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会的工作进展甚佳。杭州新巷的教会有十五名华人受洗，现在，教会人数已达到六十七人。王立群在四周的乡镇开设了四间布道所，有定期的聚会，也有七位全时间的中国传道人和圣经分发者，都归他监督。麦卡悌则不断开办查经班和布道训练班，帮助培训中国工人。这些中国同工常到华人家中探访，或在茶馆里与人谈道，传讲福音，有时是麦卡悌陪着他们，有时只有他们自己。
杭州的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在办学方面别出心裁，也很成功。戴德生到来访问时，福姑娘便带他参观学生宿舍。一间长长的房间，有七个窗户，一边排着一行六张的床，供学生躺卧，另一角则是老师的床。每个学生有两个小柜子和一颗墙钉用来挂物。
「这些孩子自己清理房间，」福姑娘告诉戴德生说：「也自己洗衣服。我特别雇了个老妈子替他们修补衣服，有时也帮忙洗熨。她为人很好，叫做杨妈。我每天给她四角钱和半个铜板，食物自己负责，由早上工作至下午五时。昨晚一个学童要求受洗，其它几个也希望成为基督徒。」
据王立群估计，杭州教会的会友中，至少有五十人以上是受了福姑娘的影响而信主。除了繁忙的校务，珍妮也常常到城中各处做探访的工作。
在1871年初，戴德生认真地考虑回英国一行。布迦夫妇不断写信催促他回去会谈差会的各样问题，并与支持的人会面，顺道看看在英国「三个强壮活泼的孩子」。
其它内地会同工也到了休假的时候。福珍妮的父母不断写信提醒她在起初的时候，只是答应到中国工作五年。所以戴德生和她打算联袂返英，同行还有宓道生夫妇；因为宓道生健康甚差，恐怕受不住炎热潮湿的夏季气候。（后来宓道生康复了，四十年后才在华去世。）
由于要负责接生，戴德生迟迟不能动身。他在五月替美国领事夫人接生后，到了七月又要为祝名扬夫妇的初生婴孩祝康宁（Frederick Judd）接生。祝康宁长大后，成为内地会的领袖之一。
戴德生写信给他的孩子说：「我已经把风琴卖掉，钱用来完成建校的工作，以纪念你亲爱的妈妈……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弹这风琴，我弹了一些你妈妈喜欢的调子。」
麦卡悌和福珍妮从杭州到镇江，和戴德生商定计划。麦卡悌将负起福珍妮在杭州的工作，而福姑娘则会到上海和密道生一家会合，与他们同船回国。中国内地会的干事则由费查理（Charles Fisher）担任。原定是戴德生随时能够抽身，便随时先行返国，但最后却是一起同行，还加上负责印刷工作的中国基督徒李兰丰。
戴德生和两岁半的儿子小查理一起乘船沿长江往上海，同船还有天主教神甫石清格（Pere Sechinger），他是在扬州教案之后认识的。戴德生对石神甫的印象是「诚恳而虔敬」，又说：「他对中国信徒的观感正合我心。」天主教在华的工作比基督教开始得早，他们的方法和戴德生一样，深入中国内地，与商人团体完全划分，而且穿着中国服饰。
在航程中，宓道生的身体不适，而宓太太则需照顾孩于，不能分神。结果戴德生和福珍妮有很多时间共对。他们一起谈话，一起祷告，不再苦于中国事工的压力，一起享受轻松愉快的旅程。戴德生发现自己爱上了珍妮，并且向她求婚。这时玛莉亚死后已逾一年，在当时而言，这样的感情发展不算过于急促，困为那时的死亡率甚高，配偶死后及早再婚是极普遍的事，尤其是有小孩需要照顾者。当时戴德生三十九岁，福珍妮二十八岁。
船经过红海时，戴德生写信给珍妮的父母：「我不是……请您们舍弃女儿，而是请您们……从心底里也接纳我。」他又说他很快乐，因为他的爱得到「完全的回报。」
戴德生和福珍妮无拘无束地谈到玛莉亚，戴德生永不能忘记她。珍妮也敬爱玛莉亚。两人以后常常谈起她，一点也不感到尴尬。
「玛莉亚向我表示她最后的愿望，」戴德生写着：「就是如果她被神接去，我应及早再婚……我知道我对她的爱不会改变和减少，我是绝不能在三五年间忘记她的。你不知我爱她有多深，很多时候，她的影子萦绕在我脑际……亲爱的珍妮也不会要我把她忘掉。她在我心里有她的地位，因为她的爱没有嫉妒。」
1871年9月21H，船抵达法国马赛。他们先乘火车到巴黎，四天之后便到达伦敦。
福珍妮的父母对戴德生说：「我们可以答允你俩的婚事，但得在珍妮回家一年之后才成婚。」
当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他们要遵从这样的吩咐。但他们不愿违逆双亲，珍妮流泪央求，戴德生也希望能说服他们。
福太太说：「我之所以反对你们过早结婚，是因为你们两人现在的健康都不甚佳。」
终于福太太不再坚持两人要一年后才结婚，福先生原本也不是强烈反对，所以婚礼便顺利于11月28日在丽晶教堂（Regent’s Park ChaPel）举行。婚后他们没有度蜜月，就回到伦敦迈德美公园路（Mildmay Park）64号和孩子们同住。
布迦夫妇的健康都不大好，而且布迦先生受到别的困扰。他接受了一种神学见解已有一段日子，认为有些非基督徒死后不至于受永远的刑罚。圣公会、浸信会及弟兄会都把传扬这种观念的人驱逐出会，如果大家知道布迦是赞同这种见解，那么支持内地会的正统派信徒一定表示不满，甚至以后不再援助内地会。
布迦为内地会鞠躬尽瘁是铁一般的事实，但他在公共关系方面一直做得不好。他编辑《不定期报》（tjccasJ’onal），刊登内地会传教土的消息，寄给内地会的支持者。他的编排有序，但风格呆板乏味。他也知道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才，所以请戴德生找人接替他的工作。
1872年1月初，戴德生在培兰路（Pyrland Road）六号租了一座新房子，离开纽惠敦格林（Newington Green）不远，旁边是田野和一个鸭子池塘。他们全家在1月15日搬进新居，此后培兰路六号便成了伦敦内地会的中心。戴德生带着李兰丰到处参加聚会，也和他参观伦敦的名胜；此外，戴氏又接见和指导准传教士，而且尽可能亲自向捐献者回信道谢。
他又到西部一趟，在班士德堡（Barnstaple）见过翟文（RobertChapman）牧师，又在布里斯托的伯赛大教会（Bethesda ChaPel）中讲道，晚上在穆勒家里度宿。
回到伦敦后，戴德生被邀在迈德美大会中讲道，而另一位讲员是美国著名布道家慕迪（D.L.Moody）。赴会的人数极多，他们大声唱着「飘送，飘送，福音随风飘送」这首诗歌，然后坐下来听戴德生讲道。戴氏站起来，眨一眨眼睛，但相当严肃地说话。
「亲爱的朋友们，」他说：「风永不能将这个爱的故事飘送到地极的黑暗之处，一定要有象我们一样，……希望遵行宣教大使命的人把它带去。」
会议期间，一对来自德文郡（Devonshire）的小姐住在培兰路六号戴家。她们是苏尔陶（Soltau）津师的千金：汉莉达（Henrietta）和露丝（LllCy）姊妹。一天午餐后，戴德生、珍妮、自安美和苏尔陶姊妹一起来到客厅，站在一张中国大地图之前，上面注明了九个还没有内地会工人去到的省分。
戴德生问她们：「现在你们有没有信心和我一起向神呼求，请他给我们十八个人，一对对进入这九个未有福音传到的中国省分去？」
汉莉达和露丝向戴德生承诺，每天为此事祈祷，直到实现；然后所有人手牵着手，由戴德生带领，为那十八位生力军祈祷。
在戴德生的生日那天，五岁的女儿小玛莉亚送给他一份礼物，是她自己制造的。他把她抱在膝上，看看她究竟送他什么。那是一块小木板，上面插着一只夹子，夹上挂着半个贝壳。戴德生不明所以，便想试问女儿那是什么。女儿说：「我想这是你最喜欢的船，可以带你回中国去。」
戴德生十分快乐。他记述说：「我从来没有收到一份礼物使我这么高兴，或是如此值得我珍惜和怀念的。」
小玛莉亚说得对。戴德生和珍妮准备行装，重回中国去的时候到了。这次他们留下一个全面的小队，在英国负责「内务」：由安美接替布迦先生的工作，苏亨利（Henry Soltau，即汉达和露丝的兄弟）和另一位建筑及土木工程师何理察（Richard Hill）同时担任新成立的中国内地会管理委员会[即后来简称为伦敦委员会（London Council）〕的义务秘书。其它委员包括司库查约翰（John Challice），他是一家公司的总裁；贺威廉（WilliamHall），他是白兰斯顿教会（Bryanston Hall）的执事；还有侯尔道（Theodore Howard）、韦约瑟（Joseph Weatherley）和苏乔冶（GeorgeSoltau，亨利的兄弟）。苏乔治负责训练准传教士。
戴德生也说服了一大批人出任中国内地会的顾问，包括巴纳道先生（Thomas Barnardo）、班主德堡的翟文先生（Robert Chapman）金尼斯先生（Grattan Gumness）、穆勒先生（GeoTge Muller）、宾法特牧师（William Pennefather）和韦士托爵土（Lord Radstock）
1872年１O月，戴德生夫妇回到中国。他们先在杭州停留，珍妮接替麦卡悌监督教会，而戴德生则计划在圣诞节过后，到杭州以南各城镇探访。
1873年4月，珍妮流产，一对婴儿胎死腹中。她很快恢复过来，在她给母亲的信中说道：「这段日子是戴德生最焦虑的时刻。」现在她盼望五月中搬到扬州，以那里为根据地。
戴德生向来希望杭州的中国信徒能够负起教会大部分工作。这一直是他全盘计划中的主要策略。他希望内地会的工作能够本土化和内地化，尽可能减少外国同工。他的最终目的是每一省只设一位监督和两位助理，由外国教士担任；而每个重要城南皆有中国同工，一些不大重要的地方则设专人分发圣经，也由华人担任。同时，他希望在1873年底之前，能够开办一所圣经学院，训练中国工人。
看到中国信徒增多，而且在传道及植堂的工作上效率增高，戴德生很感高兴。他相信中国教会的将来是寄望在这批中国同工上。他写道：「我看我们外国传教士如建屋时搭的台架，屋子建成后愈早拆掉愈好；或者愈早搬到别的地方愈好，以便在别处做同样的工作。愈旱建立，愈快迁拆，愈对未有福音传到的地方有更多好处。」这种策略一直是内地会发展传道工作的方针。
杭州及浙江一带等地，工作发展甚速。最令人鼓舞的是，不单内地会在此地区工作，其它差会也陆续而至。自1864年太平军败北之后，浙江省的中国传道人数目，在十年来已由十五或二十人增至一百人，信徒人数也由四百增至一千四百人，其中有百人以上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士。中国教会逐渐壮大，开始装备自己，为将福音传遍全国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