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非常累！中国富人其实是世上最痛苦的人 颜昌海
美国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胡润报告的编辑们出炉了一份对中国新贵的“报告”，追踪中国财富状况，出版奢侈品信息。胡润报告的研究方法和调查对象不得而知，胡润报告说，北京有8,800个资产在10亿以上的亿万富翁，上海有7,000个──应该是以人民币来算。人民币10亿元相当于约1.50亿美元。不过正如《中国日报》转载的文章中所说的，胡润报告发现，典型中国富人家庭的构成是一个43岁的父亲，一个42岁的母亲和一个14岁的孩子。报告中说，北京的富人要在房子、汽车和其他奢侈品上至少花费人民币8,700万元（约合1,270万美元），才能被视为是北京的新贵。报告中说，大部分支出都是在房地产、家具饰品上。
中国的富人至少要有三座房产，通常会摆满瓷器和玉器藏品，还有现代艺术品。他们每年要在钢琴课上花费7,000多美元。北京的富人开奔驰R500轿车，通常还是北京顶级俱乐部雍福会的会员。他们的妻子则加入兰会所，戴宝格丽白金钻石手表，开宝马跑车。胡润报告的创始人、出版商胡润说，过去几年来，中国富人的情况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很多富人说，他们希望成为上流社会的一份子，而不只是有钱而已。
报告的结论听起来更像是某欧洲奢侈品杂志的广告，而不是应该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富人的剪影。不过，或许在今天的全球化财富文化和经济中，中国的富人正越来越与欧美的富人别无二致：买同样的意大利皮包，开同样的德国车，经常光顾类似的社交俱乐部。
而日中经贸中心上海事务所所长池田稔，近日在日本《经济学人》周刊撰文指出，经济快速发展的上海涌现出很多富人。他们住着高级公寓，开着豪华轿车，品尝美味佳肴，出国旅游，享受着计划经济时代不可想像的生活。不过，富裕阶层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延年益寿，基于死要面子的民族性，富人开始追求豪华大墓，进而催生了“墓地泡沫”。
新华网报道，据统计，2008年上海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888万。每年出生的人口约有16万，死亡人数多达11万。也就是说，每年需要准备11万座墓。中国有着“入土为安”的传统，约80%的人希望埋在墓地。如果每座墓按1.5平方米的尺寸来建，那么就需要16.5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海现在有44处公共墓地，由于供不应求，墓地的价格飞涨。与公寓不同，为了防止投机行为，购买墓地需要火葬证明，如果生前购买，则需要80岁以上的身份证明。尽管如此，价格最低也在每平方米2万元。与几年前相比上涨了约10倍。有的地方甚至涨到4万至5万元。很多富人追求豪华的大墓，从而助长了价格上涨。
但是，这些富人生活得并不快乐，甚至是中国社会“最痛苦”的人群。《澳洲日报》文章说，在“仇富”思潮盛行的中国，说富人过得痛苦是要挨板砖的，何况还说他们“最痛苦”。但试想一下，在一个几千年来发财几乎等于犯罪的国度，财富越多，往往也意味着在道德法庭上的“罪证”越多，富人们实在真正快乐不起来。
首先富有的官员。在中国传统社会，升官几乎就是发财的代名词，这已是老百姓的人生常识。但中国历代政府却偏偏要拼命掩盖这一事实，于是官员的俸禄越定越低，低到清朝乾隆年间一位一品廉臣的老伴穿得有如乞丐婆；但官员的实际收入却越来越高，高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就逼得中国因当官而致富的人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他们一方面每天都要或主动或被动地对自己进行着道德批判，另一方面却又像吸毒上瘾一样在钱眼里愈陷愈深。踏入官场的人常常“被迫致富”，因为如果不跟着非法捞钱，往往就没有资格合法当官。对于那些良心尚未泯灭的官场中人，其“精神分裂症”之苦又加重了一层。
再说富有的商人。中国传统社会不乏经商致富的人，但这些人并不能因为自己没有赚昧心钱而免去精神负担，因为在一个缺乏法治和规则的社会，合法生意与非法生意间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做合法生意的人如果不行贿，就犹如没拿到一纸合法经营证明书，始终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因为他们可能永远搞不清自己做生意的路子是否“合法”。
当今的中国社会，依然传承着中国的传统社会；虽然表面上中国富人不仅物质生活奢侈豪华，精神追求也丰富多彩，但中国富人们的处境并未发生质的改变。他们几乎都是深度“精神分裂”者，常年提心吊胆，成为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过去几个月，富家子弟飙车撞人、骄奢淫逸等负面新闻一再引起中国舆论抨击，“富二代”也成为网络热词。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启动的一项免费培养1000名民企“二代掌门人”的计划更引来广泛质疑。每次媒体热炒“富二代”恶行，中国舆论皆随之愤然，共同声讨，“富二代”几乎成了过街老鼠。有评论说，中国“富二代”真的已经不堪重“富”。
“富二代”大多出生于80年代以后，他们的父辈往往是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一批企业家，很多人家财万贯。前些年舆论对“富二代”的关注大都集中在他们能否承担起家族事业的重任，能否书写“从富到贵”的商业文化新篇章，打破中国“富不过三代”的传统魔咒。不过，杭州5月7日发生“富二代”胡斌开名贵跑车撞死斑马在线路人，各地也不时传出“富二代”拿钱摆平交通事故后，舆论开始把爱飙车、爱闹事、爱炫富、爱享乐与“富二代”画上等号。在很多人眼里，“富二代”是一些开名车、穿名牌、戴名表、举止张狂、挥霍无度的纨绔子弟，“富二代”的公众形象就此跌至谷底，甚至有被“妖魔化”的迹象。
改革开放初期发财的“富一代”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一些亿万富豪甚至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富一代”秉承了中国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大多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由于不用担心费用，不少“富二代”毕业于欧美名校，他们的知识储备和眼界远胜于“富一代”。
事实上，中国“富二代”中横行不法的只是少数，但公众似乎更愿意挞伐“富二代”的种种恶行，而不愿相信“富二代”也有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这，与很多“富一代”靠不正当手段致富有直接关系。所谓“仇富”，绝大多数中国人仇视的并不是富贵本身，而是富贵背后的不公平。尤其在中国贫富差距拉大、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矛盾趋于紧张的今天，“仇富”言行的泛滥折射了底层民众对现状的不满。
为了引导“富二代”走上官方规划的“成长道路”，江苏省委党校打算用两年时间在全省培训1000名“富二代”，目的是让“富二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江苏省民营经济发展培养后备人才。但舆论并不赞同党校用纳税人的钱培训“富二代”，指这种培训不仅有违社会公平，甚至是给富人与官员“亲近”制造机会，客观上为官商勾结创造了条件。党校的培训不但无法让这些富家子弟的思想来个“大换血”，也不能提高民企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反而可能加强民企对权力的依赖。除了官商勾结指责外，一些网民还将问题从“富二代”转移到“穷二代”身上，希望政府把目光和关爱更多地投向弱势群体。
有网民说，中国有57个民族，民族，民生，民主缺一不可。但如今的中国人，全球税负排名第二，基本民生保障投入占GDP比例世界倒数第一，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世界几个大国用于教育的税收比列，中国是3.8%，印度是19.7%，美国是21.5%，日本是23.3%。而社会保险，九亿农民基本没有养老及医疗保障，城市下岗职工是可有可无的失业保险。那么，让孩子们上不起学中国人缴纳的高税收，都到哪里去了？一是公款吃喝，二是公车支出，三是公费出国考察，四是决策失误(占总投资30%左右)，五是贪污腐败，金权勾结。
看来，无论贫富，中国的问题症结，还在于落后的政治体制。
中国公众对中国富人印象的恶化令人忧虑。中国富人，也时刻活在中国大众的仇视目光中。在这种仇视中，中国富人的精神压力，将越来越沉重，这也使中国富人成为世界最痛苦的人。
俗语云，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夜半鬼敲门。无论是中国富有的官员还是中国富有的商人，总是亏心事做得太多了，因此必然就成为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若要缓解中国富人与百姓的对立，解除中国富人精神上的痛苦，首先要靠官方打造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让底层民众有更多获得财富、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同时，也需要中国富人更加自省，谨言慎行，最好还能热心公益，以扭转舆论对中国富人的负面评价，使财富成为幸福和荣誉的源泉，而不是受人诟病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