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郁
文革和教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开始发动。这是一场以割裂传统、进入崭新社会为目的的革命。整个中国大陆被染成了红色。在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中，红色是欢快、喜乐的颜色，但是，这个时期的红色则是血色。红旗是血染的，红宝书是血染的，红卫兵当然也是染了血的。
这一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下，视为理所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动，是斗争，是必须流血的！
浩劫之中的教会
在红色的渲染下，中国人都兴奋起来了。一方面，他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盼望；另一方面，他们奋不顾身地要去打破和扫除一切在他们眼中的障碍。
教会显然跟不上这种政治形势的发展。
在政府的意识形态中，不但没有宗教的地位，反而认为宗教是不科学的、过时的，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包袱，必须抛弃。因此，让宗教完全消失，这对於社会、国家、人民来说，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三自运动，就其原始动机而言，就是要让基督教平稳地消失。有不少教会领袖在加入三自教会之初，以为可以在顺服政府的前提下，继续发展教会事业，後来终於发现，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对此，王明道说∶“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国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麽？ 可以，但是必须加入三自会。加入以後就把你化掉，化到无神那一边去了。他们不会逼著你、叫你说无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又四十年》，第7章）如此清醒的王明道，是不见容於政府的，於是他在监狱呆了20馀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人就掉进了一个大漩涡，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很快地，红卫兵运动成为潮流，冲刷著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有公开的三自教会及教堂，都首当其冲成了被攻击对象。红卫兵占领教堂，批斗神职人员，烧毁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於是，一个接一个，三自教会在公共视野中消失了。
当然，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专门针对基督教的运动。红卫兵要攻击、摧毁一切“旧事物、旧传统、旧习俗”——基督教是宗教，一切宗教都是落後的、迷信的、陈旧的，必须扫除！
这岂是三自教会的领袖能够阻挡的？！我们来读一段曹圣洁牧师（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会长）在2002年的回忆∶
“我自1959年被借调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为三自主席吴耀宗先生当秘书，1962年正式纳入全国三自编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这段日子里，我亲身体验到像吴耀宗这样的基督教人士切实爱国爱教的情怀。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宗教陷於困难境地时，他仍坚持爱国，并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终会被人认识┅┅
文化大革命开始後，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在嘉定外岗劳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极度困惑，看不到教会的前途，更无法理解基督教中的爱国力量为什麽也要被打倒┅┅”
文中的“爱国力量”，指的就是三自教会。字里行间似乎隐含了对非三自教会的指责，即认为他们是不爱国的──因为他们（倪柝声以及那些脱离三自教会的基督徒）是在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运动（1950-54年）中，退出三自教会的。这里，我不是要追问这场控诉运动的是是非非。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曹圣洁牧师的困惑，表达了三自教会的许多领袖在文革时期的困惑。
死亡线上的教会
70年代的中国，所有教堂都改作他用（工厂、仓库等），三自教会徒具虚名。在公开场合，我们看不到敬拜赞美、聚会祷告、福音团契等等。总之，看不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活动。三自教会名存实亡。
甚至，基督教这个词，也越来越少人提起。基督教几乎在中国社会的公开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为外交需要的摆设，政府保留了一些与外交相关的宗教活动，如开放北京南堂天主教堂（1971年），和北京米市街教堂（1972年）等，供外交人员主日敬拜使用（但不允许中国信徒进入）。
出於同样的需要，政府也让一些宗教人士露面。丁光训因此作为基督教的代表，出面接待外宾。身为圣公会主教（浙江教区，1955年），丁光训必须和政府保持政治上的统一口径。在70年代的涉外谈话中，他反覆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同时，他也实话实说∶中国基督教日益衰落，并可能完全消失。不过这样的话，是不会出现在中国公开的报刊上的。
中国教会哪去了？她真的已经衰落并消失了吗？
我们再来看看家庭教会。三自运动之後，一批基督徒不愿意加入三自教会。他们组成家庭教会，消失於公共视野。也许正因为家庭教会不具公开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没有受到红卫兵运动的直接冲击，而且在最狂热的时期，家庭教会也没有停止聚会。
然而，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没有人可以置身度外，也没有世外桃源。这是人和人之间关系高度紧张的时期，人人自危，甚至亲人之间也常常相互举报。1975期间，在上海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婚礼当晚，新郎向新娘传福音。第二天，新娘就举报了他。政府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新郎10年徒刑。这种举报亲人的事，当时屡见不鲜，乃是文革期间人际关系的真实写照。
因此，家庭教会的聚会必须更加秘密，更加不为人所知。不少教会，将聚会时间改为半夜或凌晨。聚会的地点，或者在荒野无人处，或者在布置得密不透风的房子里。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是单线的。除了在教会内，没有人敢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免得有人告密。
对於政府来说，所有的家庭聚会，一旦发现，立即取缔；无论是家庭教会的领袖，还是信徒，都立即逮捕、判刑和劳改。地方政府和家庭教会之间的关系如同捉迷藏。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发生了很多令人感动、赞叹、流泪的事情，见证著上帝的带领。但是，从这些故事中，我们也看到，家庭教会就像见不得人的秘密组织，东藏西躲。没有公开的福音宣讲，没有基督徒身分的宣告。圣经不在桌面上，信仰深藏不露，聚会偷偷摸摸。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除了赞叹上帝在家庭教会中的作为，除了相信上帝在历史上的主权，还是禁不住要问∶这就是中国教会吗？难道上帝要在中国建立秘密组织？如此，耶稣的名何以彰显？
也许，我们至少可以说，家庭教会是中国教会的小小侧影。但是，中国教会哪去了？
何为教会的基石
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1517年），涉及了教会根基的争论。根据罗马教廷的说法，教会是建立在教宗身上的。这个说法，是以《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为据——耶稣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意思是‘石头’，编注），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太》16∶18）
彼得是罗马教会的创始人。早期教会在传承上有一个基本的理论，那就是，我们所信的来自於使徒所传的。使徒传承就是圣灵的洗礼。在仪式上，使徒按手传承圣灵，称为按手礼。历代的每一位罗马主教（教宗），都在按手礼中，从使徒彼得那里承传圣灵。这个从使徒那里传承下来的圣灵，乃是教会的基石。历代罗马主教既然承传了这圣灵，他们因而就是教会的基石。也就是说，教宗的权威来自圣灵，不可动摇。反对教宗的权威，等於动摇教会基石。
然而，马丁．路德反对罗马教廷的这种解释。他认为，彼得是在信心中向耶稣忏悔，因而耶稣把教会建立在他身上。而且，圣灵并不是在按手礼中传递的，而是在人的信心上进驻并与之同在的。这就是说，耶稣是把教会建立在彼得的信心上，而不是在彼得的心思意念或其他什麽因素上。只有信心，才是教会的基石。
这场争论，对新教的教会观具有深远意义。我们看到，文革期间，基督教消失於中国社会的公共视野，但是，教会还在！因为，基督信仰还在中国人的心中！换言之，只要还有中国人持守著基督信仰，中国教会的根基就还在，中国教会就不会倒塌，不会消失。而且，随著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在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中，这些中国人的基督信仰，愈发深入他们的生存，成为他们生命的支柱，支配著他们的心思意念和判断选择。
於是，我们有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见证。这些见证在上帝的计划中，必将为人所知，散发能量，把上帝所拣选的中国人召集在一起！这样的基督信仰，是在中国人的生存经历中建立起来的，是经历了考验的，因而是中国教会的真正基石。
在信心中的教会
在追踪中国教会的踪迹时，我们需要对“信心”一词有所界定。
路德谈过“信心”和“理解”的差异。他说，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那麽，我们对经文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救恩。路德鼓励信徒大胆地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生活。
信心是连接我们和上帝的通道。上帝藉著我们的信心，祝福并带领我们，而我们在信心中领受上帝的祝福和带领。当然，人是在理解─判断─选择中，进入生存的。这就是说，神的祝福必须转化为信徒的理解─判断─选择，然後才能进入信徒的生活。
在路德看来，只要在信心中，这些理解─判断─选择，尽管不同，但都得祝福。而我们也发现，正是在信心中，中国教会的根基越来越扎实，一步一步地走出死荫幽谷。
对此，有几个代表性人物的信仰生命历程，是很好的说明。
我们先来看看吴耀宗。在三自运动，吴耀宗成为中国教会的领袖。对此，王明道公开声明不予承认，认为吴耀宗属於“现代派”（自由派），因而是不信派，无法与之同伍（这是他不加入三自教会的主要原因）。吴耀宗对於自己属於现代派这一点并没有加以否定，但认为那只是神学立场之争，他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基督信仰。即使三自教会在文革期间，无法举行任何宗教活动，他仍然相信教会一定还会复兴。有一次，吴耀宗对三自教会的几个核心人物说∶“教会里人愈来愈少了，可能还会少下去。只要有50个像我们这样的人存在，基督教有一天还是会复兴的。”（据罗冠宗回忆）
就历史进展而言，中国教会80年代的复兴之路完全超出了吴耀宗的所思所想，并没有依靠他心目中的那50位。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信心，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昨夜心神不安，经长时间祈祷，心境复趋平静，得到的启示∶信靠上帝，一切的事都将对你有益。”（1964年3月11日）
他一生做的最大的事便是建立三自教会。因此，三自教会的生存和发展乃是他心中最大的负担。吴耀宗（以及那些与之同工的三自教会领袖）的信心和负担，就是三自教会在改革开放之後，恢复和发展的动力。
王明道第一次进监狱的时候非常害怕，略被威胁就答应政府，出狱後为三自教会工作。但是，出狱之後，他发现无法违背自己的信仰去实现这一诺言。於是他主动要求重新入狱。他1963年9月21日被判无期徒刑时，他发现自己被逼上绝望的境地∶既得罪了人，又得罪了神。
从这个时刻起，他才真正地把自己交给上帝。正是这个信心，使他在接下来的监狱生活中，能够心平气和，说心里想说的话，做该做的事，甚至和监狱的管理员和干部争论。
在狱中，王明道感觉到的压力是，政府要求他放弃信仰。政府要求王明道改变对三自的态度。但是，王明道认为，三自运动是由一批不信派发起并领导的，接受三自教会就是放弃信仰。
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让他的国学知识有了显露的机会，令监狱干部大大地吃惊和敬佩。1979年，王明道了解到，他的事已经成了中国的外交事件（因为德国和美国都报导了）。於是，他在争论时愈发有底气，他宣告∶“我的事情是个大冤案，就跟岳飞的冤案差不多。” 政府要释放他时，他坚持讨个说法，拒绝出狱。最後，监狱管理员费尽心思把他骗出监狱。
王明道在长期的监狱生活中，持守了自己反对三自运动的立场。他相信，上帝一定会为他伸冤。他已经不去想中国教会的问题了。对他来说，三自运动已经把中国教会给毁了。而家庭教会的存在，他毫不知情。因此，他所持守的，仅仅是他个人的信仰。然而，当中国教会复兴的时候，我们看到，王明道的个人信仰，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动力。
倪柝声则不愿意和政府对抗，甚至愿意合作，并参加三自教会。但是，他向政府控告，三自工作组在“控诉运动”期间，把宗教问题政治化，破坏地方教会。他因此被捕。政府对待倪柝声，似乎没有像对待王明道那样有耐心。进监狱之後，倪柝声相当配合监狱管理，不久就被任命为小组长，带领小组成员学习各种政治文件。尽管如此，监狱管理阶层却从未放松对倪柝声的监管，甚至不允许他开口祷告。
1967年，倪柝声的15年刑期已满（从1952年被捕算起），却未能被释放（他一直盼望出狱）。1972年，倪柝声因心脏病逝世，却被监狱方面鉴定为自杀，根据就是他的枕头下发现如下留言∶“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
倪柝声接受了政府强加给他的罪名，不加申辩，相信这是上帝的主权所允许的。无论他的生活境况如何，他都深信，他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这是一种完全的交托和绝对的顺服！
但神似乎遗弃了倪柝声。20年的监狱生活，除了折磨之外，倪柝声似乎没有得到任何其他的看顾和怜惜。这种折磨的意义，似乎仅仅在於准备他的死。然而，倪柝声的信仰没有动摇。他深信这就是他的十字架道路。我们看到，当他走完这段路时，他就高高地举起了耶稣基督的名字！
中国教会没有消失！中国教会因为这些中国人的信仰还在！中国教会就在他们的信心中！
作者现为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历史神学教授。
本文选自《举目》5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