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李树芬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瓮安也真正“走向世界”。事件留下了破损的县城，也留下了疏离的官民关系。与楼的重建、班子的重建相比，官民关系的重建恐怕难上加难。
瓮安官场的救赎
“6·28”当天，有些领导从人群中走过的时候，用衣服挡着脸，怕被人认出来。还有个领导就在附近打麻将，看到出事了，跟人家说别开灯，千万不要声张
“一辆宝马车停在那儿，一个人在车上狠狠地划了一个A4纸大的“恨”字，这种仇富心理非常可怕。”10月27日，在瓮安进行调查的前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刘子富，向《望东方周刊》描述着他在瓮安街头看到的这一场景。
此次，刘子富是奉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之命，赴瓮安进行调查的。“我已经来了快10天了。我干记者这么多年，头一次在一个县待这么长时间。”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后，刘子富认为，“6·28”事件并非洪水猛兽，它的警示作用会给中国带来积极的意义，“只要能扭转过来，就会变成执政党的一笔巨大财富。”
后“6·28”时代，走出阴影的官员们也开始了一场救赎。
没有经验只有教训
《望东方周刊》：“6·28”事发当天，县里面的领导班子是如何应对的？
肖松（瓮安县副县长）：“6·28”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在开电视电话会，听周永康讲话。听了没一半，我就听说有人开始闹事了。走到门口，发现已经有3000多人围在门口。刚一出门，就遭到一些小青年的谩骂，指着我鼻子。当时人们情绪非常激动，来势之猛，始料未及。从谩骂很快过渡到打砸抢。
我当时马上跟王勤书记报告，说得赶快把大家集中起来一起商量，去做工作。我也很快找到了当时的公安局长和政委，让他们赶紧从都匀回来。说实在的，他们当时给我一种推诿的感觉。直到晚上七点来钟，他们才回来，延误了最佳处置时间。如果早些恐怕就不会这么严重了。
我的处理也有很多麻烦，比如调动警力，因为局长政委不在，我调动不了他们的警力。没办法，我就群发短信给干警，让他们过来做群众工作。
那天刚好是双休日，我们的值班制度形同虚设。按理说，值班的人都应该在办公室的。我们有17个乡镇的书记都到外地去了，他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木已成舟了，挤都挤不进来。班子里外地交流干部太多，政府班子里七个人有三个是交流干部，所以一到周末就不在，都回家了。你说到哪里找人？群龙无首了。
作为分管公安和信访的县领导，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没有经验的总结，只有教训的总结。
《望东方周刊》：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政府和公安人员面临着怎样的压力？
瓦龙标（瓮安县委副书记）：刚开始的时候特别难受，感觉灰溜溜的，走到哪儿都觉得自己矮别人半截。我也考虑过换工作，换个环境。9月份我回了趟老家，人家问“6·28”的事，我都不愿意谈，但是又没法回避。组织部一个副部长的儿子在广州上学，人家问他是哪儿的人，他说是安徽的，说瓮安觉得丢人。
周胜（瓮安县公安局政委）：经过“6·28”事件，很多公安人员心理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我们就得给他们一种人文关怀——带他们实实在在地破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我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有愧疚之情。我们的公安局被烧掉，我们的党委政府大楼被烧掉，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极大的耻辱。很多不文明不规范的问题，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彻底改变，在全州甚至全省成为响当当的队伍，这样我们才能挺起胸膛做人。
在有能力制止帮派发展的时候没有制止
《望东方周刊》：瓮安的社会治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很大变化，那为什么以前那么长的时间里，会那么混乱？存在哪些问题？
肖松：这些年来，我们对干警教育不够，管理不到位，对装备投入不足。由于干警工资低，因此前些年就是靠罚款来挣经费，导致管理混乱。一些人不去为老百姓干实事，搞好服务，而是天天抓赌，这个是要出问题的。另外，队伍里面很多人不是学公安的，对案件的分析等存在问题，导致一些案件有始无终，成了无头案。去年的四个爆破案至今都没有破。
我们公安局对干警的教育，一是要规范干警的行为，二是丰富生活圈，三是限制好社交群。他们有特殊的身份，是特殊的人，搞不好就会有特权的滥用。无原则的宽容就是纵容，纵容就是犯罪。
黄成（瓮安县公安局防暴巡逻警察大队大队长）：我们以前还参与过不少非警务活动，包括我也参与过，这是事实。以前移民搬迁什么的，老百姓去闹，政府就会找我们，时间一长，群众都被我们得罪光了。现在不会了，这一届班子很注意，什么事都是政府先出面解决，不轻易调公安了。
《望东方周刊》：瓮安的一些社会恶势力已经存在数十年，这一片土地为什么会成为滋生恶势力的土壤？
黎明（瓮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帮派的初衷只是靠拉帮结派聚拢力量，有事找人帮忙，后来就开始靠交会费什么的，成了不是组织的组织。改革开放以后，势力的壮大对帮派来说非常重要，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好多学生都加入了帮派。
帮派之所以日益壮大，也和政府的软弱和失语有直接关系。他们之间也互相利用。比如说你作为官员，刚调到某个地方工作，你了解到这个地方帮派势力很大，那么你要是想把你的工作做好，就可能会动一下脑筋，与其去打击它，还不如去亲近它，互相利用。比如因为宅基地的问题，政府翻来覆去协调不了，也许和帮派大哥说一下，他去吼一声，就解决问题了。而且政府里有很多人也是那个帮派里面的，即使他不是，帮派里也有一些是他的朋友，他是帮派的保护伞。
我们之前的一些领导，没有想过在有力量制止帮派发展的时候制止它，等它发展壮大之后，已经驾驭不住了。
李长贵（瓮安县雍阳镇党委副书记）：那么多孩子为什么加入黑帮，而不加入共产党呢？首先因为，在农村，党的关怀机制不健全。年轻人一看，那些老党员生活水平比我还低，那我加入你干什么？其次，人们发生纠纷，会先去找政府，政府这边一拖再拖，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人家就不找你，找黑帮去了。他们认为加入这样的组织有安全感，走到哪儿都有人撑腰。另外，公安机关对这些帮派的打击、管制也不够。
所以你让他入党，他觉得没好处没意义，让他加入黑帮，开好车，就觉得自己有人生价值了。这其实是一种歪曲的价值观。
另外，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有问题。比方说玉山乡有一家，孩子是帮派的，结婚办喜酒那天，很多人过来撑场面，收红包就收了好几万。另一家孩子老实，结婚的时候借了10万块钱办酒席。帮派孩子的家长就特得意，说你看我们家娃多有本事。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后面那个家长就觉得自己家孩子没出息。这是一种悲哀。
瓦龙标：我们之前太注重经济发展，强调以人为本不够。瓮安是个文化沙漠。县城八万人，没有像样的体育场、电影院、图书馆、公园。人需要精神上的东西，你不给他提供，他就会坐在街边打麻将、赌博，甚至加入一些帮派。无事生非啊，瓮安人又有结集的习惯，一闹活动就有好多人跟着上。
“6·28”之后，为稳定干部和百姓的心理，我们搞了一系列文体活动。9月26号，一个农民文化活动开幕。那天刚好下雨，几千人在雨里整整齐齐地坐着；闭幕那天，烈日当空，大家还是一丝不苟地坐在那儿。我当时就很难过，要是我们有个像样的体育馆，就不会这样了。
基层组织网破线断人亡
《望东方周刊》：刚才谈到基层党组织的问题，瓮安县的基层党组织面临哪些问题？
瓦龙标：我认为，“6·28”事件给党的执政敲了警钟。
拿瓮安来说吧，村一级的班子几乎瘫痪——总体素质偏低，年龄偏大。35岁以下的党员占12%，60岁以上的占31%。不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有的即使被发展成党员，发展完就走了。所以整个党组织没有战斗力。当然了，他们的工资待遇也偏低，一个村干部一年只有2400元工资，稍有能力的人根本看不上眼。
村干部在村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威信，村里的工作只能靠乡镇下去的包村干部来做。
乡镇包括县一级的班子自主权太小。比如，乡里选个干部都要州里来批。我认为应该抓大放小，适当把权力下放。另外还有体制上的问题，在基层是无限的责任，有限的政府。权责不统一，干部有时候就会推，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责任，你找别的部门去吧。回避矛盾，也导致矛盾越积越多。
瓮安是个教育大县，每年考出去的大中专学生有2000多个，但回来还不到300人。干部里面专科出身的很少，有的甚至是职高、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上班后再补的党校文凭。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真正科班出身的还不到1/6。
我曾经分管过组织工作，对这一块比较熟悉。目前的现状是，在一个单位里，老好人容易被提拔，但他们往往不具备敢想敢干的性格。这样的人工作起来不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但也不会轰轰烈烈。所以选干部还是应该拓宽渠道。
肖松：我曾经说过，基层组织的网络建设，网破线断人亡。
我去一个贫困乡调查的时候发现，一个村里，支书主任一肩挑，一个人说了算，谁来监督你啊？另外，我发现，村里本应有的妇联、青联、民兵、治保等七大组织，文件上有，实际上都是悬空的，就是应付、欺骗上面。
要关注人口占95%以上农民的利益
《望东方周刊》：不论从政府还是老百姓来说，发展的需求都是非常迫切的，但发展必然引发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来讲，发展太慢也可能导致治安问题，不少刑事案件都是因为百姓过于贫困而引发，那么该如何看待和处理其中的关系？
肖松：瓮安之所以出现“6·28”，就是因为一手软一手硬，重视了经济发展，轻视了社会稳定。
我记得在今年年初，一个煤矿导致当地村子100多人没水喝了，老百姓打着条幅来上访。当时我们就跟煤老板说，不管花多少钱，都得把地下水挖出来。后来老板花了五六十万，愣是把水挖出来了。
我们之前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没有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搞得老百姓上访不休。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成了煤老板的保护伞，就是因为利益驱动。最近刚召开的人代会上，提出了和谐矿区建设基金，就是要让矿主们从自己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让利于民。我们在招商引资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承受不了就要出问题。瓮安农民占95%以上，这个群体如果我们关注了，发展了，很多矛盾是可以避免的。
李长贵：我们对老百姓利益确实保护不够。矿山开采80%～90%的利润被老板拿走了，当地穷的穷死，富的富死。我们能不能让这些老板每年拿一部分利润出来，保护当地生态和百姓利益。否则日后矿都挖空了，满目疮痍，老百姓也跟着受害。
瓦龙标：最近我们在做这样一件事，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项目开盘，想请县领导出席，说要给一些纪念品。县里商量决定，纪念品不用了，让这家企业捐10万块钱给留守儿童做基金。在瓮安，在外打工的有10多万人，三万留守儿童。县里建议企业用这些钱回馈社会，做些善事，企业也欣然同意。以后我们做事都要按这种态度来处理。
说到矿的问题，强调环境和生态确实很重要。但一个老板在起家时的原始积累同样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你让他不断淘汰落后设备，改进方法，在西部是不现实的。这个从科学发展的角度，还需要探讨一些问题。
“6·28”对瓮安长远发展或是好事
《望东方周刊》：瓮安的干群关系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肖松：“6·28”事件现场，一些老百姓为什么要起哄、鼓掌？说明我们的干群关系已经恶化到一定地步了。
在干部队伍中，存在一种回避矛盾的心态。干事的不如站在旁边看的，站在旁边看的不如在家看的。还有这样的说法，“家事国事天下事，不问事平安无事。”很多干部党性原则丧失，正义感淡化。“6·28”当天，有些领导从人群中走过的时候，用衣服挡着脸，怕被人认出来。还有个领导就在附近打麻将，看到出事了，跟人家说别开灯，千万不要声张。
官员的回避，导致小事变大，大事变难，难事变乱。我们的信访案件一直居高不下，群体性纠纷成为最大难题。积怨太深，积重难返。
不过经过这四个月的整顿，大家工作作风还是有了很大变化，也赢得了相当一部分民心。
瓦龙标：几十年以前的老百姓什么都听上面的，现在不一样了，老百姓要求高了，就需要我们提供给他们配套的服务，但我们的干部服务意识跟不上。
李长贵：其实，我们90%的干部是很有能力的，但是公仆意识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不够。
我们那儿在今年8月份又出了件事，一个人掉到一个泡椒厂两米深的辣椒缸里，另一个见义勇为去救他，结果两个人都死了。这个事情比“6·28”还复杂，家属把医院都包围了，还有很多人围观。当时我们处理比较及时，从人道主义等各方面给家属做工作，迅速把这个事情化解了，家属也很快把尸体搬走下葬。这个事情在解决上就比较果断，而且找准了着力点。
干群关系的恶化，有的时候也有老百姓的责任。我有时候就想不通，以前我们的老百姓吃的是玉米饭、洋芋，穿的是草鞋；现在吃猪肉，穿皮鞋，为什么矛盾越来越多？一些老百姓总认为优惠政策是国家该给的，不管自己有理没理，都会一个劲儿地去上访。所以，在加强干部教育的同时，也要对老百姓进行一些教育，让他们懂法、守法。
我现在就觉得啊，“6·28”事件早爆发比晚爆发好。瓮安存在的矛盾，其他地方可能也存在，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先意识到了，就要先解决。从这点上来说，“6·28”事件对瓮安的长远发展或许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