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曲家马赛尔（Marcel）说：“在众多渊博的学者之后，再用这有限的文字来描述巴赫，可以说是相当令人发愁和不可思议的事”(《巴赫画传》)。如果一部传记的作者发出如此的感慨，那么要以一篇短文介绍巴赫，那岂不是近乎疯狂的事？但也正如音乐学泰斗亨利·朗（Puol Henry Lang）所指出的那样：“巴赫的音乐尽管成为了全球音乐厅最经常上演的曲目，但巴赫为之创作，视服侍她为荣耀的教会却不闻不问。音乐厅几乎成了我们听巴赫的唯一场所，但这却是巴赫唯一没有为之写过一首作品的场合”。[1] 无论作为乐迷还是教会音乐的业余工作者，笔者都深表赞同。我甚至对作为新教神学家的巴特(Karl.Barth)讶异于莫扎特（Mozart）而不是巴赫感到讶异(《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对于华人教会而言，我们就更加陌生。一提巴赫，有些基督徒往往就会与沉闷复杂联系在一起。虽然中国的音乐界也介绍过一些巴赫，但十分有限。而且大多是一些音乐技术性方面的。这些当然也很重要，但多少显明了我们仍然不了解这位大师的心灵。即使是音乐工作者，也很难领会《约翰受难曲》与《马太受难曲》中卓越的宗教情操。因此，在接触巴赫十五年后（几乎每周都听），我尝试为大家作些简单介绍与指引。
巴赫的生平与创作
对巴赫生平逐渐的了解，他在我心中的肖像也越来越清晰。他就像以诺一样：与上帝同行，生儿育女。
德国的小镇埃森那赫（eshennach）近乎奇迹般地在同一年诞生了两位终结了一个时代的天才。他们就是巴洛克颠峰的代表人物巴赫和亨德尔（Hendel)。那是1685年。和亨德尔一生漂泊异国他乡不同，巴赫的一生十分安静地生活在家乡的周围。
巴赫氏是德国乃至全世界最伟大的音乐家族。小巴赫打从娘胎起，就沉浸在五彩缤纷的音乐海洋里。巴赫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成为至今无人企及的大师，家庭传统是决定性的因素。虽然因此巴赫后悔了一辈子。但他的音乐之路并不顺利。在他九岁那年，父亲与世长辞。他不得不寄养在并不富裕的哥哥克里斯多夫·巴赫家里。幸好，上帝给了他一副恬美无比的嗓音，在拉丁语学校成为合唱团的领唱。这份差事为他赚取足额的学费。他天资过人，加上勤奋好学，在同辈人有如鹤立鸡群。早早的引起了多方的注意。进入中学之后，除了音乐，他还学习了新约希腊文和路德宗神学。他对于宗教的问题异常着迷，在此期间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宗教文献。这为他日后作为音乐界中的神学家，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中学还没有毕业，他便开始了短暂的游学生涯。先后在吕纳堡、汉堡等地接触了当时德国有名望的管风琴师。十八岁那年，他开始了音乐家的工作：担任魏玛宫廷临时乐手。一年后，他在家乡得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职位：教堂管风琴师。虽然巴赫后来作为作曲家不受人们的欢迎，但他直到一生的尽头都是令人景仰的演奏家。
有了固定的收入，又额外地从他叔叔那里继承了一点财产，22岁那一年，巴赫与相恋已久的远房堂妹（两百年前是一家）玛利亚·巴巴拉·巴赫完婚。1720年，巴巴拉过早地离开了巴赫。13年的婚姻里，她总共生了七个孩子（其中三个不幸夭折）。她离世的时候，最大的女儿12岁，最小的才5岁。被称为钢琴文献中的“旧约圣经”的《十二平均律》，就是鳏夫巴赫在这段时间内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教儿子练习。巴赫的日常工作十分繁忙，他显然无法平衡工作和孩子，次年与年轻的歌唱家安娜·玛格达莱娜再次步入婚姻的殿堂。她不仅为这个家族增添了十三个成员（六个夭折，那时孩子死亡律异常惊人），更成为了巴赫重要的助手（甚至包括抄写海量的乐谱）。此后，越发成熟的巴赫迎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在莱比锡的27年间，大量的宗教清唱剧（Cantata，康塔塔）如江河活水般从他那里涌流出来。根据教会固定的需要，巴赫每年都要写近七十部大型合唱作品。第二年就写出了充满诗意的不朽之作《约翰受难曲》。被誉为包括宗教音乐颠峰之作的《马太受难曲》即在这座城市首演。不过这没有为巴赫带来好处，反倒激怒了自以为是的领导们。当然，莱比锡的权贵是无法理解如此宏大深邃的作品的。他们习惯了华丽媚俗的“悦耳”，不习惯虔诚凝重的哀歌。在矛盾不断激化后，巴赫不得不辞去莱比锡市乐长一职。由于他的作品在当时不受重视，后来巴赫的研究者们整理了150年，才出版了大约三百部康塔塔。他的另外两部受难曲《马可》和《路加》目前尚无定论。
此后的岁月里，巴赫仍然创作了大量宝贵的杰作。在器乐方面留下了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音乐的奉献》和未完成的《赋各的艺术》。但最令人感动地无疑是最后一部手稿《上帝，我行至祢的王座前》：
我行至祢的宝座前，
哦，主，我恭顺的祈求，
请不要将祢那慈悲的面容，
从我这个赤贫的罪人身上转开。
赐我一个极乐的归宿吧！
我主啊，请在末日那天唤醒我……
让我永远能够瞻仰祢。阿门！
阿门！请倾听我的祷告！
1750年，在莱比锡贫穷潦倒又有疾病缠身的巴赫，息了世上的劳苦，回到他侍奉了一生的救赎主身边。我们相信，那是“好得无比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巴赫和他的音乐彻底地被他的时代遗忘。大家都认为他的作品早已过时。直到1829年，一个20岁的年轻人使《马太受难曲》再次在莱比锡响起，这种流行观点才被改变。这位使巴赫音乐复活的年轻指挥家，就是由犹太教皈依基督教的虔诚信徒——孟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此后，巴赫的作品不断在欧洲各大剧院上演。1849年“伦敦巴赫学会”成立，1950年“巴赫协会”成立。虽然1900年该协会倒闭，同年“新巴赫协会”成立。无数以巴赫的名字命名的音乐团体陆续出现。斯皮塔（philipp spitta）的经典著作《J.S.巴赫》出版，神学家、伟大的“非洲医生”、管风琴师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的巨著《J.S.Bach，音乐诗人》，则引起了更大的轰动。据说，从十九世纪至今，音乐会上演奏最多的是巴赫的作品。其次是莫扎特和贝多芬不分伯仲。
贝多芬第一次听到他的音乐便说：“他不是小溪（Bach），是大海”。“从他那里再也没有出来任何东西”，史怀泽亦不无感慨的断言。虽然有些人不同意，但巴赫确实无愧于“现代音乐之父”的称号。由于他的音乐处处流露出的宗教精神，信仰之道也随着乐音落入千万心田。因此，他又被成为“音乐宣教士”，他的作品也被称为“第五福音书”。
音乐风格的形成
巴赫成为一代巨匠，甚至是万世之师，不是纯粹因为“艺术”的原因。实际上，巴洛克时代盛产艺术家。但巴赫的音乐之所以比其他人更具生命力，就是在于他整合了一些非凡的元素。
首先是家庭的遗产。巴赫的祖辈原籍匈牙利，为了信仰（路德宗）的原因四处流荡，最终选择在日尔曼安家。这个家族约有75个人曾经任教堂的管风琴师，还有不计其数的歌唱家。但这个家族最丰厚的遗产是虔诚的信仰。不记得哪位作家说过，“路德的教义和管风琴，巴赫一生都未曾偏离这两条轨道”。确实如此。“我希望你们为人民写出德国的圣歌......这样就能使上帝的话更快的传开”，马丁路德的这些话是巴赫创作的重要动力。以至于他说，自己的工作主要是为了上帝得荣耀，并使他的话语广为流传。他习惯性的在他的作品里，写上S.D.G(Soli Deo Gloria一切荣耀归与神)。无论在他浩瀚状阔的经文声乐中，还是在严谨热情的器乐中，都可以让人感知到上主恩宠的临在。
其次，被史怀泽看为是“巴赫音乐中的根”的是德国民歌。也许我们难以相信，那些记念基督受难的乐曲，原本是出自咖啡馆的小调。巴赫还成功地把德国农奴唱的歌曲移植到康塔塔中。也因此他的作品总是具有简洁朴素的格调。不过，我们不能就此放宽圣俗的界线，随意“翻唱”。因为无论在风格或在和声中，巴赫都使它们能够脱胎换骨。就像一种“非基督教语言”写出了正统的神学著作，亦犹如罪人的重生一般。
第三，兼容性是巴赫音乐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很年轻时，巴赫就熟悉了异国的情调，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的音乐。虽然他从未出过国，却比那些满世界跑的乐匠更好的掌握了欧洲音乐文化的精髓。没有人会否认巴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民族音乐家，但也没有人否认巴赫比任何德国的音乐家更容易接近。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他的作品中始终都有着“他乡的信息”。如果那时候中国的音乐传到德国，相信巴赫也会把它纳入自己的音乐体系中，并以“信仰语言”把它加以改造。比巴赫早一百年发现“十二平均律”的朱载堉（1536－1610），应该会成为他学习的对象。虽然今天的信息比十八世纪发达的多，但现代人却缺少巴赫整合的智慧与技艺。
第四，乐如其人。巴赫的极其独特的个性和高尚的人格，使他与其他音乐家迥然有别。亨德尔为了成功，终日疲于奔命去迎合观众的口味。意大利、奥地利、英格兰，处处都留下他流浪的足迹。几度破产，几近绝望。但巴赫却按部就班，过着简单的日子。他的工作就是完成日常礼拜的程序，外加偶尔教教孩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上班族。但他从不为迎合别人而创作，也从未有雄心留下旷世杰作。他所作的只为了上帝之名的荣耀，和促进民众的虔诚之情。就如指挥大师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解释《勃兰登协奏曲》时所告诉我们的：虽然这是献给侯爵的乐曲，但他的内涵却是关于宗教。他从不会奉承权贵，也绝不肯刻意讨人喜欢。他几乎没有“商业性”的创作或演出。这与莫扎特多么不同。巴赫一生都充满了固执的激情。他习惯性佩剑，而且还曾经用剑划伤了攻击他的学生。但他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因为他同时理性到了极点。有人评论他的性格既是极端的理智，又有粗狂的豪情。在他的音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亨利·朗认为，巴赫的音乐是数学与艺术的绝对统一。
第五，苦难是造就巴赫的音乐充满深遂与悲悯的重要原因。他所写的“受难曲”，虽然也是因为教会的节期需要的“应付之作”，但不落俗套。不是生硬的表述一个圣经故事，而是生命衷情的抒发。基督的受难当然是客观事实，但巴赫以音乐作了精准描述的同时，也注入了深情的回应。他能理解基督的事件，又能全心的投入和他苦难的经历有着重要的联系。他自幼是孤儿，十几岁就“浪迹江湖”，其中的苦楚只有自己知道。尤其是在两次的婚姻中，共有九个孩子夭折。九个！在安娜的日记中，不止一次的记载他们是如何的绝望。他们爱情的结晶就是棺材与坟墓。有一天在安葬一个孩子后回到家里，安娜悲痛欲绝。巴赫为她念了马丁路德给朋友的信：“你大概知道我非常珍爱的女儿莱娜，刚刚在耶稣基督的天国里再生了。虽然为着她幸福的离去，我和我的妻子应当高兴地感谢上帝，因为这样她避开了尘世的权势……可是，我们忍不住生离死别，心里在痛苦、呻吟……就是耶稣的死也无法排除我们的愁苦”。听巴赫读完后，她才获得一些安慰。除了这些令人难以承受的悲剧外，巴赫一生都与日常生计发愁。权贵们的为难和学生们的挑衅也是他惯常的十字架。为了基督的缘故，他必须忍耐并宽恕他的敌人。尽管遭遇了这一切，但他从未绝望，而是更加热切的祈祷。在苦难中的盼望，体现了巴赫作为一个基督徒对信仰的赤诚。
第六，敬虔是巴赫音乐的招牌性标记。历史上的艺术家，大多是一些“作风”十分败坏的家伙。文学、绘画、音乐、电影的领域都不例外。因此，有人称艺术家是“撒旦的仆役”（高仁），心理学家则宣称大多数艺术家是极端的变态者（《隐疾》）。贝多芬被誉为举世仰慕的乐圣，同时也是一个死于花柳病的“老手”。只有极少数艺术家的人格称得上伟大。巴赫就是这样一位艺术界中的稀客。他的见证否定了艺术家的生活必然地是放荡不羁的定论。不如说，那是附庸风雅之流的自我艺术化诉求。而顶尖大师如巴赫者，却是那样的朴素与家常！马赛尔指出，像巴赫这样一个生20个孩子的人，他绝不缺乏放纵的激情。只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岂能犯大罪得罪神呢?”！正直是源于他对上帝的敬畏。这与大多在教会里装模作样的路德宗教徒有很大的区别。路德宗教会虽然在改教两百年后仍然保持着教义上的正统，但很世俗化。信仰生活十分僵化，缺乏真正的虔诚。许多人有感于此，发起了德国新教内部的重要改革，呼吁基督徒回归内在的生活。史称敬虔主义运动（在英国加尔文主义者也同样进行了革新，史称“大觉醒运动”）。其中以亲岑铎夫（Zinzendorf）和斯宾纳（Spener）最有代表性。这一派人士为求与大教会“分别为圣”，往往与之反其道而行。对崇拜的礼仪十分轻看，对教会的职事以及一般的文化也多为否定。巴赫欣赏敬虔派人士的若干教导，但也加以适当的批评。认为他们对待（音乐）艺术在崇拜中的观点过于激进，甚至到了加尔文所主张的地步：不许弹琴，只唱诗篇。这对巴赫而言是要命的，也是荒谬而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他深知上帝呼召他，以毕生之功从事音乐的工作。但奇迹就在，巴赫的音乐综合了正统的路德宗教义和敬虔主义的内在深度。在他去世后留下的大批书籍里，有许多马丁路德的经典，也有斯宾纳的著作和众多敬虔派大师的讲章。
最后，真正决定巴赫音乐的是《圣经》。巴赫自始至终都是圣经的信仰者，也是圣经的研究者。在他声乐作品里，有大量大量的经文。不仅如此，他甚至以各种音乐的技巧，暗示圣经的象征。比如在《马太受难曲》中，当门徒们问耶稣说：“是我吗？”被重复11次。他的意思不言而喻，就是犹大做贼心虚。《约翰受难曲》则几乎是有关圣经的数字游戏。巴赫常常根据音符和节拍对应诗篇的出处（有时是思想）。例如第二分曲，主耶稣宣称他将受刑，用了七个音符，对应了《诗篇》七篇14节。二十七分曲，主耶稣求上帝撤去苦杯，用了11个音符，对应了《诗篇》十一篇12节。二十八分曲，咏叹基督的受害，用了23个音符对应《诗篇》二十三篇4节等等。笔者发现，《约翰受难曲》是研究弥赛亚诗篇（圣经神学最重要题目之一）的绝佳参考。这也让我发现《约翰福音》更深的希伯来根基。近三个世纪以来，透过巴赫的音乐“使上帝的话语广为流传”。这正是他生前的期望。
巴赫与基督徒文化使命的联想
巴赫既是如此忠于圣经，又卓有成就的基督教文化使者，我们从他身上自然应当有所学习。他不仅仅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个案，更重要的是在他生命中反映出《圣经》的普遍原则。限于篇幅，简述三条。
首先，巴赫虽然作为一个音乐家，但他到老都勤奋的研读圣经以及传统的神学思想。即使我们把他看为神学家也不为过，甚至比现在的大部分神学人更为出色。他拥有的整全基督教信仰的思想，是他为人与创作的指导。并使他充满信心的开拓新境界，真正写出了可以被称为“基督教”的作品。有人以为巴赫常常吸收民歌和“潮流风格”是很粗俗的做法，其实这种欣赏文化，改造文化的观念有着深厚的改教（reform）神学基础：上帝的创造与护理。不仅如此，巴赫也是一个深知基督救赎的人，所以他的作品不是仅停留在文化层面上，而是注入了“神性的语言”。第一个演奏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全集的大师卡萨尔斯（Casals）,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弹奏一小段《平均律》，他说这是一个音乐家的早祷。即使是不太擅长巴赫的指挥家卡拉扬也不无深情的说，每天听一段巴赫的音乐使他的身心得以洗涤。《马太受难曲》毫无疑问是德国的风格，但这不妨碍它是世界的。多年前我看到一本音乐杂志报道说，在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如果让他们在荒岛只带一本书或一部音乐，将会选择什么？居于首位不是什么民族经典，而是《马太受难曲》。这让我想到，《圣经》同样是犹太的，但也是世界的。它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有上帝的气息（提后3：16，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虽然巴赫的音乐不能说是默示，但深入了圣灵所默示的《圣经》的核心。在他的音乐里，真理与灵感融为一体。巴赫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充满灵感的“圣书的音乐家”。这是作为参与文化革新的基督徒，首先需要具备的基础：掌握整全的基督教信仰真理。
C.S.路易士作为二十世纪对文化使命有着出色贡献的基督徒，他同样强调了这一主题。作为基督徒，对信仰的追求至少要如同对待自己的专业那样投入。他的好友侯士庭博士（Dr. James Houston）也以此理想创办了加拿大维真神学院（regent college)。今天许多中国基督徒强调文化使命，也许他们确实具备了一些“文化”，但我们必须反省我们的“文化”是否已经烙上了“基督教”的印记。就如小约翰弟兄指出，一些基督徒作家的作品不够纯粹（mere Christianity？),甚至含有诺斯底异端的因素。但令人不解的是，小约翰弟兄又对教会基督徒注重神学而不注重文学（文化使命？）持批判的态度（见“汉语基督教文学扎记”）。实际上，今天许多基督徒学者摩拳霍霍欲在“文化市场”一展身手，但往往对基督教信仰本身缺乏扎实的领受。他们所表达的过于他们所学的。因此，也引不起非基督徒学者的敬意。基督徒不应是只会在自己专业前面冠上基督教ⅹⅹ的字样，而没有真正的基督化。入教的知识分子缺乏足够的神学素养，固然与今天牧者的自身贫乏息息相关，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他们普遍的骄傲心理。
敬虔度日，并始终委身于教会，是巴赫作为基督文化使者的另一重要特征。在教理方面的深厚功夫，奠定了他人生思想的基础，而敬虔则提升了他的心灵。他时时不忘活出基督徒特质的警醒，不仅显明在他的生活里，也带到了他的作品中。反观我们周围嚷嚷什么文化使命的人，却几乎没有什么属灵生活。没有固定崇拜、灵修、团契等属灵生活的支持，一个基督徒不可能有什么可记念的作为。如果我们去考查教会历史上的先贤就很容易看出这一点。圣经中的大卫和所罗门的重要诗歌都是在他们属灵上严重衰败之前所作。后来的，就剩下悔改的诗篇最经典。清教徒诗人弥尔顿和后来成为伟大音乐家的亨德尔都是由于经历了属灵上的转折才留下了经典作品。我们虽然把敬虔列在第二步讨论，但绝不意味着它因此比其他方面次要。基督教神学，可以作为知识学习、记忆、理解，但敬虔不能拷贝，必须是活生生的实践。也只有敬虔的心灵，才使基督教神学成为学习者的造就与祝福。伟大的改革宗神学家爱德华兹强调，宗教情操是辨识一个人是否是基督徒的关键所在。因此，当我们不断强调推广基督教教的文化的时候，第一要紧的就是操练敬虔，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盼望所在。保罗称自己的努力都是为此。
怀着受苦的心志，拒绝与世代潮流妥协，是作为基督徒巴赫的高贵品质。尽管人们并不理解巴赫，连他的学生也嘲笑他过时。但巴赫不为所动，仍然坚持“老套”的东西。如果从教会内部看，传统的路德宗教会认为他的作品过于深情（令人悲伤），而敬虔派人士则认为他的音乐过于世俗。但巴赫“岂是讨人的喜欢呢”？尽管不讨人喜欢威胁到了庞大家庭的温饱，他也不在乎。许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某些原则，而是不愿意受苦使我们屈服。从社会上看，当时流行的是歌剧，而不是康塔塔或毫无娱乐气息的“受难曲”。亨德尔为此创作了也许是近250部作品，但今天几乎没有人知道那些国际性的“流行歌曲”。只有那部不是为任何观众而写的作品使他被列为一流的艺术家（即《弥赛亚》）。中国一些音乐家把巴赫作为近代世俗文化的先锋，对他的误解莫过于此！
文化使命所追求的不应只是表面的成功。希望被注意的一个声音或是畅销排行榜上有名的一部书，本是无可厚非，但我们切不可忘记真正基督教的思想并不受欢迎的事实。我们并不反对大众化，不然作为最多人信仰的基督教便无法理喻了。但“得人”也绝不能以牺牲神圣的原则为代价。因为牺牲神圣的原则就是对基督教的最大牺牲。天主教神学家卡斯培（kasper）说，新教徒从未远离自然神学，反倒是太沉迷其中。十分正确。启蒙运动后期的德国神、哲学家大多是路德宗出身的。他们原来的使命是要积极的参与改造“文化”，为基督教在学院派中间重新树立威望。但也正是他们对教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损害。雄心万丈的黑格尔首当其冲。我们要记得圣约翰的教导，让我们胜过这世界的是信心而不是数字。就如那些先贤一样，虽然死了却因信仍然说话。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得着所应该的，摩西生前并没有得着渴望的；对抗世俗的众先知也没有在有生之年看见预言的应验；众使徒最终也不见荣耀天国的降临；甚至连我们的主在死后才看见“受苦的功效”，我们又当存怎样的心呢？这一切在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是志于永恒的事业。如果我们学会顾念未见的永恒，那么现今的苦楚也就不足介意了。
结语
作为基督教文化大使，巴赫无疑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超越时空的典范。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使命的关键问题：在神学上合宜的处理特殊启示与普遍启示的关系。否定自然神学，会偏向二元论而否弃地上生活；淡化救恩神学则会变成没有生命信息的“社会福音”。从巴赫生平同样也可以看出，基督徒文化使命最有效的实践：在专业上精益求精，并敬业地完成日常工作。
文章来源：麦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