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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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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颗子弹

虔谦

每次看着树上的叶子变颜色,我就会期盼季节倒转——从秋,倒回春和夏;或者说,直接飞到春和夏。  

工作本来好好的。我们程序员和其他部门的员工之间关系亲密。  
嗨,咖啡房里有蛋糕,快去吃吧!一个夏日里,客服部的凯若兰跑来叫我。  
哪来的蛋糕?我问,见她两边的大耳环晃着、闪着。  
詹姆斯的生日啊!她眉飞色舞地说。

那一阵,公司开始了一个巨大的、计划五年内完成的工程,叫白龙工程。这项工程要把电话、传真、电邮、网路与公司数据库自动连起线来作业。
工程越深入,我就越疑惑。  
这样下去,公司不是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员了吗?我对着电脑屏幕发问。  
不仅不需要普通人员,连我自己所在的IT部门,公司的中枢神经,看样子也会人员过剩。公司买来了新的系统,一旦完成数据库置换,就不再需要很多工程师、程序员的维护,只要一般性的技术人员修修补补就可以了。  
我做这个白龙工程,其实是在挖自己的坟墓。我坐在工作台上,茫然地看着窗外的叶子一片片落地。

有人可能会觉得我是社会进步的敌人,因为我一点都不喜欢自动化。自动化究竟有什么好?顾客听到的通通是呆板的、没有感情的机器人的声音;更要命的是,我周围的许多人们,平时和我有说有笑的同事们,他们做什么去? 没得做!因为到处都有那呆板的机器人在说话!  
不喜欢,又能怎么样?只要我不想丢掉饭碗,我就得继续干,掘自己的坟墓,也掘他人的坟墓。  
只是,我很快发现,周围的许多人看我的眼光变了,从困惑,到冷漠,再到敌意。我看他们的眼光也渐渐转尴尬,进而紧张;后来,我甚至感到自己像个罪人。  

凯若兰今天吃的什么呀?味道真香!午餐房里我常常要讨好地跟他们寒暄。  
好几次见他们不怎么睬我,我便转而回避:回避碰见他们。我因此改了我的午饭时间。
凯若兰是公司客服中心里很能干的员工,每天完成好几百个电话服务,公司的颁奖台上常见她的身影。听说她离婚了,单独养育一对年幼的儿女。  
这么高级的越野车,我就算买得起,也维修不起。有一次在停车场里凯若兰看着我的越野车说。  
也没有啦。我开始紧张起来,注意到她常戴的那付银色大耳环不见了。  
怎么没有,你看看我的车。她指着她那辆很旧了的丰田小车。我注意到车的后窗台上放着一排很陈旧的、有些蔫了的绒毛玩具小动物。  
你的年薪,够买好几辆这车了吧。她又冷冷地加了一句。

事后我和同事阿黎诉说了我的苦恼。  
是公司让你做的,和你有什么关系呢。阿黎表示不理解为什么我要觉得罪过。  
公司要生存,要有竞争力,难免要缩减人员和开支。这些事情本来就很难平衡。她说。

阿黎来自台湾,个子不高,留着卷卷的披肩发。她爱唱歌,嗓音特别清脆好听。我们俩是公司里唯一的两个华裔员工。阿黎跟我说了好多次一定要带我去游台湾,还要请我吃土蒜冻。

有个周末,我们俩一起代表公司参加市里的抗癌活动。我们摆了一个摊位,给来往的行人宣传抗癌知识——其中有一样就是要贴近自然。凯若兰也去了。她一直板着脸,不大说话。没过多久突然走到我和阿黎跟前,说了句:其实有比癌症更可怕的。说着,掉转头就提前离开了。  

那个凯若兰,阿黎凑近我耳边低声说,你要提防着她点。
为什么?我听了身上猛地有些起鸡皮疙瘩。  
我也说不好。就是总觉得她有些不对劲。

白龙工程进行到第三年开春,公司解雇了八个人,其中包括了仓库管理员老乔治。乔治六十岁,筋骨硬朗,逢人就笑。每天一早就到公司来,为几个部门的员工们煮开三壶咖啡:正常的、低咖啡因的和特别口味的。有他在,公司每个角落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老乔治六十岁了,公司就不能再等两年再让他走啊。我独自叹了口气。  
我来公司后认识了乔治,还是他介绍我信的基督教。乔治走的那天晚上,我拿出了圣经,为老乔治做了祷告,祈求神支持老乔治的晚年生活。

书桌边放着几张旧报纸,触动了我心里的某根弦。我低下头,又祷告说:天父啊,我刚刚给报社发了履历,求您保佑报社要我,这样我就不用再做这个我不愿意做的事了。

在一种大势底下,祷告,似乎是我唯一能为自己也为他人做的善事。  
我一连祷告了好几个月。好几个月过去了,应征的事杳无音讯,公司里却又有十个人被解雇。

新年刚过,一月二号,我在咖啡房,手莫名其妙一滑,瓷杯落地,碎成好几块。我眉一皱,无奈地蹲下来捡碎片。我没吱声,心里却犯嘀咕:开年不顺啊!  

快,去随便折断点什么。阿黎过来催我。  
什么道道?我问,还蹲着。  
祸不单行,破了第二个,就没事了。
待会儿吧。我懒洋洋地说,心里对阿黎的建议不是特别感兴趣。只听咔嚓一声,阿黎折断了她手里的塑料叉。懒蛋,我替你搞定了。

两天后加班,晚上七点我还在公司里。

这暖气好像不灵了,怎么这么冷!我的身体一阵发冷卷缩,不由得自言自语了一句。突然听到一阵风也似的脚步声,我一转身,一抬头,发现凯若兰就站在我眼前。她还穿着白天上班时的那身衣服,只是眼神大不相同。她的眼光凶且冷;她的嘴角下垂,眉梢上扬,整个脸看上去像块冰硬的石头。  

我愕然心惊,凯若兰,你怎么还在这里?
是,我还在,永远在;你就不一定了。说时迟那时快,她从裤兜里掏出一样黑乎乎的东西—— 一把短枪!我本能地一闪身,只听两声厉响,我的肩膀和手臂随之一麻,人扑倒在地。  

我头脑还是清醒的。我支撑着,爬进了办公桌底部,办公椅的后头。  
只听有人腾腾跑过来的声音,应该是那两位楼房的清洁工。我松了口气,只觉得浑身无力,一低头,地上一片鲜红的血,是从我手臂上淌下来的。  

你没事吧?没事吧?两位清洁工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小心,她有枪!我咬着牙,强打着精神跟他们说。  
她跑了。一个清洁工说着,过来搀扶我;另一个连忙打九一一。

我眼前开始阵阵发黑 ……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我第一眼看见的,是阿黎的眼睛,两颗晶莹的泪珠挂在那里。  
你醒来啦?她俯下身来,脸一笑,那几颗泪珠就像悬崖清泉一般掉了下来。  
我点点头,张开口想说点什么,却发不出声来。  
别说话,静静呆着。阿黎用手示意让我别说话。那两颗子弹进去很深,他们费了好一阵工夫才取了出来。护士还说,要是子弹往上一点中了血管,就麻烦了。

我想起了凯若兰,想问句什么,却什么也问不出来。  
阿黎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说:凯若兰给抓起来了。
我似乎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凯若兰是我多年的同事。我什么也没表示,只是难过地把头转向一边。

案发后不久,我和阿黎都被唤到法庭作证。最后的结论是,凯若兰有精神问题,没有坐监,但是她的两个孩子却不能跟她住了,凯若兰也没有回到公司来。和凯若兰同一小组的詹姆斯问我:你会不会恨凯若兰?

我摇摇头。  

凯若兰和我的关系在我的感觉上并不是她和我的个人关系,虽然不和谐,可是我却恨不起来;相反,我的心理负罪感在增大。我不知道凯若兰和她的孩子们分开后,日子怎么过;那两个小兄妹日子又怎么过。

凯若兰走了大概三个月后,就像我早已担心的那样,裁员裁到了我们IT 部门,三位数据库程序员走了一位。那一位走了之后,部门里的气氛变得很诡异,甚至有传言说阿黎和我有一个得走。

我们俩还跟往常一样一起吃午饭一起散步,可是话却少了许多。和她在一起,我也开始不自然起来。看看她的神态,似乎也和我一样,有些尴尬。  
这个真是生命难以承受的轻,也是难以承受的重。

我回到家里,打开电脑,想到网上查查有没有什么新的工作机会。猛地,我看到我的信箱有封新的电子邮件。我有时日没有收到电子邮件了。打开一看,眼睛顿然亮了: 邮件标题是:关于您应征的报社编辑职位!  

好几个月了,本来我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不知这家报社从哪个旧文件堆里翻出了我的履历,也不知是哪位
编辑匆匆离职,总之是,这家报社对我突然大感兴趣起来。  
应征面谈后,他们居然当场就拍板要了我!那一刻,我体验到什么叫惊喜:惊喜就是命运突然向你笑!

最后一根稻草遇到了及时的东风。接到报社正式的通知后,我递交了辞职信。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感到了这些年来少有的舒心,看什么都舒服,都美丽。柳枝拂过肩膀,就像命运的手第一次温柔的触摸。突然间,我觉得自己是这样的自由加自在。  
我才发现,人之所以有自由的感觉,是因为你不再是别无选择。  
一到家,刚打开门,电话铃就响了。  

傻蛋,你不需要那样的。阿黎的声音。  
你,你不是也希望我辞职吗?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你自作聪明啊?想哪里去了?阿黎的话音几近愤怒。  
我顿时心生负罪感,有些战战兢兢地说:都说我们俩有一个得走。
那也是我走。你走了,你有别的能耐么?”
我当编辑,编辑本来就是我喜欢做的。我说。  
当编辑能赚几个钱?我听说报社出版社可都是亏本的。

是的,我也听说,报社的日子普遍不好过。不过,我相信上帝,所以我相信奇迹。奇迹真的发生了。公司其他的员工,假如他们也相信奇迹的话,那么我的离开至少在一个阶段里保住了他们的饭碗。我,在暗中成就了他们的奇迹。

奇迹,原本可以像骨牌那样能动,像春天和绿叶那样互相滋生。  
和阿黎的电话说到最后,她才告诉我她也辞职了,和我同一天辞的职!  
挂了电话,我发了半晌的傻;电视里传出音乐会的歌声、掌声和欢呼声,我却有想哭的感觉。

两个好朋友,就这么着,为了保住对方的饭碗,阴差阳错,同时辞了职。这不是听来的,也不是读来的,这是真实的事,而且竟然是我生活中的事!

阿黎后来去了大陆。她的先生在中国大陆打拼出了一片天,阿黎就全心支持帮助他的事业。那天是我送她去的机场,路上她叮嘱我:什么时候报社给不起你钱了,来找我;我们公司需要人帮忙呢。

我笑着点了点头。  

我说的是真的,这是名片。她递给我他先生的名片。  
我将那张名片,连同我和阿黎的合影一起镶进一个精致的小像框里。那像框就一直放在我的编辑工作台上。

虽然报社工作很忙,一看阿黎的照片和名片,我就会想起我当程序员时的往事。肩膀时而隐隐作痛,时时让我想到凯若兰,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

眼看着天又转秋,报社要我出差到台湾。临行的前一天,激动之余我开着车缓缓到了我先前工作的地方。我把车停在以前我和阿黎常停的地方:一棵大树的底下。有一天黄昏后,阿黎就在这树下清歌了一首。那歌声,这时就在我耳边响起来。阿黎也刚好要去台湾,搞得好,我们可以在台湾一聚!  
正沉思着,突然边上有响声,一辆车开过来,就停在我的边上。我一转头,惊讶不能语:这不是凯若兰么!  
我没有犹豫,打开车门,走到了她跟前,她开的还是那辆老旧的丰田小车。  
凯若兰出了车门,一抬头,愣住了。  
是你!她脱口而出。  
你好吗,凯若兰?还在这里做?我连问了几句。她的脸,在夕阳下,虽然憔悴,却是暖色的。  
她点点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有些机械的眼睛盯着我的肩膀看。终于,她问了句:还疼吗?
我的眼睛顿时潮湿。我赶紧笑了起来,说:早就不痛了。
那就好。她说着,眼睛里闪出了一丝疑云:你,又要回来?
我收起笑容,连忙摇头:不,不,我是路过。我,我就要去亚洲出差了。
亚洲,那很远哦 ……”凯若兰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是的,亚洲,离这里有足够的距离,我从她眼里悄悄消失了的疑云能丈量得出那份遥远来。  
嗯,是挺远的。我重复着她的话意,也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她又机械地点了点头,嘴唇一动,和我说了句:祝你旅途愉快。

看着凯若兰缓缓远去的背影,阿黎的歌声又在我耳边响了起来:

外婆的山  
是座魔术山  
一声雷响  
两只小鸟亲着嘴  
从冬天飞到了春天

两个生命,可以互相成为奇迹;冬天,真的是可以被飞越的。我摸摸肩膀,那年冬天,那两颗子弹飞离了我的肩膀……我突然特别想把这歌唱给凯若兰听,可是她,已经走远了。




摘自《红杉林》
最后编辑齐鲁 最后编辑于 2016-02-23 23: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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