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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屈原遇上约伯——端午节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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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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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78年,战国时期的楚国已国势衰微,楚怀王在位时,屈原在内遭遇佞臣排挤,受到楚怀王冷遇,襄王继位后,屈原遭受的迫害日趋激烈,放逐江南。公元前,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终感无力回天。五月的某一天,他独自来到汨罗江。做出这个决定,无人知道屈原经历的思想挣扎,但又能如何?一个人与一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大多数以这个个体的悲剧而结束。他只有选择这一条唯一的道路。

这条路,也是所有对地上的国绝望之人选择的路。文革时投湖自尽的老舍,民国时自杀的王国维,均在此列。

他们的梦,诉诸于地土。

此时的江面,平静无波,注定承载诗人的一腔热血。绝望中的屈原,无力回首这一生的路,曾经的爱与恨,对家国天下的抱负,显得如此乏力。他穷尽一生,为国家,为他所热爱的诗句,为他理想斑斓的梦。此刻,竟无法逾越这艰难的一关。

屈原含恨投身汨罗江,打破了原本平静的江面,也震醒了所有寻梦者的梦。

我们的梦,何时醒来?

2
两千多年来,屈原被注解为“爱国主义诗人”,但其实,在他投江的那一刹那,地上的国在他摇摇欲坠的心灵中烟消云散,天上的国,也并没有在他生命中成形;屈原也被注解为“浪漫主义诗人”,但其实,在他一生的经历和生命体验中,从来没有过浪漫元素。

屈原带给中华文明的卓越贡献,不在乎他华彩绚丽的诗篇,也无关乎死亡的壮烈,诚然,这些都足以奠定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屈原的深度和广度,在于他赋予中华文明“问天”的精神向度。尽管,他并没有寻索到那个非物理意义的天的背后,所发出的启示与光照,仅仅对天问的寻索,已令多少人望尘莫及。

他以开阔的笔法,写道:“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译成白话文,则是“请问远古开始之时,谁将此态流传导引?天地尚未成形之前,又从哪里得以产生?”整篇《天问》,完全以问句构成,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173个问题,读来荡气回肠。但令人们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提问固然很好,足以展示他广博的精神世界,却并没有提供答案。也就是说,屈原只是停留在自言自语的层面,以至于后世读者,读时也只是匆匆而过,并不产生思想的革新与生命的重整。

比如开篇的那句,屈原在睿智思考中,已洞察了整个宇宙的来龙去脉,他没有直接引入“创造”的概念,而是在含蓄地提问中,引导读者思考如此富有秩序的宇宙背后,定有一位比宇宙本身更伟大和智慧的导引者,祂安排和创造了这一切。有这个视角,在公元前200多年,已经非常难得,即便今天的中国,有此境界的人寥寥无几。

如果按现代心理学分析,写作《天问》时的屈原,心理状态已极为焦虑。他终生为这些问题所困,外加政局变动,内遭奸党排挤,个人前途未卜,双向压力,促使屈原做出了“相忘于江湖”的决定。

在屈原另一部政治抒情诗《离骚》中,他的焦虑、困惑、痛苦,体现得更淋漓尽致。诗人普遍具有理想主义情怀,诗人从政当属人间一大悲剧。屈原在这诗篇中,从个人的成长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言被害的苦闷与矛盾,他抨击黑暗现实,俨如精神斗士。

如果说,《天问》展现了屈原对“天”的理想高度,《离骚》则将他拉向这个与“天”相去甚远的黑暗现实中。他找不到救赎的道路,无法调和天与地之间的矛盾,以至于精神长期处于苦闷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并不是唯物主义者,若干资料显示,屈原生前曾参与巫术。在《离骚》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传说,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交织在一起。那时的楚国,巫术盛行。屈原自叙“取琼茅来卜卦”,请术士为他占卜以决疑。卜卦的结果是必须远游离开楚国才有出路。经过一番考虑,仍犹豫不决。于是再请巫师求教。之后,又经反复思索,最终决定“远游自离去”,离开楚国出游。通过审慎思虑后,诗人结束了自己的徘徊,认可了术士的“吉卦”,选择“吉日”出发。但充满憧憬的出游还是因为“眷顾楚国”而中途放弃:“曲身回首停步”。结果只能选择以死殉国,“追随彭咸归去”。

可见,历史上绝对的唯物无神论者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个体前途,或家国未来,总有仁人志士采取占卜形式,来测吉凶,周文王姬昌也精于此道。而这种不以真理为归宿,不以真神为可敬拜的,在更为久远古老的希伯来文明中,是绝对被禁止的做法。因为人类有限的智慧,并不足以认识更高层面的智慧,也不足以驾驭三度空间之外的存在。那个不属于人类的智慧,决定了是祂主动向人类说话。

有一种相通的惊奇,当他求问时,他也在求问;当他受苦时,他也在受苦;当他投江时,他也想过自杀。不同的是,他求问时,有天之外的回答,他受苦时,有来自永恒智慧的光照与安慰;他想轻生时,却有朋友远道而来,展开一场对话。

后者,就是约伯。

3
人们对约伯的认识,是通过旧约圣经的《约伯记》。关于约伯,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多有争议。如果圣经仅仅作为救赎历史,那么约伯是否历史人物已无关重要,这本书所揭示的真理足以超越历史本身;如果旧约圣经也同时是以色列民族史,约伯的历史性存在则更令人振奋,至少安慰那些无辜受苦的人,让我们在约伯的故事里,发现痛苦背后的奥秘。

《约伯记》的开篇,令所有人类的英雄楷模黯然失色,因为约伯的正直和良善,是建立在对上帝的敬畏上。“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这里的恶事,绝非人类的善恶标准,而是神在整本圣经中所设定的善恶标准,如果没有神对善恶的标准,人甚至会失去善与恶的辨别力。也就是说,约伯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也是一个物质生活相当优越的人。他不仅是物质的贵族,精神的贵族,也是灵性的贵族。

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却连番遭遇苦难,并且其中有上帝的干预。他从原先的富足,变为贫穷;从样样都有,变为一无所有;从自信,变为自卑……

和屈原的《天问》一样,约伯在苦难的境遇中,发出了对天的追问。与屈原不同,与中华文明不同,约伯以及他背后的希伯来文明,对耶和华上帝的信仰由来已久,在他们的观念和生活细节中,处处可以看到因对上帝的信靠而产生的全新风貌。

尽管在这一角度,约伯看似比屈原优越,至少,他已经寻索到那个天背后的主宰,但遭遇苦难的约伯,同样产生过自杀的念头,甚至咒诅自己的生日:“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此时的约伯痛苦到极点,他乃是性情中人,不掩饰自己的情绪,甚至忘了摩西十诫中关于“杀人”(包括自杀)的诫命。

阅读《约伯记》,处处可体会到约伯真实的心灵挣扎。他与三个朋友争辩,但约伯的三友自认为已经认识上帝,按传统宗教的观点定义约伯的遭遇,认为是他的罪带来的苦难,但约伯记开篇,描述了约伯是真正敬畏神的人,他自己也难以想通,更从朋友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直到上帝在旋风中向约伯说话,一种全新的视野被打开了。上帝以祂的威严和权能,使人类包括约伯的道德和自义被瓦解;以祂的智慧和公义,使人类包括约伯的苦难得到新的解释,也就是说,万有都是从上帝而来,包括任何人所遭遇的苦难。直到新约时代,使徒也陈明这项伟大真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一种以上帝为中心的思考模式产生了:“义人为何受苦”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这世界如果有一个义人,那么上帝的义就全然废除,当人们自以为义的时候,恰恰最远离上帝,;甚至在上帝那里,苦难本身也无须发问,因为上帝差遣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以十字架上的悲剧,参与到人类最惨痛的苦难里。祂在十字架上,与人类的所有境遇认同。

从自我的层面,转移到上帝的层面之后,约伯的思想境界和生命境界,被彻底更新:“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的简短祷文,瓦解了人类的雄心壮志,瓦解了所有诗人和君王的家国梦想。苦难过后,上帝仍赐福约伯,比先前的更多。

4
对比约伯和屈原的境遇,不免唏嘘慨叹——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的个体,其故事大致相似,结局却天壤之别。

当一个人,只活在自己的国家里,那么曾经热爱的国家,有一天会注定让你失望;

当一个人,只活在自己的道德里,那么你的道德并无法与周围的世界认同,此时,你会无所适从;

当一个人,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么外界将赋予你更大的压力,你会难以驾驭;

当一个人,只以自己的事为念,那么注定了生活中的一丝风浪,足以令你自杀谢幕!

屈原的时代已经久远。他死后,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端午节由此而来。但人们是纪念他的死?他的爱国?他的诗篇?或是别的什么?恐怕没有一个人想过这个问题。与屈原同样的自杀现象,在几千年后的当下中国社会,仍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原因大致相同——无非是对社会的绝望、对生存的恐惧、对生命的倦怠、遭遇人际关系的压力,等等。几年前,人大博导于虹自杀前,写下绝笔《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这是当代中国知识界精英仿效屈原之死发出的“天问”。他所寻觅的爱,其实就是上帝的爱,以及基于上帝的爱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爱。

这一切的背后,仍然因为我们没有走向约伯的上帝。假如时光可以倒流,还原历史现场,也许人们看到的,是与上帝相遇的屈原,合理地看待这世上的一切,包括自己,包括他所献身的国家和人民,然后选择以另一种方式,走完他余下的道路。


摘自《爱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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