宪兵队的威势劝诱我恐吓我，如果这次还不屈服，就先把我押下以后再对付我。我一点不会想到还有别的原因。因此赶快拿了我的皮包装上我的圣经、眼镜盒、毛巾、牙刷和一双毛袜，又多穿了两件衣服，预备被他们扣下。无论如何我仍是绝不参加教团。我不但在神面前应许祂要顺服到底，我也在众圣徒面前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我有一日屈服，领我们的教会参加华北中华基督教团，你们就都即刻离弃我，再不要听我讲道，你们就称我为加略人犹大。」（这话是在10月25日下午5时圣徒聚会中说的。）我已经破了釜，我已经沉了舟，我已经堵塞了我的退路。那日我临出门的时候对妻说，「如果到日暮我还不回来，便是被宪兵队押下了。无论如何绝不屈服。」我早就想到有一天宪兵队要拘捕我，我曾对我的几个同工们说，「如果我被宪兵队拘押，你们中间谁也不可为营救我而允诺参加教团。若是你们这样作了，我出来以后不但不感激你们，还要怪罪你们，并且我们还要自动的关门停工，因为我们已经失了节。」那天我没有对妻多说什么话。她送我到门口的时候，我连头都没有回便走了。到了宪兵队，看见有几个别的教会的「牧师」在那里，我讯问他们是为什么来的，才知道是宪兵队把他们传来办理移交英美差会房产的事。后来向宪兵队的人问明，知道他们所找来的都是英美两国差会所设立的教会的牧师，并没有我的事，不过是因为派出所弄错了，才把我传去，我便回来了。虽是一场虚惊，但回头一想，确是很有意味。感谢神，随时赐给我需用的力量，没有使祂的名受到羞辱。
从10月10日武田熙找我谈话以后，日方与教团方面都未再来找我。起初几个月我还准备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及至1942年过去，我看再没有任何新的事态发生，才料想他们是不再过问我了。1943年11月我到青岛去领会，听一位弟兄告诉我说，武田熙某次到青岛的时候，青岛教团分会的同人宴请他。在席上有某君问他说「武田先生，华北各教会不是都必须加入基督教团么？怎么王明道主持的教会不加入呢?」武田熙回答他说，「我曾与王先生会谈过，他不加入的理由很充足，他的态度也异常坚决。我们无法勉强他们加入。」某君再往下问说，「如果别的教会也像他们那样不加入，教团不是就散了么?」武田回答说，「别的教会也不能这样作。」听见这番谈话，再证以1942年冬在北京间接听人传述武田先生所说与我谈话所得的印像，我明白那次他对我所表示的亲善不是恶意，乃是诚意。感谢神，那天赐给我需用的勇气和信心，并在我身上成就了祂的应许「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太十18-20）神的话是那样真实可靠，投靠祂的人真是有福的。
今日回想那一场恶战因着神的保守得到了光荣的胜利，实在当欣幸感恩，可是在那时候确是十分的艰苦。在日方军部的势力之下，谁敢略有反抗?还记得那时有一位朋友来劝我说，「明道，我劝你还是学聪明些。到不得已的时候再牺牲也值得，现在还不是牺牲的时候。」我说，「这还不是牺牲的时候，什么时候才是呢？」他又对我说，「你不知道日本军部屠杀一个中国人就像我们弄死一个蚂蚁那样容易么？」我听他所说的这句话，当时心中确是有片刻的畏惧。不久我回答他说，「你说的是，但我不是一个蚂蚁，我是至高神的仆人。神不许可，任何人不能加害於我。」在那一年当中，信心有时坚固，也有时软弱。每逢听见一些险恶的风声，心中便涌起一片畏惧的波浪。我自己生性就胆怯懦弱。父亲是在义和团之乱被围的时候因惧怕而自杀的。我是他的儿子，我在这点上很像父亲。这次得着了光荣的胜利，是神的大能在我的身上彰显出来。我没有可夸的，我只夸神的作为、神的信实和神在信靠祂的人身上所显的大能、大力。我的胆量虽小，我所事奉的神却大得无比。有些人说我大胆无惧，他们说得不对。我一点不胆大，我更不是不惧怕。我惧怕得很。不过我怕得比一般人合适一些，我怕对了地方，我怕我得罪了神。我确实的知道，如果我得罪了世上所有的人，他们都起来加害於我，只要神略一伸手，我便可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但如果我得罪了神，以致祂向我发怒，降祸於我，纵使世上所有的人都想救我，也无济於事。我不是不惧怕，我乃是怕那位当怕的神，却没有怕那些不当怕的人。
这场属灵的恶战最艰苦的一点，并不是他的险恶剧烈，乃是时间长久。如果战争的时间只有一天或几天，那就容易得多。纵使它只有一两个月也还好受。可是它的时间自从一月延到年底。这样久的时间，每日在惊风骇浪中度生活。准备着遭封闭，却未封闭；准备着被逮捕，却未逮捕；可是随时又有被封闭、遭逮捕的可能。撒但在这悠久的时日中，便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那种滋味、那种痛苦只有过来人才能明白。我是一个人，我有人的心思，人的感觉，人的爱好，人的畏惧。我愿意度着平安的日子，我惧怕身体的痛苦祸患，我知道日本宪兵队的残暴，我晓得囹圄中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我家中有年近八十高龄的老母，我不愿意她担惊受怕。但为神的真理、神的荣耀、神的教会和我所事奉的主、所见证的道，我又不能向撒但高扯白旗，去作神的旨意并我的良心所不许可我作的事。我感谢神，祂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祂率领我在基督里夸胜。我又感谢神，祂使我的同工和我的妻子都与我同心，没有一个人掣我的肘，他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回想1942年全年的岁月，无异乎在火窖中行走了三百几十日。感谢神，在火窖中行走的不是只有我们几个人，还有一位「相貌好像神子」的与我们一同行走，所以「火无力伤我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神今日仍是我们的神，但以理的神今日仍是我们的神。神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自从经过了那一次的战争以后，我的信心和勇气都增加了不少。在那样危险的境地中，神都保守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那一次宝贵的经验在近几年来使我得了不少的帮助。
从这些年工作的经验中，我明白了牧养教会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许多信徒聚集在一处，各人的性情不同、知识不同、见解不同、背景不同，基督徒虽然有了基督的新生命，但各人还都有肉体和肉体里面的坏东西。不遇见什么事或不长久相处，还不感到什么困难。一遇见事情或相处的日子一久，种种的纠纷便相继发生了。有些人粗心大意，有些人精细谨慎；有些人心小量窄，有些人慷慨豪爽，有些人诡诈阴险，有些人正直忠诚；有些人多猜多疑，有些人心地坦白；有些人视财如命，有些人挥金似土，有些人胆小如鼠，有些人勇猛似虎，有些人事事想从别人得利，有些人处处愿意帮助别人。而且有长处的人也都有短处，总没有一个人只有长处，没有短处。把这许多人集合在一处，日久天长不发生磨擦冲突，真是不可能的事。牧养教会的人需要照顾、领导这些人，也需要包容、疼爱这些人。当他们彼此中间发生磨擦冲突的时候，需要为他们调解，稍不谨慎，便会把事看错，把话说错，以致使事态越发恶化。就是说的话都十分公正、下的判断都十分确当，两方面因为都看见自己的理，却没有看见对方的理，便很容易认为他有所偏袒，因而对他发生误会。牧养教会的人本是为爱主和爱群羊的缘故才肯费心、费力、费时光、费唇舌，去为他们调解。谁想到竟因此招来误会，如果不存着慈母的心肠，谁愿意再过问他们的事呢？还有许多时候存着爱心帮助人、栽培人、规劝人，那得帮助的人不但不知道感激报答，稍不如意竟会看那帮助他们的人为仇敌，给他许多打击和痛苦。作父母的只有几个儿女，便常感受这种痛苦。一个牧养教会的人要照顾几十、几百个信徒，他所要遇见的打击和痛苦要有多少呢?
牧养教会的人还有一种困难，就是他们按着神使他们看见的真理，决定一件事情，进行一种工作，他们既知道那是合理的，当然要尽心竭力的去作。有些信徒没有看见他们所看见的，便认为他们作的不对，其中有些人在他们的背后批评论断，也有些人在他们面前提出建议。他们既清楚明白是应当作的，自然不能听了别人的建议便改变方针。这样一来，那些人便认为他们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於是便批评反对。在这种情形之下，牧养教会的人要想向神尽忠，便不免遭一些信徒的反对；要想避免这种反对，就不能向神尽忠。那些战兢恐惧、小心翼翼、时时看众人的面色行事、只求众人的欢心、根本不想到向神尽忠的传道人，自然遇不见这种难处，但他们也作不好神交托他们的事工。我还记得1942年拒绝参加「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那个时期，我们中间就有一部分信徒不赞同我的主张，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见的。他们认为参加那个组织既不是必须敬拜假神，又不是必须丢弃信仰，那有什么不可的呢?他们只看见工作，没有看见神向我们所要的忠贞和顺服。那时有些人在我背后表示不满意，也有少数的人来劝我参加，我只有毅然决然的谢绝了这种建议。当时确是有些人不对我表同情，认为我是刚愎自用，独断独行。在一个长时期以后，他们才明白他们那时的见解是错误的。
在接纳信徒这一件事上，我也常遭一部分信徒的误会。许多信徒认为他们费心费力领了几个人信主，应当快些允许他们受浸。他们却不晓得有些人口中表示信主，心中并未曾真实信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是为希冀得世上的利益而表示信主的，有些人是为想讨上司或主人的欢心而表示信主的，有些人是为追求信主的异性而表示信主的，有些人是敷衍信主的亲友的面子而表示信主的，还有些人是糊糊涂涂、盲听盲从而表示信主的。我在多年以前也像他们一样，认为一个人口中表示信主便是真信了主。多年痛苦的经验使我明白了，口中表示信主的人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未曾真心信主的。如果把这些人都接纳到教会里来，便是给教会种下了祸害的种子，教会焉能不腐败呢?十几年前有一位热心有余、见识不足的信徒，很努力劝人信主，也努力劝人受浸。她领了不少人来请求受浸。但我同那些人谈话以后，发现其中大多数的人根本没有信仰和生命，还有一些人完全是因为情面难却，不得不敷衍她，所以随着她的领导来请求受浸。当然我不能允许他们受浸。那位圣徒难受极了。她想她费那样多的时光和力气领了一些人来，我竟不肯接纳他们，那真是不可容忍的事。她把那些人带到另一个教会里去，他们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中受了浸。她自然也就喜欢留在那个教会中。就是在今日我们中间仍有一些信徒因为我在接纳信徒这件事上特别慎重，心中仍然不太满意，我却清楚知道要保守教会不致腐化，这是一件极不可忽略的事。
我不轻易请人讲道，也是常遭人误会的一个原因。我们会堂中的讲台，除了我的几个同工以外，只有极少数别处的工人会被邀登台讲过道。此外无论是本城的，或是从外边来的，我们都十分谨慎，不敢轻易邀请。因为如果请他们来讲道，却不深知道他们的信仰，倘若他们讲出不合真理的话来，是半途阻止他们呢?还是容他们讲完呢?我既把他们请来，当然不应当半途阻止他们，给他们难堪，但如果容他们讲完，势必使听的人受到损害。到那时岂不是进退两难?最安全的道路就是在未曾十分清楚知道这个人的信仰以前，绝不请他登台讲道。另一个缘故是有些传道的人虽然会讲道，但他们的生活和品德却卑鄙污浊。若不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是不容易被人知道的。如果贸然请他们讲道，有一天他们的劣迹显露出来，不仅是玷污了圣洁尊贵的讲台，而且会使许多人受到坏的影响。我从经验中看见有不少会讲道的人确是心中充满了诡诈、贪婪、淫乱、嫉妒、骄傲、自私。他们会利用登台讲道的机会彰显自己，欺骗听众，诱惑人跟随他们，勾引无知的妇女，在教会中散布分争，有一天教会受了大害，请他们讲道的人不能不负责任。许多信徒就是因为教会请了这样的人讲道，后来受了他们的害，因此我不能不特别谨慎。但多数的信徒不只没有这种经验，而且不容易信那些会讲道的人能有这种邪恶的生活。他们以为一个人讲道讲得好，便是神忠心的仆人，就希望我快请他到我们这里来讲道。我因为慎重起见，当然不肯轻易邀请他们，这便不免招人不满意，甚至会招来误会、批评、与论断。我一点不怪罪他们。二十几年以前我也和他们一样，听一个人讲道讲得好，便认为他是神忠心的仆人，便敬爱他，接待他。如果我在那时照顾一个教会，我一定会请他来讲道。但这二十几年间我从经验里深深明白了主耶稣警告门徒的话：『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黎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主阿，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么?」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太七15-23）我为这件事曾受过不少的误会。但在那些人的劣迹显露出来以后，误会我的那些信徒才承认我所作的确实是对了。
不热心的信徒对教会的事工漠不关心。热心的信徒对教会十分关心，因此他们总希望他们所提的意见都被采纳。如果他们的希望不能实现，他们便感到痛苦。牧养教会的人应当嘉许他们的热诚，但又不可完全采纳他们的意见。这一定会使他们受打击、遭失望，还会使他们对牧养教会的人不满意。但神的仆人若想对神尽忠，就再不能顾到这些困难。
在讲道这一件事上也有同样的困难。注重某一方面真理的人便总希望能当听他所注重的道理，正好像喜欢吃鸡、鸭、鱼、肉的人巴不得每顿饭都吃鸡、鸭、鱼、肉，喜欢吃青菜、萝卜的人巴不得每顿饭都吃青菜、萝卜一样。明智的父母绝不能因为子女喜欢吃什么，便每餐都给他那种东西吃，那样会毁坏他们的健康，妨碍他们的发育；总要将各样的食品调换着给子女吃，使他们的身体得到各种的营养。一个向神尽忠而且真爱群羊的牧人，也当这样不照着信徒们所喜爱的，却照着信徒实际的需要，按着时候分「食物」给他们吃。那些偏重某一方面真理的信徒自然会对他们不满意，向他们发出怨言来。
牧养教会的人应当怎样应付这些困难呢?第一，应当决定心志，只求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向神尽忠；第二，应当存着父母疼爱儿女的心对待自己所牧养的群羊；第三，应当把自己的得失、荣辱、利害、损益，一概置之度外；第四，应当存心谦卑，虚怀若谷，乐意采纳一切良好的建议和规劝；第五，应当不顾情面，不怕反对，勇敢贯彻自己从神所得的指示，不怕受人误会批评。有了这几样，便不愁不能作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工人了。作一个忠心事奉神的人困难实在很多，受的苦痛也不少，但他在神面前所得的福分和赏赐，足能补偿他所受的损失而且有余，他又何必畏缩退避呢?
神给我一样特别的恩典，是大多数牧养教会的人所得不着的，就是二十几年来我到过几百处教会，在那些地方看见了许多的事，因而得了许多经验。我看见了许多教会的长处，也看见了许多教会的短处。我看见了许多教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也看见了许多教会是怎样败落下去的。我看见了许多传道的人怎样成功，也看见了许多传道的人怎样失败。我看见了许多忠厚的人怎样受人欺骗，我也看见了许多诡诈的人怎样欺骗别人。我看见了许多敬虔的人暂时受了别人的误会和攻击，后来却因此蒙了神极丰盛的恩惠，也看见了许多狡猾的人暂时得了势力与亨通，后来却因此招来极惨痛的结局。我看见了一些教会中的领袖存心谦卑，虚怀若谷，因而被神所重用，也看见了许多教会的领袖好大喜功骄傲狂妄，因而被神所废弃。我看见了有些为神作工的人因为刚强勇敢，便战胜了仇敌的威胁与恐吓，因而立了战功，也看见了许多为神作工的人因为胆怯畏惧，便屈服在强权势力之下，因而遭了失败。我看见了清廉圣洁的传道人被神高举，得人敬爱，也看见了贪污淫荡的传道人受神咒诅，被人厌恶。我以那些好的作为自己的模范，以那些坏的作为自己的鉴戒。这种丰富的经验和阅历，是株守一隅的传道人所无从得着的。神使我有广大的机会能够得着，这是祂特别的恩惠，也是我特享的权利。
从1925年春在甘雨胡同二十九号我的家中开始有几个人聚会，到今日已经将近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中从几处家庭中的聚会渐渐进展而租房，再进展而建堂，从几个人聚会增加到七八百人，从两个同心的圣徒——我和我的老友石天民——增加到几百位圣徒（包括留在北京和已经外出的）。这不但不是出於我的计划，而且是我从前想都未曾想到的。这都是神的作为，只有祂当受赞美和尊崇。我不希望作大事，我只希望在今日这真道不明、人欲横流的世界上能活出神所要的人生来，能证明神的道，能在神面前尽忠，能在我的岗位上荣耀神，能随处播散基督的香气。我不希望建立一个大的教会，我只希望在今日这教会与世界同化的景况中，能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使圣徒和世人能知道教会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团体。今日世界上需要有一些「模范的圣徒」，也需要有一些「模范的教会」。我求神使我能作这种圣徒，我求神使我所牧养的教会能作这种教会。
1949年1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