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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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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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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yuan
2009-12-23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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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学德
中国人爱用个“搞”字，过去是“搞革命”，“搞运动”，现在成了“搞活”，“搞钱”，“搞乐”， 就连过去带有贬义的“搞破鞋”也成了中性的“搞女人”，并且是有本事的象征。
1.别误解了唯物主义
有朋友问我，大陆今天的追求享乐、物质实惠的价值观，是否与过去多年宣传的唯物论有关。 一想再想，这问题还真有点难答，不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白。
当年恩格斯为辩证唯物论辩护时说，在庸人的眼睛中，唯物主义就等于吃喝、玩乐、享受、酗酒等等他暗中追求的一切。 的确有人这样误解过唯物主义，但也的确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家自己就这样地把唯物主义庸俗化了、糟蹋了。
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自古即有之。有位学者说，“Materialism”这个词其实应翻译为“物本论”，而不是“唯物论”。“物本论”者，以物为本而已。那个“本”，是本源、本根、本质的意思。唯物论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包括生命和精神，都可用物质及其运动的不同形态来解释。至于那种认为只有物质利益才是实在的、重要的观点，不应称为唯物主义，只能名之“实利主义”。
严肃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都鄙视只追求物质享乐的“实利主义”。古希腊的唯物论者伊壁鸠鲁以快乐为人生最高的善，但其快乐指的不是享乐和放荡，而是“身体上无痛苦和灵魂上无纷扰”。马克思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人，但他恰恰反对人成为金钱的奴隶，说那是异化， 他渴望的是人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在人间实现天堂。
主张唯物论的，虽然大都是无神论者，但也未必个个都是。伊壁鸠鲁就坚决相信神明的存在，只是神只在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并不过问人间的是是非非。激烈地攻击基督教的，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们，主要也不是出于理论上的原因，而是实践上的、政治上的原因。就连保守的黑格尔都看到这一点了，说他们攻击的是天主教中最无耻的迷信、教权、愚蠢、出卖良心，并且，无耻和不义都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当年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曾经同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们都辩论过。尽管这两个学派在哲学观点上针锋相对，但保罗既没有拉一个，也没有打一个。他单刀直入要“把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这位神，传给你们”，因为上帝其实“离我们各人不远，因着他我们可以生存、活动、存在”，“过去那无知的时代，上帝不加以追究；现在，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作一个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17:23, 27, 30, 31（圣经新译本）。
可见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人们主张的是什么主义，而在于人想出来的一切主义、思想和理论，都不可能知道上帝， 相信耶稣就是相信上帝，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2.我们中国人哪
当年在北京读研究生时，一位老先生指点我要区分两种价值观，即哲学的价值观与世俗的价值观。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这些哲学家的价值观，的确对社会有深刻的影响，并得到当权者的推崇；但盘踞在人心深处的、在社会上真正通行的，却是世俗的价值观。 其核心就是追求福禄利寿、升官发财、功名富贵……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
如果一个中国人有点异想天开了，亲朋好友往往会劝他“实际一点吧”。 这个“实际”不是指客观存在的事与物，而是要你别逆着社会潮流走。而这个潮流的大趋势就是追求实惠、实际利益、实际效果。
十八世纪来北京传教的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其回忆录中就比较过，说中国人非常注重实效，而欧洲人则是异想天开。那时还没有胡适博士介绍过来的美国的实用主义。 就是实用主义后来传到了中国人的手里，与那个“有效、有用”相连的，就不是真理的证实问题了，而是怎么样地处理实际生活或者说有什么好处。
深感于中国的老百姓太讲实用了，孙隆基愤愤地说，中国人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意向，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养”字。此语不全是夸张。我们俗语讲的是“养生”、“养家”、“养孩子”、“养身子”“养精神”、“养老”，就连“大同世界”这个理想天地，讲的也是个“皆有所养”。与这个讲究实用相配的，就是林语堂所说的，“中国人对抽象的观念没有胃口”。所以，“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这样的话，最对中国老百姓的胃口，并且，也容易消化。
1949年，革命了。革着革着，就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不管有产无产，都要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笔者曾被灌输过这种世界观，后来也向别人灌过。什么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等。我上学的那个年月，人们说这套大道理听起来挺玄的，现在的说法是“太空”了。有多少中国人明白它，又有谁感兴趣？有是有，不多。政治课中精神溜号的现象从中学、大学到党校，比比皆是。
不过，那套道德观，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对中国人民却影响甚深。它最明显的特色，除了阶级道德论外，就是在革命旗号下宣传的“禁欲主义、苦行主义”，即为了革命必须牺牲个人利益，可以名之为“革命的禁欲主义”。从我明白事时起，灌输给我们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是“艰苦朴素”，是“节约每一个铜板”，是“小车不倒只管推”……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以致于刚进幼儿园的小孩子都必须学雷锋。不能不承认，在这种“革命的禁欲主义”的影响教育下，当年的确出了一批批追求理想的“革命的傻子”，他们严于克己，遵守纪律，鄙视享乐，无私地奉献，为了革命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这样的人用现代人的话来说，是“有毛病了”，“傻得都冒傻气了”。
文化大革命把“革命的禁欲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女孩子连穿条裙子都是腐化堕落的苗头。生活本来已经苦不堪言了，但还叫你吃忆苦饭，咽下去后还得思甜，就连人之大欲也被革命革得够可以的了，那八个样本戏中的女主角，几乎个个都是女光棍或者活寡妇，不近男色。
当然，那个“欲”只是让老百姓去禁的，官越大就越不在被禁的行列之中，这是另当别论的。需要点明的只有一点，到老百姓渐渐地知道了那些鼓吹禁欲的大人物们，是如何如何地纵欲之后，“革命的禁欲主义”就从道义上彻底破产了。转眼间，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开始的一个“价值解体”的社会过程了。
3.东鸦西鸦一般黑
从表面上看，中国大陆目前流行的追求实惠与享乐的价值观，是对1949年后流行的“革命的禁欲主义”的反抗。这些年来，尽管大陆不断有人批判当今时代是天下无道、人欲横流，要通过道德教育挽狂澜于既倒。但大势毕竟已经去了，回头无路。
手边有一本翻译成中文的贝尔写的大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1978年写的，据说是名著。书中说，资本主义精神有双重的起源，一个是韦伯所谓的“禁欲苦行主义”，另一个是桑巴特提出的“贪婪攫取性”。此两者一为“宗教冲动力”，一为“经济冲动力”。但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这两者出现了严重的失调，“宗教冲动力”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经济冲动力”则成为社会前进的惟一主宰。反映在文化上，就是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大众享乐主义”。
他分析说，现代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汽车和电影电视的普及，广告术的普遍渗透，分期付款的信用卡制度的发明，这一切为“大众享乐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大众享乐主义的主要动机，就是追求无限体验的冲动与不受节制的享受，它的绝对命令是“享受生活”、“满足我的欲望。”让我们尽情享乐吧！让我们尽情地吃喝玩乐玩女人吧，“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朝死与活”。这些东西在过去被视为颓废、空虚和堕落，但在今天却被看成是想得开，是潇洒，是放达，是明智，是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古代的所罗门王曾把那一切的享乐看成是“虚空的虚空”，现代人才不在乎什么虚呀空呀，他要先得到，先享受，要在人生中潇潇洒洒、快快乐乐、舒舒服服、风风火火走一遭。死了，拉倒！
就在教会这个历来被看成是圣地的地方，成功神学也正在大行其道。“只要你真诚深信你会有大笔财富，就能拥有它。”美国一位鼓吹“积极思想”的大牌牧师就这么“传道”，并且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而另一位主张“积极宣告”的“信心教师”则说，信心“乃是一种宣告”，“我宣告什么，我就可以得着”。有人用一句话概括出了这类所谓“新福音”，“那就是健康或者医治，丰盛或繁荣，有时甚至是财富，还有幸福。”“我要得到医治，我要得到健康，我要得到钱财！我要得到繁盛！”除了这以外的，还有就是我要得到性！大概这太露骨了，在教会不能这么喊，于是喊我要快乐。
中国大陆目前流行的追求实惠、实利的道德观，正是在步西方的后尘。
“天”塌了。
贝尔说：“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这个危机早在十九世纪就种下了祸根，那时，尼采就狂妄地宣告，上帝死了。说完这话，他就疯了。
4. 如果上帝死了，那人怎么办呢？这是个问题。
在被毛姆称为“主题伟大”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文学巨著中，陀思妥也夫斯基一再探索了这个问题。书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即不信上帝的新派人物伊凡说，在他三十岁以前，他愿意像他父亲一样，“把色欲当作磐石来作为立脚点”。“既然趴在了这个酒杯（指色欲）上，在没有完全把它喝乾以前，是不愿意撒手的。”他的弟弟阿辽沙对哥哥说：“这就是沉醉于荒淫生活，就是使灵魂腐化堕落，是这样么，是这样么？”伊凡承认是的。那你靠什么方法幸存下来呢？阿辽沙又问，是不是靠卡拉马佐夫的方法：“一切都可以允许”，“一切都可以做”？哥哥不得不承认，是的。
“卡拉马佐夫的方法”把没有上帝推到了逻辑上最彻底的结论：若无上帝，孰不可为！一切都是可以做的。这听来刺耳，但非常真实、坦率。多年来，大陆宣传的唯物论一直把无产阶级（或者“人民”、“党”）的利益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但是，“人民”的利益从来就是对的吗？再说，谁是人民啊？怎么去判断人民的利益？天知道。退一万步说，就算人民的利益一直是对的，我这个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高级动物就必须顺从它吗？这正是大陆唯物论宣传中的根本困境。
大哲学家康德早就看到了这个危机，所以，尽管他认为上帝是否存在在理性上是无法证明的，但在实践理性即道德生活中，上帝的存在、自由意志和永生，却是人的德性得以成立的基础。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则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该把他造出来。”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也都是敬畏神明、上天的，所谓三尺之上有神明也。所以，到哪个庙都烧香，见神明都磕头。 社会主义革命把这一套全扫荡了，说那是迷信。你不让人信，可以，但人总得信点什么，是吧。对神明的需要总得用神明来代替。
于是，大陆就造出了一个人间神，集合来看，它的名字叫：党；分别地看，那是伟大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代表着人民的党和领袖，从来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还要加上善与美。小百姓的看法就简单了，说上面不会错的，错的只是伟大的人民。
但是，当天安门广场上伟大领袖的“纪念堂”建成的时候，人心中的“天”却塌下来了，原来，伟大领袖也是人不是神啊！于是，当深圳特区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了经济活动的原则的时候，在文化领域中也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革命的初期是以尼采“打碎偶像”“重估一切价值”的精神为代表的（在官方的理论中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它表现为对旧的以“革命的禁欲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否定，从抚摸心灵的“伤痕”，到唱出“一无所有”，到把中国人崇拜了三十多年的神请下神坛。这时，被精神奴役的人们终于喘了一口气，说“解放了”。
但解放了的人们很快就发现他面对着的是一个空虚世界，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了。于是善恶就是相对的了，取决于个人的喜好；共产主义的理想太飘渺了，于是就寻求实惠；靠我们靠不住，只好“全靠我自己”了。八十年代初期大学生、青年人中间的那场人生观的大讨论，虽然官方竭力正面引导，但挑战者提出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哲学，或者直接就说“人都是自私的”，已经暗暗在人心中生根了，并且是植根于新的经济土壤中。
从此后，虽说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领域中，人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但他们在精神领域中已经不用摸了，他们已经抓住了一个大石头，那就是“我”。一夜间人们好像都明白了，都想开了，哀叹一无所有没有用，最要紧的是抓住为“我”的，“跟着感觉走”的那个感觉，就是我的利益、我的享受、我的幸福、我的价值。而在我的世界中，最实在的就是物质利益。中国人爱用个“搞”字，过去是“搞革命”，“搞运动”，现在成了“搞活”，“搞钱”，“搞乐”，就连过去带有贬义的“搞破鞋”也成了中性的“搞女人”，并且是有本事的象徵。
中国虽然在经济上正挤着搭上“后工业社会”的列车，但在文化领域中，已提前加入了现代社会的俱乐部。中国虽然没有像西方那样流行过什么像样的“现代主义”，有的一点点东西大都也是模仿或者抄袭，并且，往往慢了好几拍。但中国人正在竭力挣脱“革命的禁欲主义”的枷锁。
中国式的唯物论告诉中国人没有上帝，中国人信了。文革又使他看清了，伟大领袖也不是上帝；现在中国人似乎更真的明白了，我就是我的上帝，而我这个上帝关心的就是我自己。当然罗，咱们不必像西方那样公开地建立以享乐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霸权”，我们在嘴上在公共场合还要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但我们心里要明白，只有建设好我自己的小安乐窝，才是实在的。
若无上帝，孰不可为？“卡拉马佐夫的方法”，终于彻底摧毁了套在唯物论头上的光环。那么人可以抓住什么实在的东西作为救命的稻草呢？没有，什么也没有。他只好无可奈何地抓住我的实惠，我的享乐。他心里清楚着呢，这也是靠不住的。但管他呢，“我死后哪怕洪水滔滔”！
但问题是上帝在，他一直在。耶稣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这一点，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可同作见证。他们没信耶稣前，也有心中魔，叫它财神也好，色鬼或者权力欲也罢，反正它们总是弄得你求生不满足求死又舍不得。不管你怎么淡泊明志，怎么寡欲绝情，可你面对的仍是情海无涯、欲壑难填。但自信了耶稣，他们不仅知道了一仆不能二主，人“不能服事上帝，又服事金钱”。他更愿意尊主为大。也是奇了，耶稣一在人生命中作了主，人从此就不再六魂无主。
当然，他七情六欲还是有的，也照样要操心柴米油盐酱醋茶。但他明白了自己是个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要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时，他就觉得有一句骂人的话还真有不少的黑色幽默，那话是说，你这个人怎这么不是东西呀。
来源： 与主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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