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天知否?

人有病，天知否?

杨赋立


一代人的故事

1970年5月的一天，我出生在冀中平原一个贫寒的农家小院。出生前半个多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并向世界播放那个时代中国式的凯旋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继原子弹、氢弹爆炸震惊世界之后，中国再一次让西方瞠目结舌。与吹捧领袖声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批平民被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彻底消音。

如今，我是一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游走于社会的边缘与底层，面对为利来为利往熙熙攘攘的人群，即便没刻意孤立自己，这传道的心已经把自己分别出来了。

一个人信仰的故事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故事，从某种程度讲，也是一代人的故事。我属于怎样的一代呢？在新与旧交织中迷茫，还是因比前辈拥有更多机会与自由而欣喜？不管生命成长的色彩如何，我这一代总是伴随着改革开放长大的。人们常常把1976年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当作一个时代变革的开始，随着两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稍后的平反，设深圳、珠海等四城市为“特区”，不知不觉中百姓好似就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了。我的信仰历程似乎也浓缩着一个时代的演化与某些精神风貌。


我那年代的童年

那个年代，农村儿童的生活很苦吗？倒不觉得。我们拿着自制的火柴枪，“砰砰砰”学着战斗故事影片中的英雄人物，与小朋友们一起冲锋陷阵。一日三餐看不见一点油腥，却依然还有充沛的体力。在春风习习的麦地里，我们拉着风筝狂跑，与玩伴们安静坐在地里举目望天，就是一个农村孩子精致的梦想。没有今天的网络、电视、光盘，甚至也没有几本可看的儿童书，但仍有童年的乐趣。童年没有各类补习班、兴趣班，不需补课，不在乎分数；然而那年代的童年真欢乐吗？也不觉得。


精神上的饥渴

1985年，我告别乡村生活，随母亲一起迁户口进城，父母结束了长达20年的分居生活。22年后，在弟兄姊妹极优美的赞美歌声中，我在温州一家庭教会悄悄地接受了洗礼。受洗时，我是一间高职院校的讲师。

在一代代的理想与追求中，几代人在人定胜天的盲目乐观中，吞下了多少苦果？难道真没有一个创造、护理这个世界的独一真神吗？差不多人到中年，我才思考这个问题。少年时代的阅读很少思考，一种精神饥饿感促使我不断阅读世界文学名著。不懂，也不求甚解，只沾沾自喜，有几分得意。到20岁左右，阅读了圣经，感觉像盘古开天辟地，只想是各民族有不同的神话传说而已。


练气功的吸引

1980年代末，我偶然读到一本谈气功的书。其中的种种异能和神迹奇事，让我一下子被迷住了，信以为真，没有理性思考和批判的能力。它把我带进一个全新的阅读领域，从练气功入手，开始了长达17年的生命追求与体验之旅。直到2006年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才得安歇。
19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气功热”、“周易热”，与其说是“大师”们有什么功能，吸引了几千万的人去甩手、站桩、吐纳调息，不如说当某种主义和“偶像”幻灭后，人的宗教本能随着正常社会秩序恢复而随之萌发。人不单有生命，对生命本身还有好奇；不仅好奇，更重要的是需要关于生命的答案，并且将心灵寄托在这个答案上。特异功能、命运都吸引人去探寻某种超然的力量、未知的领域、冥冥中的神秘，并渴求从中得到依靠与帮助。

中国人是天生的神秘主义者，几千年的文化积累已经形成一种“心理”。1980年代末所兴起的气功热潮，以当时社会普遍的知识结构和理性程度，很少人能认识到，这是一种“民间宗教”形式的崛起。步入青年，我精神上可浸润的地方也多起来。生命里面似乎还有一种胃口，是靠鸡鸭鱼肉、文字阅读无法喂饱的。到底是生命中的一种什么力量，让世界绝大多数人要归属宗教呢？当年，我只是受社会潮流影响，也练了一年功。

民众的神秘主义心理在气功热中扮演了“土壤”的作用。进入1990年代，气功师成名的手段除了借助报刊杂志的吹嘘外，还在各城市举办“带功报告”，运作得好可以一举成名，白花花的银子也能揣入腰包。气功大师被神化，被渲染成能医好某些病。祛病、健身、养生永远是中国百姓“宗教”追求的关键内容，不管真假对错，只问“灵不灵”。问题是，信仰与功利结合，信仰还成其为信仰吗？功利的种子洒在信仰的​​土壤上，还能结出别样的果子吗？神秘主义心理加上过于感性的回应，让人不能冷静思考。那时候的我也不例外。


信佛的矛盾心理

到1990年代中期，台湾来的南怀瑾抓住了我，通过阅读他的书，我的思想开始游历于儒、释、道的经典当中，更刺激了我对更高生命层次的渴望与思考。

生命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有何目的？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何在？人生短短在世几十年，该如何风风火火地活一回？谁能定义我之所以为我呢？很多问题在心里徘徊，不去思想吧，似乎又有一股力量在引导我寻求什么。

在迷迷糊糊中，从1994年开始，我修炼的气功也上升到佛家的“上乘气功”，依靠心志的力量甚至曾击退过一次病人的发烧。在研究佛理，参禅悟道中，我对生命的关注也转向人的终极性、永恒性，及因神秘主义而引发对“生命奥秘”的兴趣，对佛教的“神通”心驰神往。

我知道了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四谛五蕴、十二因缘、六波罗蜜，开始诵读心经、金刚经、楞严经等，打坐、静观，去寺庙拜佛，捐资行功德，也发心发愿、回向功德，吃素，甚至想出家当和尚。

只是不管怎么修，我里头的欲念始终挥之不去，心里颇感自卑，总觉自己生命的层次很低。还有就是夫妻关系不太和睦，不知道做丈夫的角色和责任，有意无意把妻子、儿女、家庭当成自己的拖累。近代文化名人李叔同38岁时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成弘一法师，他将爱诠释为慈悲。当他的日本妻子带着孩子去寺里找他时，寺门紧闭；他的妻子悲伤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这真是一个残酷的信仰悖论！当我言语间流露出恨不得也出家找个地方精进修行时，妻子已大为不满，真要离妻弃子，对他们该是何等大的残忍！

此外，我不能彻底看破“红尘”，还在留意时事，常常思考社会、国家、政治上的一些问题。人是社会性的，那些不关注社会公义秩序，自以为“开悟”的所谓高僧大德，于我于人到底有什么益处呢？在佛法的修行中，那隐约从心里浮现的困惑、疑虑同样时常萦绕脑海，我生命真“提升”了吗？今生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要跳出“三界”吗？没有答案！


宋美龄一句话

2004年暑假，无意间翻起一本传记，读到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两个人物，一是宋美龄，一是张学良。张在西安事变后被囚禁，迁台后觉得需要有一个信仰，便开始研究佛学。有一天，宋美龄探访张学良，问他看什么书。张回答说正在研究佛学。宋劝勉道：“汉卿，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很愚蠢的人吗？”

似乎平地一声雷，蒋夫人的话直击我矛盾交织的灵魂。我在信仰上走错路了吗？有多少伟大人物是基督徒呢？我从未认真阅读、思考过西方的文化。如果真有很多伟人是基督徒，那还真不能断然说人家就是愚蠢的。若我在佛教中走错了路，怎么证明基督教就是对的呢？一时我陷入生命中又一个深深的矛盾、挣扎与迷茫的时期。想想自己从马列的唯物论到气功，再到佛道，从佛教中的禅宗到净土宗，难道西方的极乐世界还不是最后归宿吗？

然而，蒋夫人的话已无法让我释然，生命里的一股推力促使我不得不去找圣经来读。我生命的故事到此自己也无法解释，因为我读起福音书就被其中的文字深深吸引。后来我成为整个大家族中第一个基督徒。此前，我从未去过教会，身边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是基督徒，从没人给我传过福音，我也从未读过福音单张、小册子或福音类书籍，从未上网找过基督教信仰的资料。基督教，从我过去学习的记忆里，那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思想工具，没有什么动机或因素促使我想主动了解这个信仰是怎么一回事。


更广泛的视角

之后，我就天天读圣经，也开始涉猎西方的历史、哲学，慢慢获得一种更广泛的看问题视角，在信仰上首次有了比较的思考方式。对佛教与基督教，一般人都认为是劝人行善做好事；然而“行善做好事”的概括实在过于笼统，任何团体对外宣称都不会是要做坏事的。那什么是行善？又在哪种意义上是行善？对李叔同的妻子而言，当丈夫毅然为“佛法”出家，不顾妻儿老小之时，她感受到的肯定不是“善”。涉及教义，那差别就更大了。不管是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的“佛教徒”，还是以耶稣基督之名祷告求上帝时刻祝福的“基督徒”，只要超越不了物质层面，这两类人都还未入门。

在读圣经的过程中，我慢慢开始接受人是受造者的观念，并相信宇宙之中存在一个统一的、超然的、大能的智慧者，就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慢慢的，我也凭信心祷告，走进教堂，与基督徒交往。对现代文明产生于西方基督教国家也有直觉上的认同。

可是，耶稣是谁？和我有何关系？为什么我非要信祂？祂如何可能是神却又成为人？信仰到此又进入疑惑当中：耶稣，袮说是上帝我信，袮是人我也信；可是袮怎么同时是神又是人呢？

一次，教会的两个弟兄问我接受不接受天堂这份白白的礼物，我沉默片刻，没答应。那时我大部分时间忙于工作、家庭及打算出国读博士，没时间想信仰问题。有时间我还会读经，祷告，教会却不怎么去了。


茅塞顿开

2006年9月的一天，我对耶稣的困惑消失了，答案是：正因为耶稣同时是神而又同时是人，祂才能替你我赎罪。明白了这点，我就跪在床上做了个决志信主的祷告，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事后来我总也解释不清，首先，我当时并没有刻意思想这个问题，就突然有了答案；其次，这个答案看似平常，其实非常深奥，已经涉及神学上的神论、人论、罪论、基督论和救恩论。此前除了圣经，我并没有读过系统神学著作；第三，当时似乎有一种超然的力量，促使自己跪下来。若不是上帝向我的心亲自说话，实在找不出别的理由来。

此后几个月，我常常沉思默想自己的种种亏欠、罪过，以基督之名求上帝赦免。这种信仰历程让我心灵大得安慰和平静。几年下来脾气大变，整个人谦和多了，我已经被造物主重新塑造。这几年的事奉中屡屡经历神迹奇事。上帝存在、基督之死与复活的历史真实性不可否认，越经历，越真切，越有信心。


耶稣基督

在修净土法门的时候，常读《无量寿经》，对那个最后成为阿弥陀佛的法藏比丘到底是谁？在历史上在何时何地存在？教育、家庭、文化背景如何？几乎没有多想，事实上也无迹可考。但耶稣不同，祂在历史的时空当中可以考证；祂是犹太人，曾经真实生活在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祂是木匠，在世生活了33年，被罗马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2,000年以前一个人的死，成为今天世上20亿人信仰的核心。我仔细阅读圣经，考察教会历史，去思想犹太人的历史，也看宣教历史，让我越来越确​​信一个事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祂降临世上的目的，正是要以死替人赎罪，拯救人免于死亡，赐人新生命。死而复活的耶稣曾向第一世纪博学之士保罗显现，也向二十世纪20年代赴美留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宋尚节显现；这两人最后都成为耶稣的门徒，走遍各地，传扬福音。我，也成了一个传基督之道的后来者。


人有病，天知道

中国，是人有问题，是文化有问题，不单单是科技、制度的问题。1973年，毛泽东80岁的时候，修改了50年前写的词《贺新郎》。他把其中的“重感慨，泪如雨”，改为“人有病，天知否”。这很有意思。他在感慨一个耄耋老人身体日渐衰朽吗？还是别有深意，对奉行了一生的斗争哲学有所自省？谁也不知道。

一个凄苦悲凉的时代就要划上句号了吗？天意从来高难问，耶稣却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三2，四17）又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约翰福音十五9）

人有病，天知！这个病不是进化能治好，也教育不过来，靠监狱也是徒劳。人性的病只有上帝能治，祂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替代性的救赎，来大赦天下。朋友！你愿意放下成见，在阅读圣经、寻求和信靠上帝中去经历吗？


原载《中信》月刊第6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