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忠民
在中国现阶段，出现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焦虑现象。所谓社会焦虑，是指在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
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大批社会成员为家庭基本生活计，为自己前程计，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情形，致使社会焦虑现象成为如今中国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标识。中国现阶段社会焦虑的程度和范围可以说是严重的。社会焦虑现象几乎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存在于几乎所有社会群体当中，如公务员群体、企业家群体、白领群体、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也存在于各个地区当中，如东部和西部地区以及城市和农村地区。
中国之所以弥漫着社会焦虑，究其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
第一，社会经济整体利益结构要发生全方位大幅度而且是急剧的调整。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不断深化的时期。这种不断深化的改革意味着以往利益结构要发生全方位和大幅度的调整，要重构新的利益格局，换言之，社会的许多群体和大量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要重新洗牌。毋庸讳言，经济利益对于每一个群体和社会成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而且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相比，这种经济利益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就要完成。在社会转型时期，“一夜暴富”和“一夜下岗”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同时大面积地存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间，一方面迅速崛起了一个暴富的高收入群体和一个生活状态相对比较舒适的中等收入群体，另一方面则形成了一个生活贫困的低收入群体。社会成员社会经济利益位置的急速变化，往往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双重示范效应，进而对许多社会成员形成了大面积的压力。再者，改革开放以来，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民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明显缺位。不少社会成员在失去了以往习以为惯的单位福利和单位保障之后，却没有被纳入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这些人由于缺少基本生存底线的“兜底”，因而对未来可能的不利处境更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担忧甚至是恐慌。凡此种种，必然使得中国现阶段大批社会成员存在着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性，人们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往往不可预期，唯恐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而在大批社会成员人生不确定性和对未来不可预期的基础之上，必定会形成大面积的社会焦虑现象。
第二，社会风险因素的空前增加。同传统社会不同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进入到现代社会，就会面临着空前的社会风险。现代化的发展既给人类社会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但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制造了无数的社会风险。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能量的空前积累以及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化进程和信息化过程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重要的是，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社会意味着各个国家经济的一体化，而经济的一体化意味着各个国家经济之间的开放性、相互依赖性和联动性，即：一个国家经济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完全不受别的国家经济的影响已经几乎不可能做到。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特别是经济影响力比较大的国家的经济一旦出现问题，便会不可避免地蔓延至其他国家。比如，从问题产生的根源来看，美国的次贷问题原本同中国经济几乎不搭界，但是一旦出现了危机便不可避免地波及中国，对中国造成了大面积的不利影响，使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当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共同体，其构成因素和变数之复杂，恐怕也是全世界之最。中国经济和社会在未来还会遇到哪些不可预期的风险因素，现在很难判定。显然，社会风险因素的增加，势必会给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带来空前的变数，进而加重了社会焦虑。
第三，许多社会成员信仰的丢失。虽说信仰不是万能的，但信仰却是一个社会共同体所必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一个民族的民众普遍具有信仰是一件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必需的事情（极端化的信仰除外）。信仰事关社会共同体的基本观念、整合、心理状况、长远目标以及民众基本行为方式等重大问题。民众如果普遍具有一种信仰，那么这个民族的民众的心里会很踏实，民众的内心会很强大，其行为会由于有着一种坚定的信念、长远的目标和坚实的底力而能够经得起许多事情的诱惑，能够经得起许多挫折，其抗打击力十分强大，进而就会减少社会焦虑的困扰。不能否认的是，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丢失了信仰。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现阶段许多社会成员的心灵或心宅往往缺少一种坚守和定力。进一步看，由于心灵或心宅缺少坚守和定力，因而不少社会成员在面对大量诱惑尤其是经济利益诱惑时，其行为往往缺少坚定的信念、长远的目标取向和执着的精神，难免随波逐流，飘忽不定，心里很不踏实，进而容易陷入某种焦虑不安的状态当中。重要的是，由于心宅心灵缺少坚守和定力，所以，人们的行为一旦受挫，其抗挫折抗打击能力必定十分有限，这就会不断加重人们的失落心理，进而深陷社会焦虑现象的困扰当中而难以自拔。
社会焦虑现象尽管从某个角度看会激发社会成员的某种动力，但从总体上看，其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社会焦虑现象会促成或加重一系列的社会矛盾问题。对此，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社会焦虑现象会直接催生社会成员程度不同的非理性行为。比如，当社会焦虑现象盛行时，人们对于长期行为往往是不感兴趣的，相反却会热衷于短期行为，容易形成从众行为和越轨行为等等。进一步看，这样一些非理性行为会引致一些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其二，社会焦虑现象会程度不同地降低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客观看，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大多数社会成员目前的“绝对”生活水准已经高出一个大量级。但是，由于社会焦虑现象的存在，一部分社会成员往往无暇做出理性的判断，而热衷于同左邻右舍当中更高水准者相比，甚至同全社会当中那些公认的生活水准很高者相比，因而对自己的生活水准不够满意，并且会程度不同地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心理。其三，社会焦虑现象会加重人们对于社会矛盾问题的不满情绪。有些社会矛盾问题存在着，但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如果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焦虑，同时再夹杂着一些不公正的心理感受，就容易把本来不是很严重的矛盾问题看得十分严重，容易迁怒于他人他事，进而会加重某些社会矛盾问题。
中国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要想彻底消除社会焦虑现象是不现实的，但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则是能够做到的。就社会焦虑现象的缓解而言，至少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事情。其一，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现在提建立一个高级的或中级的民生保障体系还不够现实，但是提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现实可行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其基本内容是：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通过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有一个基本的生存底线，对未来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预期。如是，则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其二，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这是一个公认的道理。充分就业应当是社会的优先目标。充分就业是指，任何一位愿意参加工作、具有必要能力并且年龄合适的社会成员都应当获得一份有经济报酬的职位。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一种职业，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意味着拥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可见，充分就业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的基础性的必要条件。
来源：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