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孩子是最辛苦的人”
——作家杨争光的教育“调查”
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 发自西安、深圳
2010-06-0917:06:39
“兄长”杨争光杨争光在小说《少年张冲六章》写的张冲的故事，最早是从弟弟杨卫国那里听来的。
杨卫国认识一个农村少年就叫张冲，退学后在夜总会当保安，剜了当地县公安局副局长的一只眼睛。张冲平日的“兼职”是替人讨债。杨争光把张冲这个人物的故事移植到小说里，连名字也保留原样，退学，当保安，剜了县公安局副局长的一只眼，获刑7年。
杨卫国还告诉杨争光，有一次，一对男女正在约会，张冲当场把男孩的头发从中间剃掉了一缕，“他敢下手”。
“县公安局副局长老去这个歌舞厅里白消费，今天找这个小姐，明天找那个小姐。张冲这个小孩其实是比较有正义感的人，他就挖了人家的眼珠子。”这是现实中的一个少年生命的遭遇和冲动。杨争光将这种遭遇和冲动解释为“青涩生命的成长过程中，可能埋伏和隐藏着的非常苍老的根系”。
杨争光断断续续花了四年时间，收集了许多“资料”，还走访了老家乾县的几个学校，甚至熄灯后，去男生宿舍里，和学生们闲聊，听他们说谈恋爱、说戴大耳环、说“上学就是给父母上的”。
杨争光还专门读过一本关于摇滚的书。
令杨争光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晚自习，他从一个高中毕业班的教室外走过，里面灯亮着，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进门才发现，所有的学生都埋在三面堆过头顶的复习资料里，备战高考。
校长请杨争光给学生讲几句鼓励的话，他不知道讲什么，他第一句是“希望孩子们都考好”，第二句是“千万也别忘记了快乐和健康”。他知道，在这种时候，“你想把他们上紧的发条松下来是不行的也是不应该的”。
“现在的高考是千年一贯制的科举的扩大版。”四年断断续续对教育的“调研”，杨争光得出结论，中国现在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是最辛苦的人，也是心理负担最重的人。他改变了当初想写一个乡村少年爱情故事的设想。
杨争光了解到，不管在乡村还是城市，有相当多的孩子不喜欢念书，相当多的孩子是非常富有活力的，但在应试教育标准答案的指挥棒下，孩子们望考试而生畏，老师、家长、社会对孩子“考高分”的压力，压灭了他们的活力和天性，他们厌学了。
杨卫国就属于那种有活力但不喜欢念书的孩子，勉强上到初中毕业，他那个班50个同学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全班等于都是“陪读”。学习不好的学生，成了老师、家长、同学“烦心”的对象。成绩差的考试前就被通知“放假”，免得“拖后腿”。
像所有没有考上大学回到农村的青年一样，杨卫国一度非常沮丧，他也想“上大学”，最后只得面对现实当农民。他打过工，养过鸡，种过蘑菇，买电动三轮车跑运输，凡农村能想到的营生他几乎都干过，但都干不长，都做赔了。
他想在城里谋个营生，靠软磨硬缠和母亲施加压力，哥哥杨争光把他介绍到了影视剧组，先打杂，后来成了一名出色的道具师，甚至还客串当演员，最有名的是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扮演石林的战友陕西兵张永厚，用他的话说，成了“村级名人”。杨卫国喜欢文学，对剧情有理解力，为做好每一场戏不同情景和年代的道具，他要查很多资料，尤其是古装戏的道具，还要找行家请教指导。现在，杨卫国参与拍摄过的电影电视剧有几百部集之多，除《激情燃烧的岁月》外，还有《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等，也是电影《投名状》剧组的道具师。他已经成了影视剧道具行当里干出名堂的小人物。
“如果说考不上大学就算失败的话，所有农民就都是失败者。”杨卫国说，从高考上来说，他是失败者，但从工作角度，他不算是一个失败者。哥哥杨争光认为，弟弟杨卫国只能算是“碰”对了运气，发挥了自己的潜能，好多人是没有这个“机遇”的。
《少年张冲六章》的插图中，问题少年张冲的多元性格跃然纸上。 （梁刚/图）
“家长”杨争光杨争光在写这部小说之前，也反思了他和儿子之间的关系。他说他曾经也是一个“施暴者”。
他一年到头在外忙自己的事，没有关心孩子的成长。
有一天，他参加学校的家长会被作为“孩子学习不好”的家长留下来。他被告知他的孩子上课不好好听讲，交头接耳，打游戏机，考试在全班排名中下等。
他有点接受不了，有一种“怨”的情绪。他的孩子小学时学习似乎还是可以的，初中以后怎么落后下来了？自己怎么不知道呢？实情是孩子他妈不敢告诉他，知道他脾气不好。
在《少年张冲六章》里，张冲的父亲张红旗对不爱学习的张冲的威胁就是宣布断交，“你不是我球日下的”，在生活中，杨争光也想对不争气的儿子放弃不管。“我没法让你热爱学习，但我能努力做好我的工作，你爱学不学。”小说中张红旗对儿子的“施暴”花样翻新：踹，吊，拴上牛槽，羞辱儿子。
杨争光对儿子是怒其不争，还是放弃不了，断定儿子“考不上大学”，也会动手。
最厉害的一次，一耳光把儿子扇得原地转了一个圈。
小说里的张红旗因为儿子彻底掉到“井”里，生活中的杨争光也意识到“井”，但没有完全“掉”进去。
孩子上了高中以后，杨争光觉得孩子高考无望，怎么办呢？考不上普通大学，只要有一技之长，做个合格的劳动者也行。他想起儿子小时候画画好像不错，对色彩的感受力比较好，就动员儿子去考艺术院校。他儿子当时不愿意，杨争光说就强迫你一次，在美院报班学40天。他儿子报了名，一进画画的现场就跑出来了，因为他没有专门学过，连画笔都不会拿。杨争光说服他儿子坚持下来。40天之后，他儿子的水粉画，被老师贴在墙上成了“范画”，孩子第一次受到了表扬，回来以后告诉他妈说，“我现在才知道了受表扬的滋味”，自信心和荣誉感被发掘出来了。
杨争光听到后，觉得“就跟被打了一拳一样”，立刻知道他过去全部错了。从那次以后，他再没有呵斥过甚至也没有批评过他的孩子，给予儿子的都是建议和鼓励。
杨争光的儿子后来考上了西安美院，毕业后在一家报社做美编。“这个国家太一律了，永远是一种精英式的观念、精英式的教育。望子成龙，龙崇拜，事实是人不可能成为龙，能不能把我们的观念和心态变一下，望子成人行不行？不一定都做精英，做健康的人行不行？不断强化对精英的膜拜，就有可能导致皇权膜拜。一边膜拜塔尖，一边又教人做一砖一瓦。鬼才信。这样的教育是虚伪的，培育不出健康的人性。”杨争光说。
杨争光在小说中写到了鲁迅说的对孩子的那种“瞪眼”，还没写他说的“献媚”。因为计划生育，现在6口人守一个孩子。你给我瞪眼，我跳楼你就完了，所以父母开始对孩子献媚了，要什么给什么。“献媚跟瞪眼是两极，都在一个根系上。”
杨争光认为，中国人的生命品相和内质是单一的，少有蓬勃的个性。“我们的精神内质真的是跟月亮跟太阳一样，没变。没有自在的人。都是被捆绑的人，都是在挣扎的人，都是在困境中的人。”《少年张冲六章》里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张冲是惟一的叛逆者，他成了少年犯。
“好学生”杨争光杨争光一直是“好学生”，考上了大学，是体制的受益者，但他憎恨这个体制。他认为，在现行的教育体制里，所谓的坏学生，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学习好的孩子应该得到的都得到了，但是学习不好的孩子得到的都是他们不应该得到的。”相对学习好的学生，他们更应该受到关注和关怀，因为他们几乎处在被遗弃的边缘。就像《少年张冲六章》里的张冲一样。
小说中写到了被一个学校“挖”过来的好学生，学校给他免去学费，还发奖金，指望他考上“名牌大学”，为学校争光。“坏学生”张冲憎恨这个好学生，强迫他卖掉课本给他换烟抽。
课本是每一个上过学的人的知识谱系的组成部分。
写这部小说之前，杨争光通读了现行的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的全部语文课本，又做了一回学生。他在小说中专门写了一章：《课文》。阅读现在的语文课本，对杨争光来说，是一次全新的阅读体验。杨争光的中小学教育几乎全部是“文革”期间完成的，他对他学过的许多课文记忆深刻，深刻到想起来就不寒而栗。比如他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的，《年四旺狠斗私字一闪念》，记忆使他对课文存有成见。
阅读今天的语文课本，他发现比他想象的好多了，“把我先入为主的这个东西给打碎了”。他想看看现在给孩子“吃的是什么食粮”，吃这些食粮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他选择了三十多篇课文，选择的原则是“课堂上和课堂外与老师、家长的言行有可能发生勾连、遭遇碰撞的课文”。
杨争光在小说中选的第一篇是小学一年级第一课《爱爸爸妈妈》。早晨妈妈擦桌子，田芳拿起了抹布，妈妈笑了。晚上爸爸在看报纸，田芳给爸爸端来一杯茶，爸爸笑了。按老师布置，张冲回家照着做的时候，妈妈的反应可能是：别擦桌子了，你的任务是学习；爸爸的反应可能是：你考上大学，爸给你端水。
课文是美好的，课文的目标也是美好的，但是，这种美好被功利的现实消解了。
他还选了《热爱祖国》这篇课文，他说他在《辞海》中查不到“祖国”辞条，在《汉语大词典》中，“祖”字下有解释，“祖国：自己的国家”。杨争光认为这是胡说，跟没有解释一样。“美籍华人的‘祖国’是中国，但他‘自己的国家’是美国。”
课文教孩子们要热爱祖国，但什么是祖国，我们的词典和字典都没有这样的解释，“这样的糊涂账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
比如《丑小鸭》这样的课文，本来应该是一个生命成长的童话，被误读成了丑小鸭可以变成天鹅的白日梦。
还有像杨朔那样以虚饰为美丽的所谓美文，至今仍盘踞在课本，作为食粮，喂养孩子。
通过对现行课本的阅读，做了一回学生的杨争光，更深一层地认识到，语文教育不仅仅是要让学生学会掌握语言和文字，感悟语言和文字的魅力，也会参与生命成长的精神建构，语言和文字里，潜伏着我们文化密码。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