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得了怪病

儿子得了怪病

吴东昀

我的儿子名叫Leo，中文是吴穹恩，意思是来自上帝无穷的恩典。我们住在北欧一个叫Timrå的小镇。记得米兰．昆得拉在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中说过这样的话：“离开祖国的人都是可怜的人。”因为在別人眼里你始终是一个异乡人。可是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我体会到上帝的同在。

我出生在一个无神论家庭，父亲是坚定的共产党员，母亲做会计。我对于上帝最初的认识来自一句很优美的文字：“当风吹过麦田，上帝温柔的怜悯悄然降临。”当时内心有一种被什么穿透的感觉，尽管我对上帝不了解，可是那美好的意境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常常感受到上帝温柔的怜悯不期而至。

很感激一位朋友锲而不舍地向我传福音说：“我有一样很好的东西想和妳分享。”最初我有点抗拒，因为很多做传销的人也常这么说。每次见面他都跟我讲耶稣基督，又说人人有罪。有时我嫌他烦，心想这人怎么老跟我唠叨这些不着边际的事。可我也不完全排斥他，因为他人很好，乐意助人，而且整天乐呵呵的。渐渐地我也愿意去教会听听。

2001年，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故，我清晰地看到自己身上的罪，感到必须找一个出口，否则不知道人生该如何走下去。就这样，我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去我的罪。2002年的复活节我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决志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受洗之后，我常读经，祷告，做礼拜。可到了2005年底移居瑞典后，因看不到几个华人，又听不懂瑞典语，我就想去教会也是白搭。我先生说，这里的居民多不去教堂，有些只在圣诞节去一次。人们彼此间很少谈论信仰，因为他们认为信仰是一件私人的事情，他们和上帝保持着不冷不热的关系。但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在这里每人每月收入的百分之一自动划给教会，你也可以选择退出，但以后葬礼和墓地的费用，就要自己负责了，数字不小呢！就这样，我渐渐地不做礼拜了。

后来生了孩子，生活越来越忙，读圣经的时间也越来越少，祷告更是中断了。听人说：假如有人告诉你他太忙，没有时间和你联系，就证明你对他已经不重要了。就这样，在世俗的生活中，不知不觉我与上帝的关系日渐疏远。

其实在这期间我也去过一次教会，那是因为考驾照的缘故。欧洲的驾照出奇地难考，好多中国人来了十几年都还没拿到驾照。理论考试只能用瑞典语或是英语考。我不是那种聪明好学之人，和我母亲不同，她勤奋好学，为人朴实，遗憾的是她这些优点一个也没有遗传给我。至於我的父亲，就更看不惯我了。父亲出生于浙江的一个农民家庭，后来在上海的一家大型企业长期从事人事和教育工作。父亲的家庭背景以及所从事的工作让他对我有很大的挫败感，每次见到我都会喋喋不休地抱怨，说我怕吃苦，怕脏，怕累，读书又漫不经心，将来不会有什么好前途。我当时对他是又怕又烦，希望他少啰嗦我就好了。正如父亲所说，我只在我们本市读到大专，而且学的也不是英语专业，可想而知我的英语程度充其量也就是高中水平吧。

我知道靠我自己，首先理论考试就別想通过，於是祷告说：“上帝啊，这次靠我是肯定不行了，如果祢能帮我拿到驾照，我就可以去教堂做礼拜了！”我住在郊外，如果不开车简直寸步难行。就这样，我用了两个月时间，理论考试竟一次就通过了，车考则是第二次就通过。我当时真是满心感谢赞美上帝。因着当初的承诺，我开始去当地的教堂做礼拜。当我走进教堂的时候，只见里面零散地坐着几个老头和老太，让这个并不太大的教堂看上去有种令人失望的空旷。老牧师孤伶伶地坐在装饰得精美绝伦的小讲台上，用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讲道。好不容易忍到结束，看到一位老太太拿着一个像捞鱼似的小网兜向我们走来，只见坐在我前面的一个老先生往里面放了20克朗，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於是也跟着放了20克朗。

在回家的路上我和上帝讨价还价，说：“这样可不行啊！我坐在那里像根木头似的，一句也没听懂，祢还是让我先去读瑞典语吧！等我读好了再回来。”就这样我又不再去教会了。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儿子Leo已经三岁多上幼儿园了。这期间我也在语言学校学瑞典语一年有余。2010年5月的一天，我发觉Leo左腿抖动，那时他刚发高烧初癒。不久我又注意到他的手有时也会抽动，就带他去看医生，立刻被转介到这里最大的省立医院儿科。

儿子的病情急转直下，每天发作几次。有一回我们见儿科医生时，正碰上儿子发病，只见他几次跌坐在地上，又顽强地站起来，医生看呆了，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例，让他去做脑电图，并留下他发病时的录像。医生把Leo的视频传给他瑞典、英国和美国的医生朋友，都说没见过这种病例，但从脑电图上可以看出他的前额位置有癫痫波。医生决定先给Leo用一种叫Keppra的药，又做了一系列的全身检查。令人失望的是，一瓶药吃完，病情并没有好转。接下来又换了几种药，依然没有效果，有的药甚至使病情加重。

就在他发病约半年之后，幼儿园的老师告诉我们，Leo和同龄的孩子相比，语言表达能力和动手能力有滞后的现象。我感到十分焦虑，便和国内的朋友联系。有位上海的朋友，她父亲是医学院教授，有很多学生在各大医院工作，我让她帮我打听国内对癫痫的治疗法。她回覆说：从医药技术水平来讲，目前瑞典依然比中国先进，Leo用过的几种药有的国内还没有，还是安心让Leo在瑞典治疗为好。就这样，2011年5月，医生又安排Leo去Stockholm附近的大学城Uppsala的儿童医院，做两天的脑电图跟踪。其实从Leo每天发作的次数和时间长度，我就知道他的病已越来越严重，与脑电图的结果吻合。从Uppsala回来，我越发绝望了，对医生也失去应有的耐心，感到自己处於崩溃的边缘。

在此期间，我一直祷告，可是毫无用处。后来再彻底认罪祷告，把从小到大能记得的罪全部向上帝认罪忏悔。以往我只是像背书一样，说：“上帝啊，请赦免我内在的罪、外在的罪和隐而未现的罪。”我和一个朋友因有矛盾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上帝感动我要为这件事祷告。谁知过了两天，她突然打电话来，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上帝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我原来的祷告谈不上信心，感觉不管上帝听不听我的祷告，可能还会有別的办法。可是当我深陷绝境、別无选择时，我只能抬头仰望上帝，祷告也变得恳切清心。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建议我禁食祷告，说他们教会有个姊妹的儿子从狱中出来，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后来她禁食祷告十几天，儿子的病终于好了。

我当时想，只要儿子的病能好，让我做什么都行。同学还说要和教会里的同工一起为Leo代祷。那时我正读到马太福音十七章15至16节，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回答他说：“至於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牠就不出来。”（21节）於是我开始生平第一次的禁食祷告。上帝怜悯我，我原来一感到饥饿胃就痛；可是那天一点都没觉得饿，还为我儿子做饭。黄昏时，我陪儿子出去散步，这里的夏天气候宜人，湛蓝的天空白云仿佛触手可及，周围的湖光山色有一种静谧的美，好像时光已然停滞。我为儿子唱一首刚学会的歌“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有人在为你祷告）。

这是我偶然在网上听到的，好似是为我而写的，特別是那句：“耶稣关心，祂知道你能承受多少。”因那段时间，我正询问主：“祢说过祢让我们承受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可是我现在感到我的承受力已到了极限。”我常常流着眼泪一遍又一遍地听这首歌，上帝的话也不断湧进我心：“上帝是个灵，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约翰福音四24）、“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十二9）、“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马可福音九23）、“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28）、“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哥林多后书四17）、“耶和华……祂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弥迦书六8）。我的心境和以前不一样了，尽管听道仍很费劲，但那有什么关系？我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

有一天，儿子只发病两次，平时他一般都发病五、六次，最多的时候会有八、九次。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发觉他渐渐好起来了。这时，医生又打电话来，说有一位医生建议给Leo用另一种药，我一听就头皮发麻，心惊胆战。因过去Leo尝试第三种药时，他爸爸把药混在酸奶里，Leo只嚐了一点，可这一点下去就不得了，只见他发作比平时更厉害，满脸通红，小便失禁，把我们吓坏了，再也不敢给他吃。所以一听要换用新药，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但只要Leo的病继续发作，医生就会不断地给他尝试新的药，直到找到对的药为止。
那时，Leo的五岁生日快到了，我求问上帝：“能不能送Leo一个生日礼物，让他生日那天不要再发病？只要祢能治好Leo的病，我和Leo以后都愿意为祢工作。”然后，我问身旁的Leo说：“假如上帝治好了你的病，你愿意为祂工作吗？”Leo很认真地点头，说：“好的。”这孩子也被自己的病吓坏了，每次觉得自己要发病的时候，他都会叫我：“妈妈，和我坐在一起！”有时他也会用手指着“赞美诗”，让我给他唱。我就一边给他唱赞美诗，一边抱住他不让他摔倒，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感觉，真是痛定思痛，不堪回首。

8月24日是Leo的生日，奇迹并没有发生。我心里很惶恐，既怕医生要给他用药，又不知他的病何时能好。我说：“上帝啊，今天是Leo的生日，我求祢给他一份生日礼物，可是他仍然发病。我知道祢有祢的时间和美意，请原谅我的小信和软弱。”

儿子生日后第九天，也是医生要给他做尿检的前两天（试新药前，必须先做肾功能检查），他那持续了一年四个多月，并且天天发作几回的神秘疾病，终于在2011年9月2日戛然而止！这一天对于我们全家来说都是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现在我和儿子每天晚上一起祷告，我经常给他读圣经，他也喜欢跟我去做礼拜，参加教会的儿童活动，有时我去教会做义工，他也很愿意去帮忙。这一生我和我的儿子都愿意成为上帝的器皿。

原载《中信》月刊第6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