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源网

别了,唯物论

[ 7714 查看 / 0 回复 ]


范学德

1. 我的心灵若不是愚昧的,怎可能那么容易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愚弄?
  算起来,到信耶稣的时候,我已是有近二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了。多年来我虔诚地相信了共产党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物质视为最高实在,根本不相信天地万物有创造者。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本能地拒绝神。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我的理智和心灵中不可能不经历过一番痛苦的转变。
  以前我总是认为,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人,是被强迫地洗脑了。现在想起来,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许多时候,我是自愿地去洗脑并帮助别人洗脑。记得刚学写字时,写“毛主席万岁”,我写了,却不明白它的意思。但当我在小学四年级时背诵《毛主席语录》,中学二年级时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时,我是主动地要表现得比其他同学更进步更积极。二十岁时,我已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一至四卷。我不单成了那个庞大洗脑机器的受害者,还卷入那机器中,助纣为虐,去洗一些还不够太驯服的大脑,美其名曰:帮助别人改造世界观。
  当那一伙人不断地向我们青年人灌输毛的话“句句是真理”时,自己心甘情愿地敞开了心灵,任由他们灌输。我相信:马列毛是真理的化身。我没去想也不敢想,他们的著作中会包含错误。我被告知,我得到的是唯一的真理。我对其他的主义几乎一无所知,但却相信一点:它们都是错误的。
   我放弃了思索、比较、怀疑和批判的权利,当然找不到真理。我曾愤慨自己被愚弄了,但是,我的心灵若不是愚昧的,怎可能那么容易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愚弄?可是,我一直不承认我的愚昧,尤其不承认我在灵性上的愚昧。
   2. 那套谎言给我箍上了一副假面具,我只能透过这面具看世界,看来看去,虽然看到的是谎言,但却以为那是真理。
   当然,内心的恐惧感,也是驱使我不敢不“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的重要原因。 很小的时候,我就亲眼看见了对“阶级敌人”是怎样进行“群众专政”的。听那些“敌人”被皮带打得滚在地上惨叫求饶,我吓得浑身战抖。 我从小就怕挨打,更不敢想像自己被众人打翻在地,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横流。
  长大后,心中增加了另一种更深的恐惧,那是对在充满不确定性中生活的恐惧。若生不知由何而来,死不知向何而去,活着不知为什么活着,那么,生活对自己就是无休止的折磨和威胁。可我盼望知道明天会怎样。官方意识形态,用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理论,回答了我。它虽简单,但是,明确。而且,还挺美丽。
  也许,人是不愿面对真实的。所以,美丽的谎言比直率的真理更吸引我。我被骗了,也愿意被骗。自欺,还欺人。在充斥了谎言的意识形态中生活得太久了,谎言对我竟有了特殊的魅力:它至少使我自我感觉良好,并省去了自己去感觉,去思索,去选择的麻烦。所以,我慢慢地习惯了那些谎言。一个谎言构成的世界,变成了我的真实世界。告诉我那是假的,我不舒服,痛苦。看到了真实,我反而惊讶,怀疑,甚至反感。
  在那岁月里,有时我也明知某些谎言听起来不大对劲,但我不在乎。我不愿去正视它们,揭露它们。我愿意相信那是特殊情况。我没意识到、也拒绝意识这一点:即我所相信的整个宣传,是以谎言为基础的。要是那样的话,我的精神天地就颠倒了,我得独自面对真实,面对自己。而我,没这个勇气。
   我不敢面对自己,所以,我藏起来了,藏在官方的谎言中。那套谎言给我箍上了一副假面具,我只能透过这面具看世界,看来看去,虽然看到的是谎言,但却以为那是真理。
   那套谎言对我的最大魅力在于:它满足了我内心深处那无法言明的对上帝的渴望。就像罗素所刻画的那样:红宝书,毛选四卷,马列选集,那是我的圣经;绝对正确的马克思是我的上帝,无比伟大的毛主席是穷人的大救星;掌握着无限权力的共产党就像教会,它为我们安排好了我们必须接受的一切,还领导我们奔向共产主义前方;共产主义,那就是天堂。(注1)
   还有什么超越的境界要追求?没有了。有的只是加入那个“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大军--共产党。我入党时十九岁,为那虚幻的理想奋斗了近二十年。
   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组织制度,是一套伪宗教的货色,这套宗教把我骗了。我内心不再有对造物主的渴望,尽避它从来没有安宁。
   3. 问耶稣是谁,就是问到底有没有上帝。因为耶稣说,他在上帝里面,上帝在他里面。
  当自己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后,心中伤痕累累。我嘲笑那个假神,结论是没有上帝。怀疑主义使我敢于怀疑一切价值,留下的却是一片虚空;相对主义告诉我一切都是相对的,可我又怕自己在别人的眼中也成了一个相对;我捡起尼采的口号,重新评估一切价值,但找不到重估价值的尺度;萨特自由选择的观念使我兴奋过一阵儿,过后,更加惶然,人依何选择,为何而选择,选择了又怎样?
  就这样,自己从一个幻梦中醒来,又跌入另一个幻梦中。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存在主义成了我的新梦。而辩证唯物论,我竟一直迷恋着它,它还是我梦中的上帝。我对唯物论也反思过,但主要是反思它的理论表达形式,很少反思其理论内容。所以,我虽然十分讨厌官方的哲学教科书,认为它教条武断,霸气十足,但却坚信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什么宇宙万事万物的共同本质是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什么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什么精神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脑的机能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满足了我那愚昧心灵的需求。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人为何物?茫茫宇宙中,精神的奥秘在哪里?当没意识到这些根源性问题时,自己不觉得痛苦。但意识到了它却得不到答案时,心灵就无法安宁了。唯物论的答案,虽然过于武断简单,但它至少能安定或者麻木我的心灵。
  心灵麻木久了,也就觉不出麻木了,反感到麻木是正常的。所以,当福音打破了我心灵的麻木时,我本能地拒绝基督教。那时我很痛苦,因我既难以不问为什么就平静地接受基督信仰,从根本上改变价值观念;也难以不经深思明辨,就把基督教贬低为胡说迷信,心灵不再有任何追求。好像和自己过不去似的,我怀疑,我犹豫,我心绪不宁,挣扎了三年多,我还无法把耶稣甩掉。
  耶稣复活后的整个历史,迫使我无法把思考的焦点从耶稣那里移开。我看到,对耶稣的信仰历经近两千年而不衰,如果他那么容易地被批倒,他早就被批倒了,绝不会等我来批。信耶稣的有大字不识的平民,也有才高八斗的大科学家、大学者,这其中必有其合理性所在。这合理性是什么呢?如果它仅仅是心理上的──受苦人需要心理安慰,或道德上的--劝人为善,那么,它必不能持久。它能吸引心理脆弱者,但对坚强者却会缺乏魅力;它能劝说意志软弱者,而对刚强者则无计可施。想来想去,我不愿得出但不得不得出结论:对耶稣的信仰若有合理性,它必然是真理上的,生命上的。而这真理和生命又完全集中在耶稣身上,因为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反覆读过福音书后,我不得不一再地问:耶稣是谁呢?我明白,问耶稣是谁,就是问到底有没有上帝。因为耶稣说,他在上帝里面,上帝在他里面。这是真的吗?耶稣是上帝之子吗?这第一次对我构成了问题,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我迫切地感到,即使我以往接受的唯物论都是对的,我也必须重新考察它的根据了。
   4. 辩证唯物论的物质概念是造物主的赝品。它不是创造者,却创造了一切。
  只是在问耶稣是谁的过程中,我才第一次认真地思索:我相信唯物论的意义何在?即使唯物论是真的,我不信它,会失去什么吗?我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吗?我的德性和心灵会更新吗?一点也不会。那个无情、无义、无思、无虑的物质概念,与我何干。它与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什么影响。我若是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偶然地被抛到了这个偶然的世界,那么,这偶然的世界于我何关?我这偶然的生命与它有何牵挂?
  但对于耶稣我却不能不思索,因他与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紧密的联系。如果耶稣是上帝之子,死后复活,而我却拒绝他,那我就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自己挖好了自己的坟墓后,又跳下去,把自己掐死,从而失去了一切。假若我接受他,那就从根本上扭转了生命的航向,从此后,上帝就是我生命之舟的舵手。越是这样想,就越是感到了说不出的凄凉和恐惧。如果上帝真的是人的创造者--我生命的根,但我却拒绝认他为我的天父,那我岂不是割断了自己的根,把自己变成了宇宙中的孤儿。当父亲一声声地呼唤:孩子,回家吧!而那孩子却昂着头,走向黑暗,天下事还会有比这更凄惨的吗?我难道是那个孩子吗?我难道不是那个孩子吗?
   真想知道,这么多年来,为什么自己锺情于那个无情无义、无思无虑的物质?为什么自己认为相信上帝是迷信?为什么自己没发现唯物论才是无法证明的独断论?它的基本前提本身就是有待于证明的假设。
   平生第一次,我开始认真地解析唯物论的理论前提。我惊讶地发现,所谓唯物论的基石不过是一些完全无法证明的理论假设而已!
   唯物论假设了物质是自存的,永存的。凡存在都是物质的不同表现形式,而物质不依赖任何事物而存在。物质是永恒存在的,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
  物质何以能自存?按照唯物论,一切存在都依赖着一定的条件而存在。因此,凡具体的存在物都不是自存的。据此,物质作为一切存在物的共同本质的概括,其结论只能是:凡存在是有条件的,即凡存在都不是自存的。而物质作为最高存在,它的存在也是有条件的。因此,所谓物质不依任何条件而存在,这只能是在人的观念中存在,而在具体的存在中并不存在。从而,所谓物质是自存的,就是说物质是个观念性的抽象存在,而不是具有现实性的客观实在。
  物质何以永存?唯物论认为,万事万物的存在都是暂时的,有始有终的。从暂时中何以能抽象出永恒?从有始有终中何以能抽象出无始无终?凡物皆有起源。由任何一物上溯,必发现物B构成了物A的源头,而物C则构成了物B的源头。源头之上还有源头,永无止境。从而,或者承认物质不可能是永恒的;或者承认,物质的永恒性表现为具体物的非永恒性,即物质的无始无终性,表现为具体物的有始有终性。
  唯物论假设了精神是由物质产生的,并且由物质决定的,这在我以往教授辩证唯物主义时就引起了很大的困惑。我不明白,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怎么可能互相转化?物质无德、无情、无意,本身不包含任何精神因素,并且,需要人的意识活动来解释物质何以无德无情无意,它怎能从虚无中产生非物质的精神?因此,或者,物质作为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存在,它本身不包含任何精神属性,从而它是自主的。或者,精神属性虽与物质属性交互作用,但二者都不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因而,精神与物质相互依赖而又各自独立,谁也不是自主的,皆为一个最高的自主存在所创造。(注2)
   物质是自动的永动的,这是唯物论的又一个重要假设。物质内在地具有运动变化的能力。物质的一切形态都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无物不变,无时不变。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对于这个假设,我也怀疑了。
  为什么物质自身内在具有的是运动属性,而不是静止属性?依据人类的观察,我们至多能说:就人类的观察而言,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物体都是运动的。但无法断定,人类没有观察到的其他物体也是运动的;也无法断定,今后,所有的物体还会永远运动。从逻辑上同样可以推理说,其一,起初,物质和静止是不可分割的。突然,静止的物质产生了运动的能力,然后就一直运动了。其二,既然物质可以从自身发展出与之相反的精神,那么,物质在其未来的运动中,也可能发展出与之相反的属性--静止!
  越分析越是清楚地看到,唯物论的物质概念,确实如巴克莱所指出的:它是一个笼统的抽象的观念,没有任何实在的意义。(注3)我更看到,按照唯物论的原则,不可能形成一个物质概念。人只能知道有限的事物。无限如果是真实的,那人就绝不可能概括它,因为在人所概括的有限事物之外,必有某些事物没被概括进去。不然,无限就不是无限了。唯物论的物质概念,宣称概括了宇宙中全体事物的本质,这显然是荒诞的。或者,它永远达不到这一点,从而,承认宇宙是无限的;或者,它达到了这一点,从而,承认宇宙是有限的。
  即使它概括了宇宙万物的共同本质,那又怎么样?它依然无法否认上帝的存在。上帝不是宇宙万物中的一物,也不是万物中的某些物。因此,物质概念根本不可能对上帝的存在与否作出概括说明。反而,万物的共同本质,只有与上帝联系起来,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人才能明了物何以有始终,事何以有本末。
  辩证唯物论的物质概念是造物主的赝品。它不是创造者,却创造了一切;它不是万有之王,却支配统治万有及其运转;它不生不灭,但生生灭灭皆由它而起;它是万有之因,但其自身不受因果律支配;它偶然无知,却赋予万物以规律;它与精神截然不同,但却能产生精神并决定精神!
   物质真是法力无边哪,它把我们一个个地送入死亡之谷,并提前告诉我们,那是绝对的结束!天哪,我接受了唯物论二十多年,怎么就没明白,它给我的礼物,竟是一份提前分送的死亡通知书。既如此,我何必出生,出生后为什么不早点把自己掐死。
   5. 把人的某一种力量--生产力作为人的决定性力量,封之为人类历史的主宰,这不过是新的偶像崇拜--生产力崇拜而已。
  观察中国大陆这几十年意识形态的变迁,有个现象非常明显:即我们中国人总是在走极端。文革中,大批“唯生产力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注4)文革后,却视发展生产力为救国救民的不二法宝。经历了一次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们的精神居然还不分裂!是我们的心灵被引导而习于偏执?还是我们偏执的心灵易于被引导?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文革后,我高兴地认为,自己终于明白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等等。
  是我们多年来太穷了,穷怕了,还是我们今天什么也不怕了,只是怕穷!为什么我目睹整个社会天良丧尽,却竟断言中国的病谤就是一穷二专制?为什么自己饱受缺乏民主、自由与人权之苦,却相信治贫能包治病?为什么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来得及降伏那个穷鬼,也没有摆脱暴政,却又惊讶地发现心中钻出了贪欲这个恶魔?
   但是,通过观察西方发达国家这几十年的变迁,特别是阅读罗马俱乐部所写的一系列报告,我看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没有带来人类的曙光。人类尽可能地生产,尽可能地消费,尽可能地浪费,正走向一个更暗淡的未来。
  不可否认,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使许多人的生活变得更舒适了,但他们却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紧张、压抑、痛苦、无聊和绝望。人控制自然的能力大大地增强了,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自然灾害频繁,却一步步吞噬人类生存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人的更全面、更自由的发展,反而使人受到现代技术的极大控制,变得更片面,更残缺不全了。人成了机器中的一个零件,成了一块碎片。这种物的巨大膨胀与人生命的日益枯萎相伴而行的发展,算是什么发展?
  一九九四年回国探亲,看到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兴奋不已。但同时见闻到的贪污腐败、通货膨胀、贫富差别、民众失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又使我十分震惊!我亲爱的祖国啊,你怎么可能变得如此美丽,又如此丑陋。这么令我欢乐,又令我恐怖。难道这就是人们为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吗?这岂止是代价,这简直就是经济繁荣的催化剂!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权钱交换、大吃大喝,哪一样不曾被用来发展经济呢?
  我进一步分析,在人的活动中,是否有一种单一的力量(如生产力),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没有。经济、科学、教育、道德、政治权力,它们都是巨大的力量。它们交互作用的力量更大。但没有一种力量构成了最终决定力量,它们合在一起也是如此。因它本是人的力量。人类从来就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够深刻的了,当人们微笑的以为自己能决定和平了,他们听到的是枪声。
  那么,是什么思维方式暗中支配我(以及许多人),使我在人的力量中,寻找一种单一的决定性力量呢?那是因为我受了决定论的影响,认为在人活动的各种力量中,必有一种力量,是决定其他一切力量的决定性力量。这就像我把人没有面包不能活着,变成了唯有面包才决定人活着一样。
   只要稍微认真地面对人类的精神现象,就会发现这种单一决定论的武断。李白的诗、苏轼的词、曹雪芹的红楼梦,与生产力的水平何干?古今好色的登徒子们的性犯罪,与生产力的变化何干?毛泽东与王明斗,与彭德怀斗,与刘少奇、邓小平斗,其乐无穷,又与生产力何干?
   当代中国的历史唯物论的宣传者们,不仅热衷于宣传生产力是历史发展中单一的决定性力量,并且,在生产力的要素中,尤其强调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同他们把生产力看成客观的物质力量的论点直接矛盾。科学,无论它以知识的形态,还是以观念的形态出现,都纯粹是思想的产物!如果承认科学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那就是说思想、观念、知识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强大力量。 尽管科学变为直接生产力,它自身必须被物化。但无论科学怎样被物化,被化为物的都是人的思想。而思想尽管可以变为物质力量,但它绝不是物质力量。
  在分析唯物论关于生产力的观点的过程中,我深思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那么推崇生产力?我认为,把人的某一种力量──生产力作为人的决定性力量,封之为人类历史的主宰,这不过是新的偶像崇拜──生产力崇拜而已。它又一次表达了一个古老的愿望:人要作人自己的尺度。无论这个尺度的名字变来变去,什么理性、生产力、科学、政治、制度,实质都一样,都是人要作自己的主人。人宁肯对着自己的创造物顶礼膜拜,却偏偏不崇拜自己的创造者!他还能用什么替自己的坠落狡辩呢?
   我不愿再自欺了!人活着不能没有食物,但他不是单单靠食物活着。再丰富的财富,对人的贪心而言,也是太少太少!人的心若黑暗了,生活永远是苦涩的。人若不吃耶稣所赐的生命之粮,等待他的只有饥饿。
   6. 除了法西斯的种族哲学外,世上还有什么哲学比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更血腥,更残暴?
   马克思主义哲学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阶级斗争理论,对这一理论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文革中流行的毛语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八亿人民,不斗行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
   从古至今,除了法西斯的种族哲学外,世上还有什么哲学比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更血腥,更残暴?四十年来中国在这一哲学下屈死的几千万冤魂,是“斗争哲学”的残酷与黑暗的铁证。至今,少数民族弟兄心头还积存的积怨,是这“斗争哲学”在那里埋下的分裂中华民族的种子。几亿人心头那抹不掉的文革的伤痕,永远在诉说“斗争哲学”对中华民族心灵的蹂躏。
  “斗争哲学”害了何止一代、两代中国人哪!在那人整人、人斗人、人杀人的血腥年代,亿万中国人中,有几人没被整过,又有几人没整过人!就拿自己来说,从少年时代起,就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邪恶中。我兴高采烈地追着看“牛鬼蛇神”被游街,我无数次地咒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写批判稿批评我的老师。直到有一天,别人写文章批判我!想起来真是恐怖,从小时候起,“斗争哲学”就在我的心中埋下了无数仇恨的种子。
  八十年代初,我多次地阅读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论著,想从“青年马克思”那里汲取人性和人道的思想,来冲淡阶级斗争哲学的霸气、杀气,宣传一种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但此路不通!官方不容忍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样解释马克思的思想!再说,阶级斗争确实是马克思成熟的、一贯的思想。“到目前为止的一切有文字记载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注5)“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注6)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我不否认当代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阶级,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我不否认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别和利害冲突,我只是否认这些利益差别和利害冲突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导致一方把另一方完全吃掉或双方同归于尽。
  我的否认不是基于逻辑推理,而是基于观察客观事实。在美国,我看到了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利害冲突的社会阶层,怎样彼此妥协,和平共处,以求你活我也活。十几亿中华儿女,不斗不行吗!今日之中国,新的资本家集团已经产生,如果不彻底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谁敢相信不会再来一次“土改”,“反右”,文革!
   谁怎能估量出“斗争哲学”对中国人的伤害呢?和为贵,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这是多么伟大的东方智慧。冤家宜解不宜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多么通达的处世哲学。可是“斗争哲学”播下的除了仇恨,还是仇恨!
   仇恨无法化解仇恨,只能引起新的仇恨。新仇旧恨何时了。你死我活的那一场场阶级斗争,斗死了上千万中国人,但生者活的又怎样?在他人的痛苦上,不可能建立起幸福的大厦。但面对着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对立和冲突,出路何在?
   只有爱才能化解恨,只有和解才能消除纷争。
   但这爱与和解的源泉在那里?如果没有上帝,你死我活的斗争,“人对人是狼”,(注7)不正是人心中那说不出的邪情恶念吗?
   7. 阶级道德论直接导致了当代中国的道德沦丧。若无上帝,孰不可为!
   我以前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反道德理论,相信恩格斯的观点: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阶级的道德。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注8)也相信列宁的论断,无产阶级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它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注9)
   以阶级利益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道德怎能有普遍意义!如果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人类怎能有共同的道德!人类若没有共同的道德,何来共同的是非、善恶?在此一阶级为是,在彼一阶级为非;在此时为善,在彼时为恶,反之亦然。如是,人类就无是、无非、无善、无恶。为了我这一阶级之是、之善,可以把我所反对的之非、之恶,强加于敌对阶级的头上。为了我们的阶级弟兄获得解放,过着幸福的生活,应当而且必须把另外一部分人踩在脚下,不把他们当人来对待。
  从小学起,官方就向我们灌输:“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注10)在文革中,这种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革命领袖”把在一个锅 吃饭多年的“革命战友”,关进监狱,虐待至死。对追随他们的红卫兵,先是充分利用,继之一脚踢开。举国上下,妻子揭发丈夫,儿女斗争父母,学生批判老师,同事誓不两立。对阶级敌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了革命的利益,撒谎、欺骗、造谣、打人、杀人,统统都是正当的。社会有什么道德可言!
   不错,列宁也承认有共同的公共生活规则,但这在历史唯物论的体系中完全无足轻重。因为是否遵守公共生活规则,取决于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在为了无产阶级利益的旗号下,不仅可以践踏公共生活规则,连所谓的党内生活准则,也可以破坏无遗。
  根据列宁的观点,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由党代表的;而党是由少数领袖领导的。(注11)我看到的现实是,党的领袖们最终完全听命于一个人。准确地说,根本没有“领袖们”一说,领袖只有一个,他是伟大的。他可以完全置人类的起码道德于不顾,无法无天。道德仅仅成了愚弄大众的工具!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个社会怎么可能建立道德?这正应了孟子的话,“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人们赞美的道德,不过是奴隶道德罢了。一方面是,在专政铁拳的威胁下,不敢不服;另一方面是,愚忠,作假,浑浑噩噩。
   我明白了,在今日中国,整个社会陷入了深深的道德危机之中,这绝不是偶然的。不愿遵守奴隶般的道德的人们,连起码的道德也藐视了。阶级道德论直接导致了当代中国的道德沦丧!若无上帝,孰不可为!孔子,孟子若生于今世,岂能不疾呼:世衰道微,人心沦丧!
  更令我吃惊的是:鼓吹阶级道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方找到了他们最好的合作伙伴──道德相对论者。这些鼓吹道德相对论的人,并不像党的理论工作者那样粗俗无知,他们是哲学大师,是社会科学家。他们很善于咬文嚼字,舞文弄墨。他们说,善,不过是表达了人的情感、愿望,不具有客观的意义。他们说,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他们说,价值观念不过是人类的假设,这些本身没有意义的美丽词句,不过是表达了个人憎恶喜好的词汇罢了。既然如此,人为什么要服从道德律令呢?
  尽管阶级道德论和道德相对论都曾吸引过我,但它们都回答不了我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我为什么要作好人?好人不是常常倒霉吗?如果没有上帝,如果人死后一了百了,没有审判,在这短短的有生之年中,我为什么要一再吃亏受苦呢?我为什么不该尽情的吃喝嫖赌,玩乐享受,追名逐利,玩权弄术,坑蒙拐骗?教我作好人不是坑我害我吗?我死后,哪怕洪水滔滔,不是更诚实吗?
   杜斯妥也夫斯基说得好:若无上帝,孰不可为!
   8. 革命是人民的鸦片。
  多年来,我为什么接受了这个信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语)或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列宁语)为什么我接受它呢?不是我接触过基督徒,发现他们深受宗教的毒害;也不是我研究了宗教经典,发现里头充满了毒害人们的思想。只是因为我相信马克思、列宁所说的话都是真理。
  当我戴着马列主义的有色眼镜读圣经时,可想而知,怎能避免偏见。当我发现圣经有这样的教诲,“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彼前二13)“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罗十三1、2)我就把这些经句解释为叫人逆来顺受,无条件的服从统治者,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一个虚无飘渺的天国上。
  可是,我为什么不自觉地忽略了这些话:“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二十一21)“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酌量吧!”(徒四19)“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路四18)这哪里是劝人们无条件的服从统治者呢?基督徒无条件服从的唯有上帝。对于其他一切的服从都是有条件的。不违背上帝的意旨,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基督教不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而是使人从罪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良药。
   后来,当我读到西蒙娜.薇依(Simone Well)的名言,“革命是人民的鸦片”(注12)时,我觉得这话说得太好了。
  革命,许诺给我们一个无比美好的共产主义天国。但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剥削、有压迫、有私有制,党和国家成了老板,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从各个方面对人民进行压迫。贫穷,成了社会主义的商标;专制,是新社会的专利;不说真话,则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基本特徵。
  革命,据说是劳动人民的节日,但劳动者只是在五一劳动节这一天庆祝这节日。在余下的三百多天中,他们必须为革命辛勤的劳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据宣传说,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是国家的主人。但这个主人必须学会一件事:不仅要听社会公仆的指挥,而且要忍受国家和政府的管制。
   革命,命令我们为了革命而忍受现实的一切苦难。面包会有的,但不是今天。今天,你得咬紧牙关,勒紧裤带。所有的苦难都是国内外反动派造成的。为了消灭苦难,先要消灭一切敌人;为了消灭敌人,先要制造出敌人来。
   革命,强迫我们服从领导革命的党和领袖。只有他们才能为人们指明革命的航向,带领革命群众奔向共产主义前方。党和领袖是真理的化身,无条件地服从他们,接受他们在现实中造成的一切,这不仅是人民的义务,而且是革命的利益所在。因此,服从不仅完全必要,而且十分必须。如果你不服从,就要宣布你是敌人,然后,以革命的名义强迫你服从。这专政,若不能使你在精神上屈服,就消灭你的肉体!
  革命没把贫穷和专制革掉,却把自由革掉了。革命成了不自由、专制、暴政的同义语,但人们还必须对之三呼万岁。据说,资本主义的自由是虚假的。为了反对虚假自由,革命给了人民“真正的自由”。而“真正的自由”,就是大家都平等地失去了自由。偌大个中国。只有一个或几个人享有自由,其他的人享有的是“真正的平等”,即大家都失去了自由的平等,即大家都得奴隶般地服从党和政府的平等。
   想至此,我真是感慨万分,革命啊!多少人为了你,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革命的名义下啊,多少无辜者的青春和性命被践踏了!
   革命啊,当年,你是那样地吸引了我,直到有一天,你差一点把我也变成“革命对象”。我为你献出了我那宝贵的青春,你却把它糟蹋了。我为你敞开了我的灵魂,你竟把它玷污了。革命,我今天同你告别,因我再不想被你这鸦片所麻醉。
   在福音的感召下,我从心底发出呼喊:别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苏维埃帝国倒塌的尘埃,把你也埋在了尘埃之中。我被你骗得太苦了!我再不愿被你骗了!我不能眼见自己走向那绝望的深渊。人生不再是一场梦,我已经醒来。
   我的灵魂苏醒了。慈爱的天父啊,请祢搭救我!因祢的独生子亲口说过,“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二十三34)
   赦免我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注:
   1. 见罗素《西方哲学史》。
   2. 斯宾诺莎认为,“实体”有心与物两种属性。见其著作《笛卡尔哲学原理》。
   3. 巴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中,对物质只是个没有意义的抽象概念,有精采的分析。
   4. 这是文革结束后,批判“四人帮”之一张春桥时,广为引用他的指示。
   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6. 马克思,1852年“致魏德迈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7. 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提出这一论点。
   8.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9. 见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人民出版社。
   10. 这是中国大陆在宣传“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时,广为宣传的雷锋的名言。
   11.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和左派幼稚病》,人民出版社。
   12. 转引自刘小枫著,《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第183页,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

来源:                                                                                                                 与主同行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