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回中国后干什么？那些发达国家除了技术以外，难道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在中国派上用场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只要海归们不仅仅是为了加入淘金热潮，只要发达国家让他们钦佩的不止是技术和管理，只要他们对发达国家的社会和人文有过起码的兴趣，思考过一些问题，相信他们会发现值得中国学习和参考的实在是太多了。但如果真要把这些东西付诸实施，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真正把中国和发达国家相区别的，其实并不是技术和管理。
《中国青年报》近日刊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长篇报导，说的是一个从日本回国的海归试图把日本的社区工作移植到中国来的故事。这个叫张靖的海归在日本留学了几年，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一个名叫“公民馆”的社区组织找到了她，因为她是女性，所以专门安排一个日本女人教她日语，穿和服，做日本点心，逢年过节还一起聚会，包饺子、吃月饼。在日本，几乎每个县城都有类似的组织。这些社区工作者都是响应政府号召，自发报名、免费服务的。除了帮助外国人，这些社区组织当然也参与社区管理，帮助邻里克服困难，解决矛盾。
应该说，中国有难以计数的海外留学生曾经在不同的国家有过和张靖类似的遭遇，不过这些帮助不一定都来自社区组织，也有可能是教会、慈善机构和其他非政府组织。
张靖的可贵之处是在接受了这种帮助后并没有把它抛在脑后。她相信这种组织和这种工作对中国是有意义的，所以她回国后想把这套社区工作的理念应用到中国的现实，甚至为此辞掉了外企的工作。但如《中国青年报》所介绍的那样，张靖的努力不但遭遇了不少尴尬，甚至不得不“妥协”。
张靖移植海外社工理念的努力始于通过社区工作者资格证书，然后到北京月坛街道一家居委会工作，后来又被选为居委会主任。当上居委会主任后，她很快就发现，这份工作和海外的社工有天壤之别。
首先，居委会主任是一个领政府薪水的“官”，无论你怀有什么样的理念，别人都把你当官来看，你所做的一切都和“义工”无关；其次，在发达国家，每个社区的居民都把和社区有关的事务看作自己的事务，一有需要居民们都会踊跃参与，而在中国，很多小区居民都是对自己单元以外的事情不闻不问的，自己单元里可以美轮美奂，小区则是垃圾遍地无人过问；再次，居委会主任必须管理很多和义工毫无关系的事务，例如佩戴“治安巡逻”的红袖章巡视大街小巷，这种在理论上是有危险的工作在发达国家只有佩戴武器的警察做才是合法的，绝对不会让手无寸铁的妇女老人去做；此外还有给居民发放免疫手册这类事，在发达国家都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来做并负责解释的。
时间不长，满怀抱负的张靖就发现，她从海外搬来的“先进方式”一旦落到具体事情上，立即就“和传统的居委会主任并无二样”。
实际上，张靖所遭遇的，是中国之所以和发达国家在GDP以外有天壤之别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发达国家的政府权力和社会自治之间有很清楚的界限。该政府管的政府管得有条有理，不会推给社会，因为政府是由全社会交的税收来维持的；不该政府管的，社会和社区会行动起来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政府没有权利插手。只有当这条界限被清楚地划分出来之后，真正的公民意识才会产生。这是文明社会的社区理念和中国社会的居委会现实之间最根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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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女海归"入主"居委会：国外社工理念遭遇现实尴尬
作为一名“海归”，她辞去了外企的工作，当起了小小的居委会主任。留学时，她受到过当地社工的热情帮助，并学到了一整套社区工作的理念。如今，她试图把这种理念引入中国的社区，却遭遇了不小尴尬，甚至不得不“妥协”——
在许多居民眼里，张靖更像个外企的女白领。上班前，她总是涂上精致的口红，穿上黑白套装，再戴上名牌的手表和首饰。
但是，当选居委会主任以后，她还得再戴上显眼的“治安巡逻”红袖章，才与这所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红砖瓦社区协调起来。
作为居委会主任，这名40岁的时尚女人，每天都在和鸡毛蒜皮的事打交道。铁道部第三住宅区所有的大小事全归她管。比如给居民发放防疫手册，制作“爱护社区、人人有责”的海报，或者劝慰被失业的儿子气得直哭的老太太。
作为一名“海归”，她深知这份中国特色的“社工”工作，与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完全不同。
半年前，张靖当选这个社区的居委会主任。778名投票者中，有747名把票投给了她。从那一刻起，这名女“海归”所做的一切，就是把自己在日本读书时接触到的社工理念，引入到中国的社区里来。
在日本拓殖大学读书时，张靖亲身体会过当地社工组织的有效。那是1997年，这个已经在北京某大国企工作了7年的娇娇女，为了追随老公，辞职来到日本留学。在那里，她经历了“从云端到地狱”的日子，生活艰苦，打工1小时才能赚49元人民币。每天回家她都对丈夫抹眼泪。
是当地一个社工组织帮助了她。这个名叫“公民馆”的社工组织，致力于帮助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习惯当地生活。逢年过节，公民馆的社工们还组织外国、本地居民一起包饺子、吃月饼。在日本，几乎每个县城都有类似的组织。
与张靖配对的社工是一个姓藤原的日本女人。藤原来自一个富裕家庭，每天的生活无非是浇浇花、喂喂鱼。她与其他公民馆的社工一样，都是响应政府号召，自发报名、免费服务的。每个周末，藤原都会不厌其烦教授张靖简单的日语，还告诉张靖该怎么穿和服，怎么做日本点心。
偶尔，张靖还会收到藤原女士带来的小礼物，画着可爱的笑脸。在她的帮助下，这个娇气的中国女人很快走出阴影，适应了当地生活。
这一切让张靖念念不忘。2003年，她回到土生土长的北京参加工作，眼前的一切让她无法忍受。居民们都忙着炫耀家里有几套房，可是小区里的垃圾箱盖子丢了，几个月也没人修。邻里之间冷冰冰的，形同陌路，甚至彼此为一点小事，能打得头破血流。
对比日本的社工组织，张靖觉得中国的居委会制度很不完善，如果“每个人都去当社工，扎扎实实做一点事情”，就会好很多。
这个念头在她脑子里挥之不去。2006年,张靖干脆辞去外企工作，决心“只做一个社工”。
经过笔试、面试，她获得了一张北京市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然后，按照分配来到月坛街道办事处属下的这个社区工作站，负责“社区宣传”，也就是贴贴海报、看看网站。
居委会来了个“海归”，这一下子引起很多人的好奇，不时有人来探听她的消息。而朋友们也不理解她，嫌她的选择是“有毛病”。
她发现，很难向周围的人解释“社工”这个词的准确含义，人们对此都很陌生。到了后来，再有人问，她换了个中国式的回答：“在社区工作，可以照顾家庭。”
在办公室待了两年，她几乎认识了这个社区的每一个人。半年前，社区居委会改选，她成功当选为居委会主任。
她搬进拥挤的办公室，并开始认真践行自己在异国他乡接受的“社工”理念。这是由100平方米的民房隔成的4个办公室中一间，每个屋子里，都挤得满满当当，三四张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
“日本的社工，就是不端着，主动上门来跟我们交流的。”于是，她一上任，就开始四处推销“社区的认同感”。每天，她先做好功课，了解居民的生活情况，然后按计划上门探访。
而在日本认识的社工森山老师也成了她的榜样。森山每个休息日都要来公民馆免费教日语，风雨无阻。每当外国居民对他表示感谢时，森山总会立正、鞠躬，严肃地说：“一切为了社区更美好。”张靖则坚持每天给行动不便的老人送报纸。从6号楼到29号楼，她一户也不落。
偶尔，这些付出会有回报。社区里有位老太太，对居委会工作挺有意见。于是，张靖没事就会带着报纸去串串门，偶尔说说日本的新鲜事，“把自己当成她的闺女”。最后，老太太居然成了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
不过，张靖很快发现，居民们并不是把她当作一个合格的社工，而是把她当成一个合格的“居委会主任”。“别的居委会主任哪管这事儿啊？”拿到报纸的大妈会这样感慨。
“管我们的领导，人可好了。”小区里的人也习惯这么称赞她。
这个满腔抱负的新“领导”很快发现，她的“先进方式”一旦落到具体事情上，立即就“和传统的居委会主任并无二样”。
社区里，有一个包子铺，每天早上开张的噪音总是影响到居民的睡眠。于是，张靖上门调解，又是苦口婆心的“安慰”，又是声嘶力竭的“讲道理”，结果依旧“吃力不讨好”。
还有一次，一家住户装修，把垃圾扔在一楼楼道边上。直到一楼居民终于感到“气味难闻”，这堆长时间无人过问的垃圾，才“引起了注意”。最后，她又不得不亲自出马。
这些事情，都让她想起自己在日本社区的见闻。那里几乎人人都愿意当社工，即使分类垃圾箱掉了块漆，都有人管，何况是装修垃圾。
她心里揣着一大堆听来的社工理念。比如，她觉得居委会的工作并不能“仅仅当成一份每月几百块薪水的工作”。相反，没有经济压力、拥有爱心的免费社工才是社区服务最好的帮手。
然而，她也逐渐意识到，这并不符合中国社区发展的现状。把老外的社工放到邻里矛盾多发的中国社区，只怕也会手足无措。
社区里一个老大爷，由于卫生间的排气扇问题，和邻居闹得不可开交，给居委会连续打无数个电话。张靖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经常绞尽脑汁，也不能说服骂红了眼的矛盾双方，“很少有人主动让步的”。
偶尔，她会怀念日本整洁、优雅的社区氛围。平时，邻居们见面都会互相鞠躬，还会一起出去野炊。新搬来的业主往往会给隔壁、楼上、楼下的住户们送送毛巾、和亲手做的草莓蛋糕。
但是，回到中国的生活里来，这个中分卷发、带着小资情调的女人，仍然得接受自己“居委会主任”这个现实无比的身份。
一开始，她甚至有个宏伟的抱负。在日本的时候，她发现当地的基层管理体制很特殊，既有自发的社工组织，又有选举而成的自治委员会，成为社区建设的两支中坚力量。
她曾想仿效这一点：在中国也把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分家，在基层管理机构之外建立中国式的社工组织。
但这个想法暂时被搁置了。尽管才短短半年，这位“海归”居委会主任已经饱受现实的磨炼。她觉得，这主意“违背了现实的社会规律，触及了很多人的利益”。
她把心思放在更细小的事情上。比如吸收回国人员来居委会做社工，免费给小区里的居民做文化讲座，给小孩子当外语家教。她还计划过，给社区居民开设日语班，免费教学。不过，这些目前还停留在脑子里，没来得及实施。
半年之前雄心万丈的她，已经学会把许多大道理偷偷藏在心里。不过，她不觉得这是自己的“妥协”，她觉得“这叫做适应环境，只有适应了环境，遵循客观规律，才能把工作做好”。就连印名片这样的小事，她也考虑半天，拒绝了，理由是，“在集体里不好突出个人”。
如今，张靖不再开口闭口提“社工”这个概念，也不再反复提及她的理念。相反，她下决心让自己获得“居委会大妈的心态”。以往颇有点清高的办公室女郎，如今在社区里见到人，总是很主动地上前喊大叔、大妈、大姐，嘴甜得很。
这名“海归”居委会主任，正变得越来越本土化。不过，她忍不住悄悄透露，她还在计划一套新型的方法，但毕竟上任时间短，“不能承诺什么”，要等到时机成熟，才能探索出一条新路子。(实习生 周凯莉）
□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