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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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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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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
2013-03-08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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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灵
时下，“山寨”一词恐怕是流行时间最长、流行范围最广的汉语词汇之一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山寨”就进入到日常用语，直到今天依然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2008年谷歌公司发布了年度中国搜索热门词汇排行榜，第一位即是“山寨”，谷歌将它翻成英文：copycatting。“山寨”的原意是占山为王的一伙强盗，在经济发展的三十年中，逐渐被用来描述剽窃仿造的产品。英文Copycatting是指“复印机”或“无主见的家伙”，这样翻译还算到位。后来“山寨’也用来指中国人自己的产品，于是英文翻译也跟着将“山寨”译成 “Made in China”。至此，“山寨”一词令人心酸，也该发人深省了。
经济因“山寨”而加速？“山寨”是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经济势头而蹿红的词语。那时中国市场上的产品非常少，商场货架上种类和数量寥寥无几，款式和色彩也很单调。偶有电子手表、牛仔裤类的“稀罕货”，都是从台湾或香港“舶来”的，在国内蛮抢手，于是一些台湾和香港的小商家干脆就在大陆办起来工厂，直接生产、销售。简单的生产过程竟然带来丰厚的利润，令国内的商家大开眼界。先是江浙一带的“社办企业”纷纷开始仿制，不久便开始大量出现“假冒伪劣”的产品。
消费者对此深恶痛绝。那时工商行政管理局最繁重的工作，就是打击“假冒伪劣”。这种情况究竟何时才能改善很难说，但是1987年8月8日，五千多双劣质温州皮鞋在杭州武林广场被付之一炬，应该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根本性的改变，也许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生产力的提升，改善产品的质量；二是消费力的提升，有能力为改善的产品买单。
产品的“伪劣”现象有了改善，但“假冒”现象却越演越烈。“山寨”产品多是“奢侈品”，由于几可乱真，价格却低很多，使得中低收入的群体也可消费高档商品，满足了消费者炫富的心理。
比较突出的是“手机”。1987年，改革开放不久，广东首先出现了无线移动电话，被称为“大哥大”。这其实是香港广东一带称呼帮派头目的谐音，一般管小头目叫大哥，龙头老大自然叫“大哥大”了。据说，手机获得此名称，与港星洪金宝较早拥有此移动电话有关，他在片场常用这样的手机发号施令，而他在影坛常被人尊称为大哥大，后来港媒索性用“大哥大”来称呼手机。无论这说法是否属实，“大哥大”在那个年代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当时只要有一万元人民币，就跻身“万元户”的富人行列，可一台“大哥大” 需要两万元人民币，简直是天文数字。
经过十年，1995年摩托罗拉生产的8900型第一款翻盖式小型移动电话在国内上市，“大哥大”被“手机”所替代，价格也降到五千人民币左右。尽管那时人们的收入已经有所增加，可对于靠工资的族群，“手机”依然奢侈；“手机”成了财富、地位、时尚的代名词。在那个年代里，年轻人悄然有种默契：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手机”。这样的消费心理造成了特殊的“手机”市场。价格为同类产品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手机”，开始充斥全国城镇。到了2000年，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2004年，中国有3亿以上的人拥有手机。销量还在继续增长，因为没有手机的人急欲购买，不愿遭人鄙视，已经拥有的人也不断更新款式，追赶潮流。而谁都知道，进入千家万户的“手机”大多是“山寨货”。电台、电视流行一首歌：“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同样，对于名牌“何必在乎是真是假，只要没人嫌我贫穷落后”。
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人们穿的、戴的、背的、手上拿的，几乎都是欧美的名牌。大商店里全有洋文标签，就连路边地摊上摆的都是Timberland、Polo、Adidas、Nike等著名品牌。“山寨”已经完全普及了。更有趣的是，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两个专门卖“山寨”名牌的大型商场。钟爱这些产品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国的“老外”。有些旅行团甚至将逛这些市场作为重点之一。
喜欢并不伪劣的“山寨”名牌，或许不只是中国特色，也是国际现象，但热衷于生产“山寨”品，则恐怕是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搜狐副总方刚在个人博客上说：“中国作为晚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和研发上是不具有任何比较优势的，当国内市场打开后，外国品牌进入，他们的消费人群是富裕者，中国企业只能通过仿造，打低价策略来创造新的市场进行原始积累，……而对于那些中小型的民营企业而言，他们既没有资金投资在品牌建设和广告上，又要面对各种行业壁垒和行政壁垒等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公平竞争，生产山寨产品就成了他们能够生存的唯一选择。所以，至少在消费品生产领域，山寨现象绝不是少数小企业的个别行为，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化经济中的后发经济体所体现出的结构性特征。”
“文化”因“山寨”而庸俗？中国急于融入世界，而中国人要被世界承认，唯有在国际上承认的文化艺术领域下工夫，于是张艺谋、李安之类的导演，竭尽全力用西方人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解读中国，赢得国际声誉。而像陈凯歌和他的《霸王别姬》，因为老外看不懂，便遭受冷遇，连自己的同胞也掩面而过。
当不同级别的官员乘坐不同价位的进口车、先富起来的人涌进欧美名牌商店狂购、地方政府仿照“白宫”的样式盖办公楼、各地小城也模仿央视办“春晚”，不由让我们意识到，“山寨”不只是经济现象，且已经是文化符号了，标示出人们追求的价值：从追求“假冒”名牌以满足跻身富裕行列的虚荣，到使用真正名牌以满足跻身“贵族”行列的虚荣。
对山寨的命名和热情，恰恰说明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的某些特色，甚至还可能与文化的深层结构相关。古人云：“有诸内必形诸外”。阿尔都塞所描述的“症候”现象，也可理解“山寨”。可不是吗，若不是主流文化符号及其所标志的阶级身份依然具有强大的话语力量，谁会去用“品牌”来显示自身的价值，以获得主流社会的“阶级认同”？
这种认同也影响了孩子。我儿子还在幼儿园时，每次回到家不是吵着要去麦当劳，就是要买哈根达斯雪糕。因为在幼儿园里，其他孩子会炫耀自己去过麦当劳或吃过哈根达斯，他不能落后，否则就没面子。而他如果带了一样特别的玩具到幼儿园，就会因其他孩子的羡慕而感到自豪。主流社会的等级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迫使人们通过“攀比”来获取社会地位的安全感，而这样的“攀比”已悄然注入孩子们的幼小心灵中。可对孩子们来讲，无论是“自豪”还是“失落”，都在心中埋下了不安全感。成年之后，带着这样的不安全感走进社会，社会的关系一定会变得更加紧张。至于“山寨春晚”、“山寨电视台”、甚至“山寨天安门”和“山寨阅兵式”，更是反映了地方官员对更高权威的崇拜，其背后所深藏心理的，依然是不安全感。
“山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折射出今日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和文化生态，呈现了在文化和经济中处于边缘位置群体的匮乏感，和向中心移动的强烈诉求。今日仍占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非城市人口（中国农民和农民工），往往成为山寨商品的最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处于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底层，消费能力和教育程度都低，原有的民间文化已被主流消费文化毁灭殆尽，但他们又没有能力进入主流文化的中心区域。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一方面是对主流文化的崇拜状态，另一方面又是对主流文化的相对陌生状态。在主流社会中，他们常因此受到嘲笑，甚至鄙视，被说成“土”；而简单的“模仿”，就是迅速摆脱这种状况的最有效方法。
遗憾的是，当中国的穷人以“山寨”品来模仿富人的生活方式时，富人们也同样以“山寨”方式模仿西方国家的“贵族”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中国的穷人是“山寨”的，中国的富人也是“山寨”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突然“暴富”的人，并不知道有钱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就处处模仿西方国家中上层“贵族”的生活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文化身份。
“贵族”精神的“消失”与“误读”虽然从“唯物主义”的视野来看，中国是进步了，但本质上依然是“山寨”。而价值的失落，是中国的“山寨”现象经久不衰、且越演越烈的根本原因。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为什么今天落到这个地步，没有了自己所崇尚的“价值”可作为支撑？
中国其实曾有“贵族”传统，只因秦始皇在统一六国过程中，把原来各诸侯国的贵族几乎都杀了，余下的或迁徙或流放。秦国的专制制度发展得特别早，所以贵族特权早已被取消，与平民一样，都是皇帝的奴仆。因此，自秦始皇之后，中国的贵族阶层作为一个阶级，基本上已经消亡了，贵族的精神文化也随之消失。秦始皇好歹还是个贵族皇帝，自刘邦之后，许多开国皇帝都出身平民，甚至大部分出身于平民中的“流民”，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现象。比如，蜀汉的刘备是织席小贩；南朝的刘裕卖鞋为业；宋朝的赵匡胤年轻时穷困潦倒；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更可用“赤贫”来形容。
从汉代开始，中国就开始由平民主宰的历史。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进行改朝换代争权夺利的主角，往往是一些敢于冒险的市井流民。而知识精英，要么“教书行医、算命测卦”，要么“为谋为官、修史注经”。前者为生活奔波，后者为王者效命。商周春秋形成的贵族精神，虽然在个别“名儒高士”身上还依稀可见，可是作为整体的社会阶层之精神，则已经荡然无存。再历经蒙元满清两朝的异族统治，在潜意识里更加增了奴颜婢膝的因素。时间一久，不仅“富、贵”分不清，而且还以为“贵族”就是有权有势，可任意谋取私利的人。
所以，当国内在改革开放中暴富的人不需要再用“山寨”品来装点自己时，他们就开始去欧美购买真正的“名牌”，以为因此就成了“贵族”。殊不知，他们只是从“山寨”产品变成“山寨”精神（身份认同）而已，骨子里依然还是“山寨”。如果说，穷人对匮乏状态的补偿方案，是对山寨内容的生产和消费，那么，富人则是通过消费水平作补偿，来填充这种内在的匮乏。荀子说：“苟无之中，必求于外。”正因他们内心并无“贵族”的精神气质，所以才误以为只要拥有“贵重”的衣服、首饰、汽车等物，就可以跻身“贵族”行列了。这是中国人对西方贵族的误读！
西方近代的贵族，是中世纪封建制度的产物。耸立在欧罗巴平原与英伦海岛上一个个中世纪城堡，便是贵族权力的象征：它们独立于王权，又统辖着臣民，自成为一个王国。欧洲的贵族最初是唯血统论，是庶民还是贵族，就看你继承哪个家族的血脉，出身是否高贵。这些蜗居在乡野城堡中的乡绅粗鲁而缺乏教养，只关心狗和打猎，与其说是“贵族”，还不如说是“土豪”。到十六至十七世纪的中世纪晚期，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之下，大批贵族迁往城市，慢慢融入近代的文明进程，教养开始代替血统，成为贵族的重要标志。
1793年1月21日，在巴黎的协和广场，一个行将被处死的囚徒，上断头台时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马上下意识地说了句：“对不起，先生。”而此刻她的丈夫路易十六，面对杀气腾腾的刽子手，留下的则是如此坦然高贵的遗言：“我清白死去。我原谅我的敌人，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几分钟后，路易十六及皇后便身首异处。两个世纪之后，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在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庆典上真诚地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
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对当时贵族精神的肯定。法国大革命以及英国的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贵族的统治，他们以“宪政”治国，用法律的方式彻底剥夺了“贵族”阶层的“特权”，但是却十分肯定了并且继承了“贵族精神”。 当西方的贵族社会转入到平民社会之后，资产阶级并没有掀起否定、批判贵族文化的精神浪潮，相反的，倒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学校去学习，买贵族的纹饰、徽章，买贵族的头衔，想全方位继承贵族的衣钵。我国著名报人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英国的贵族制度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是因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英国的老百姓普遍认为，贵族精神代表了一种尊严，一种高超的品行。
可是如今中国许多有钱人把孩子送到英国，上贵族学校，希望他们毕业后也能成为贵族（即便没有能力去英国，也要在国内上最贵的学校，以为能够付得起学费，就进入了“贵族”行列）。但当他们发现，即使是英国最好的学校──伊顿公学，学生睡的是硬板床，吃的是粗茶淡饭，每天还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甚至比平民学校的学生还要苦，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怎么就成了贵族精神呢？
张爱玲在描述当年上海公寓里的电梯工说，他们“一定要衣冠楚楚，领带整正，才肯出来为客人开电梯。”我也听到父辈们提起，老上海那些小职员虽穷，却毫无穷相，即便家中无米为炊了，也照样是西装领带，笑容可掬。这是一种教养，一种节气。那时全社会追求绅士风度，以教养为荣，社会也尊重这样的人。因为真正有教养的“贵族”，不会以等级待人，更不会仗势欺人。英国二战时，有一张照片流传得非常广，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体现了对底层人的一种尊重──真正的贵族是懂得尊重别人的。
可是在中国，在我受教育的年龄，这一切都被称之为资产阶级的“虚伪”。经历了“文革”之后，社会上有了如此的“共识”：做人要有点匪气和霸气。现在媒体上，“匪气”两字不多见，可是“霸气”却成了流行语。像古代宋襄公泥古误国的故事，老师在课堂上一言以蔽之：“迂腐”，同学们则以一阵哄堂大笑回应之：“可笑”。丝毫没有感受到宋襄公身上有什么“贵族精神”。
宋襄公在宋国与楚国于泓水交战时，先到河边摆好了阵势，可是楚军还在渡河。他非得要按古礼，等楚军过完河、摆完阵，才开始战斗。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宋襄公这人太蠢了。但这就是反映宋襄公身上的贵族精神。春秋的时候，因为双方主体都是贵族，那时候连当兵的都是贵族，所以大家打仗的原则是点到为止，给足对方面子，并不以把对方赶尽杀绝为目的。一旦分出胜负，马上鸣金收兵。可是现在，我们连解读这样的“贵族”精神的能力也消失了。
贵族精神最重要的信条就是荣誉。贵族是一个视荣誉重于生命的阶层。他们认为自己的血液是高贵的，绝不能用下三滥的行为来玷污。因为重视荣誉，所以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往往敢于承担，青任精神非常强烈。中西方的“贵族精神”在这点上是相同的。比如西方的航海业有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船长肯定最后一个离开，这就是从贵族精神延续下来的一种承担精神。在享受种种特权的同时，也能够挺身而出，为国家或君主不惜献出生命。对于这些，今天的国人难以理解。因为现在中国人所认为的贵族，只意味着特权。其实真正的贵族精神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甚至，对社会上出现的不公、贫富差别等，还会自责。
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在他的巨作《复活》中，藉着聂赫留朵夫的口，向上帝自责和忏悔，因为俄罗斯有许许多多贫穷的人、有许许多多不公的事，还有许许多多有权有势的人在欺辱下人。1910年，即他83岁那年，他怀着忏悔的心，决意把所有的家产分给穷人，随后离开自己辽阔的庄园，过着流浪者的生活。那年10月28日，他悄然死在一个一个荒芜的小车站上。多年后，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评价托尔斯泰时，感慨道： “这种没有光彩的卑微的最后命运无损他的伟大……如果他不是为我们这些人去承受苦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山寨”呼唤文化价值的重建名牌产品被人“山寨”，商家藉此巧取暴利，消费者因此满足虚荣，这些并非中国所独有。但整个中国在崇拜西方、模仿西方的过程中，将自己“山寨化”，则是民族精神的自我流放，是文化价值的彻底失落。这是“山寨”带给中国的真正悲剧。
君不见，中国的建商为了刺激爆发户族群的欲望，在各大城市盖的高档楼宇住宅区，大多设计成古希腊或巴洛克风格，山寨凯旋门和维纳斯。其文化含义是：能住进这类西式的高档住宅，才算“成功”。这种消费的内涵不是“住宅”，而是西式的生活。
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崛起”，往往象征着一个文明崛起。崛起的国家未必是当时最富有的，但却一定是最强大的。新纪元初，罗马帝国靠武力征服了全欧洲，可是罗马的军队编制和军事制度同样开创了人类新的军事文明史；一部罗马法更开创了人类社会“依法治国”的历史。17世纪荷兰商业资本迅速发展，使这一小国率先步入近代国家，成为欧洲近代史上“崛起”之第一国。殊不知，荷兰人因着敬虔的新教信仰，在商业行为中比任何人都讲“信用”，因此获得更多的商机，从而为近代资本主义铺奠了伦理基础和制度性。也就是说，荷兰的崛起标志着一个全新商业文明的开始。
“山寨”不是一个新“文明”的标志，而是吞噬“文明”的“自残”行为。人类的文明史是一系列“创新”所形成的。尽管每一个“创新”是由不同的民族来承担，但是没有“创新”，就没有真正的“文明”，这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可以说，中国离开“创新”有多远，离开真正的“崛起”也就有多远。
近三十余年来，中国靠着“山寨”产品快速致富，可是文化价值和自身的尊严却更快速地沦丧。近几年来，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可是关键在于：为什么中国人就那么喜欢“山寨”别人，而不重视自主创新？
与犹太人对比，从两者的文化传统来看，我们可以察觉到不同的信仰所导致的文化价值差异。犹太人是最早相信世界万物乃由独一上帝所造的民族。所以，在犹太人眼里，世界是统一的；人活在世上，是要将上帝赐予的智慧和能力尽情发挥，去探寻上帝在创造万物时隐藏的奥秘。凭着这个认同和信心，犹太人成为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民族。从自然科到社会科学，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犹太人的足迹：马克思、爱因斯坦、佛洛依德、海德格尔、胡塞尔等，个个都是伟大的思想家，用自己的创造证明了犹太人的独特性。犹太人因而也是获取诺贝尔奖最多的民族。
中国人的智商并不比犹太人差。不仅古人有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华夏民族也是最早懂得观天象定历法、采草药治百病的。早在战国时期，扁鹊所着的《难经》就成为医学的不朽之作。张衡在两千年前就“通五经，贯六艺”，花了十年时间精雕细刻出《二京赋》，而其所造“浑天仪”和“地动仪”，至今都让世人叹为观止！祖冲之则在1500年前就把圆外切、内接正12288边形的边长计算，发明了小数点后七位数字的圆周率。西方人在1000年后才发现这个“密率”，还欣喜地将它命名为“安托尼兹率”。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等，都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
但是，仔细观察思想，又会发现：所有这些还都停留在“经验”的阶段，没有形成“科学”。西方人虽然比我们晚，可是他们很快就将他们的“经验”系统化、规范化、统一化，而成为“科学”。其背后原因，就在于“信仰”。
中国人并不认为世界万物是由一个上帝所造，以为“山有山神、海有海神、土地自有土地公”，不同“物”背后都有不同的“神灵”。即然世界不是统一的，而是支离破碎的，怎么可能得出“统一的规律”呢？而科学恰恰就是将不同的“经验”经过类比归纳、统一整合后形成“规律”。
犹太人很早就认识到：人是上帝所造，世上没有一样不是出于上帝的创造。上帝“按照祂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所谓“形像”就是特性；上帝将祂特有的“创造性”赋予了人类，所以世上只有“人”才具有创造力。但中国人不承认“上帝”是造物主。我们认定“人”出自父母，生育就是复制，复制就是“Copy”，从“Copy”到“山寨”岂不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看来，要想摆脱“山寨”进入到“自主创新”，恐怕首先要回归信主才行啊！因为只有上帝才能确定我们作为人的价值，只有上帝才能赋予我们作为人的尊严。
作者为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总干事本文转自恩福杂志总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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