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英雄”沈祖尧：我的绝望和蜕变（上）
（作者简介：沈祖尧，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曾做医生多年，于2003年期间因带领医护人员奋力对抗SARS而被《时代周刊》赞誉为当年“亚洲英雄”，任校长期间一直高居“香港最佳大学校长排名”榜首。）
当年的瘟疫，令人提心吊胆的病毒，早已消声匿迹了。 但新的流感，致命的依波拉仍在门外。
当年的挣扎，令人动容的医护人员，恐怕早遗忘了。他们仍垂着头，默默地在医院里支撑着。当年的痛苦，在死亡边缘的SARS（非典）病人，大多数康复了。但对生命的反思，对价值观的醒觉，还有多少留到今天?
当医生在绝望中祈祷
回想当日，在医院管理层每天两次的会议中和每天早上的部门会议里，我向各人报告每位患病同事的最新病情:有多少人发烧、有多少名新增病人、又有哪个病情严重了……每天都是坏消息，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有一天，当我说到同事邓医生染病入院，更要插喉时，我哽咽起来，再说不下去……我独自默默走出会议室，向着走廊外的天井，眼泪流了下来。
“一个都不可失”，成为我每天工作的目标和底线，但对着不知名的疾病，我们却束手无策，仿如热锅上的蚂蚁。
2003年3月17日，星期一，自SARS爆发后已一个星期，没有一个病人情况出现好转。在无助和绝望之际我遂跟梁志邦医生说:“今天，让我们召集所有基督徒医生，11时在我的办公室内祈祷吧。” 我想人的办法已用尽了，唯有求救掌管生命的上帝。11时到了，来了十多位同事，平日我并没有“暴露”自己的基督徒身分，因为恐怕这样做会为工作带来不便。岂知，当天到我办公室祈祷的，竟有不少是我也不察觉是基督徒的医生。我们都在危急的时候，从“地下”活动中奋然露面了。
那天的祷告，我们都不知从何说起。等了半天，我终于开口说:“上帝啊,求你不要因我们对此疾病的无知，而丧失了我们的同事和病人的宝贵性命。”说到这里，整个房间的人都哭了。有些女同事更哭不成声，连祷告的话也说不出来。但奇怪的是，这样不成气候的祈祷会，竟让我的心情轻松起来，心里的重担也轻省了，对不知名的恶疾，似乎有了新的希望，新的力量。
3月18日，经过几番的考虑和辩论，我们终于决定使用最后武器——类固醇注射。注射类固醇后，病情终于有显著的改善。大部分病人的体温开始下降，肺片日渐回复正常，气喘亦逐渐缓和。
我们一班医生和护士，便好像在狂风暴雨过后，开始看见曙光。每天巡房时大家的脸上都渐露笑容，没有了过去两星期的愁眉紧锁，我们的祷告好像已蒙应允。
胡医生：不再相信人定胜天
2003年3月20日，疫症爆发后的第十天。我那位港大医学院的同学胡兆云医生来电，他带着非常沉重的语气说:“沈祖尧，我开始发烧，大概已经染上了SARS。”我们马上安排胡医生入院观察。当他打电话回家通知家人把他停在医院访客停车场的车开走时，我从他的说话和神情，看出那时他是如何的彷徨和无助。
他记下了自己在病房的感受:“虽然这病房布满病毒，但却是一处充满热与光的地方，就像将一撮咖啡粉放进水中，水的温度愈高，咖啡就愈香。在病房中，我嗅到一阵的香气，是从医护人员身上发出的香气，他们很有爱心和舍己精神。 有一位护士更走过来问我‘你吃不下早餐吗?让我喂你吧’，我心想，脱下口罩后，我和你是那么近，难道你不怕会被感染吗? 你不怕我倒怕，传染你就坏事了。
那几天我在医院常掉下眼泪。当我静心地坐着，用另一种态度去看这一个世界时，我发现这世界并不像是我平日认识的世界。活了四十多年，我做人做事一直都很谨慎，很少闯祸，自信是一个好人，有责任感，生活也惬意，一年两次出游，孩子聪明乖巧，但我仍有很多焦虑，我常说这世界最大的烦恼皆来自我们的大脑，烦恼是自寻的……”
患病时，他的太太和病人也给他极大的鼓励。胡太太向他说:“你把自己交付给上帝吧，他会帮助你。”而在大埔和海外的病人在得知他患病后也为他祷告、祝福，令他感动不已。
就是这样，经过在病房的观察和反思，胡医生的生命有了改变，他不再自信人定胜天，命运在自己掌握之中，反而相信冥冥中自有主宰。在出院前的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沈祖尧，我信了耶稣啦!” 他那轻松的语调和当天入院时的沉重声真是有天渊之别。
后来，我和梁志邦医生驾车到他转住的疗养院——沙田慈氏护养院探望他。 梁医生见了他后，还给他一个拥抱，大家那份喜悦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今天的胡医生，不但是大埔区的名医，更是区内的“父母医生”。看病时，他会跟病人聊天，也会谈到病人的家庭和情绪上的困扰，甚至在诊所内为病人祷告。 他自言:“我的天空不再一样。”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虽然我没有染上SARS，但看见身边的病人和同事，看见他们在生命边缘的挣扎，看见他们的流泪和欢笑，我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
作为大学的教授、医学院的老师、部门的主管，我以前看重的是每年我们在研究领域内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质素。我们以一个国际公认的“冲激指数”(InnpactFacto)作为评估发表文章的重要性，要是发表的文章内容包含重要的医学发现，并且让世界各地学者和专家都引用我们的文章，那么它的“冲激指数”便会大大提高，作者更能成为世界知名的专家，这也是我们衡量“成功”的一个重要指针。
我们要继续进行研究，就需要筹集资金。因此，写研究建议书、申诉研究资金并与世界顶级大学和医学中心合作，便成为我们另一项重要任务。每年筹集到的资金数量和“冲激指数”一样，成为我们量度自己“成功”的另一项指针。
除了研究以外，医学院也是培训医护人员的地方。大学的政策一向是收取学业成绩最高的年青人入读医学院，以最高的标准评审他们的进度。 毕业后这些医生和护士的专业进度亦成为我们的“成功”指针。 每年专科医生考试的合格率，毕业医生和护士的就业率，以及他们所获取的荣誉和奖励，都是医学院帽子上的花。
这些成功的目标并没有不妥，亦是世界各著名大学共享的指针，但它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无数大学教授和年轻科学家醉生梦死的目标。带来的结果是有部分“奋斗向上”的医生和科学家，为了满足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梦想，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自己的健康、家人与朋友和人生的价值观。
当五月，医院开始推行视象探病，让家人透过计算机屏幕和自己家人见面， 我看见他们用手摸着屏幕，像是亲手与家人病者接触的一样。 我又看见在医院的马路旁有不少家人望着病房的窗户向病人挥手，用手语嘱咐大家保重。我也看见成了病人的护士，坐在病床上一边读信，一边痛哭，其中一个护士看着的原来是她丈夫在她生日的那天托人送入病房的慰问。我又看见一个男护士气喘得异常痛苦，看见我走过来，就一手拿着妻子的相片，一手紧握我的手，求我一定要治好他。
一幕又一幕的情景，令人黯然神伤。我便暗暗自问，在生死关头，在生离死别的日子里，我一向认定最重要的事情，还存着价值吗? 当我成为举世知名的专家，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成为一掷千金的富人时，如果我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家庭，失去了朋友和失去了自己，又是值得吗?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中的这句话，到现在我才开始领会它的涵意。在我们年轻力壮时，不会想到疾病，不会想到死亡，不会想到痛苦，但灾难却可以毫不留情地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日子来到。
经过一百天的SARS煎熬，我的天空不再一样，我和许多病人、同事的生命也不再一样。（待续......）
来源：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