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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祷告前,请看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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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祷告前,请看我的眼睛

阿浅



卢云在《负伤的治疗者》第二章开头,引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一个年轻人逃进了一座小村庄,追兵很快尾随而至。村民们想保护他,然而追兵威胁道:如果黎明前不交出年轻人,他们将放火、屠村。村民们很恐惧,只好去找牧师,问他该如何是好。

牧师左右为难,于是彻夜读《圣经》。终于在黎明前,他读到一句经文: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于是他做了决定,交出了年轻人。村民们活下来了,设宴庆贺。牧师却高兴不起来。

那一夜,一位天使来找他,对他说:你把弥赛亚交给敌人了!牧者烦躁不安地辩解道:我怎么能知道呢?天使说:如果昨晚你不是捧着本《圣经》看,而是去探望这个年轻人,看看他的眼神,你必定能知道。

这个故事一直存在我心里。看完热映电影《血战钢锯岭》以后,我第一时间想到了它。在我看来,这两个故事回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我怎样知道神的心意呢?

在电影中,医疗兵多斯秉持着不持枪、只救人的信念,踏上二战冲绳岛战场。历史上,这地方曾使日军死亡和失踪20万,美军死亡和失踪5万。而那个名为“钢锯岭”的关隘——一个400英尺高、近乎垂直的悬崖,更是人间地狱。不怕死的日本人躲藏在浓雾中,不知从何处开枪,子弹就会打飞钢盔,射穿脑壳。面对满天火焰、满地残骸,多斯的信念受到了考验。

没人怀疑这信念的真实。在踏上战场前,多斯经历了战友的欺凌、爱人的哀求、军事法庭的审判,都没有放弃信念。但在残酷的景象和随时会失去生命的危险中,他似乎动摇了。血流成河,命如蝼蚁。他喃喃地祷告:你让我来这里,究竟要我做什么?

话音刚落,他听见炮火声中有人高喊:医疗兵,救命!那一刻,他眼中的迷茫一扫而空。也许他相信,神用这求救声回答了他。他不再犹豫,而是全身心投入抢救伤员的工作。甚至在战斗告一段落时,他仍独自留在战场,躲避日军搜索,彻夜搬运伤员。

那个夜晚,他救了75个人,其中甚至包括几个日本兵。每当精疲力尽,躺在地上喘息,他都向神祷告:请帮助我,再救一个人!他靠着信仰的力量坚持到了最后,并且活了下来,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杀害任何人、却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军人。

很多时候,我努力想听见神的声音,想知道他对我这短暂的一生有什么安排。但翻遍《圣经》、禁食祷告,也没有一个天启般的声音在我耳朵里炸响。如果我像多斯一样,走进有需要的人群中,看他们的眼睛,听他们的声音,或许我就知道:在这个时刻,神对我说话了。


2


多斯为什么能从人的呼求中听见神的启示呢?对他来说,有两个决定性的预备时刻:一个是认罪,一个是和好。

在钢锯岭战壕里,精神倍感紧张的多斯,和战友说起小时候的事。他的父亲是一战老兵,生活几乎被战争摧毁。退役后,父亲整日酗酒。少有的清醒时刻,他只做两件事:一件是去墓地看望战友,一件是殴打家人。

多斯觉得,父亲打他和哥哥,还可以忍受;打他的母亲,就忍无可忍。有一天晚上,父亲对母亲举起了枪。当时已长大的多斯扑过去,和父亲扭打在一起,并且夺过了枪,指着父亲的脑袋。父亲瘫软了,靠着墙,眼神涣散,说:你开枪吧。

他没有开枪,但清楚知道:那一刻,他已在心里杀了父亲。这是他的认罪时刻。

《圣经》上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按照这样严格的标准,我们每个人都是杀人犯。多斯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把这句话当天方夜谭,而是以此对照自己,承认自己有罪。

现在许多人,包括我在内,之所以看不见别人的需要,是因为满眼都是别人的罪。如果我能更多看见自己的罪,而不是挑剔别人,那么心里就会留出一块地方,让怜悯住进来。

光认罪并不够,多斯还要接受饶恕。在军营里,多斯因为违背上级命令,不肯持枪,被送上了军事法庭,面临蹲监狱的危机。在这个时刻,父亲毅然换上一战军装,找到原来的队长、现在的军官,恳求他写了一封信,为儿子讨公道。正是这封信救了多斯,让他不持枪的权利得到保护,以医疗兵的身份奔赴战场。

父亲这一举动,有更深远的意义。他以拯救的行动宣告:他与儿子和好了。他不再记恨,而是选择饶恕,并且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支持儿子的信念。和好洗去了多斯心中的罪恶感,让他奋勇救人时,不担心带着亏欠与遗憾离世。

认罪与和好,是多斯战场工作的两大基石。当然,电影主要表现的,是父子之间的认罪与和好。在现实生活中,对每个人而言,更根本的是向神认罪,与他和好。我犯罪,不仅伤害了人,更是得罪了神。只有承认自己违背神的话语,让他伤心和愤怒,并且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与赦免,我才拥有了新的信念,做好了这一生工作的准备。


3


基督徒服侍人的工作,归根结底是效法耶稣。耶稣基督在世上时,和罪人一起聚会、吃饭。人人躲避的麻风病人,只有他愿意伸手抚摸、医治。他的眼、他的手,实实在在地接触有需要的人。

可有时候,我连看着对方都做不到。

结婚前,我和几位兄弟合租一套两室一厅。有天晚上,我忽然很有感动,想要祷告,就去叫同一个房间的兄弟一起。他犹豫了一下,拒绝了。我暗暗地感到不满,心想他怎么不看重祷告呢?后来有一个机会,他才告诉我:原来,他不是不想祷告,而是觉得和我太疏远了。那几年,我太宅,虽然住在一个屋檐下,却常常只顾自己的事,很少聊天。他说,那种冷漠感,让他很难和我一起祷告。

结婚后,我变了很多,但还残留着坏习惯。有好几次,我和我的妻子吉吉闹矛盾,就自己躲起来唱诗祷告。吉吉说,那时还在生气的她,由衷觉得信仰很讨厌。

真实的信仰,有走进内室的一面,也有走上战场的一面。在伤口贴近伤口的时候,我才体会到什么是完整的侍奉。

鲍勃·迪伦在《Blowing in the Wind》里唱到: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才能被称为真正的男人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一个人能多少次转过头去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一个人要有多少耳朵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才能听见人们在哭泣

有评论说,鲍勃·迪伦的这首最早的“抗议歌曲”,对人们传统观念中“男子汉”的定义提出了质疑。他希望世人不要再对世间的不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不要再让无辜的人继续丧生在战火之中。

一路走来,看见别人的需要,听见别人的哭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在《负伤的治疗者》第三章,卢云记录了哈里森先生的故事。这位农场工人48岁,身材矮壮,不善言辞。他为了给腿部做手术,住进了大医院。这次手术很危险,他有可能在麻醉中送命。手术前夕,一位年轻的神学生作为实习院牧,来病房探访他。

这次谈话很尴尬。年轻人觉得哈里森先生语气粗鲁,心存抵触。他为此感到愤怒和不快。但第二天,他或许体会到了深深的沮丧,因为哈里森先生没有挺过来。他再也没有机会服侍这位朋友了。

在谈话中,哈里森先生提到:他没有做好死的准备,但也没想好要不要活下来,因为即使顺利出院,也没人在等着他。对此,年轻人有没有合适的回应呢?有的。卢云设想自己在年轻人的位置,会这样说:“看着我,再说一遍……你看看我的眼神就知道你错了……我就在这里,我在等着你……明天,后天,我都会在这里……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我在等着你——这也许是一位服侍者能给出的最好回应。这么表达时,他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说教者,也不是一个横眉冷眼的旁观者。他走进对方的苦境,看见对方的眼睛。也许在那一刻,他不仅触摸到受苦者的内心,也听见了弥赛亚的低语。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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