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某一天，广东沿海某小城的人们在一家医院里发现了一个弃婴，唯一能识别她身份的就是她肚皮上用圆珠笔写下的出生日期：2005年4月22日。她只有三个月大。
就象多数在中国遭遗弃的婴儿一样，这名女婴也有健康问题，在她的腹股沟部位长有樱桃样血管瘤(cherryangioma)，这是一种良性的皮肤血管瘤。她的父母很有可能是因为担心巨额医疗费拖垮这个家（因为看病而倾家荡产的情况在中国并不鲜见），所以将她抛弃了。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她是女孩儿。一个月后，一个名叫Mui Koh广东女孩偶然地来到当时接受这名女婴的孤儿院做义工。MuiKoh还没结婚，是当地一所学校的英语老师。
Samantha Sin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Koh和宝莎在家中做游戏
现年38岁的Koh回忆道，这个孩子哭得太厉害了，我看到她觉得好难过；别人告诉我她每次尿湿了后都会哭得这么凶，因为她会觉得疼。
回到和父母同住的家里以后，Koh总控制不住地想到这个女婴。第二天，她又去了那家孤儿院，带她去了一所附近的公立医院看病。花了300元人民币（约合44美元）就去除了那些血管瘤。
之后koh每天下班后都会到那家孤儿院去探望这个孩子。koh给这个孩子取了英文名字：Portia，和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女主人公同名。她的中文名字叫宝莎，宝是宝贝的意思，莎则是莎士比亚中文译名的第一个字。
两个月时间过去了，koh对宝莎的爱与日俱增。那家孤儿院提醒她说，除非她自己收养koh，否则现在这个身体健康的小姑娘可能就要被别人领养了。
Koh感到非常为难。她说，我当时连收养是个什么概念都不知道。
这不奇怪。虽然其他国家的人将中国视为领养孩子的“宝地”，但中国家庭却很少收养子女，这种情况直到近几年才有所改变。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家庭财力有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看重家庭和子女孝顺。
上海复旦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于海（音）说，中国的社会是建立在血源基础上的；如果一个家庭能有自己的孩子，就不会去收养别人的孩子。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观念的进步，本地领养的现象正在增多。鉴于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领养还为人们提供了一条另外的选择途径。
有关全国范围的领养情况目前没有任何官方资料。但据中国收养中心(Center of AdoptionAffairs)的纪刚（音）透露，大约从2003年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富裕城市，领养案例在“明显增多”。他说，经济发展迅速的省份，领养数量的增加速度也很快。
计划生育让更多中国孤儿得到关爱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促使领养孤儿的家庭增多，领养者中也有不少单身女性。《华尔街日报》记者Jane Lanhee Lee Naville为您讲述了一位中国爱心妈妈与她的养女间的亲情故事。
他还说，中国对个人收养孤儿并没有数量上的限制，只要未来的父母在经济上能负担得起，并符合年龄、健康状况和教育程度方面的要求。“人们有足够的钱之后，就能负担抚养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
领养方面的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另一种新趋势：人们的结婚年龄越来越晚，有些夫妇可能已经不适合生育。而且有些女性甚至根本不结婚。另外，有些上了年纪的夫妇在唯一的子女去世的情况下还希望再有一个孩子。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副教授、心理学家曾凡林说，“这种情况产生的领养需求实际上非常大。”
曾凡林说，养父母越来越多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大中城市的日益繁荣，还有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强。针对这一趋势，政府在2004年制定了全国性的收养管理办法。
曾凡林说，有些四、五十岁的女性已不需要工作，而且有的是时间。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这些经济状况稳定的女性也希望对社会有所回馈。他说，“人们感到他们可以帮助社会解决一小部分问题。”
Samantha Sin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Koh带着宝莎骑自行车，孩子的姥姥姥爷在一旁观看
去年6月，33岁的上海人张敏和另外9位上海妈妈一起，开办了一个小型的残疾孤儿之家，就设在市郊的一套有三个卧室的公寓。张敏原是上海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行政人员。有一次，她被一家中文网站上登载的有关患病儿童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于是决定做些什么。她说，“我从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条件那么艰难。我希望能想办法帮助他们。”
这些妈妈轮换着到“宝贝之家”孤儿寄养点帮忙。她们都属中产阶层，自己无力收养孩子，特别是那些有健康问题的孩子，但希望能参与进来。“宝贝之家”有6名全职护理员（每次有4人同时值班），现在这里收留了8位患儿。
收养孩子除了抚养的成本之外，中国的收养家庭通常还会向孩子原来所在的孤儿院捐献数千元钱（这对中国大部分家庭来说不是个小数）。
由于本国人领养孩子在中国还是个相对较新的观念，因此依然是个敏感话题。一些父母会对领养的事保密，因为担心孩子会受到别的孩子嘲笑，或被成年人区别对待。其他人则担心，孩子的生身父母今后会找到他们，试图将孩子带走或带来其他麻烦。
而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儿童神经外科医生鲍南看来，最关键的是日常照顾。
41岁的鲍南曾为多名脊柱裂孤儿做过手术，这是一种儿童脊髓发育不全的先天性缺陷，常常导致脑积水。他的这些手术是为上海非营利组织 BaobeiFoundation做的。该基金专门帮助那些神经或胃肠系统有严重疾病的中国孤儿。由于得到及时手术，这些孩子中间有许多人康复后过上了健康的正常生活，并被外国家庭收养。
一段时间之后，鲍南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照顾这些孤儿的家庭让我非常感动，我想我也愿意收养一个这样的孩子。”
不过，如果领养孩子的话，他和做心血管外科医生的妻子将不得不依靠他的岳母来照看孩子。但是，他的岳母已经在照看他们9岁的儿子，她不想再增加一个孩子的工作。鲍南说，我们家里没有地方让保姆住，如果领养的话，我们需要搬到更大的房子里。不过，他还没有放弃领养的想法。
Koh则别无选择：她无法让宝莎离开。
Koh每月收入为3,000元（约合440美元），她不得不从一个兄弟那里借钱，向宝莎所在的孤儿院缴纳所需的5,000元（约合730美元）“捐款”。（“捐款”被用来供养那些没有被收养的心理或身体有残疾的弃婴。）她没有告诉兄弟这笔钱的用途，因为她担心家人会试图劝她打消领养的念头。实际上，直到领养完全确定下来，她才告诉自己的父母。
当天晚上，晚饭后她的母亲在看电视，父亲在煮茶，Koh说了领养的事。她说，他们一直保持沉默；我说完的时候，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他们的沉默就是一种指责。
两天后，Koh把孩子带回了家。那是2006年1月。
现在，小区里除了Koh家的隔壁邻居，没人知道宝莎是领养的，而邻居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Koh说，如果有人问起，她会告诉他们真相。不过没人问过。她说，我想最开始的时候，其他邻居还以为她是我兄弟的女儿，过来和我们一起住，有些人以为我是孩子的干妈。
Sharron Lovell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孩子们在张敏开办的孤儿之家得到了细心照料
无论在哪里，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寻找养父母都是件难事。但是在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残疾孩子社会上常被认为是有污点的。此外，可能产生的高额医疗帐单让他们很难被领养，只能呆在孤儿院里。
去年四川大地震之后，有600多个孩子成了孤儿，数万中国家庭强烈要求领养这些孩子。然而，大部分孤儿还是被亲戚收养了，有88个孩子被放到领养名单里。不过四川省民政厅的数据显示，目前为止，只有12个有了新家。很多未被领养的孩子都有残疾。
1997年，上海市启动了中国首个官方寄养计划，此前有心理研究显示，寄养在家庭里的孩子比孤儿院中的孩子状况要好。曾凡林教授说，上海市的2,000多个孤儿中，六到七成都和寄养家庭一起生活，其中很多孩子有残疾或是其他健康问题。
上海的寄养家庭中有些是愿意领养孩子，但无力负担或是没有准备好领养的夫妇。以38岁的Yollanda（她要求用自己的英文名字）为例。2007年10月的一天，她照例去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科病房做义工，在那里遇见了李圆(音)。这个孩子有严重残疾──先天肛门闭锁症，是广东一家孤儿院送来治疗的。患有这种疾病的孩子天生直肠畸形，需要手术进行治疗。孩子已经做了两次手术，但都不成功。第三次手术太晚了，现在她每天都要灌肠。
Yollanda说，我看到这个孩子，她显得那么无助、那么孤单，我感觉自己必须帮助她、照顾她。
在得到丈夫的全力支持后（她的丈夫管着家里的资产），她与广东的孤儿院签订了寄养合同，当天就把孩子带回了家。Yollanda在一家手机部件生产企业担任管理工作，每个月收入1万元（约合1,460美元）略多。
现在，她4岁的女儿和快3岁的李圆像姐妹一样玩耍，一起玩玩具有时也会发生争抢。他们家住在上海郊区一个拥挤的小公寓里，夫妇二人上班的时候，他们的一个表妹帮忙照顾两个孩子。
在上海，寄养协议可以持续一个月至最长一年，通常每个孩子每个月能享受700-800元（约合102-117美元）的伙食费和看护费。医疗费用也能报销。寄养家庭必须向当地福利中心提出申请，然后进行一些培训。
有些情况下，几个月之后，寄养父母会被要求决定是否要领养正在照看的孩子，否则孤儿院会将孩子放到领养名单、进入领养程序。
她要领养这个孩子吗？Yollanda与孩子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她在这个问题上挣扎了好几个月。她的家人和朋友都说不要领养。他们担心孩子的健康问题会让涉及其中的每个人日子都不好过。Yollanda担心她是否能应对孩子的健康问题，不仅是经济上，还有社会舆论上：中国的残疾人还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和健康人融合得那么好。
Yollanda说，最后，我想去美国对孩子是最好的出路，因为那里有良好的医疗计划帮助像她这样的孩子。在上海的公寓里，她一边说着，一边轻轻摇着膊弯里的孩子。
孤儿院开始了李圆的领养程序，她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6-12个月里被外国人收养。但Yollanda说，现在我担心如果领养程序时间太长，她可能会难以适应……我不想让她受苦。我不想让她以为我抛弃了她。
Koh的情况是，她现在周末和大部分晚上都教初、高中生英语，还能勉强度日。她年迈的父母都已经73岁了，不能全天照看宝莎。所以，从周日晚上到周六早上，这个叽叽喳喳、快活的小孩子不得不住在当地一家全托幼儿园里。这里的收费是每年13,000元（约合1,900美元）。
Koh说，这并不理想；我希望她再长大一点、好照看的时候，能住在家里。每次她去送女儿的时候，都会觉得心碎。
与此同时，Koh的父母（他们拒绝接受采访）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周末Koh工作的时候，他们会照看宝莎。她说，他们对她的照顾比对亲孙子的照顾还要多。
曾是体育老师的父亲开始时担心Koh带着孩子很难结婚。虽然Koh说她并不排除结婚的可能，但她并不一定非得结婚才能幸福。
她说，宝莎是我心灵的一部分，她是我的一部分，有了她，生活变得丰富而有意义。
Jane Lanhee Lee Naville（编者按：Jane Lanhee Lee Naville现居上海，是位作家。）[img]file:///C:/DOCUME%7E1/zhisong/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jpg[/img]2009年3月19日 星期四 下午 01:4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