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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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结婚没几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克拉丽莎拎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袋冲进家来，对我说：“亲爱的，你都想不出我给你省了多少钱。”
我亲爱的妻子当时刚刚买了一堆的打折服装。二十七年后的今天，她提起此事时说，“我那时真是为自己感到骄傲。”更何况，其中很多衣服都是给我买的；她检查了我婚前的衣橱，也可能压根儿就没看，总之她觉得我所有的衣服都该更新换代了。
当时我则是另一种反应。我跟她说，她要是真想省钱，就不该花钱去买东西。克拉丽莎认为这种逻辑不可理喻。现在回想那时的情况，她的结论是：“我们好像在说两种不同的语言。”
你们也许会想，经历此事后，我会去关注一下家里的财务状况。其实我没有。我俩的婚姻生活中，日常开销几乎都是克拉丽莎控制的。
我这么做部分原因是出于懒惰，部分也是因为一种幸灾乐祸的想法。我想，如果让克拉丽莎来想方设法应付下个月的所有开支，她花钱就会悠着点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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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关心的都是大的开销：为退休存钱；存孩子们的大学学费；尽量拿到条件最优惠的抵押贷款──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们经常搬家。
这样的安排还有促进婚姻和谐的考虑。十七年前，我们的第三个孩子降生后，克拉丽莎就不上班了。我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要是再掌控全部经济大权的话，她就会觉得自己无足轻重。
放弃对日常开销的控制权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对此我颇为自得。其实，根据专家的统计，我们这种安排是相当典型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金融系主任Vickie Bajtelsmit说：“在大多数家庭中，日常的财务开支都由妻子来做决定，大主意则是做丈夫的来拿。”
当然也有例外。Bajtelsmit本人就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她是一位私人理财专家。她说：“大部分决定都是我来做。”
不同家庭夫妇有不同的分工。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家谢尔曼·汉纳（Sherman Hanna）在家中负责日常采购，家居布置则由他的律师妻子来拿主意。汉纳博士说：“我对装修风格之类的东西一点感觉也没有。”
至于大的开销，汉纳博士说一般都是夫妻俩共同做决定。
不过，如果没有信任作为基础，上述的所有安排都解决不了问题。在我们婚后的头几年，有时候会出现超支的情况，这时克拉丽莎就会悄悄地拿自己的信用卡来买单。
造成超支的一般都不是她自己的东西，而是孩子的衣服，或是给她家人的圣诞节礼物。克拉丽莎的想法是，如果我们超了支，她就自己把钱补上。不过，要养三个孩子，赚钱的却只有一个人，维持生活是很艰难的。
后来我终于发现了这个情况，忍不住大发脾气。有一次，我们买了一栋房子，我本以为我们只欠一辆汽车的贷款，再没有其他欠款。可是，贷款机构把我们的联名账户记录给我看时，我发现克拉丽莎的卡上欠了两千美元。这可不是什么让人高兴的事儿。
几年后我们再次搬家，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我问克拉丽莎：“我是不是非得到搬家的时候才能知道我们到底欠了多少债呢？”
最后，我告诉克拉丽莎，如果她能坦白我们的债务状况，我就不会发火了。此后我们俩基本都能遵守这个约定，情况就好多了。
虽然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欠债，不过因为我能够及时了解情况，也就能马上采取临时减少退休金存款之类的措施来度过难关。
如果全部支出由我来掌控，我们花钱会不会更谨慎呢？有可能。不过，婚姻是需要妥协的。妥协的代价总比离婚要低，除非你的另一半根本就是一个挥霍无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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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前，我在文章里提到我想换一双鞋带眼开裂的耐克跑步鞋，结果没有成功。最近耐克给我寄来了一张92美元的代金券，被我寄了回去。之前还有一次，专栏文章发表后，锐步一位销售经理给我寄了五双跑步鞋，我也寄回去了。
我不是一个不识好歹的人。不过，我在文章中提到自己生活中的某件事，只是为了探讨一个话题──不是为了得到特别优待。耐克公司最近通知我，根据政策，我买的那种鞋子是可以退货的，所以他们现在再给我寄代金券的话就是合理的了。不过，一年前当我以一位普通消费者的身份跟耐克联系时，他们并没想给我寄代金券，所以现在我也是不会接受的。
Neal Temp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