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坚城铁柱铜墙 （上）
『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一7-8）
「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一17-19）
坚城、铁柱、铜墙，都是坚硬的东西。都是人力所难摧毁的东西。一个人若往这几样东西上撞，只有他自己受损伤，他却损伤不了这些东西。神立耶利米作先知，吩咐他去为神传话，去责备犹大人的罪恶，在那些怙恶不悛的犹大人看来，耶利米明明是与他们为敌，与他们作对。这些人不只是平民，而且有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这些人是有权柄的、有地位的、有势力的。耶利米与他们反对，从人眼中看来，无异乎以卵击石，自取祸败。但因为神差遣了他，使他作坚城、铁柱、铜墙，所以他们要攻击他，却不能胜他。他们攻击他，正像以血肉之躯去撞坚城、铁柱、铜墙一样，因为神对耶利米说，「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听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这几句话，我们可以说耶利米就是神的代表、神的使者和神的口。神自己不到民众那里去，祂差遣耶利米去作祂的代表，作祂的使者。神自己不发声对民众说话，祂立耶利米作祂的口，替祂说话。悖逆的百姓不乐意听神的话，因此他们要攻击耶利米。但神既设立他作神的使者和神的口，神自然要保守他，拯救他。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耶利米虽然几次面临危险，到底没有遭遇仇敌的毒手。作神的先知是最荣耀的事，也是最艰难危险的事，同时又是最安全稳妥的事。为神拣选、被神设立、作祂的代表和祂的口的人有福了。
我感谢神，祂把祂交付耶利米的使命交付了我。祂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吩咐我去说祂要我说的话。祂看见了教会的腐败黑暗与世界上的情形相差无几，祂便差遣我去向世人发呼声，也差遣我向教会发呼声。祂吩咐我把世界与教会中的黑暗、腐败、邪恶、不义都宣布出来，并且招呼他们急速悔改。祂也使我从各方面看见了世界与教会中的种种罪恶和那些可僧可耻的事。当我要去替祂说话以前，我感到恐惧胆怯。我知道若是毫不留情的责备罪恶，势必招来恶人的反对攻击。当我这样作的时候，也果真遭遇了这种攻击。我也有多次胆怯畏缩，想要闭口不言，但我忍受不住。我经验过了耶利米的苦处：「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祂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二十8-9）说了便遭遇人的反对讥笑，不说心中又忍受不了。结果还是必须去说。感谢神，祂使我越说胆量越大，勇气越增，能力也越加添。祂使我成为「坚城、铁柱、铜墙。」祂对耶利米所说的话，「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安慰了我，也坚固了我。就凭着神的这些应许，我放胆斥责了世界的种种罪恶和教会中许多背道的事。不论是世上有金钱势力的人，或是教会中有声望地位的人，我都毫无顾忌的责备他们，劝他们悔改，劝他们离弃他们所行的恶道，劝他们归向神。
今日的教会中不但充满了许多罪恶和背道的事，而且教会的领袖对这些事都是讳莫如深。教会的领袖们对他们同人的恶行也照多年官场中「官官相护」的作风，彼此代为遮盖掩饰。如果有不信的人指责教会中的罪恶，传道的人便说那个人抵挡真道，与神为敌。如果有信徒指责教会中的罪恶，传道的人便说这个信徒骄傲自大，批评论断弟兄，失去了爱心。教会中有罪恶还不是最可悲的事，最可悲的事便是教会中的领袖对於他们本身和教会的罪恶不但不承认悔改，而且文过饰非，乃为遮盖。在这种情形当中，忽然有人起来放胆直言，大声疾呼，把一般教会的领袖们所不愿说、不肯说、不敢说的那些教会中的腐败黑暗和传道人与信徒的劣迹恶行都宣布出来，焉能不招来他们的仇视和反对呢?
按人事说，一个人若这样毫不留情的斥责教会的罪恶，一定要到处遭遇排斥和反对了。不过神要使用一个人，给他开了门，便没有人能关。加以教会虽然腐败，但多数的教会中仍有敬畏神的人和为教会的罪恶叹息痛心的人。因为有这两个缘故，我所传的信息虽然惹恼了许多怙恶不悛的传道人和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但工作的门仍是到处大大敞开。二十四年之久，神引领我走过全国二十八省中的二十四省，在三十多个不同的宗派中讲过道。我每次被邀到一个教会中讲道，都准备只去这一次。那就是说，不论听众喜欢听或不喜欢听，我必须把神要我传的警告和祂所要我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如果惹起他们的怒气，他们必定不再给我去第二次。当然我不是故意去惹他们的怒气。神绝不喜悦我们存着挑战的心去攻击别人。我所以这样毫不留情的斥责罪恶和背道的事，是因为我看见这些事便疾首痛心，不能忍受；另一个缘故是因为神的使命临到了我。我深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去讲，我便有祸了。我宁可遭遇人的反对攻击，也不愿意招来神的震怒。说来也真希奇，我到许多地方去讲道，本来就预备只去一次，不料他们竟请我去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第五次。这证明了各地教会中还有不少敬畏神的人乐意去领受神的呼声。当然也有一些教会听我讲了一次道以后便起了极大的反感，看我好似毒蛇瘟疫一般。他们对我所下的评语不外乎「骄傲自大，是己非人。」或说我「喜好批评论断，揭发别人的短处。」最普遍的评语就是「王明道一讲道就骂人。」其实他们所说的骂人，就是说我责备许多人的罪恶和不义。如果我们展开圣经去读，我们便发现古代的先知都曾这样责备过人，而且他们责备的比我更加严厉。就是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也曾这样毫不留情的斥责人的罪恶，我们若仔细读一遍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便知道我所说的是真实的了。
有一些为神作工的人本身是敬虔的人。他们看见了世界上和教会中间那许多的罪恶，也感到疾首痛心，他们却不敢直言无隐的把这些罪恶都说出来，他们更不敢责备这些犯罪的人。原因就是他们怕得罪人，怕触犯人。也就是因为他们怕得罪人，所以他们才得不着人。只有那些不怕得罪人的人才真能得人。我们毫不留情的用爱心责备人，那些人若不肯接受，必定要因此恨恶我们，仇视我们，与我们为敌。但那些人受了我们的责备，若在神面前痛心悔改，他们必定十分感激我们，敬爱我们，成为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我感谢神，因着这二十多年的工作，我在北京和各省得了一些真挚亲爱的朋友，也树了不少对我咬牙切齿的仇敌，那些人不惜用最恶劣的言语批评我，毁谤我，攻击我，正像那些爱我的人不惜为我舍弃一切一样。我在两次患重病的时期中，看见许多圣徒那样对我关心，听见我的痛减轻一些，就喜得眉飞色舞，听见我的痛转重一些，就愁得短叹长吁。有些圣徒清早起来，就急忙跑来讯问一下我的痛状，然后回去作他们的事工。他们尽他们所有的力量帮助我，想使我快些痊愈。只要我说出一样想要吃的东西，他们不惜跑多远的路，出多大的代价，去给我买了来。记得有一次我在济南患极重的泻泄。有人送给我两瓶崂山矿水，我在病中喝了觉得很好。一位弟兄听说这个消息以后，赶快去买。他走过了许多商店以后，才从一家买到他们所仅有的六瓶。六瓶矿水不是什么大不得了的东西，那位弟兄的热情和真挚的爱却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我的经验告诉我说，只有用诚心待人、敢向人进责备规劝的诤言的人才能得着真实的朋友。作神家中忠心的仆人，作勇敢为神说话的先知，虽然不免受许多痛苦、逼迫、误会、毁谤，但他们从神所得的赏赐却比这些更多。除了在天上他们要得大赏赐以外，在世上他们也要得着许多真诚爱他们的人。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话，「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太十九29）。神的仆人若怕得罪人，不敢把神要他们说的话都说出来，不但群众要受损失，连他们自己也要受极大的损失。
今日世上那些不信的人需要听神的警告和呼召，今日的教会也同样的需要。神给我一种使命，吩咐我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祂也给我一种使命，吩咐我招呼教会里面的人悔改离开恶道。今日大多数的教会实在是可怜到了极点。许多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礼拜堂在那里矗立着。里面有着良好的设备、舒适的座位、悠扬的琴声、音调和谐的唱诗班、钢制的十字架、雪白的蜡烛，「牧师」穿了黑色的礼服，佩着美丽的长带子，念着精装的公祷书，作着词句优美的「说教」，「教友」们肃敬立着唱诗，安静坐着听讲，伸出手来把钞票放在捐钱口袋里面。这些在神的眼中看来，却像一个失去蛋黄和蛋白的蛋壳一样。有人喜欢吃生鸡蛋，他们用针在鸡蛋的两端扎两个小孔，留一个孔进空气，把嘴对看另一个孔用力吮吸，直到蛋黄和蛋白都吸尽，以后把这个空了的蛋壳再放在盘子里。从外面看来，仍是一个完整的鸡蛋，实际却是只剩下了一个毫无用处的蛋壳。今日世上许多的教会也是如此。只有神的眼睛和那些明白神的心意的人的眼睛能看明白今日教会的空虚。教会只有外面的那些东西，但神向教会所要的圣洁、公义、诚实、慈爱、信心、盼望，都早已宣告破产。教会中的领袖为虚荣服务，教会中的工人为薪金传道。大多数的「教友」加入教会，若不是因为别有希图，便是随声附和。传道人为要多收教友，好增加教会的捐款和名册上的人数，不惜大量的收容各色各样的人加入教会，并不详细查考他们的信仰如何，生命如何，品德如何。在这种情形之下，教会中便充满了虚伪、欺诈、谎言、假面、贪婪、私弊、倾轧、排挤、仇恨、嫉妒、结党、分争、淫乱、污秽、以及种种可憎可耻的事。世界上种种的罪恶，教会中不但样样都有，而且还另外加上两样大罪，就是明知故犯和假冒为善。许多不信的人就因为看见教会中这一切的罪恶，不但不能信主，而且还亵渎神的名。许多幼稚软弱的信徒就因为发现教会中这一切腐败和黑暗，以致绊跌仆倒，失去信心。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因为看见圣殿中有卖牛、羊、鸽子的，和兑换银钱的，便大发义怒，用绳子作鞭子把牛羊赶出殿去，又推翻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如果祂今日再来到地上的教会中，我不知道祂所发的怒气比那时要加几倍！
不用提一般的信徒，只看看那些传道人罢。好的固然不能说没有，但大多数都是以传道为养生的工具，以玛门代替了神；看见财物便把信仰和真理完全丢在背后；为得财物不惜说谎，不惜欺骗，不惜舞弊，不惜营私；为得财物与同人争吵凶殴，与亲友法庭相见，不但不顾神，不顾信仰，不顾良心，就连脸面也不顾；在富贵的人面前胁肩谄笑，丑态百出，不惜奴颜脾膝，摇尾乞怜。每逢有一两位在社会中有地位、有金钱的人到教会里来，那些传道的人对这些人所表现的态度，真令人为他们羞得面红耳赤，他们自己却在那里得意洋洋。再看许多传道的人奔走於贵人的门前，匍匐在富者的阶下，谄媚官僚，巴结财主；甲有了钱财势力就捧甲，乙得了地位尊荣就捧乙，丙上了台再向丙献殷勤，丁走了好运再去高举丁。近些年来国内有一些贪污腐化到极点的官僚，只因为他们有金钱势力，又在教会里受过一次洗，便被教会看作稀世之珍，请他们作董事，请他们题字，请他们演讲，同他们募捐。旁观的人已经因此把教会看得一文不值，当事的人却以为这是无上的光荣。传道的人不顾节操廉耻到这种地步，焉能不使神受极大的羞辱呢?
我们常听见不信的人称传道人为「洋和尚」。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侮辱传道人的话。但如果我们详细观察一下许多传道人的生活和工作，便觉得这种说法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许多传道人没有奉神的差遣，没有从神来的使命，不能大声疾呼、招呼犯罪的人离开他们的罪恶，叫他们逃避神的震怒，不能把福音传给人，不能把人心灵中所需要的东西分给他们，不能把人从黑暗痛苦中救拔出来，不能使痛苦的人得解救，不能使伤心的人得安慰，不能把人当走的正路指示他们，不能作众人的导师，不能作群羊的牧者，只是敷衍了事，主领几次聚会，讲一些不关痛痒的道理，到时候从教会支取一些月薪，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与和尚在佛堂里敲敲木鱼，宣宣佛号，从施主手中得些布施，到办丧事的人家中念念经，超度一下「亡魂」，以后取得一笔念经费去维持生活，有什么分别?如果传道的人不能对人类、对教会有真实的贡献，只是藉着传道去维持生活，这种人不但不能称为神的仆人，而且适足以称为社会中的蠢虫。世界上有他们也不多什么，没有他们也不少什么。我们希望这种传道人快些辞去传道的工，去找个职业作，还不失为一个在世上有用处的人。如果他们再这样弄下去，被不信的人称为「洋和尚」倒是小事，在神的面前要受神的斥责，那才是一件严重的事呢！
在西国人主持的教会中另有一种可哭的现象。西国传道人既掌握着经济的全权，许多人便竭力迎合他们的心理，借此可得一些好处。中国传道人只要能讨得西国传道人的欢心，便不愁保不住自己的地盘。说来也真希奇，越是假冒为善、口是心非、擅长谄媚逢迎的小人，越能博得西国人的欢心。那些梗直忠实、不曾逢迎、不屑於献媚乞怜的正人，最不易得西国人的任用。结果是什么呢?有品格、有节操的人不是被排挤下去，便是洁身远引。教会中所留下的只是一些奸妄小人。他们一面在西国人面前曲意奉承，一面在信徒面前作威作福。这般人在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已经弄得信用破产，人格扫地，正像社会中那些贪污的官吏一样。但西国人都一意信任他们，倚重他们，看他们为最忠实的同工。若有人对西国人进些规劝提醒的话，西国人立时便说这个人是嫉妒他们，给他们说坏话。有些西国人受着这种小人的玩弄，到死都不醒悟。在我国内西国人主持的教会里多数都有这种情形。
在教会中作领袖的人既是这样腐败邪恶，一般信徒们自然更难希望比他们好多少。这种情形不止几处教会，不止几个地方的教会，也不止几个宗派，全国的教会中多数都是这种情形。我是从小就在教会的环境里长起来的，又在教会的学校里读了十年书，我认识了北京各教会里面不少的传道人和「教友」，我更深知道北京各教会的情形。从我在二十多年前开始到各地教会中去作工以后，我更看见了全国各处教会的情形。如果我把我所见所闻各处教会里的丑恶的事实记述下来，可以印成一本小书。在神面前我不敢说一无谎言。这些情形不用说一个敬畏神的人看不下去，就连不信主的人当中那些比较有品格、有道德的人看见，也会疾首痛心的。教会在世上的见证是这样不良，我们怎能希望福音广传呢？
教会腐败到这种地步，原因固然不止一个，但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教会中有许多未曾信主的人被接纳进来。以我这二十多年在全国各处详细观察的结果，我敢确实的说全国的「基督徒」中真实悔改信主得了生命的人绝没有一半。如果能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我就认为是不少了。当然这是一个平均的数目。有些教会的根基立得好，传道的人也忠心，这种教会中真实信主的分子自然就比较多。若是教会的根基立得不好，传道人不忠心，那个教会里的假信徒自然就特别多。说起来真可叹，有些教会里面虽然有许多「教友」，但真实信主有生命的信徒少得令人不能相信。我说的并不是推测的话，乃是我多次亲自证实过的。这种教会根本就不是教会，不过是伪善份子的集团罢了。这种教会不可救药，属神的人只有从其中出来。
我们若详细分析一下各处基督徒加入教会的动机和经过，便知道情形复杂得很。福音传开了，各地都有少数因听道受感、悔改信主的人，但同时还有更多的人因为别的动机而加入教会。其中有些人是为希冀得着金钱的济助、或其他物质方面的好处。有些人是为在教会或教会附设的事业里谋得饭碗，或是为要保持自己在教会中已经获得的地盘。有些人是为要同信主的异性人结婚。有些人是为要讨信主的上司或主人的欢心。有些人是为要作教会中的买卖，有些人是为要敷衍信主的亲友的面子。有些人是为要获得教会里的资助好去读书。有些人是为要托信主的亲友寻觅职业。有些人是为要从基督徒得些周济。有些人是为要在教会里交交朋友，出出风头，在唱诗班里唱唱诗，在圣乐队里奏奏乐。还有些人是因为顺从父母的命令，虽然自己不信，但不愿意违背双亲的心意。还有些人在无知无识、还作小孩子的时候就被父母抱到礼拜堂里受了洗。另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加入了教会。平常我们听见人说全国有几十万基督徒，上文所说的这种种的人实在占了大多数。调查表里的数目只是在教会里受洗和受浸的人的数目，并不是基督徒的数目。只有诚心悔改、信主耶稣、得了新生命的人才是真基督徒，其他加入教会的人只好称为「教友」而已。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知道全国有多少基督徒，不但准确的数目没有人知道，就连大概的数目也没有人知道。因为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今日不只需要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我们照样需要对教会里面的许多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怎样常遭遇反对和逼迫，对教会里面的人传福音也照样会常遭遇反对和逼迫。
许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加入了教会的人都是基督徒，不过有热心与不热心的分别而已。其实主要的分别还不是热心与不热心，乃是真信了主没有。不热心的信徒还有办法，至於那些根本未曾信主的「教友」，如果他们不肯悔改信主，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些人不热心也许害处还小一些，如果他们未曾真实悔改信主，却发了热心，那一定会演出许多可怕的现象，使教会腐败的速度加快一些。如果这种人作了教会的领袖，担负了传道的工作，他们一定成了假先知、假师傅、混乱了神的福音，毁坏了整个的教会，使神的名受了极大的羞辱。今日中国的教会就是如此。（其实全世界的教会又何尝不如此，不过我们处在中国，只论中国的教会而已。）因此我认为许多「教友」和「传道人」需要和不信主的人同样的认罪悔改、信靠基督。只有这样作，教会的前途才有希望，教会的景况才能改善。但这种办法正是许多「传道人」和「教友」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说这话是侮辱他们，诽谤他们。他们不但不悔改，而且根本不承认他们的罪。他们说他们在「受洗入教」的时候就已经信了主。他们说他们没有犯什么罪。纵使你指出他们的罪恶来，他们也会像扫罗那样遮盖掩饰，往别人身上推诿。如果教会的领袖是这种人，你便不用希望这个教会再能改善，就只有离开那里了。
今日许多离经叛道的教训流行在教会中，主要的原因也在这里。教会中既然有许多不信主的传道人，他们还有什么道可传呢?愚笨一些的只好传一些他们自己所不信的道理，聪明一些的便把圣经中许多的真理和事实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去曲解谬讲。他们说，神不过是宇宙中的大智慧、大能力，是世界上的真、善、美；耶稣不过是世界上最完美、最高尚、最理想的人物；耶稣所行的奇事不过是门徒在祂死后，为要将祂的道理传开，不得不假设的一些记载；耶稣的死乃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最高表现；耶稣的复活乃是祂的「精神不死，感力常存；」耶稣再来掌权乃是象征着普世上的人类都信服了祂；天国降临乃是我们在地上用基督的教训来建设理想的社会。他们当中最狡猾的人把信徒所信仰的圣经真理和这些曲解圣经的说法都学上一套，见了真信主的人便讲前者，见了假信和不信的人便讲后者。因为教会中有许多不信主的「教友」和「传道人」，所以才出现这种背道的教训；因为有这种背道的教训，不信主的「教友」也就越发增加。在这种情形之下，教会腐化的速度便一日比一日增加了。
教会既充满了罪恶，又加上这种背道的教训，我的责任便更加重了。一方面要攻击罪恶，一方面还要攻击这种背道的教训。攻击后者要惹起撒都该式的「不信派」的反对，攻击前者要招来法利赛式的「伪善派」的恶感。「不信派」说我「迷信」，那些「伪善派」又说我「骂人」。因此我便成为这些人的箭靶子了。我不怪他们与我反对，因为我先与他们反对，正如耶利米「与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一样。但我一点不因此畏惧退缩，因为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安慰了我，也坚固了我。祂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当1921至1924年间，我在家中一面作劳苦的工作、一面读圣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神要怎样用我为祂作工。那几年间虽然也曾有几次到外面几处教会作了一点工，都不过是很短的一个时期，以后仍返到家中来学习。我没有想到会被邀到各省教会中去工作，我也没有想到要建造一个会堂，我更没有什么一定的工作计划。那时我只是认为应当殷勤忠心作那摆在前面的小本分罢了。那时我明白了一个真理：「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十六10）。因此我在家中无论作什么卑微的工作，我都竭力作得尽美尽善。我打扫屋子的时候，总要打扫得十分干净，不容屋子里再有丝毫的尘垢。我作饭的时候总要作得十分可口，不容菜饭有一点滋味失调。我洗濯盘碗衣服的时候总要洗得十分清洁，不容上面再遗留少许的污秽。写一封信总要写得整整齐齐，小而至於贴一枚邮票，也要贴得端端正正。那时我并没有要作大工的希望。（在我十四岁到二十岁的时期曾有过，但在二十一至二十四岁之间，这种高大的心志已经完全被神消除了。）我也不知道将来神有什么工作要交托我。出乎我意料之外，1925年的一年内，工作的门竟大大敞开，北京的工作在一个短时期中发展到应接不暇，不久外面又敞开了工作的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5年1月和2月上旬，在我家中每周有两次聚会。一次在星期三，一次在星期六。聚会人数多的时候到十个人，少的时候仅两个人。2月10日我被一位姊妹邀到全城各教会妇女联合会去讲道。那个会是每月一次，轮流在各会堂开会。那次轮到鼓楼西长老会。到会的人有几十位。我那天讲的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八节，真葡萄树的比喻。会毕有一位容貌快乐和善的老太到前面来同我谈话，询问我的姓名住址，又问我在哪一个教会讲道。我回答她说我在自己家里讲道。她说她听我讲道很受感动，承认我是神所召选的人。及至她听说我是王子厚先生的儿子。她说她认识我的父亲，不过在义和团乱事平定以后她再没有听说我们全家的消息。她说她非常快乐能见看我。这位老太太就是潘维周夫人郑素英女士。那时候北京各教会的领袖们多数都看我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惟有她独具只眼，认识我是神所特选的人，这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安慰和勉励。从这时起，她时常向她所认识的信徒介绍我，她既是全城各教会所钦佩敬重的人，当然她的介绍很有力量。从那时我家中聚会的人就逐渐增加。2月中下旬增到十三四个人。3月初增到二十几个人。我所住的一间半小房子已经感觉狭小。那时潘老太太又邀我从3月6日起每星期五在她家中领一次会。4月初参加我们聚会的一位于老太太提议，说她家中有宽敞的房屋可以容纳许多人，邀我每隔一周星期日下午在她家中讲道一次。我答应了。第一次的会是在4月5日开的，到会约有七十多人。她家的会一共开了四次，每次到会的人都拥挤得很。那时本市有好几处教会也邀我讲道，平均差不多每日都有聚会。我那时在城内各处奔跑颇觉劳累。4月24日有几位圣徒送给我一辆脚踏车，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便利，使我可以节省体力又节省时间。5月下旬因为将有南京之行，於21日、22日两天在潘宅开两次特别聚会，第一次到会的人将近一百，次日超过一百人。5月27日离北京南下往南京。
这里我叙述一下我赴南京的动机与经过。在1921与1922那两年间我的心非常火热，同时也自视很高。那时似乎觉得国内信主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热心爱主、更明白真理。及至1923年，我经人的介绍，开始订阅南京出版的灵光报以后，才知道国内还有其他热心爱主的圣徒，以前狭窄的心胸才开始扩大，这也是因为以前我在北京很难得遇见敬虔的圣徒的缘故。从1924年起，我就希望有一天能到南京与那里的几位圣徒有一些属灵的交通。1925年春季开始在灵光报投稿，并与该报负责的两三位圣徒通信。有一次与那里两位圣徒在信中提到这个意思，他们来信欢迎我去。因此在5月27日的早晨搭乘京浦通车南下，次日晚十时到浦口过江，十一时乘了一辆马车进南京城。当我坐在马车中的时候，我忽然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幼稚的孩童，渴望多受神的教训和造就。
到了南京以后，在几天之内见到了好几位久想晤面的圣徒，心中得了不少的安慰和勉励，同时也被邀在两处礼拜堂和两个学校讲道多次。6月1日在一个聚会中因为我不肯有一点敷衍模糊，一定要十分真诚的表示自己的信仰，遭遇一位老年信徒的误会和攻击，因此又引起其他信徒的误会，使我的心中受了极重的打击，当时真感觉痛苦到极点。以后才明白这件事实在是神特别的恩典，因为一个青年人刚一出来作工的时候，如果一切的事都顺利亨通，没有打击和患难，他便会骄傲狂妄，自高自大，而且把一切的事都看得十分容易，再不知道天有多么高，地有多么厚，他便很容易陷在魔鬼的网罗里，从一个很高的地步跌落下来，直跌得头破血出，骨断筋折。我到南京以后，很受一些圣徒的重看尊敬，不知不觉心志就有些高大起来。正在这时候，神就藉着别人的误会重重的击打了我一下。如果没有那一次打击，一直就那样下去，真难设想后来会堕落到什么地步了！我真感谢神，因为祂选召我，也修理我，祂使用我，也管教我。「耶和华阿，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诗九十四12）
在南京一共停留了十四天。因为从南京到杭州不过只有一天的路程，又因为我从作学生的时候就常听说杭州西湖的风景是多么美丽，因此想趁便到杭州游览一下。在离南京以前有一位信主的姊妹托我中途在沪杭路上的嘉兴下车小住，以便与她那不信主的丈夫谈话，我答应了，因此预备先到嘉兴，后到杭州。6月12日上午七时四十分乘沪宁路车东行。第一次在江南旅行，沿途美丽的风景使人心旷神怡。下午四点多钟到了上海北站。我买的是南京嘉兴的通票，因此出了这个站台便直奔那个站台。不料因为南京来的车慢了十几分，及至我走进那个站台，由上海到嘉兴的沪杭路区间车已经开行。我那时没有多少乘车的经验，不知道火车开行了是不能被旅客喊住的，又因为情形紧迫，心中焦急，也顾不得思想，便一面自己扛着行李追赶火车，一面大喊「站住，站住。」说也奇怪，那位站长看见我这种情形，竟把手中的红旗一挥，火车就慢慢的停下来，站长对我喊着说，「快上，快上。」我就一跃跳上了火车。到今日想起来还觉得好笑。火车开动以后是绝不曾为迟到的客人停下的。如果今日我遇见这种情形，我绝不向已经开动了的火车喊「站住」，当然我也绝不能上车。我想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也是这样。我们信，我们求，连那些不可能的事也能成就。但我们不敢信、不敢求的时候，便总不能得着了。
那天下午七时到了嘉兴，在那里住了三天。16日离了嘉兴，乘火车往杭州去。先去看一位主里的弟兄。本想到旅舍小住几日，承他挽留我住在他那里。次日往游西湖。22日去拜访一位主内的长者李静谦女士。承她介绍会见了天水桥礼拜堂的牧师刘德森先生夫妇。26日刘先生来看我，邀我到他的礼拜堂讲道，我允诺了，便在28日到那里领午前和午后的聚会。会毕那里的一些信徒约我接连开几天会，因此次日又去讲道。会毕刘先生约我到他家中小住，又接连讲道三天。7月3日再往嘉兴，在那里讲道十天。14日由嘉兴往上海，预备往福州去看一位通信许久尚未晤面的弟兄，不料在旅舍中竟患起病来。在极痛苦当中，想到北上返京路途太远，病体恐不能支持。忽然想到杭州刘先生夫妇待我是那样和善慈爱，不如赶快回杭州去，因此便在17日乘沪杭车回到杭州。到杭以后过了几天，病痊愈了，自22日起至8月2日在天水桥礼拜堂讲道十二天。8月6日离杭至上海小住，15日乘宁兴轮往福州，这是我第一次乘海轮旅行。17日到罗星塔住四日，在福州住一日，22日搭乘原轮北返，24日到上海。28日离上海经镇江，改乘内河小轮北上淮安，应该处教会的邀请前往讲道。次日到淮安，自30日至9月7日共开会九天。9月7日午乘小轮返镇江，过南京，乘津浦路车北上。11日到德州小住三天。14日乘车返北京。这次外出共三个月又十八天。
回到北京的第六天得杭州的信，邀我在10月间到杭，领一周各教会的联合聚会，经过两日的祷告，复函允诺10月18日在杭聚会。自23日起恢复北京三处的家庭聚会。每周三次，星期日在于家，星期三在我家中，星期五在潘家。本打算在10月15日南下赴杭，但那时候因为江浙二省发生战事，北京到杭州的铁路已不通车，无法南下。21日起家庭聚会再开。24日一位相识的人劝我乘海轮南下，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於27日赴天津，次日乘新铭轮南下。31日到上海，随即乘晚车赴杭。自11月4日起在信一堂开全城各教会联合聚会七天，12日起在崇德县工作一天。16日赴嘉兴工作六天。25日返杭州。27日起在冯氏女校讲道九天。12月7日往诸暨。自9日起在诸暨讲道八天。17日离诸暨，次日返抵杭州。从那日到年终都在杭州停留。 1926年1月4日应常州两个教会的邀请，在那里开会共十三天。自20日至24日在苏州监理会女传道会讲道五天。26日往上海，在圣保罗堂与天安堂讲道共十天。2月8日返杭州小住半月。23日赴上海，应沪北堂的邀请，自24日在美华书馆礼拜堂讲道十七天。3月13日返杭州，小住休息。18日离杭往南京工作。自21日至4月4日，对南京各教会信徒讲道半月，除每日两次聚会以外，又应几个学校的邀请，每日上午前往讲道。身体过於疲乏，末后几天力量不足，胸部作痛，最后一天病转重，竟不能领末后一次的聚会。4月5日被一位老年的圣徒接到家中休息了几天。12日离南京过上海，返杭州小住半月。29日到沪，预备北上，因为津浦路已经久不通车，5月4日搭华山丸轮船北上。6日船泊青岛，游青岛名胜。8日下午到天津，10日返抵北京。此次外出共6个月又14天。
从5月10日回到家中以后，再开家庭聚会，每星期六在我家中聚会，每星期五与星期日在潘家聚会。只开了十一次会，因为早已应许6月间到绍兴去开会，因此在6月初又南下了。
6月1日离北京到天津。3日乘通州轮南下，6日到上海，当晚赴杭州。8日乘汽车赴绍兴，自9日起在内地会与圣公会讲道共十二天。21日上午游大禹陵，下午启行回杭州。22日往松江，工作两天。次日往上海，自23日至30日在内地会讲道八天。7月2日返杭州，自7月7日至16日在天水桥夏令会中讲道十天。21日应一位圣徒的邀请，离杭州往莫干山小住十八天。在山写成「基督的新妇」一书。8月9日下山返杭州，10日离杭往江阴，自11日至18日在江阴讲道，20日离江阴到常州小住六日，26日到上海，27日返杭，小住九天。9月6日往上海，在闸北堂讲道十六天，后又在几处礼拜堂与一个学校讲道并写成「受苦有益」一本小书。10月5日由上海返杭州，在杭住二十二天，在几处礼拜堂和学校工作。10月27日往苏州，在两处学校讲道七天。11月3日离苏州到上海，在三处礼拜堂讲道若干次。16日往嘉兴工作五天。22日返杭。24日在杭州与刘德森先生的次女景文小姐订婚。25日往常州工作七天。12月3日到上海，4日返杭州。13日离杭往苏州，在浸会堂讲道七天。21日往上海，23日离沪，乘沪宁车过南京，换乘津浦车北上。27日回到北京。这次外出一共6个月又26天。
1925与1926年共三次在江浙工作。时间都相当长久。因为那时北京还没有固定的工作。几处家庭聚会都是当我回来便开会，当我出门便停止。灵食季刊也尚未出版。家庭中的情形也不妨碍我的远行。母亲方过六十岁，身体健好。姐姐在一个学校教书。从1925年9月起，有几位圣徒为我家中雇用了一个女仆，代替我服侍母亲。这一切情形都使我可以放心在外面工作。及至1927年出版了灵食季刊，我便不再能太久停留在外面。到了1930年的秋天，北京的聚会改为长久性的以后，北京的工作更增多、也更重要，我每年出外的时间就不容易超过半年了。
1925与1926年三次江南的停留，除了作工以外，也学习了许多。我幼年的时候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信主以后靠着神的恩典在品德上虽然略有进步，在处世作人上知道的事情却实在很少。旅行的时候住在旅舍。被邀请讲道的时候受教会的招待，大多数是住在圣徒家中。会见各种不同的人，遇见各种不同的难题。许多的时候真不知道怎样应付。因此常常觉得无所措手足。幸蒙神的恩典使我处处学习，事事留心。一年半之间在各方面总算有少许的进步。就是根据这种学习来的经验，后来写成了那一册「信徒处世常识」。因此这一年多的时间实在是少半作工，多半学习。感谢神，祂教导我学习了许多宝贵的功课，不但自己得了好处，也能帮助许多别的人。
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在讲道上有了进步。我在家中一面作工、一面读圣经的时候，只是注意查考圣经中每卷每章中的话语。有的时候遇见一两节不能明白的经文，一时得不着解释，心中便感到很大的苦闷，甚至因此再不能往下读。我那时认为将来为神作工必须明白全部圣经，必须会讲解全部圣经，因此特别注重圣经中的知识。及至开始作工以后，我看见了群众的需要，也看见了教会的情形，更看见了许多传道的人所分给群众的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我的思想便逐渐在那里变化。我渐渐了解群众最需要的并不是圣经中的知识，乃是需要藉着神的话发生信心，以后再藉着神的话活出圣洁、敬虔、像基督的那种生活来。如果这两件事不能作到，纵使讲道的人把全部圣经都讲得清清楚楚，听道的人也把全部圣经都听得明明白白，也不过是造就出来一群法利赛式的基督徒而已。我那时开始明白一个合用的传道人必须先在圣经上立下坚固的基础，追求一种敬虔圣洁的生活，以后再用心读书，读事，读人；多知道世上一切的罪恶不义，多明白人心的诡诈邪恶，多了解人类的痛苦与需要，多查考社会中的世故和人情，多留意宇宙间种种的现象并事物；这样他才能随时随地照着各人的需要，给他们最适宜的帮助。有了这种觉悟以后，我便多注重斥责世界上和教会中的罪恶，多注重讲到向神悔改、信靠耶稣，也多注重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我清楚明白了一个基督徒无论怎样热心祈祷、用功读经、殷勤聚会、奔跑传道，如果他不能活出像基督的生活来，他不但不能荣耀神，而且还要使神受羞辱。我感谢神，祂使我看见许多信徒确是因着领受这些生活中的教训在德行上有了进步。
当我二十一岁在家中开始受磨炼、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一度把许多的书都捆起来预备焚烧。那时我认为除了圣经以外什么书都不必读。过了些时候我感觉到有些与信徒的信仰和德行有益处的书可以读。及至我开始到各地作工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若想要帮助人，领导人，必须先知道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的背景，知道他们的苦痛，知道如何帮助他们解决人生中一切的难题。要明白这一切的事，实在不只需要多读书，还需要明白各样的事，也需要认识各样的人。因此我便提倡「读书，读事，读人；」所以我这二十几年来总是存着一个学习的心去作工。直到今天，我还觉得不明白的事很多，应当学习的事也不少。我从来没有在任何神学院读过书，而我却一直在神所立的神学院中学习，到现在还未曾毕业。我上面说，作工的头两年是一面学习，一面作工，实际上直到今日还是半学习，半作工，不过在头两年中所学习的特别多些就是了。
1927年，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年春季开始出版灵食季刊，外面的工作也特别繁忙起来。2月下旬应国内布道会东三省协进部的邀请，往东北十几个地方讲道。2月24日离了北京。乘京奉路车东行，这是我第一次出山海关到东北去。先在开原工作四天，以后在法库四天，沈阳东关六天，新民三天，北镇三天，锦县三天。因为出版第一册灵食季刊，有许多事需要自己经手，所以在3月26日回北京，停留了几天，付印了第一册灵食以后，在4月1日再出关往东北，在营口工作四天，在大连五天，金州五天，旅顺五天，海城四天，辽阳六天。这次原定的行程本来还有南满一处，北满两处，布道会协进部忽然决定下余的三处聚会不开，所以到此截止。5月2日回到沈阳小住三天。5日应营口教会的邀请到那里讲道二十一天。27日回到北京。这次到东北共计在十二个城市工作，除了大连、金川、旅顺三处是信义会以外，其他约九处都是长老会。东北的教会一向是关闭的，大多数在真理上都不清楚，对於救恩的福音更不了解。教会中热诚信主、忠心传道的工人数目很少。各教会、学校、医院等等的事业虽然不少，真正属灵的工作却是少得可怜。在几个地方同一些信徒和传道人谈谈，令人感觉教会荒凉得可怕，使人不敢信那是基督的教会。我作完了工离开东北以后，教会里面对我起了种种不同的反响，有人说听我讲道得了极大的帮助，也有人说我讲道好批评人，好骂人。有些人盼望我再往东北去，也有些人坚决反对再请我去讲道。无论如何，死气沉沉的教会从那时确是被搅动起来了。
6、7两个月停留在北京。我家中和潘宅两处的聚会还是照常。每周在潘宅聚会两次，在我家一次。8月9日应邸如春女士的邀请，到北戴河海滨小住半个月。9月15日第二次赴东北工作。这次是应东北长老会的邀请，到九处讲道。计在吉林八天，长春六天，榆树县七天，营口八天，法库九天，新民八天，北镇县六天，锦县八天，沈阳西关八天。九处安排的会都完毕了以后，又被沈阳东关邀往讲道八天，再后应凤城信义会的邀请，到那里作工八天。末后又往新民两天，并在沈阳东关留七天，於次年1月13日回到北京。这次几处的工作比第一次出关在各地讲道的时间长得多，所以能在每次聚会中把圣经中重要的真理多讲一些。因着这些日子的工作，东北的教会很显见的起了极大的变动。以前是大家都在那里不冷不热、糊糊涂涂的过日子。传道人没有重要的真理和信息讲给众人，一般「教友」们也混混沌沌的到时候「作作礼拜」。谁也不去过问还有什么罪应当承认悔改?谁也不用心想一想基督究竟与他们有什么关系?能为他们作什么?谁也不注意他们所信的究竟是什么?及至神的角声一吹响，有些人醒过来了。他们开始看见了自己的罪恶和败坏，开始认识了基督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开始真实归向了祂，信靠了祂，得着了祂所赐的新生命，同时另外一些人没有这种觉悟和认识，没有这种悔改和转变；於是这两种人便很自然的分别出来。在不明白真理的人看来，素日平静无事的教会忽然起了风波，认为我是给教会惹起了纷扰；然而那些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人却承认这是神在祂的教会中动了善工。1927年是东北教会转变的一年。那年夏天长老会关东大会中曾为邀我到东北讲道的事起过剧烈的争辩。有不少传道人反对我，主张再不可请我去讲道，也有人认为亟需要邀我再去。结果后者得了胜利，所以我才有那年秋季第二次东北之行。感谢神，拣选我，使用我，使我能在这宝贵重大的工作中有分。
1928年2月1日应保定西关长老会的约请前往讲道。那天距我被赶逐离开那里已经有七年零二十六天之久。那天我到那里看见一切的情形都与七年以前相差无几，而且那天满地的白雪也与七年前我离开保定的时候相同，独有我内心的情形与我整个的人生与七年前离保定的时候相比，无异换了一个世界。此外还有一点大不相同的，就是七年前被人驱逐、惭愧伤心的离开了那里，那天却被迎接来到那里讲道。因此一到那里心中便发生无限的感慨与谢恩。那时我觉得我所遭遇的有几点很像古时约瑟所遭遇的。神的作为是何等奇妙啊！那次在保定工作八天，以后回到北京。2月17日到溪县工作四天，因患腹泻返回北京。自3月上旬患病，10日卧床不能起来，以后一日比一日转重，到4月中旬方痊愈。5月在北京工作很忙。
6月1日应沈阳东关教会联祷团之邀，离京出关，自3日至9日在该处讲道七天，9日晚离沈搭南满路车南下。11日自大连搭海轮往上海，13日过上海，当晚到杭州，在杭小住十几日。7月1日由上海搭海轮往厦门，转往泉州，自6日至15日在闽南为各教会领袖与传道人所开的大会中讲道十天。13日晚餐毕方出食堂，被在院中踢球的一个学生无意中一球踢中腹部，多日以后才得痊愈，因此泉州会毕后原定厦门的工作便不能履约了。17日离泉州过厦门小住，19日晚乘海轮北上，22日到上海，23日到杭州。
8月8日在杭州与刘景文小姐结婚。自13日到23日在杭州度市街长老会讲道十四天。31日偕妻离杭到上海，小住数日。9月9日与妻搭轮船往青岛，自13日起在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和济宁路浸信会堂讲道二十一天。10月7日至12日在胶州工作六天。15日偕妻乘海轮离青岛，18日返抵北京。自从与妻回到北京以后，家中便开始发生我绝未曾意料到的苦痛，我尝到了我以前没有尝过的滋味。如果在以前有人告诉我，说我的家中会发生误会分争，我一定会回答他说，在我的家庭中绝不会有这种事。这一切经过我预备以后另写，所以在这里不详细叙述。这长时期的试炼帮助我又明白了许多事理，也增加了我许多经验。
1929年1月18日再被邀往保定讲道，在西关长老会六天，又被邀到南关公理会工作六天。2月2日返北京。8日离北京往沈阳，在东关教会讲道八天。以后到大孤山信义会工作三天，到安东信义会工作十天，过凤城留一天，后往营口讲道六天，3月14日回到北京。4月20日再离北京赴东北，在绥中工作三天，锦州七天，兴城四天，沙后所一天。5月9日起在吉林工作七天，以后到盖平工作六天，过营口留半天，25日回到北京。
6月27日南下往安徽怀远，自30日至7月7日在夏令灵修会中讲道。8日乘小轮溯淮河上航，到寿县工作五天，17日返回北京。当7月11日我正在寿县工作的时候，小儿天铎生在北京道济医院。8月12日又到沈阳东关讲道半月，以后到大石桥工作八天。9月7日至15日在信义会大会中讲道九天。（地址在凤城县）。19日回到北京。
10月1日离京，经津浦、胶济二路往高密。自10月3日起在一高密瑞华浸信会工作十二天，在胶州工作九天。在铺集瑞华浸会年会讲道两天。自30日在青岛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讲道十四天，以后到胶州大辛踵（村名）工作四天，再后往平度工作七天，即墨六天，潍县六天。12月15日回到北京。计1929年共外出工作六次，全年在外约8个月左右。这一年内在外面工作所到的省分是河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五省。
1930年1月7日偕妻与幼儿南下省视岳父母，乘火车经青岛，换船往上海，转往杭州，14日到杭。去岁整年疲劳，到此略得休息。2月1日离杭，过上海、南京，往安徽宿县，4日到宿，工作六天，以后往徐州工作九天，22日返抵上海，在上海两处广东礼拜堂讲道共九天，得机会与真光杂志主编张亦镜先生来往多次。张先生在教会文字工作上曾有过特别的贡献，尤其是在为真理争辩这一点上。我读过他的著作，但不认得他。他在1929年读了灵食季刊，便写信给我，我们就开始有了信函的往来，到这时候彼此才有了观面的交通。不幸这第一次的交通也成了我们在地上最后的交通，因为张先生不久得了病，以后越来越重，回到两广休养，最后病重逝世，我们二人便再没有见面。3月4日由沪返杭，13日偕妻与幼子离杭到沪往苏州。18日离沪乘轮船北上，22日回到北京。
4月8日晨离北京东行，9日晚到哈尔滨，在哈讲道八天，以后到黑龙江绥化工作八天，望奎六天。5月6日回哈尔滨小住三天。9日离哈，本预备前往扶馀工作，及至夜间在陶赖昭下火车以后，因为冰雪溶化，汽车停开，不得已改往吉林，在吉工作十二天。27日离吉，次日到沈，当晚与翌晨讲道两次，29日离沈，次日返抵北京。
6月10日离京，乘京绥路车往晋北大同，在大同内地会讲道七天。19日乘长途汽车南下，过雁门关。当汽车行近雁门关时，远远看见残破不整的长城。入雁门关，群峰拱立，中间一条窄路，地势绝险。汽车盘旋在山道中，越走越高。到了极高的山顶上，举目远眺，景象万千。到太和岭略停，以后逐渐下行，晚七时到太原。20日由太原到平遥，住两日。23日乘汽车南行，当晚宿霍县，次日到临汾，住两天。28日到新绛，住五天，讲道数次。7月2日乘骡车往城西数十里外山上八宝宫，开传道人夏令灵修会七日，每日在会中讲道。10日离山返新绛，当晚到侯马候车，11日乘汽车往洪洞，在洪洞讲道6日。21日返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