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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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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枝
2011-01-02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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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响近现代中国的50个外国人”谈起
辛亦耕
一份出乎意料之外的研究报告
2006年7月28日，《环球时报》第1213期刊登了《影响近现代中国的50个外国人》的一篇调查研究文章，这篇文章的出炉意义非同一般：《环球时报》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列出一份150人的名单，再与一些专家、资深媒体工作者一同选出了“影响近现代中国的50个外国人”，目的在评选过程中通过这些人物疏理和思考中国近现代发展的脉络。《时报》表示50名人选中，不少是在18世纪中就已离世，但他们的思想却能影响到现代中国。
《环球时报》由人民日报社主办，是国内有较高权威与声誉的报纸。从1993年创刊，先后被评为“全国被转载率最高的十佳报纸”、“北京地区读者最喜爱的十大报纸”、“辽沈地区最受读者喜爱的十佳报刊”。2004年被世界品牌实验室和世界经济论坛评为“2004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同年被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评为“飞机上最受读者欢迎的报纸第一名”。2005年4月被“2005中国传媒投资年会”评为“第二届中国最具投资价值媒体报纸类第二名”。
正是在这样的一份报纸上刊登这样的文章，才让我们感到意外。在这篇文章里，他们列出了包括卢梭、马戛尔尼、马尔萨斯、义律、安徒生、达尔文、马克思、嘉约翰、丁韪良、易卜生、李提摩太、明恩溥、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富兰克林·罗斯福、白求恩、松下幸之助、尼克松、比尔·盖茨、乔丹等50位外国人的名单，而其中就有四位是传教士，他们分别为：嘉约翰、丁韪良、李提摩太、明恩溥。
四位入选宣教士名垂青史
四位入选的传教士，不但在基督教信仰上对中国造成直接的影响，也在医学、教育和社会改革等领域上给中国带来极大的贡献。以下是《环球时报》对四位传教士所做的评价：
嘉约翰（1824—1901）美国长老会教徒，最早来中国的著名传教医生之一。1859年他在广州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他和他的医院共为70多万名中国患者治疗，做过近5万次手术，培养了150名西医。
“挖肝剖腹”，这个血淋淋的词现在已经很少被提到，但在100多年前，刚刚由传教士们带进中国的西医就被视为这样的“巫术”。19世纪中期，嘉约翰在广州行医时，也受到过这样的指责。他的诊所之所以能生存下来，一是靠了传教士的执着精神；二是因有没钱治病的，或是“病急乱投医”的人壮着胆子来试诊；三是有留美回国的中国学者的帮助。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治疗效果。嘉约翰的功绩还在于，他设立了西医学校，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西医大夫。孙中山先生当年也曾进博济医院学习。西医进入中国，当然不只是带来了一种新的治病方式，它还带来了一种生命观、人生观，一种哲学或是生活的理念。因此，它才会引起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并一直延续至今。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今在中国西医已占主导地位，而能开方子的老中医却越来越少，一些传统的民间治疗方式反倒像当年西医刚传入中国那样，被不少国人视为“巫术”。（丁刚）
丁韪良（1827—1916）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曾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负责人。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将近60年，其使命本是传播基督教，但他多年从事翻译、教育的实际工作，却使他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教育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一个历史场景至今耐人寻味：1898年，当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成立时，丁韪良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首任总教习（即校长），授二品。开学之际，他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向中国的圣人孔子鞠躬致意。此举使丁韪良被一些基督教人士视为神的叛徒，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以这样的方式融入了中国，成了中国教育的一分子。（李辉）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威尔士人，传教士。主持了广学会（外国人最早在华创立的出版机构）等，20多年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筹款建立山西大学，宣传鼓励维新变法。
李提摩太对晚清一代开启民智、睁眼看世界有重要影响。李提摩太以中国社会上层为其活动重点，着力影响中国士人和官绅，与当时的中兴名臣张之洞、左宗棠，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革命派孙中山等风云人物均有往来。他对康有为等人的思想影响尤大，是当时变法维新运动的精神导师之一，并成为清光绪帝的外国顾问。李提摩太是西方宗教理想主义者，怀着宗教理想介入中国晚清大变局。他奔走于中国的政治红尘之中，往来于不同的政治势力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一个“洋人”的痕迹。他对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业、现代学校、宗教、赈灾、国际贸易的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有些还是开创性的。因此，李提摩太在很大程度上被国人视为是传教士大军在中国的“正面”代表。（黄晴）
明恩溥（1845—1932）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下，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恩溥的明智和远见愈加令人信服。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他熟悉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因而他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未来。1906年，当他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来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实施这一计划所能具备的历史意义。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改名为清华大学）的成立，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打开了大门，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子从封闭的国度走向世界，他们中间涌现出众多优秀人才，归国后成为不同领域的精英。明恩博的建议不仅仅落实于教育方面，如北京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的建立，还落实在与民众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领域，影响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革。如今，在中国教育界和医学界，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仍是公认的佼佼者，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走进它们的大门时，很多人不会想到，明恩溥——这个多少令中国人有些陌生的名字曾与它们联系在一起。（李辉）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其实，在中国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的这个指控一直以来占据了重要的思想位置，而今，中国人能摆脱一贯的偏差认识，为宣教士说实话，这岂不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吗？
除了以上四位传教士以外，给中国带来巨大影响的还有无数，举例如下：
最早创办教会学校（澳门马礼逊学堂）的美国传教士布朗 ；
广州博济医院的创办人伯驾；
挚爱中华、体察民情的戴德生；
北京启明瞽目院（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它的创建者穆威廉。
……
可惜，中国人对宣教士的指控仍然广泛存在于不同时期。香港建道神学院现任院长梁家麟在他的《福临中华》一书中，总结出国人对传教士的指责大致可以分为五点：
一、传教士搜集情报，有助他们母国的侵略行动。
二、传教士参与随军活动。
三、传教士参与订立不平等条约。
四、传教士进行文化侵略。
五、传教士常常诉诸母国领事，以政治势力维护传教活动。
以上五点“证据”组成了“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的攻击！为此，梁家麟院长做出如下解释和分析：
第一，传教士是否进行搜集情报的活动，以协助他们的母国侵略中国呢？这要分开两方面而言。一方面若在战争期间，传教士受雇于入侵的军队成为情报官，那他的主要职责自然是搜集情报，这是不争的事实。唯是此时期他的身份是军中情报官，而非传教士。他不是以传教士的身份去搜集情报，故此我们也不能说搜集情报的活动与传教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若这个指责是泛指在平常日子，传教士编写文章，出版刊物，探讨及介绍有关中国各种情况，也是一种搜集情报的工作，则肯定是一个荒谬的诬捏。事实上，早期传教土之急欲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真相，目的纯粹是为了传教的方便，他们需要对传福音的对象有所了解；而他们之发刊文字，也是旨在将研究成果保留，及向本国的基督徒推介，吸引更多后继者投身在华的传教事业而已。这些资料即或可以用为侵略中国的参考（没有人敢抹煞一切非逻辑谬误的命题的可能性），但也不是传教士原来探求及编写这些资料的动机。作者不应该要对读者如何使用他的作品负责。因此，第一点的指责并无什么根据。
至于第二及第三点，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并不大，主要是在语言翻译方面；他们并非不可或缺的人物。在英美诸国侵略中国的政策厘定及策划阶段，传教士更起不了任何作用，故传教绝非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原因和目的。个别传教士的政治立场和抉择，不应该构成全体的“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更与“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无关。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绝非来自基督信仰，毋宁是第十九世纪西方扩张主义时代的产物吧。
关于传教士是否进行文化侵略的问题，并不容易处理，主要原因在于“文化侵略”此四字实在是语焉不详，难以确定其含义。我们如何在促进文化交流和进行文化侵略两者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呢？也许唯一的分判是中国人是否愿意接受这些新输入的文化，又整个文化输入的过程是否带着任何强迫性的意味。对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并无什么理由显示在这个分判标准下传教士是在进行文化侵略的。传教士在晚清开始所鼓吹的西化改革，包括出版、办学，以至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来往等活动，皆无列强的武力在背后支撑；并且他们的活动及言论亦广为那些具改革思想的士大夫所欢迎，对当时期推行的西化改革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只能说是对中国近代化作出贡献，与文化侵略占不上关系。至于说传教士的办学及主张改革的言论，是否同时在散播“崇英”、“崇美”的思想，减损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觉性，亦属牵强之言。传教士容或基于一厢情愿的想法，认定他们的母国对中国的善意，因而鼓吹中外合作，国际友好，甚至提出一些如将中国交与英国共管之类在中国人看来是大逆不道之言，但这仅是认识不足所致，绝非受别人的指使；并且作为个人的意见，根本在外交政策上不会产生任何作用。故此，我们尽可反对这些看法，但却不能“无限上纲”的推断为与侵略有关。还有一些人（主要是近代的新儒家）认为，中国自有其宗教，故在西化的同时毋须一并输入舶来的宗教，以致挑战儒家的主宰性或垄断性地位。这只不过是“中体西用论”的另一个翻版，完全不值一驳。总之，传教士在近代史上，对输入西洋文化，帮助中国西化改革，及促进文化交流均起了重大作用，他们绝不是文化侵略者。
第五点的指责，牵涉到了一些复杂的背景。事实上，一次教案的发生，传教士基本上会寻求母国在华机构的帮助，这也是正常的行为，尽管帝国主义列强常常利用传教士所遭受的损失来获得他们所希图的利益，表面上是在帮助教会，实际上只是利用教会。另外，教会处于地方乡下，又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地方，民众常常将对西方列强盘割中国的愤怒倾泻到教会身上。结果做为真正弱势群体的教会和教士们实际上是在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因此，第五方面的指控也是不存在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基督教对于中国，需要中国人用正确的心态与历史观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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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麦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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