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颗子弹
虔谦
每次看着树上的叶子变颜色，我就会期盼季节倒转——从秋，倒回春和夏；或者说，直接飞到春和夏。
工作本来好好的。我们程序员和其他部门的员工之间关系亲密。
“嗨，咖啡房里有蛋糕，快去吃吧！”一个夏日里，客服部的凯若兰跑来叫我。
“哪来的蛋糕？”我问，见她两边的大耳环晃着、闪着。
“詹姆斯的生日啊！”她眉飞色舞地说。
那一阵，公司开始了一个巨大的、计划五年内完成的工程，叫白龙工程。这项工程要把电话、传真、电邮、网路与公司数据库自动连起线来作业。
工程越深入，我就越疑惑。
“这样下去，公司不是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员了吗？”我对着电脑屏幕发问。
不仅不需要普通人员，连我自己所在的IT部门，公司的中枢神经，看样子也会人员过剩。公司买来了新的系统，一旦完成数据库置换，就不再需要很多工程师、程序员的维护，只要一般性的技术人员修修补补就可以了。
我做这个白龙工程，其实是在挖自己的坟墓。我坐在工作台上，茫然地看着窗外的叶子一片片落地。
有人可能会觉得我是社会进步的敌人，因为我一点都不喜欢自动化。自动化究竟有什么好？顾客听到的通通是呆板的、没有感情的机器人的声音；更要命的是，我周围的许多人们，平时和我有说有笑的同事们，他们做什么去? 没得做！因为到处都有那呆板的机器人在说话！
不喜欢，又能怎么样？只要我不想丢掉饭碗，我就得继续干，掘自己的坟墓，也掘他人的坟墓。
只是，我很快发现，周围的许多人看我的眼光变了，从困惑，到冷漠，再到敌意。我看他们的眼光也渐渐转尴尬，进而紧张；后来，我甚至感到自己像个罪人。
“凯若兰今天吃的什么呀？味道真香！”午餐房里我常常要讨好地跟他们寒暄。
好几次见他们不怎么睬我，我便转而回避：回避碰见他们。我因此改了我的午饭时间。
凯若兰是公司客服中心里很能干的员工，每天完成好几百个电话服务，公司的颁奖台上常见她的身影。听说她离婚了，单独养育一对年幼的儿女。
“这么高级的越野车，我就算买得起，也维修不起。”有一次在停车场里凯若兰看着我的越野车说。
“也没有啦。”我开始紧张起来，注意到她常戴的那付银色大耳环不见了。
“怎么没有，你看看我的车。”她指着她那辆很旧了的丰田小车。我注意到车的后窗台上放着一排很陈旧的、有些蔫了的绒毛玩具小动物。
“你的年薪，够买好几辆这车了吧。”她又冷冷地加了一句。
事后我和同事阿黎诉说了我的苦恼。
“是公司让你做的，和你有什么关系呢。”阿黎表示不理解为什么我要觉得罪过。
“公司要生存，要有竞争力，难免要缩减人员和开支。这些事情本来就很难平衡。”她说。
阿黎来自台湾，个子不高，留着卷卷的披肩发。她爱唱歌，嗓音特别清脆好听。我们俩是公司里唯一的两个华裔员工。阿黎跟我说了好多次一定要带我去游台湾，还要请我吃土蒜冻。
有个周末，我们俩一起代表公司参加市里的抗癌活动。我们摆了一个摊位，给来往的行人宣传抗癌知识——其中有一样就是要贴近自然。凯若兰也去了。她一直板着脸，不大说话。没过多久突然走到我和阿黎跟前，说了句：“其实有比癌症更可怕的。”说着，掉转头就提前离开了。
“那个凯若兰，”阿黎凑近我耳边低声说，“你要提防着她点。”
“为什么?！”我听了身上猛地有些起鸡皮疙瘩。
“我也说不好。就是总觉得她有些不对劲。”
白龙工程进行到第三年开春，公司解雇了八个人，其中包括了仓库管理员老乔治。乔治六十岁，筋骨硬朗，逢人就笑。每天一早就到公司来，为几个部门的员工们煮开三壶咖啡：正常的、低咖啡因的和特别口味的。有他在，公司每个角落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老乔治六十岁了，公司就不能再等两年再让他走啊。”我独自叹了口气。
我来公司后认识了乔治，还是他介绍我信的基督教。乔治走的那天晚上，我拿出了圣经，为老乔治做了祷告，祈求神支持老乔治的晚年生活。
书桌边放着几张旧报纸，触动了我心里的某根弦。我低下头，又祷告说：“天父啊，我刚刚给报社发了履历，求您保佑报社要我，这样我就不用再做这个我不愿意做的事了。”
在一种大势底下，祷告，似乎是我唯一能为自己也为他人做的善事。
我一连祷告了好几个月。好几个月过去了，应征的事杳无音讯，公司里却又有十个人被解雇。
新年刚过，一月二号，我在咖啡房，手莫名其妙一滑，瓷杯落地，碎成好几块。我眉一皱，无奈地蹲下来捡碎片。我没吱声，心里却犯嘀咕：开年不顺啊！
“快，去随便折断点什么。”阿黎过来催我。
“什么道道？”我问，还蹲着。
“祸不单行，破了第二个，就没事了。”
“待会儿吧。”我懒洋洋地说，心里对阿黎的建议不是特别感兴趣。只听咔嚓一声，阿黎折断了她手里的塑料叉。“懒蛋，我替你搞定了。”
两天后加班，晚上七点我还在公司里。
“这暖气好像不灵了，怎么这么冷！”我的身体一阵发冷卷缩，不由得自言自语了一句。突然听到一阵风也似的脚步声，我一转身，一抬头，发现凯若兰就站在我眼前。她还穿着白天上班时的那身衣服，只是眼神大不相同。她的眼光凶且冷；她的嘴角下垂，眉梢上扬，整个脸看上去像块冰硬的石头。
我愕然心惊，“凯若兰，你怎么还在这里？”
“是，我还在，永远在；你就不一定了。”说时迟那时快，她从裤兜里掏出一样黑乎乎的东西—— 一把短枪！我本能地一闪身，只听两声厉响，我的肩膀和手臂随之一麻，人扑倒在地。
我头脑还是清醒的。我支撑着，爬进了办公桌底部，办公椅的后头。
只听有人腾腾跑过来的声音，应该是那两位楼房的清洁工。我松了口气，只觉得浑身无力，一低头，地上一片鲜红的血，是从我手臂上淌下来的。
“你没事吧？没事吧？”两位清洁工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小心，她有枪！”我咬着牙，强打着精神跟他们说。
“她跑了。”一个清洁工说着，过来搀扶我；另一个连忙打九一一。
我眼前开始阵阵发黑 ……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我第一眼看见的，是阿黎的眼睛，两颗晶莹的泪珠挂在那里。
“你醒来啦？”她俯下身来，脸一笑，那几颗泪珠就像悬崖清泉一般掉了下来。
我点点头，张开口想说点什么，却发不出声来。
“别说话，静静呆着。”阿黎用手示意让我别说话。“那两颗子弹进去很深，他们费了好一阵工夫才取了出来。护士还说，要是子弹往上一点中了血管，就麻烦了。”
我想起了凯若兰，想问句什么，却什么也问不出来。
阿黎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说：“凯若兰给抓起来了。”
我似乎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凯若兰是我多年的同事。我什么也没表示，只是难过地把头转向一边。
案发后不久，我和阿黎都被唤到法庭作证。最后的结论是，凯若兰有精神问题，没有坐监，但是她的两个孩子却不能跟她住了，凯若兰也没有回到公司来。和凯若兰同一小组的詹姆斯问我：“你会不会恨凯若兰？”
我摇摇头。
凯若兰和我的关系在我的感觉上并不是她和我的个人关系，虽然不和谐，可是我却恨不起来；相反，我的心理负罪感在增大。我不知道凯若兰和她的孩子们分开后，日子怎么过；那两个小兄妹日子又怎么过。
凯若兰走了大概三个月后，就像我早已担心的那样，裁员裁到了我们IT 部门，三位数据库程序员走了一位。那一位走了之后，部门里的气氛变得很诡异，甚至有传言说阿黎和我有一个得走。
我们俩还跟往常一样一起吃午饭一起散步，可是话却少了许多。和她在一起，我也开始不自然起来。看看她的神态，似乎也和我一样，有些尴尬。
这个真是生命难以承受的轻，也是难以承受的重。
我回到家里，打开电脑，想到网上查查有没有什么新的工作机会。猛地，我看到我的信箱有封新的电子邮件。我有时日没有收到电子邮件了。打开一看，眼睛顿然亮了: 邮件标题是：关于您应征的报社编辑职位！
好几个月了，本来我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不知这家报社从哪个旧文件堆里翻出了我的履历，也不知是哪位
编辑匆匆离职，总之是，这家报社对我突然大感兴趣起来。
应征面谈后，他们居然当场就拍板要了我！那一刻，我体验到什么叫“惊喜”：惊喜就是命运突然向你笑！
最后一根稻草遇到了及时的东风。接到报社正式的通知后，我递交了辞职信。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感到了这些年来少有的舒心，看什么都舒服，都美丽。柳枝拂过肩膀，就像命运的手第一次温柔的触摸。突然间，我觉得自己是这样的自由加自在。
我才发现，人之所以有自由的感觉，是因为你不再是别无选择。
一到家，刚打开门，电话铃就响了。
“傻蛋，你不需要那样的。”阿黎的声音。
“你，你不是也希望我辞职吗？”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你自作聪明啊？想哪里去了?！”阿黎的话音几近愤怒。
我顿时心生负罪感，有些战战兢兢地说：“都说我们俩有一个得走。”
“那也是我走。你走了，你有别的能耐么?”
“我当编辑，编辑本来就是我喜欢做的。”我说。
“当编辑能赚几个钱？我听说报社出版社可都是亏本的。”
是的，我也听说，报社的日子普遍不好过。不过，我相信上帝，所以我相信奇迹。奇迹真的发生了。公司其他的员工，假如他们也相信奇迹的话，那么我的离开至少在一个阶段里保住了他们的饭碗。我，在暗中成就了他们的奇迹。
奇迹，原本可以像骨牌那样能动，像春天和绿叶那样互相滋生。
和阿黎的电话说到最后，她才告诉我她也辞职了，和我同一天辞的职！
挂了电话，我发了半晌的傻；电视里传出音乐会的歌声、掌声和欢呼声，我却有想哭的感觉。
两个好朋友，就这么着，为了保住对方的饭碗，阴差阳错，同时辞了职。这不是听来的，也不是读来的，这是真实的事，而且竟然是我生活中的事！
阿黎后来去了大陆。她的先生在中国大陆打拼出了一片天，阿黎就全心支持帮助他的事业。那天是我送她去的机场，路上她叮嘱我：“什么时候报社给不起你钱了，来找我；我们公司需要人帮忙呢。”
我笑着点了点头。
“我说的是真的，这是名片。”她递给我他先生的名片。
我将那张名片，连同我和阿黎的合影一起镶进一个精致的小像框里。那像框就一直放在我的编辑工作台上。
虽然报社工作很忙，一看阿黎的照片和名片，我就会想起我当程序员时的往事。肩膀时而隐隐作痛，时时让我想到凯若兰，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
眼看着天又转秋，报社要我出差到台湾。临行的前一天，激动之余我开着车缓缓到了我先前工作的地方。我把车停在以前我和阿黎常停的地方：一棵大树的底下。有一天黄昏后，阿黎就在这树下清歌了一首。那歌声，这时就在我耳边响起来。阿黎也刚好要去台湾，搞得好，我们可以在台湾一聚！
正沉思着，突然边上有响声，一辆车开过来，就停在我的边上。我一转头，惊讶不能语：这不是凯若兰么！
我没有犹豫，打开车门，走到了她跟前，她开的还是那辆老旧的丰田小车。
凯若兰出了车门，一抬头，愣住了。
“是你！”她脱口而出。
“你好吗，凯若兰？还在这里做？”我连问了几句。她的脸，在夕阳下，虽然憔悴，却是暖色的。
她点点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有些机械的眼睛盯着我的肩膀看。终于，她问了句：“还疼吗？”
我的眼睛顿时潮湿。我赶紧笑了起来，说：“早就不痛了。”
“那就好。”她说着，眼睛里闪出了一丝疑云：“你，又要回来？”
我收起笑容，连忙摇头：“不，不，我是路过。我，我就要去亚洲出差了。”
“亚洲，那很远哦 ……”凯若兰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是的，亚洲，离这里有足够的距离，我从她眼里悄悄消失了的疑云能丈量得出那份遥远来。
“嗯，是挺远的。”我重复着她的话意，也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她又机械地点了点头，嘴唇一动，和我说了句：“祝你旅途愉快。”
看着凯若兰缓缓远去的背影，阿黎的歌声又在我耳边响了起来：
外婆的山
是座魔术山
一声雷响
两只小鸟亲着嘴
从冬天飞到了春天
两个生命，可以互相成为奇迹；冬天，真的是可以被飞越的。我摸摸肩膀，那年冬天，那两颗子弹飞离了我的肩膀……我突然特别想把这歌唱给凯若兰听，可是她，已经走远了。
摘自《红杉林》
齐鲁 最后编辑于 2016-02-23 23:1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