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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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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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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
2016-12-12 15:44
|只看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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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祷告前，请看我的眼睛
阿浅
卢云在《负伤的治疗者》第二章开头，引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一个年轻人逃进了一座小村庄，追兵很快尾随而至。村民们想保护他，然而追兵威胁道：如果黎明前不交出年轻人，他们将放火、屠村。村民们很恐惧，只好去找牧师，问他该如何是好。
牧师左右为难，于是彻夜读《圣经》。终于在黎明前，他读到一句经文：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于是他做了决定，交出了年轻人。村民们活下来了，设宴庆贺。牧师却高兴不起来。
那一夜，一位天使来找他，对他说：你把弥赛亚交给敌人了！牧者烦躁不安地辩解道：我怎么能知道呢？天使说：如果昨晚你不是捧着本《圣经》看，而是去探望这个年轻人，看看他的眼神，你必定能知道。
这个故事一直存在我心里。看完热映电影《血战钢锯岭》以后，我第一时间想到了它。在我看来，这两个故事回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我怎样知道神的心意呢？
在电影中，医疗兵多斯秉持着不持枪、只救人的信念，踏上二战冲绳岛战场。历史上，这地方曾使日军死亡和失踪20万，美军死亡和失踪5万。而那个名为“钢锯岭”的关隘——一个400英尺高、近乎垂直的悬崖，更是人间地狱。不怕死的日本人躲藏在浓雾中，不知从何处开枪，子弹就会打飞钢盔，射穿脑壳。面对满天火焰、满地残骸，多斯的信念受到了考验。
没人怀疑这信念的真实。在踏上战场前，多斯经历了战友的欺凌、爱人的哀求、军事法庭的审判，都没有放弃信念。但在残酷的景象和随时会失去生命的危险中，他似乎动摇了。血流成河，命如蝼蚁。他喃喃地祷告：你让我来这里，究竟要我做什么？
话音刚落，他听见炮火声中有人高喊：医疗兵，救命！那一刻，他眼中的迷茫一扫而空。也许他相信，神用这求救声回答了他。他不再犹豫，而是全身心投入抢救伤员的工作。甚至在战斗告一段落时，他仍独自留在战场，躲避日军搜索，彻夜搬运伤员。
那个夜晚，他救了75个人，其中甚至包括几个日本兵。每当精疲力尽，躺在地上喘息，他都向神祷告：请帮助我，再救一个人！他靠着信仰的力量坚持到了最后，并且活了下来，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杀害任何人、却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军人。
很多时候，我努力想听见神的声音，想知道他对我这短暂的一生有什么安排。但翻遍《圣经》、禁食祷告，也没有一个天启般的声音在我耳朵里炸响。如果我像多斯一样，走进有需要的人群中，看他们的眼睛，听他们的声音，或许我就知道：在这个时刻，神对我说话了。
2 多斯为什么能从人的呼求中听见神的启示呢？对他来说，有两个决定性的预备时刻：一个是认罪，一个是和好。
在钢锯岭战壕里，精神倍感紧张的多斯，和战友说起小时候的事。他的父亲是一战老兵，生活几乎被战争摧毁。退役后，父亲整日酗酒。少有的清醒时刻，他只做两件事：一件是去墓地看望战友，一件是殴打家人。
多斯觉得，父亲打他和哥哥，还可以忍受；打他的母亲，就忍无可忍。有一天晚上，父亲对母亲举起了枪。当时已长大的多斯扑过去，和父亲扭打在一起，并且夺过了枪，指着父亲的脑袋。父亲瘫软了，靠着墙，眼神涣散，说：你开枪吧。
他没有开枪，但清楚知道：那一刻，他已在心里杀了父亲。这是他的认罪时刻。
《圣经》上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按照这样严格的标准，我们每个人都是杀人犯。多斯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把这句话当天方夜谭，而是以此对照自己，承认自己有罪。
现在许多人，包括我在内，之所以看不见别人的需要，是因为满眼都是别人的罪。如果我能更多看见自己的罪，而不是挑剔别人，那么心里就会留出一块地方，让怜悯住进来。
光认罪并不够，多斯还要接受饶恕。在军营里，多斯因为违背上级命令，不肯持枪，被送上了军事法庭，面临蹲监狱的危机。在这个时刻，父亲毅然换上一战军装，找到原来的队长、现在的军官，恳求他写了一封信，为儿子讨公道。正是这封信救了多斯，让他不持枪的权利得到保护，以医疗兵的身份奔赴战场。
父亲这一举动，有更深远的意义。他以拯救的行动宣告：他与儿子和好了。他不再记恨，而是选择饶恕，并且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支持儿子的信念。和好洗去了多斯心中的罪恶感，让他奋勇救人时，不担心带着亏欠与遗憾离世。
认罪与和好，是多斯战场工作的两大基石。当然，电影主要表现的，是父子之间的认罪与和好。在现实生活中，对每个人而言，更根本的是向神认罪，与他和好。我犯罪，不仅伤害了人，更是得罪了神。只有承认自己违背神的话语，让他伤心和愤怒，并且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与赦免，我才拥有了新的信念，做好了这一生工作的准备。
3 基督徒服侍人的工作，归根结底是效法耶稣。耶稣基督在世上时，和罪人一起聚会、吃饭。人人躲避的麻风病人，只有他愿意伸手抚摸、医治。他的眼、他的手，实实在在地接触有需要的人。
可有时候，我连看着对方都做不到。
结婚前，我和几位兄弟合租一套两室一厅。有天晚上，我忽然很有感动，想要祷告，就去叫同一个房间的兄弟一起。他犹豫了一下，拒绝了。我暗暗地感到不满，心想他怎么不看重祷告呢？后来有一个机会，他才告诉我：原来，他不是不想祷告，而是觉得和我太疏远了。那几年，我太宅，虽然住在一个屋檐下，却常常只顾自己的事，很少聊天。他说，那种冷漠感，让他很难和我一起祷告。
结婚后，我变了很多，但还残留着坏习惯。有好几次，我和我的妻子吉吉闹矛盾，就自己躲起来唱诗祷告。吉吉说，那时还在生气的她，由衷觉得信仰很讨厌。
真实的信仰，有走进内室的一面，也有走上战场的一面。在伤口贴近伤口的时候，我才体会到什么是完整的侍奉。
鲍勃·迪伦在《Blowing in the Wind》里唱到：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才能被称为真正的男人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一个人能多少次转过头去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一个人要有多少耳朵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才能听见人们在哭泣
有评论说，鲍勃·迪伦的这首最早的“抗议歌曲”，对人们传统观念中“男子汉”的定义提出了质疑。他希望世人不要再对世间的不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不要再让无辜的人继续丧生在战火之中。
一路走来，看见别人的需要，听见别人的哭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在《负伤的治疗者》第三章，卢云记录了哈里森先生的故事。这位农场工人48岁，身材矮壮，不善言辞。他为了给腿部做手术，住进了大医院。这次手术很危险，他有可能在麻醉中送命。手术前夕，一位年轻的神学生作为实习院牧，来病房探访他。
这次谈话很尴尬。年轻人觉得哈里森先生语气粗鲁，心存抵触。他为此感到愤怒和不快。但第二天，他或许体会到了深深的沮丧，因为哈里森先生没有挺过来。他再也没有机会服侍这位朋友了。
在谈话中，哈里森先生提到：他没有做好死的准备，但也没想好要不要活下来，因为即使顺利出院，也没人在等着他。对此，年轻人有没有合适的回应呢？有的。卢云设想自己在年轻人的位置，会这样说：“看着我，再说一遍……你看看我的眼神就知道你错了……我就在这里，我在等着你……明天，后天，我都会在这里……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我在等着你——这也许是一位服侍者能给出的最好回应。这么表达时，他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说教者，也不是一个横眉冷眼的旁观者。他走进对方的苦境，看见对方的眼睛。也许在那一刻，他不仅触摸到受苦者的内心，也听见了弥赛亚的低语。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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