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英雄”沈祖尧：我的绝望和蜕变（下）

“亚洲英雄”沈祖尧：我的绝望和蜕变（下）

卷入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

SARS结束一年后形势发生改变，2004年3月9日，我被立法会专责委员会第二次传召出庭作证。当日探访后向报界解释和支持我们做法的议员，今日竟成为席上来势最凶恶的“判官”。

2004年5月4日，报章刊登了我的一幅大照片，并用大字标题写着“SARS报告将点名责问沈祖尧”，“中文大学内科系主任沈祖尧，将成为四位备受点名批评的人物之一。……消息透露，沈祖尧需要为威尔斯亲王医院8A病房重开，以致可能引发SARS在小区爆发负上责任。”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的日子就像在一道旋转的楼梯上一直往下走，愈走愈低，也不知道何时可以看见尽头。 最难受的是，在种种压力下，我实在隐藏不了自己的愁容，更不自觉地把忧愁带回家中。

当家人从报章上知道泄露的消息时，太太、女儿和父母都很担心。但他们不想增加我的烦恼，所以在家里都只字不提报章和新闻的报道。吃晚饭的时候，大家都默默无声的，只是很偶然地、艰难地说出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那种沉默是从未在家中出现过的，但他们内心都知道这只是掩盖着的平静，是暴风雨的前夕。

已有近两星期不能安睡，有时直到半夜两三点也不能入眠，独自坐在漆黑的客厅里，发呆地望着电视机。太太看见，也只有担心的份儿，伴坐我身旁。有时睡到早上三、四点便无故醒来，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转来转去的都是那些不开心的事情。虽然再睡不着，但我也不愿意起床去面对这个令人烦恼的世界。

在这半睡半醒的挣扎过程中，我想到那些患忧郁症的人，他们都有失眠、动作迟钝、厌食和思想紊乱的病征。他们有的，我那时都体会到。其中最难受的是早醒、不能入睡和不愿面对世界的感觉。我相信、甚至肯定自己也进入了忧郁的境地中。

正当我卷入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时，首先是部门里的同事联名发公开信给立法会SARS专责委员会和报界。“……沈教授身先士卒、舍己为人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令我们在人手物资皆缺的情况下，不计个人安全跑去打这场毫无把握的仗，去战一个我们毫无所知、看不到、触不着的敌人。这一切，可以说是全赖沈教授以人为本的过人领导才能，他可以说是居功至伟。但很讽刺的是，调查委员会竟把他定为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沦为千夫所指的罪人，这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我更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持，就是家人，尤其是我那只有十岁的女儿送给我的鼓励。

一天，我回到家里，太太给我看女儿自制的慰问卡。上面写着:“爸爸,知道你不开心，但并非所有人在任何时间都会开心的。”里面还引用了一段圣经:“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惟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 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 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彼得前书》）

太太说，女儿只是从她那本儿童用的圣经中，找到这么合适的一句，我想以她的年龄，她是不可能找到或明白当中意思的，所以我想这是上帝对我亲自说的话。 我接着看到这段话:“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彼得前书》）

读完了这段话，我便把太太和女儿抱在怀抱里，心里说:“上帝，感谢你。”

医护人员只是上天的一双手

回想这一年可以说是我行医二十载中最精彩的一年。我和很多学医的人一样，都希望能够悬壶济世、回报社会。但毕业后总是忙于接受训练，训练后又要到医院或门诊工作，真的叫人疲于奔命。 渐渐，工作变得公式化了，起初的理想和抱负都淡忘了。但SARS一役，却使不少前线的医护人员，重新唤醒已被遗忘的专业精神，拾回一些我们应做的事，就是全身投入服务病人，不要只顾薪金、假期多寡、升职或合约问题。

SARS期间，香港就好像一艘正在下沉的邮船，我们就是船上的水手们，各尽所能，力保邮船不会下沉，甚至个人安危也不顾。我们只求病人能早日康复，疫症受控，香港市面回复生气，学生复课，市民的脸上再现笑容。在我来说，看到这种情况真的比升职加薪、发表医学文章重要。

我当然不希望SARS重临，更不希望有其他疫症爆发，但在这段日子的经历里，对我们这些学医习护的人来说，可算是学有所用，并且是一次发挥专业精神的难得机会。

可惜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仍未能研究出治疗SARS的有效药物。病人的生死，却冥冥中似有安排。我不禁想为什么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内，一个能康复，一个会不治?为什么在同一年龄，同一身体状况下的，接受了同一样的护理，却有不同效果和反应?我相信医学知识仍未能解释这一切。

再远一点，大家同住一所酒店，为什么有些人会受感染，其他人倒没有？大家同坐一架飞机，为什么有些人感染了，但其他人却安然无事? 为什么大家同住一屋苑，有些人会受感染，但其他的却出入平安? 我相信这是因为每一件事的发生，每一个受感染的个案，每一个康复或不治的例子，都并非偶然，而是有造物主的计划和安排。

在我来说，医护人员只是上天的一双手。我们的工作，只是完成上帝的计划和安排。既然命运并不完全在我们手中，我们的工作和贡献，只是参与造物主的计划，因此我们不应太看重个人的荣辱。我既不应陶醉于个人的知名度和见报率，也不应因他人的批评和指责而感到气馁。重要的是在整件事件上，我和我的同事已尽上最大努力，即使今天回望，事件的处理虽然未能尽如人意，但亦确实无愧于心。

我希望每一位香港市民，在经过SARS一役以后更能珍惜我们今天所拥有的: 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挚友。这些在我们身边的人事物，远比我们有的金钱、事业和名誉更宝贵。我亦希望每一位医护人员，都能放下个人的得失和感情、抱负,专心服务病人。要记得我们所能奉献的，不但是我们的知识、药物和治疗方法，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关心、聆听和尊重。

我亦希望自己能从中汲取教训，就是“不看自己过于当看的”。 个人的力量、个人的成就和个人的荣辱都只是沧海一粟，亦似流星闪过。重要的是尽上本分，尽上心思去完成造物主给我们在地上的责任。

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曾说，当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期待着他一连串的承诺和抱负时，他说:“我的美国公民，不要只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应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今天身处困难重重之中的香港人，我们也应说“不要只问香港能为我做些什么，应问我能为香港做些什么”。假若我们有如此心态的话，香港定能再展翅高飞，我们的家就必更融洽、更温暖。

我学会放下高高在上的身段

今天的香港，活泼的心灵已经不多了。我们每天打开报刊、扭开电视机，在街上、办公室里、咖啡店内，看见的都是目光呆滞，听见的都是怨天尤人。香港人的开心指数大不如前，年轻人对前景的观望，竟不如SARS肆虐后的光景。香港啊! 你是否生病了? 还病得如此之重? 有什么比SARS更致命呢?

至于我，SARS之后的我对人生看法改变了。以前的我认为学术研究最有价值，科学能解释和解决所有问题。如今的我却认为假若我只有知识，只有技术，却没有对病人感同身受、悲天悯人的情怀，那我还算不得什么。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以前我们明明把病治好，但有时候病人却不以为然，甚至不大欣赏，原来是因为他们内心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SARS中的生离死别，让我学会看见一个有病的人，而不是某人的病。

医学不单是科学，也是伦理。医术不只是技术，更是体恤、尊重和怜悯的结合。这都是医学课程往往缺少的,因此我便开始专注我的教学工作。我以前只着重医学知识和技术的传授，用什么体检、哪种化学检证、什么药物、哪项手术便可以把疾病处理得好? 如今我会教导学生，一个眼神、一声慰问、一个握手，甚至一句逗人开心的笑话，都有它的“医疗”作用。 有些病人，患的是末期癌症，今天的医学实在没办法把病治好。但医护人员关切的照料，让他感受到尊重。作为一个病人，他仍然是一个有尊严的，这才是真正的医治精神。

回想我以前的教授生涯，教与授实在占的位置太少。教书是一种职责而已，真正对我的事业有帮助的，是我的研究和登上国际地位。SARS的灾难，使我对人生以至对教学有了重大的改变。因此，我放下一些研究工作，以更多的时间和学生沟通。不单在上课或临床教学时的沟通，下班以后，我还尝试放下身段与同学们吃饭、交流、参加他们的活动，甚或组织和带领他们的活动。

为什么“放下身段”? 原来在医学院里，传统阶层观念十分重。 教授，尤其是讲座教授的地位都十分超然。我们当学生或年轻医生时，内科和外科教授差不多等同“上帝”，他们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授对病人的诊断、治疗和预测，都是不能被挑战的。因此以前的我，走在病房与医院走廊上时，只接受学生和病人，甚至医生们的问题，很少放下自己高高在上的身段来与学生们沟通交流。

如今我感觉这不是教育应有的做法，起码不是完整的生命教育。我更愿意放下教授的身份，把我的挣扎和奋斗、成功与失败、强项和弱点，与同学们坦诚分享。当我开始以谦虚的心与学生们交流，奇怪的事便发生了。我觉得谦虚的态度，反而为我换来更多的尊敬和欣赏；我发觉我的失败和软弱，竟然成为学生最有兴趣和最爱学习的地方。我在SARS中对生命的体验，对人生的观察，亦成为他们最爱听和最具启发性的故事。

我决意全情投入教育里了。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国会发表的话总结:“我没有别的可奉献，除了献出我的辛勤、血汗和泪水。”


来源：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