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思齐
林肯并没有因此在道德问题上变得愤世嫉俗，没有因为人们对公义有不同看法，而放弃追求公义。
1981年，毕思齐离开西雅图大学长老会(University Presbyterian Church)的校园侍奉实习岗位，来到坎布里奇。l983年，他在肯尼迪政治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取得公共行政硕士学位；1991年，再取得哈佛政治学系的文学硕士及博士学位。自1984年开始，毕思齐一直在哈佛的科学及国际事务研究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任职研究员；1985至1986年间，为肯尼迪学院推动的防核战计划担任统筹。
毕思齐博士曾先后为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及美国国防部担任顾问。其后获任命为肯尼迪学院计划资料室的行政总监，该计划的宗旨是促进东欧及中欧的民主进程及经济复苏。他目前是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顾问，专责协助东欧国家过渡到市场经济及民主政体。
我在1981年的秋季来到哈佛，希望对于把道德的规范与价值纳入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佳途径有更多了解。在我的成长阶段里，我见过尼克逊(Richard Nixon)与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现实政治，让路给卡特(Carter)总统任内复苏的道德主义。我像许多美国人一样，起初对这种转变表示欢迎，因为我们都对国际关系缓和所引致的道德含糊，以及为求维持国际间的稳定而不惜牺牲价值标准感到不安。身为基督徒，我相信必有更好方法可结合信仰与实践，使往往互相冲突的美国理想与美国利益调和一致。
七十年代后期是叫国际事务伦理学研究者感到兴奋的时代。卡特总统执政期间，强调道德与人权的政治理想显然难于落实，只能浮游在没法调和的众多矛盾冲突之上。后来柯克帕特里克(Jean Kirkpatrick)针对“权力主义”政体与“极权主义”政体的分别，提出了发人深思而夸大的理论，他的主张最终取代了卡特的政策。外交政策上的理想主义仍受欢迎，但那已经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理想主义，只是把许多复杂的道德矛盾简化为清晰的道德概念而已。我带着年轻人的傲慢进入大学，满以为必能找到更好方法去解决实用主义与原则之间的复杂同题，并且相信在神的帮助下，我定能在这方面作出贡献。
十年后，我已完成了三个深造学位。经过无数小时聆听哈佛最精明的人士就这个同题发表意见，与基督徒及非基督徒同事，为深入探讨道德在外交事务上应有的角色问题进行过无数次的讨论，并撰写探讨美苏政策制定过程中，道德价值与实用性问题之间互动关系的论文：然而至今我仍然没法全面掌握如伺可以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恰当地平衡理想与利益。我相信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按着道德规范去行事，他已赐下有用的律例，指示我们如何去行。可是，无论从现实或喻意的角度看，魔鬼经常从中作梗。
平情而论，要在国际舞台上寻求台乎道德的正确行事方式呈很困难的事，加上国与国标准的冲突、资料不足、看法各异，还要面对权力的现实问题，情况便更加复杂。
虽然过去几百年来，国与国之间交流的原则不断发展，但是就价值观念而言，国际环境依然纷纭杂沓。各国对公义有不同理解，甚少有一致的观点；对于某项行动的道德判断，不同的道德标准必然引致不同的结论。
美国进攻格林纳达(Grenada)或巴拿马(Panama)的行动便是很好的例子。这两次事件发生期间，我的身分都是研究生。国家主义者以国界的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干预原则为终极价值，自然反对美国的行动。因为此举明显侵犯了另一国的主权。马克思主义者会谴责这是帝国主义侵略。现实主义者或会支持、或会谴责美国的政策，视乎行动的最终代价及对地方稳定带来的贡献。其他人则按结果来衡量：那最能促进政治自由和民主统治，或最能改善当地人民生活的行勤，就值得支持。聪明的国际律师无论站在哪一方，都会找到足够的案例作为论据。叫人惊讶的是，虽然在基督教传统里，和平主义与公义之战自古已有，但是基督教思想并没有提供多少指引，叫人知道应该用哪一套标准来衡量。在我看来，和平主义提供了简明清晰的道德论据，却牺牲了成效；公义之战则源自一个远古的年代，不足以回应现代的一些问题，例如为制止内乱、暴力事件或种族灭绝的军事介入。
思考缜密的观察者会避免只强调任何一种传统或标准，而是尝试运用多种道德原则去衡量问题，以寻求一个公允的答案。虽然这是明智的做法，但也有其困难。即使能够完全客观，要评核如军事介入这类问题的道德意义几乎是不可能的，部分原因是这样做相当于衡量苹果与橙的道德价值：(一方面我们要评估格林纳达人或巴拿马人社会状况的改善，另一方面要看行动对政治自由或国际稳定带来多少贡献；我们如何能拿两者作一合理比较？)另一原因是出兵的决策往往牵涉到行动是否与局势相称，以及是否别无他途等标准，而即使事后这类标准也是很难评定的。
人对事物的看法与世界观的极大分歧，使道德问题更难处理。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可以是另一个人心里的自由战士；一国的文明行为规范，也可能是另一国用来支配与压制人民的手段。有人说，人类是理性而客观的观察者，但是认知心理学家证明了这种观点很大程度只是一个神话。尽管我们力求客观，但是每当我们尝试就某个国际问题来评断是非时，我们背后总带着一大堆明显或隐藏的假设(甚至是整个世界观)，而这些假设都不能避免地影响我们如何确定动机、诠释事实，和衡量各种因素。
除了价值分歧、看法不同与资料不足的难题外，任何涉及国际事务道德问题的讨论，最终都会因为考虑到权力的因素而蒙上阴影。没有权力去执行的公义，往往是没有意义的。然而，自奥古斯丁至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许多基督徒思想家都清楚指出，因为要行使权力，信徒往往不得不做一些本来不会做的事情。历来基督徒对上述困境有三种回应方式：一些人如贵格会，门诺会及重洗派的信徒，会选择远避他们视为邪恶的制度及活动，把自己分别开来。另一些人如著名的美国现实主义者摩根道 (HansMorQenthau)，则抱怀疑态度，认为信仰与政治实践两者是不可能调和的。
我认为两湩极端都不能接受，因此，我像许多信徒一样，尝试在欠缺实效的道德主义，与死不悔改的现实主义两者之间模糊不清的地带寻求中庸之道。(或借用尼布尔更生动的话： “在辽阔而道德标准含混的政界领域中尽量保持正直，同时以谦卑的心，体会到政坛上各种对立的观点都难免有瑕疵。”)纵然我不满意这个结论，但是基于上述各种原因，现在我相信要取得全面而明确的政治伦理答案是不大可能的。既然鲜有现成的答案，大多数决策者便不得不在个别独特的处境中作道德上的抉择。
我们无须因此便感到绝望。政治家可根据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原则，就每一个别情况作决定，为这世界缔造更美好的环境。我在哈佛期间，与同时们制定了一些指引，尽管这些指引并不完全，多少也希望能够帮助钻研国际事务伦理的学生突破道德困境。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原则是必须明白到，任伺由人制定及执行的伦理纲要都不完全；神的心意与世界现实皆极其复杂，不是我们简单的准则所能涵盖。人的哲学思想永远不能处理天地间的所有问题，正如先知以赛亚提醒我们说，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它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
我作上述评论的目的，不是叫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可以罔顾圣经的律例，也不是叫人轻视国际法的规范。但是我们必须自知能力有限，根本不可能掌握任何处境的全盘真理：切忌把任何属灵或属世的原则机械化地应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寻求公义的标准往往会成为陷阱，使我们像法利赛人一样墨守成规，而不是跟随永活真神的脚踪去走那更富挑战性的艰难道路。
基于以上的背景，自奥古斯丁以来的伦理学家均指出，道德行为既受外在的规条约束，也取决于内在的性情。在作决定的当儿，必须踏出信心的一步，政策制定者要从许多对立、互相冲突的因素或原则中，独自选出决定性的一项。作此选择殊不容易，政治家都恐惧战兢，努力寻求答案。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祷告开始，省察自己内心，谦卑地求神指引。
基督徒也有责任掌握资料，不论是神学上的或实用的。神不是虚假消息的神，而是真理的神。要掌握资料，必须作多方努力，对问题深入探讨，也意味着要与持不同观点的弟兄姊妹对话。神在群体里、在意见分歧中彰显它的作为；基督经常教导门徒，要向那些他们不接受的人好好学习。
使命与呼召的同题也很重要。教会如要有效地运作，必须有足够空间可以容纳先知、祭司及君王。我们需要有人——通常是在教会以外——提醒我们过更加圣洁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人在教会以内安慰，鼓励羊群。为受创伤者包扎伤口，关怀伤心的人。我们也需要有人愿意又能够投身于建制中，致力改善它。在神的国度里，应该有地方可容纳激进的重建主义者和深思熟虑的渐进主义者，两种使命都当受到尊重。
最后，我相信道德操守往往要求人有超凡的谦卑、勇气和同情心。这使我想到林肯，他已为我们立下美好的榜样。美国南北战争从多方面看来都深具宗教意味，但是林肯更注意到它的讽刺意味。“双方都读同一本圣经，向同一位神祷告，又各自求它帮助战胜另一方。”林肯在其第二度任期的就职演说上表示，“神不可能同时应允双方的祷告，它并没有完全答允任何一方。全能者有它自己的旨意。”然而林肯并没有因此在道德问题上变得愤世嫉俗，没有因为人们对公义有不同看法，或因为神超然的计划高深墓测，非人类所能理解。而放弃追求公义。反之，他按着自己的是非标准去行事，凭着信念，勇往直前。更重要的是，他明白自己判断能力的不足，知道寻求公义的同时也必须寻求怜悯，互相调和。他演辞的结语成为美国公开演说的经典名句：
不对任何人心存敌意：怀着博爱精神：坚定不移地持守正确方向，因神已向我们指示正途，我们当奋力完成任务：为国家裹扎创伤：照顾上战场的人，照料他们的孤寡——竭尽所能，在国内外违至并维系公义而持久的和平。
有趣的是，两周后，林肯写信给朋友说，他不相信这篇演说会立刻受欢迎——虽然这篇演辞最终或会被列为他最优秀的演讲之一。“你若告诉别人他们的目标与全能者的旨意不一致，他们自然心里不畅快；”他写道，“可是，否定这个事实，就是否定有一位掌管世界的神。”
来源： 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