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伤远行——青春忏悔录之一

忧伤远行——青春忏悔录之一

江登兴

　　
　　与友人谈起他的父母，一股淡淡的忧伤涌上心头，我失去了父母，也没有了牵挂，只有轻声一句：“那已经逝去的就让它逝去吧！”

　　真的是这样的吗？逝者已经远去，对逝者的感情也正被时间磨洗。但失去的只是生命的细节，永存的是对逝者的亏欠。

　　母亲的死我是有预感的，但我却没有尽到责任去挽回母亲。

　　最后一次告别母亲，我们都要远行，母亲挥手说：“再见了儿啊！”在心中，我对自己说：这也许是是最后的见面了。没想到，这挥手之间，生离成了死别。

　　九岁时，我离开山村到河谷中的镇上寄宿。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想到又将走几公里的山路离家而去，心中总是十分失落。母亲送我到村口，站在一块大石头旁，望着我沿着陡峭的山路下山，走向河谷，直到变成一个黑点消失。有一两次，在河谷中的石墙边，看到巨大的黄昏降临在了我的小山村，浓浓的夜幕正覆盖在村口苍翠的古松上。为了与父母离别，我心中忧伤。那是我生命中最初的忧伤之一。

　　多年以后，母亲神经失常了，我从城里赶回家，在青青的茶园上遇见已经不敢承认我的母亲，我拿不出什么来安慰母亲，也无法打开她心中的死结。第二天，母亲说有重要的事要和舅舅讲，出门回娘家。我无法阻拦母亲，就让她走，自己尾随着。远远的看着母亲的身影走在山下泥泞的土路上，这是泥土芳香，小草长出嫩叶的季节，燕子也做窝了。路还是同一条路，但母亲已是不同的母亲。

　　这条路沿着山坳盘旋而下，在山坳里也有我们的茶园，十年前我只有母亲的竹篓那么高，跟在母亲的身边采茶，学着母亲的样式，用手攀住一枝茶树，然后把嫩绿的茶叶一芽芽采下来，凑成一把交到母亲的手里，为的是得到母亲的一声称赞。那茶叶总是在我的手里捏得发烫。

　　小学时，有一次又是星期天，又要回镇上的学校，刚好母亲也要到这片茶园来采茶，在炎热的午后，满上的荒草被太阳晒得焦香，转身进茶园之前，母亲交给了我一张五元的纸币。

　　同样是远行，但远行的不是九岁出门当寄宿生的我，而是拿着破伞，神经失常的母亲，在村口大石头旁眺望不是母亲而是我。

　　我们村有一位堂兄，十七岁考上大学要远行，在送行时，他的母亲哭了。堂兄不耐烦地说：“哭什么？哭什么！”母亲以此为一个欣喜与悲壮的时刻，从小讲这个故事给我听，直到我也考上了大学，一次次负笈远行。

　　每个仲夏，暑假结束时，又是一次的远行了，从县上开来的长途班车午后两三点将路过我的小镇。虽然刚吃过午饭，母亲早早就准备了“晚饭”。吃完饭，母亲背了我的背包出来，到旁边电影院门口的墙根下等车。在汽车带着我远行之前，母亲和我就这样蹲着。母亲有时会说所有的母亲送她的儿子远行时都会说的话，在这些话的间隙，我和母亲会有一段沉默。我留恋蹲在身边的母亲，我也向往汽车将带我去的远方。空气在炎热的午后凝固。我那时就感觉到，在那电影院门口的墙根下，在我和母亲等车的那些时刻，有一种叫忧伤的东西刺入了我的青春。

　　1996年，父亲得了癌症在省城住院，因为没有钱了，母亲要回到我乡下的家去再次借钱。母亲不识字，也不会讲普通话，我在清晨送他去省城吵杂而混乱的汽车站，有些“车霸”强行把顾客往车上拉。当几个壮汉拉到我时，我与他们发生了口角，那几个人用危胁的口气说：“揍死你，婊子！”刚好他们用的是我家乡的土话，母亲听懂了，她后来在回家的车上担心了一路。

　　母亲借了钱回来后，父亲动了手术，我要回另一个城市上班了。那个午后母亲送我到医院的门口，我不想离开忧伤的母亲，但又必须离开。上车之际，母亲很舍不得地说了一句：“再见了儿啊！”，那是无助的母亲强打精神给我的温柔抚慰。我狠心转过头去，热泪滚滚而下，这眼泪带着离别的痛苦和哭泣的快慰。

　　父亲死了以后，我要回单位去完成这个年度最后十几天的工作，那是一个阴冷冬日的清晨，母亲清早起来送我。此刻的母亲比以往任何一次送行时都更憔悴，那时母亲的眼中已经失去往日的光彩，我登车的那一刻，她似乎已无力再说出：“再见了儿啊！”

　　在这样一次次忧伤的远行中，青春的心灵开始变得粗砺。

　　母亲是因为人家说她刑夫克子而精神失常的，在我目送母亲回娘家后的第三天，母亲服下农药被抢救回来了。从医院出来，母亲要么根本不敢看我，要么在稍微恢复正常时，拉拉我的耳垂，因为在母亲的观念里，耳朵的长短与人的生命长短有关。有时母亲也会拉过我的手，让我把手掌张开，看我的“生命线”。当她看到我的“生命线”末梢分散时，她的心中又升起莫名的恐惧。

　　我无法进入母亲的心灵世界，无法与她对话。在镇上的姑姑家，为了防止她再服农药，姑姑把所有的农药都藏起来了。有时姑姑会从母亲的口袋里搜出一把红色的纸绳，那一般是杂货铺绑东西用的，而母亲备着它，显然是预备上吊用。

　　母亲在寻找一切的机会自杀，我们也每时每刻提心吊胆的。有一天夜里，母亲突然失踪了，大家惊慌起来。我二话没说，马上冲到河边。姑姑家是住在河边，这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母亲可能跳河了。河水哗哗响着，但是在幽暗的浪尖和漩涡里不见我的母亲。那一天夜里，沿着河水向下游奔跑中，我想，将来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追逐着河流，在起伏的浪花中寻找母亲的一幕。

　 亲戚们都相信母亲是被鬼附着了，人们忙着找各种符咒，各种“神水”，准备请各种做法术的来给母亲做道场。有一天姑姑交代我，说离此地几十里远有一位行法术的，他有办法赶鬼，治好神经病的人。我带上钱去了，对这一切我已经没有太多的相信，但对这类人物的希望也并没有破灭。我从小听了许多这样的传说：在某一个偏乡僻野，隐藏着一位精通五行八卦，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前后知八百年的高人。我渴望着遇见他们。既然有这样一位神奇人物，我何妨去拜见他呢？于是我又乘上“突突”响的柴油摩托车出发了。下了车爬山路，那时春雨绵绵，江南的山上，万物一派新绿，沿着石板小路到达一个山间盆地，这里真是一个世外桃源，盆地里是一片平坦的田野，田野后是依依的村落。然而高人不在这里，我找错了地方。望着盆地窄窄的入口处那飞流而下的山间瀑布和瀑布旁满树的鲜花，我的心疲惫己极。

　　高人在一个比这个世外桃源更深的山里，而且我走错了方向。顶着春雨，踩着深山泥泞的路去向那天气逐渐转寒的白云深处，见到高人时，我渴望他出山医治母亲。就如那个又冷又高的小山村被烟雾笼罩一样，“高人”也是神秘得很，他不愿出山，他说最近有另外的地方要请他去。只是念着咒语，用黄纸画了符，让我带回去。我为了尽诚意，从身上掏出了尽可能多的钱给他。

　　按照高人的指点，这些符，有的被姑姑烧成黑黑的纸灰泡水给母亲喝，有的挂在母亲的床头上。但是母亲还是深夜睡不着，恐惧着、挣扎着。

　　亲友们也曾提出把母亲送进精神病医院，但是听说精神病院里常常虐待病人，我从心里难以接受自己的母亲被关进精神病院，受描述中的那种可怕的虐待。更何况，我也已经没有钱供母亲在精神病院的治疗费用了。

　　在母亲稍微稳定下来的间隙，踩着满街的泥水,我走到卫生院河边的桥上，倚着石桥上的栏杆，看蓝蓝的天，和天底下的白云。不远处的山上，白云覆盖的地方有我的家乡，我有的父母长年劳作的土地，桥底下是永远奔流不息的河水。二十多年前，母亲在这座大桥旁的卫生院里剖腹产生下我时，河水就这样奔流着。二十年来，河水一直静静地奔流着，而我从这里开始，离开母亲的身体，在人生的道路上奔忙着。我曾经这样瞩望着群山之外的天空，发誓要考出去，到山外边去，到那河水所流向的大海边去。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并且去了山外边。但是，现在，当母亲失去了生存下去的能力时，我准备沿着这条河回到母亲的身边。

　　最后，我的决定是放弃刚刚在城里谋得的工作回家，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我那时是这样的疲惫，身上还有不敢对母亲说出的疾病，我真的不相信自己还能再挑上上百斤重的担子，在山路上来回劳碌。

　　感谢生命的绝境，此前我写着不切实际的诗，做着不切实际的梦想，想揽大权，赚大钱。但是在绝境里，我只求有一口饭吃，然后陪着母亲康复。在心中我设想了一种种回乡后的门路，比如养猪，或者搞种植。

　　母亲的神经并没有完全失常，当她听说我要放弃在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照顾她时，她表示了最大的反对。我为了说服她，一再地向她描述城市生活的不好，比如空气污染，比如生活的紧张，然而母亲开导我，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心胸怎么这么窄呢？

　　母亲与贫瘠的中国大地一样，不仅贫瘠于生计的艰难，更贫瘠于灵魂的无所寄托，当父亲被命运之手拿走，当儿子去了远方，母亲就一无所有了，母亲的命运所剩下的就只有无边的黑暗和忧伤。

　　母亲接受这一切，承担这一切，准备独立走向生命的暮年，如果没有意外，母亲也会像祥林嫂一样独自走在风雨的路上，独自迎向死亡。

　　当我决定回乡照顾母亲后，曾经一阵放松，自以为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但母亲不接受，她一再催我回城里去，但是我舍不下母亲。这于我和母亲都是煎熬。

　　在这样的煎熬中，有一天突然摩托车响，原来是细舅来接母亲回去。母亲一直怕因为她的病耽误了我的工作，细舅一来，她也一下子解脱了，在上车的瞬间，母亲对我一挥手说：“再见了儿啊！”

　　“再见了儿啊！”这句话成了母亲一生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那一刻，我心中念头一闪而过：“这也许是最后的道别了！”那一刻，母亲的脸上竟显现出了慈爱的光芒与离别时的决然。这慈爱之光让我至今难忘，母亲显然也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了，所以用她的慈爱留给我一个永久的记忆。这是母亲精神分裂以后，我惟一一次见到她身上发出母爱的光辉。

　　母亲的死一半是由于她的神经分裂，还有一半是出自于她自愿的选择，她愿意以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好减轻我们兄弟的负担。

　　摩托车突突响着，喷着青烟远去。母亲再次踏上苦路了，那苦路的尽头有她辛酸的童年，有她屈辱的青春。有那她做过童养媳的那一家对她“断子绝孙”的咒诅。

　　母亲去世后，白云深处的“高人”到了我姑姑的镇上，“太没福气了，这个人留不住！”高人说。高人的理由是那时我母亲的身上“有灵”，他说，要是那时他在的话一定能治好我母亲，并且将来也像他一样能驱鬼。

　　高人把母亲的去世归为我们的福气不足，为他自己开脱。然而我那时也是相信命运的，我相信有一只无形的手在主宰着这一切，它已经注定了一切，一切都是无可改变的。我本来应当陪伴母亲直到她康复，或者应当把她送进精神病院的，要不是相信命运的无情的手，我不会在最后时刻放弃努力，让母亲独自走向我已经有预感的结局。因为相信这命运，我放弃了自己当履行的责任，它与母亲的死亡直接有关。

　　母亲的死我是要承担责任的。

　　多年以后，我在反省这一切时，曾经悔恨是自己在最关键时刻的软弱，而放弃了与命运的抗争，使母亲独自被死亡掳去。我因此告诫自己，今后在任何时刻绝不能放弃对事态的主动权。然而，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后，我更深地反省自己，发现我表面上虽然决定回家务农奉养母亲。但是一旦面临母亲的反对时，我马上以宿命为借口，放弃履行自己对母亲当尽的责任，退缩了。当时思想上不承认，但是在我的潜意识里还是舍不得城市，即使是为了母亲。是宿命观导致我自私地逃避责任，没有阻止母亲走向死亡，而这一切本来是可以阻止的。就像白云深处的高人以宿命观逃避责任一样。

　　多年以后，有一次我陪朱学勤教授打车去看李慎之先生，朱先生显然一直对我母亲的故事内有悱悱，驶过北京的一座立交桥时，他说：要是你母亲当时信基督教就不会死了。朱先生的意思可能是，我母亲要是信基督教就会有精神的寄托。但是，今天我要忏悔的是，要是我当时信了上帝，要是我当时知道掌握命运的是上帝的手，而上帝是爱。我就不会放弃挽回母亲的努力。

　　在母亲生命的绝境里，惟一可能给她救援的儿子因为宿命论自私地离她而去了。二十几天后，母亲在从舅舅家回来的中途喝下了农药。

　　2002年5月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