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
第四章 坚城铁柱铜墙
北京的家庭聚会从1927年秋我第二次往东北工作以后便停止下来。因为我家中地方狭小，容不下那么多的人，潘老太太也迁移了住所，不便於聚会。因此到1930年夏季，北京的家庭聚会停顿已经将近三年之久。从我自山西回来，因为看见各方面的需要便决定在热天的期间先在家中院子里开几次会。聚会的时候把家中所有的椅于都拿出来仍不够座，只好连支搭床铺的板凳也都用上，就是这样，还是有人坐在地上。这样的会一共开了九次，我便外出作工，会又停顿下来。9月15日离京往西北，次日到归绥，在那里开会十一天，28日回到北京。10月1日，与那年春季开始认识的葛嘉先生Mr. A. Kok 谈话，他听见我家中聚会地址狭窄的情形，便提议请我们到他所租的房子里聚会。我因为与他们夫妇相识已经有九个月之久，知道他们的信仰和人生都与我很相合，经过祷告以后，便接受了他的建议。在10月12日（星期日）下午三时在小报房胡同四号开了第一次的会，那天到会的约有一百五十人。10月19日开过第二次的会以后，我便又外出了。
10月20日出关往四平街。预备四平街会毕以后再住别处去。不料方开会两三天，身体便软弱患病，虽然支持着工作下去，但病一日比一日重起来，勉强工作了七天。29日离四平街，次日回到北京。经过了十几日的调治休息，渐渐的痊愈起来，便暂时留在北京工作。11月19日又增加了每星期三的查经班，从这时起每周便有两次定期的聚会。这两次的聚会都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基督徒会堂落成。12月23日往张家口，在协力公会讲道五天，29日返北京。
1930年全年外出工作五次，离北京约有6个月之久。所到的省分是安徽、江苏、吉林、黑龙江、山西、绥远、辽宁、察哈尔。
1931年1月13日离北京出关，往吉林省西部扶馀县，15日晚在大风雪中乘长途汽车由陶赖昭到扶，在那里工作十天。以后到哈尔滨工作十二天，到吉林工作十一天，到沈阳工作十一天。3月6日回到北京。
3月27日往济南，在济工作六天，以后与齐鲁大学几十位信主的同学往兴隆山聚退修会二一天。4月8日返京。那些日子妻身体软弱患病，经医生诊查，系肺部不健，肋膜有水，在这时家中又发生误会。妻的痛转重不能作适宜的疗养，我的心苦痛得不能形容，但因为外面的约会已经到期，不能不前往工作，只得忍着心出行了。
5月1日离北京，次日夜间到青岛，在上海路礼拜堂讲道八天。11日经潍县乘汽车往黄县，在黄工作七天。19日晚赴烟台，转往东北，被烟台教会坚留讲道四次。21日乘小轮渡渤海，次日到大连，换乘南满路车北上，经长春、哈尔滨，於24日晨二时到齐齐哈尔，在齐工作十一天。6月4日离齐，乘洮昂路车经洮南、通辽、打虎山，换北宁路车入关，6日到北京。
6月27日再往山东，这时因为妻的痛更重，亟需休养。黄县的几位圣徒愿意接她到那里休息，所以送她到黄县小住。先到天津，乘小轮到烟台，再乘汽车转往黄县，30日到黄。我自己在7月2日离黄，经潍县、济南、蚌埠、往怀远，5日到怀。次日开始在那里夏令会中讲道，会共七天。会期中淮河水涨，先上岸，继增高，再后城也被浸入水中，教会的礼拜堂、医院、学校、都在城西的西门冈山上，所以还没有妨碍。每天都看见大批城乡的居民逃到山上来避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水灾的惨状。13日乘帆船离开西门冈。来的时候乘的是汽车，走的时候还是原来的路，却改乘帆船，可以想见水势的浩大。沿途看见房屋树木都浸在水中，深的地方到一丈多。当日下午由蚌埠乘火车北上，因为途中有几日的空闲，顺便到曲阜一游。14日晨在曲阜站下车，换轿车行十八里进城。先游城中孔庙，看见了孔子手植的桧树、孔宅故井、藏经鲁壁，大成殿，大成殿前的石柱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又参观了碑林。以后又游半毁於炮火的颜庙。最后出北门游孔林、孔墓。次日北上过泰安，在浸信会讲道三次，复乘车过济南，东行经潍县，回黄县，因为沿途劳累，天气炎热，病了几天。
从7月21日起，在黄县工作了十几天。8月7日离黄往烟台，在烟台讲道十五天。25日乘小轮到天津，换车返京。在京停留了一个半月。10月10日再往山东。由天津乘轮船往烟台，13日到蓬莱，自当日起在那里工作八天。21日回到黄县，小住两日，24日往掖县工作八天。31日妻携小儿由黄来掖。11月2日偕妻与子离掖县，乘汽车赴潍县，换胶济车到益都，住一夜，次日讲道两次，下午便离益都到济南，在商埠中华基督教会工作八天。11月13日离济南住滕县，在华北神学院工作十一天。25日离滕，过武进，小住二日。28日与妻携子到杭州岳父家。这时候妻的病因着在黄县几个月的休养已经见好了不少，就决定暂不北返，在杭多休养一些日子。这时候我因着多日的疲劳患起扁桃腺炎来，病了半个多月才转好。12月18日只身离杭，到沪小住三日，21日乘车北上，23日到北京。计1931年全年外出五次。在外约有8个月之久。所到的省分有吉林、辽宁、山东、黑龙江、安徽、浙江。这一年中妻患重病，在家庭中忍受看严重的试炼，我的心中也受到相当的痛苦。幸而妻的痛到年底已经转好。
1932年1月在北京除了每周家庭聚会以外，还被邀在亚斯利堂讲道一周，在道济医院讲道一周。2月8日离北京到鲁西济宁，在浸信会工作八天。20日到海州，在海州工作十一天。3月6日起在扬州工作十二天。21日返京，在京只停留了十几天。4月8日又离京经济南、潍县往黄县，自12日起在华北浸信会神学院作短期讲课十六天。30日往烟台，讲道三天。5月6日乘汽车往潍县，换乘火车往济南，南下往南京，换乘长江轮船西上，10日到汉口。11日上午因为候车得半日暇时，到武昌，登蛇山，游黄鹤楼。下午乘粤汉路车南下往长沙。次晨过汨罗江时，想起三闾大夫屈原的故事。十时到长沙。在长沙一共停留十七天，每日午前先后在长沙圣经学校、循道会、长老会、内地会等处讲道。每日午后在东牌楼循道会对全城信徒讲道。会期中间休息一天，游岳麓山。30日离长沙返汉口，次日乘京汉路车北上，6月3日到北京。
6月17日离北京，次日到郑州，19日在郑讲道毕，乘陇海路车到开封，工作七天。28日离开封，往尉氏县乡间张市镇。路过历史名地、中国四大镇之一的朱仙镇。镇已凋敝不堪，使有其名，镇内尚有岳庙，建筑壮丽。在张市讲道六天，7月3日晚返开封。次日往郑州，在郑州讲道七天。12日北上，次日到北京。
8月7日离北京往牯岭，乘京汉路车，到邯郸站的时候因为路轨被水冲毁，原车折回北京。次日改道津浦线南下。10日由南京搭江轮西行，12日到九江，登庐山，到牯岭灵修会所。自当晚起在灵修会讲道十天。23日会毕由原路北返，26日到北京。
9月下旬应广州浸信会的邀请，南下赴粤工作。21日乘京沪通车往上海，24日到杭州。会见一别九个多月的妻与子，在杭小住二日。28日由上海搭乘芝巴达号轮船往香港。30日船到台湾基隆港上货。因为上海有虎疫，搭客不准登岸，只得在船上远眺山港美景。10月3日到香港。当日乘港九路车往广州。在广州停留一个月零六天。先后在培正中学、培道女中、水母湾兴华教会、浸信会广肇联合灵修会、东山浸信会、八约礼拜堂、河南堑口浸信会、培贤女子神道学校，基督徒灵修院等处工作，11月9日离广州往香港，在坚道浸信会讲道九天，最后两天患头晕病很重。19日离香港搭轮船往澳门，在澳门浸信会讲道三天。澳门地方不大，但有五多：赌局多，烟馆多，当铺多，妓楼多，白鸽票店多。真可说是诸罪丛薮，众恶聚处。市内有两处有历史价值的地方：一处是十七世纪初年所建筑的一座罗马教堂的遗迹。这座大堂在多年以前被火焚毁，但正面的墙壁和刻像仍然完好，墙壁顶上竖立着的一个十字架也没有损坏。柱石上刻有1602字样。可知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另一处是新教会第一位到中国来的传道士马礼逊先生的坟墓，墓在Protsetant Church and Cemetery园中 。墓上只有很简单的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Robert Morrison,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China」字样。22日返香港，次日乘法国邮船Aramis回上海，26日到沪。28日回到杭州，在杭小住半月。12月13日偕妻与子离杭过沪北上，16日抵京。从妻离京到黄县与杭州养病，到回北京，已经将近一年半之久了。妻的体健已经大见好转，我自己这半年多却屡次患头晕，经医生诊查，说是血压过低，又患贫血。12月下旬左眼患虹膜炎，几乎失了明，到次年1月下旬才完全痊愈。
计1932年全年外出共五次，在外有七个半月。所到的省分有山东、江苏、湖南、河南、江西、广东、浙江几省。这一年的9月中旬老友陈子诰先生因脑溢血在天津逝世。我与陈兄相交有十六、七年之久。我们最初相识的时候我不过只有十五、六岁。他看我是一个热心有希望的青年，我敬重他的道德学识。我们虽然平日相离几百里路，很少有机会见面，在灵中却是知心的好友。当我为要受浸在保定被逐出校以后，他是第一个了解我的人，也是第一个向人为我作见证的人。可惜在他逝世以前的几年信心不坚，工作也失去了目标和能力，心中多有怀疑和苦痛。当他逝世以前不多些日子曾两次到北京，亲口告诉我这些事。我也恳切劝告他应当向神求复兴，不可再这样拖延下去。7月底他还在我家住了三天。9月13日晚间九时半，他离开我家中的时候还说希望不久见面，谁想到就那样别离了。当我10月4日在广州工作的时候才得着他去世的消息，那一夜就没有睡多少时候，以后接连看几天精神不能正常，一方面想念老友，另一方面因为在他刚逝世以后竟没有得着半点消息，以致未能前往送殡，引为一件极大的憾事。在主里彼此知心、能够互相扶助的好友是神珍贵的恩赐，忽然失去了一个，焉能不心中痛苦呢?
1933年的春季，北京的工作有了新的开展。因为我在广东的时候，宋尚节先生来北京讲道，有许多人悔改信主，也有许多信徒得了复兴。他在临走以前介绍信徒到我们的地方来聚会。及至我从广东回来以后，便发现我们聚会的地方已经感觉太小。不久借到隆福寺街五号社交堂的房子，从2月19日移到那里聚会。4月23日又移到新租的前炒面胡同甲二十三号的房子里聚会。那所房子后院是五间北房，拆通了可以坐到将近二百人，院子里还可以容纳一百人上下。聚会既有了较为宽大合适的地方，到会的人数也增加到三百人左右。每周聚会次数也由二次增至四次。
4月1日到7日在济南齐鲁大学学生中间作工七天，以后回北京。5月3日又离北京南行，过南京、镇江、往江苏泰县作工八天，在扬州讲道七天，在镇江领会七天，6月1日回到北京。10日我们中间第一次受浸的六位圣徒在西郊颐和园外的河中受浸。6月16日再外出往河南郑州，在浸信会工作八天。26日离郑东行，经徐州、蚌埠，往怀远，在学生夏令会中讲道七天。后往宿县，在宿工作六天。7月10日离宿县北上，11日到沧县，拜谒老友陈子诰兄的老母亲，次日去看子诰兄的坟墓，并在沧讲道一次，当晚到天津小住两天，14日返抵北京。7月30日到8月13日在北京开第一次夏令讲道会半个月。此后每年夏季都有十天或半个月的聚会。
这年春季有一个可笑的谣传，说我在南京一个礼拜堂中讲道的时候忽然患病，跌在讲台上便断了气。这个谣传似乎是从山东起始，往北过了渤海，传到辽宁、吉林、黑龙江，往南传到河南、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华中的各省。有许多人从各处写信来讯问这件事。有一些人写信给灵食季刊社，又有一些人写信给我的妻子，讯问我健康的情形如何，请给他们一封回信。有些人在信中说听见我去世的消息，讯问是否真确。一位弟兄从沈阳拍电报给北京一位弟兄，电文说，「王明道死，确否?电复。」有一位弟兄寄来一张支票给我的妻子，作为给我治丧的赙仪。有一位弟兄写信来安慰我的母亲，并且请她把我去世的详情写给他，因为他们预备在哈尔滨给我开追悼会。烟台一位姊妹写信给北京一位姊妹，说她听说我跌死在讲台上，请她来到我家打听这件事。过了一两天，她又来第二封信，述说她先听见的是谣传，后来听见了真情，乃是跌在讲台上昏了过去，不久又苏醒过来了。一位弟兄听见这个消息，把我从前送给他的像片挂在墙上，看着像片哭。一位姊妹赶快搜集旧存的灵食季刊和我给她的几封信，把它们收藏起来说，「好好收着这些东西罢，今后再听不见王明道讲道了。」又有一对夫妇听见这个消息一天没有好好吃饭。这几件事都是后来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亲自告诉我的。还有许多人为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祷告，求神安慰她们。另有几位圣徒在那里筹划怎样赡养我的老母、寡妻、和幼子。这一年中所听见的可笑的消息多极了。没有人能在生前知道他死后的情形。那一年我竟有这样一个好机会能知道一些，这真是很难得的经验，也更使我知道事奉神真是上算的事 。
8月23日应美以美会妇女传道会的邀请到天津讲道五天。9月2日岳父母由杭州来北京，小住十八天，20日南返。北京的工作自从移到新租的房子里聚会，便日见繁忙起来。10月应东北信义会的邀请，往普兰店信义会大会讲道。九日离北京到塘沽，十日由塘乘轮船东行，次日清晨到大连。11日往普兰店，当日开始讲道一共八天。19日到金州讲道三天，以后到大连三天，旅顺三天。28日到营口讲道六天。11月4日到沈阳工作八天，离沈后到吉林讲道六天。以后过长春、沈阳，稍作勾留；24日回到北京。12月1日又往山东，经济南到青州，在青州工作十天。回来的时候到济南，与齐鲁大学信主的几十位同学聚会一日。14日到北京。
1933年一共外出工作六次，在外面有四个半月。所到的省分有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河北、辽宁、吉林。本年中北京的工作移到自租的房子里聚会，开始有人受浸，工作也特别进展。因此也就使外出工作的机会减少了。
1934年北京的工作更加繁忙。2月下旬应上海清心堂的邀请，23日南下，从25日起在清心堂讲道十二天。会毕到杭州小住四天，3月16日回北京。31日往济南，自4月1日起在南关讲道九天，以后到周村工作九天。20日到泰安，休息了几天，23日登东岳泰山游览。从25日起在泰安讲道九天。5月6日起在潍县讲道九天。15日返济南讲道两次。18日回到北京。由济南回北京路过天津的时候，有天津基督徒布道团的负责人十几位到车站接洽，要求从速到津开会。因此回北京的次日便又往天津，在天津讲道十四天。这十四天的会因为布道团没有固定的地方，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开的。6月4日回到北京。
6月21日乘京汉路车往河北顺德工作八天，自7月1日起在山西平定讲道八天，10日回北京。14日又往天津工作两天，17日到北戴河海滨。因为多日工作疲劳，许多圣徒劝我休息几天，才勉强挪出几天的时间。在那里住了十天，每日与几位素识的圣徒谈谈话，读读经，学游泳对体健确是有不少补益。27日回到天津，讲了一次道，次日回北京。
8月1日在北京开第二次夏令讲道会十四天。15日偕妻往上海，因为岳父患胃癌，病重需作手术治疗，恐怕有危险，来信希望妻去看视。17日到上海，岳父在红十字会医院割治，已经瘦弱不堪，十分痛苦。8月20日在浸会庄夏令会中讲道十天。25日岳父由全家护送回杭州。31日起在守真堂讲道十天。岳父於9月4日在杭州逝世。我当日赶到，次日亲视入殓。但因为上海的会不能中止，所以在岳父入殓以后又赶回上海领会。那时回想我在九年多以前在这个地方认识了这位敬虔可爱的老人，心中便发生无限的感慨！回上海的时候本预备再返杭州送殡，但因为工作的紧急和会众的需要，竟不能不忍痛留沪继续开会，以致不能亲身送这位老人入土。为在神的工作上尽忠，便不能尽孝。其实如果这位老人在世的时候，我若拿这种困难去向他请教，他一定会告诉我说，「只管继续讲道，不必回来照料我的后事。」想到这里，我就心中稍得宽慰，不觉得是什么重大的遗憾了！守真堂会毕，於9月11日返杭，到岳父的墓地看视，想到老人待我的慈爱，我不能不哭泣了。12日到海宁观潮，以后又在杭州住了几天。19日与妻北上，过济南下车讲道两天，25日到天津住两天，27日到北京。29日再往天津工作五天，10月4日回北京。
10月14日又离北京南下，17日由上海乘杰斐孙总统号轮船往香港，20日到港，当日乘广九路车到广州，在东山浸信会堂讲道十二天。11月2日乘江轮溯西江西行，次日到广西梧州，自4日到13日在梧州工作十天。14日有桂林浸信会的包君从桂林开汽车来接我到那里去。领完早会便起行，过勾漏山，看见极美丽的山景。当晚住在贵县，次日晚住在柳州。第三日过阳朔县，看见更美丽的山景。广大的原野中矗立着无数挺拔陡峭的山峰，具有种种不同的形状。最奇特的是那些山峰大部分都是岩石构成，有的直立像柱子，有的上面微尖像竹笋，有的像兽蹲伏，有的像人站立，与我们平日在各处所看见的山岭大不相同。这些山虽然大部分是岩石构成，可是上面却长满了茂草与树木，乘汽车驶行在这个地方，宛如身在画中，真令人流连不忍离去。三天的旅行过江达十次左右。江上没有桥，汽车需要上渡船，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每次渡江要费一二小时之久。16日晚间天已大黑才到达桂林。三天一共走了一千五百多里。
自11月17日起在桂林讲道十天。自梧州到桂林往返需要六天的行程，开汽车接我的人需要走两个往返，共十二天的行程，六千里的长途，还要消耗大量汽油，为这十天的讲道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住在交通便利的城市中的信徒常得机会听道，也许从来不会想到这是神多么大的恩惠！在桂林的时候每日讲道两次。休息的时间承那里弟兄们的厚意，邀请游览独秀峰、叠彩山、象鼻山、七星岩山洞，洞既大又深，两个向导拿着火炬领路，洞里遍布石钟乳，结成各种奇形怪状，不亲自游过的实在不容易想像这种瑰丽的美景。走四十多分钟才从洞的另一端出来。又游览桂山、隐山六洞、伏波山、象山、水月洞、虞山、韶音洞。「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确实一点不错。杭州有一座「飞来峰」，就使游西湖的人啧啧称道，广西境内不知道有多少「飞来峰」呢！
27日离桂林，当晚住柳州。次日到贵县，包君得家中电报，促他急返桂林。我於29日改乘长途客车前行，当晚到郁林，住在郁林酒店。（两广称旅馆写酒店，并不是卖酒的店铺。）不料这个旅馆竟是一所半娼寮、半旅馆的营业。这一晚的停留实在苦不可言。30日启行，途中汽车过桥遇险，因为工人正在修桥，看见汽车来到，便把木板浮摆在桥上，汽车把木板震起来，车的一个后轮掉在桥孔里，撞伤一个旅客的面部，我的左耳只受了一点轻伤，晚间平安到了梧州。12月1日在梧州讲道两天，下午乘江轮东下，翌晨到三水，换乘广三路火车到广州，再换广九路车，下午四时许到香港。晚七时半在香港浸信会讲道，以后继续讲道十一天，再后又在九龙诸圣堂讲道两天。十六日乘法国邮船Ander Lebon号北上，19日到上海，去杭州住一日，以后北上，24日到北京。这次外出一共七十多天，往返约二万里路。两广的天气还是像北方夏秋之交，遍地是绿草红花，穿的最多的时候不过是一层袷衣。一到北方已经是草木枯凋、一片黄沙、冰雪遍地、棉衣不暖了。
1934年全年一共外出七次，在外边有七个半月。所到的省分有江苏、山东、河北、山西、广东、广西。这一年头晕的痛渐渐痊愈，却又换了胃痛的病。一年之内接连犯了好几次。吃的东西稍不适宜，便胃痛发作，有时痛得忍受不住，在床上辊来辗去。
1935年1月21日到26日被约到西郊海淀讲道六天。2月4日在北京开布道会七天。2月16日离北京赴山西，17日起在太谷工作十天，在清源工作八天，3月8日回到北京。21日又离京往济南，自22日起在东关讲道八天。30日往安徽宿县，在宿工作八天。4月8日过徐州往开封，自9日起在开封尹任先先生家中开家庭布道会十天。4月19日乘陇海路车往西安，先在东关讲道九天，后在城内端履门街讲道八天。会期间有两三天的休息，往游临潼县的华清宫遗址，在华清池温泉沐浴，凭吊秦始皇陵。陵像一座小山，在全国各地最大的坟，要算这座始皇陵了。但它的上面不但没有石碑，就连一小块竖立的木牌也找不到。如果没有人指示，任何人绝不会想到那是并吞六国、统一天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秦始皇的陵墓。世上的荣华富贵不过如此，人怎么竟不觉悟呢?又有一天到咸阳游周文王陵、武王陵、康王陵、周公墓、又看见一些高大的汉陵。也曾游慈恩寺大雁塔、荐福寺小雁塔、城南草堂、碑林、汉儒董仲舒墓等等古迹。5月9日晚离西安，次日回到开封，工作六天。17日到济南，在齐鲁大学学生中间讲道两天。20日到山海关内昌黎县工作四天，25日返北京。27日往天津，在南开大学学生中间工作四天。6月20日又到天津工作四天。
6月26日广西宣道会的黄原素先生来北京，住在我家中。29日我们一同往北戴河，在灵修会中讲道十天。会毕原素兄南下，我出关往营口去，在那里工作七天。7月21日晨回到北京，从当日起开夏令讲道会十二天。8月1日会毕，5日南下，乘京浦通车到南京，溯长江西上往九江，10日到牯岭，开布道会九天。20日离牯岭，经原路北返，23日到北京。27日往大同工作七天，会毕停留一天，游云岗石窟，参观北魏造像。9月5日回北京。
9月20日离北京，次日到洛阳，在信义会讲道八天。会毕休息一天，游洛阳南伊阙，参观山旁北魏石刻，又游汉寿亭侯（关羽）墓，次日上午游佛教入华后所建的第一座庙白马寺，寺在洛阳城东。下午乘车东行，10月2日到商邱，自当日起讲道八天。以后到开封，在内地会讲道七天，21日到郾城开会九天。10月30日由郾城乘汽车到周家口，当晚讲道一次，次日乘汽车行二百八十里到安徽阜阳，在阜阳讲道九天。11月11日离阜阳乘汽车往蚌埠，本希望当日下午到蚌埠，不料才走了一半路，到蒙城下起大雨来，道路泥泞，汽车不能开行。因为天色阴沉，汽车可能等候几天之久，不得已雇了一只帆船，顺着涡河往前航行。早晨开船，天黑便停在市集附近。正好遇着逆风，船夫拉纤，一小时只走五六里路。走了两天半，才到了怀远，换乘小轮到蚌埠，乘津浦车到浦口。15日由南京乘江南铁路火车往芜湖，在芜工作六天半。22日乘湘和轮西上，次日到九江。24日乘南浔路火车往南昌，在南昌两处礼拜堂讲道九天。12月3日回到九江，乘轮西行，次日到汉口。因为下午没有会，到汉阳一游，5日起在格非堂讲道八天。13日乘京汉路车北上，次日回到北京。这次外出共八十五天，到了四省八个城市。
1935年全年共外出工作六次，离北京约八个月之久。所到的省分有山西、山东、安徽、河南、陕西、河北、辽宁、江西、湖北。
1936年1月26日至2月2日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八天。2月7日赴绥远省萨拉齐，在那里讲道八天。17日到包头工作四天，22日返北京。这年春季，北京聚会的地方定名为基督徒会堂，在市政府公安局备案，又在社会局立了案，又进行购地建堂的事，因此必须多留在北京。所以对外面各处领会的邀请大多数只好函辞。4月24日外出，乘京汉路车南下，当晚在邯郸下车住一夜，次日早晨进邯郸城一游，看蔺相如回车巷，巷有两条。一巷外墙上镶有石碑一块，是明朝万历年间立的，上面刻着「蔺相如回车巷」六个字。当天乘汽车往大名，住一夜，26日往濮阳，自当日起讲道八天。5月3日下午起行，当晚到道口讲道一次。次日经新乡南下，又次日到信阳，在义光女子中学讲道九天。13日下午离信阳，乘京汉车北上，次日到北京。5月内北京基督徒会堂买妥史家胡同四十二、四十三号的房子。23日到天津，参加24日基督徒圣会所献堂典礼，并继续在那里讲道七天。
6月21日乘京沪通车往上海，24日由上海搭海亨轮往汕头，27日到汕头。从当日起在那里工作十天，每日上午过海到角石开会，下午回汕头讲道。7月6日离汕乘小轮往香港，次日抵港，乘广九路车到广州，当晚换乘小船西行，8日晨到南海县境内的官山墟，在希伯仑会讲道七天。会期的末了得机会一游白云洞，十丈飞瀑，确是奇景，又曾一度登西樵山。15日夜间身体觉得不舒适，起来又觉得头痛，当日早晨乘小轮返回广州。这次到广州是应港粤培灵会的邀请，要在广州、香港两处各讲道八天。不料到了广州就患起病来。16、17两日已经不思饮食，屡次呕吐。17日体温高至一百零二度二，夜间不能睡眠，但仍支持着讲道两日。到18日病更重，19日入关相和医院住一天。20日又讲道一次。21日入两广浸会医院住两天，病更转重。我那时想到应当趁着还可以勉强起床的时候赶快回北京调养，因此在23日下午由两位弟兄陪同乘轮船由广州到香港，预备到香港的次日就乘加拿大皇后轮往上海。不料到香港的那夜，体温上升到一百零三度，次日不能起床。到这时候知道实在不能支持旅行，只好安下心来在香港一位圣徒家中调养。26日承一位弟兄介绍一位中医来看。服了一剂药，当晚体温便下降到九十九度多，次日退至九十八度六。已经不思饮食十一天之久，这时忽然转变欢喜吃东西了。次日再服中药一剂，没见什么功效。到28日病更见轻，食欲大见增进。从31日起开始在香港培灵会讲道。第一天去讲道，由别人扶上汽车，到会堂再由人扶下汽车，扶到台上，两腿软弱得几乎不能站立。但到了讲道的时候竟不觉得有病。一共继续讲道八天，中间还到广州去了半日。8月7日乘俄罗斯皇后号轮船北上。9日到上海，10日到杭州。11日由杭州往南京，12日离南京乘轮船西上，14日到九江，往牯岭。当登山的时候，因为轿夫爬山很费力，只顾体恤他们，竟忘记了自已患病才痊愈不久，下了轿子，一气步行登了九百二十七层石阶，因为过度疲劳，到了山上当晚竟又患起病来。从那天起勉强讲了五天道，到第六天，体温升到一百零一度半，已经不能起床，但因为找不到代替我讲道的人，所以我决定请人把我抬到讲堂，讲完道再抬回宿舍。次日又是这样抬去抬回。到第八天体温增高到一百零二度半，再不能坐起来自然更不能讲道了。十天的灵修会只领了七天。24日下山，经九江到汉口，换乘京汉路车北上。一路发热，热得昏昏沉沉。从牯岭到汉口有几位信徒沿途照应。从汉口登车北上便只有我一个人，勉强支持着到了北京。
27日夜间到北京，这里的圣徒们得着汉口的电报，到车站把我扶到汽车上。一到家中卧在床上，便有半个多月不能起来，直到9月中旬才见好转。9月20日到会堂参加聚会。21日到香山小住十天，到10月里才开始工作。这次病见好以后，因为下地走路太早，两条腿时常感觉疼痛。大家都劝我穿厚裤子，使腿温暖。10月半有几位圣徒要求受浸。因为季节已近深秋，越往后越冷，他们又不愿意等到明年春天受浸。那时我们因为还在租房聚会，堂里没有浸池，需要到河里去。我因为腿痛，不敢下到寒冷的河水里去。但经过祷告以后，我在10月17日放胆下到河里去，为七位信徒施浸。说也希奇，在深秋寒冷的河水中站了十几分钟之久，我的腿痛不但未曾转重，从那一天起竟完全得了痊愈。
11月6日乘京汉路车往安阳，（彰德），在那里讲道八天。16日离安阳到石家庄，次日乘正太路车到太原，先在南关讲道八天，后到城内讲道六天。会期中承二位弟兄邀请游晋祠。12月1日夜离太原，次日晚回到北京。这一年北京「基督徒会堂」在市政府社会局立了案，并购妥地址，预备建筑会堂，所以外出的时间较前减少。全年一共外出五次，离北京四个月有半，所到的省分有绥远、河北、河南、广东、江西、山西。夏秋患病两次，卧床和调养占去了约有2个月之久。
1937年1月24日离北京南下，次日赴济南，在齐鲁大学与浸信会各讲道一次。26日离济，次日到上海，28日到松江，从29日起在监理会女传道会年会中讲道七天。2月5日到杭州住一天。6日到上海，被布道团坚留讲道四次。7日夜离上海北返，9日到北京。12日起开春季布道聚会十天，以后筹划建堂的事，事工就更见繁忙。
4月5日乘京浦车南下，次日到泰安，工作六天。自13日起在济南浸信会讲道六天。自21日起在潍县开会五天。26日由潍返济，当夜南下过徐州，次日在陇海路柳河站下车，乘汽车往鲁西曹县，在那里工作七天。5月4日晚回到柳河车站，乘陇海路车西行，次日晚到西安。7日上午在西关协同会讲道两次，下午四时二十五分乘欧亚航空公司十九号巨型机飞往兰州，飞三小时零十分到兰。先在兰州内地会讲道六天，14日乘货运汽车往临眺。15日起在临洮工作八天。24日骑马北上，二百一十里路共走了两整天，到兰州以后已经疲乏不堪了。27日乘飞机回西安，讲道七天。6月4日乘车到郑州，换京汉车北上，次日夜间到北京。这次外出整两个月。
回到北京以后，看见基督徒会堂的新建筑已经进行到三分之一左右。6月28日往天津，在圣会所讲道六天。7月2日夜车返北京。这时候会堂的建筑工程已经将近完成，7月底竣了工。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28日近郊有激烈的战事，当夜二十九军撤退。8月1日新堂奉献聚会，到会的人有五百左右，接连开了十八天的会。因为那时华北华中各地都有战事，交通也都隔绝，所以后半年的约会都只得作罢，就留在北京工作直到年终。在战事的时期人心都惶恐不安，所以神将我留在北京也是有祂的美意。1937年前半年外出三次，共在外面2个月又22天，计到江苏、山东、甘肃、陕西四省。后半年全留在北京。
中日间的战事发生以后，各地的交通不像以前那样便利，因此外面的工作也就受了限制。日军占领区和自由区交界的地带都遭到封锁。虽然也有许多人用种种方法通过封锁线，我却不能因为要去作神的工而说谎，因此只在占领区内的一些地方工作。
1938年1月31日起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七天。2月14日起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一天。4月26日起在唐山丰滦中学讲道八天。5月4日起在昌黎城内福音堂讲道七天。11日返回北京。6月28日起在天津仓门口中华基督教会讲道七天。7月25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8月7日基督徒会堂院内的小楼建筑完毕举行奉献。18日到北戴河海滨小住两周。9月、10月留北京工作。11月9日赴济南，自10日起在商埠浸信会讲道七天。17日往济宁，当日起在城内浸信会开会七天。24日返北京。12月2日往绥远省萨拉齐，自4日起在萨县内地会讲道六天。自11日起在在归绥旧城内地会讲道六天。自18日起在包头内地会开会六天。25日返北京。1938年外出工作五次，在外共七十三天，计到河北、山东、绥远三省。
1939年1月9日再往西北，自10日起在绥远省卓资山工作七天。自18日起在山西大同领会十天。28日回到北京。2月19日起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七天。27日起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天。4月5日离北京往青岛，自7日起在崇德、文德两个中学校布道十天，又在浸信会讲道七天，21日回京。5月2日偕妻到张家口，自3日起在美普会开会八天。12日返北京。妻因为患病体弱，在5月29日被几位姊妹接到会堂小住。6月10日我应香港浸信会的邀请，赴港工作。11日由天津乘盛京轮南下，15日抵沪，20日乘法国邮船阿岛斯号往香港，22日抵港。休息两天，以后在坚道浸信会讲道六天。7月1日至10日在九龙山林道浸信会新堂讲道十日，自11日至21日在九龙城浸信会讲道十一天。22日再返坚道浸信会讲道五天。30日离港，乘柯立芝总统号轮船北上，8月1日到上海，3日离上海，乘裕生轮北返。8日到津，换车返北京。自8月14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10月8日往上海工作，妻因为患病已有好几个月，趁机会回南休养，当日乘火车到塘沽候船。那时因为津浦线很久不通车，南北来往的旅客都必须走海路，所以轮船上拥挤异常，加以天津水灾很大，旅客都必须在塘沽上下船。偕妻到了塘沽以后，住在小旅馆里，因为候船的旅客太多，所以请旅馆的人为我们在院中搭了一个床铺。那时正在大水之后，遍地都潮湿异常，又赶上秋季天寒，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所盖的被子都被露水沾湿，这样一连睡了三夜。11日到码头候了一天船，仍是不能上去，当晚再回到旅馆来。第五天登了驳船，但因为风大不能离津，又在小船上露天睡了一夜。13日未明，登顺天轮，开行南下，途中风浪很大，妻与我都晕船，呕吐多次。16日下午到上海，自17日到24日在全沪各教会培灵会讲道八天。会期中的前几日腹泻甚重，每日两次聚会又紧紧接连，下午五时一次聚会，晚间八时又开第二次会。这样八天过去，身体便疲劳不堪。接着在中华神学院与上海圣经学校讲道。在圣经学校只有六天，在中华神学院工作一共四十多天。12月9日独自乘船北返，13日到北京。因着秋季在塘沽候船受寒，到上海后又带病工作，体健就渐不佳，回到北京便患起腰痛来。计1939年外出作工六次，在外六个月有零。到绥远、山西、河北、山东、察哈尔、江苏、和香港。
1940年1月腰痛更重起来。承几位圣徒的催促，到医院检查照像，竟查不出来是什么病。1月19日经几位圣徒恳切敦劝，由家中移至会堂院内楼上休息，除讲道外，暂时放下一切其他的工作。2月9日起开春季布道会十天。从上海回北京后，因病半年未曾外出，在北京除了每周讲道和写春夏两季灵食季刊稿以外，也未多作其他事工。休息了几个月，腰痛虽然渐渐痊愈，但从那时候起便留下了这种病根，到今日不曾完全去掉，每逢疲劳的时候便感觉腰痛，就在平日也不能屈身过久。6月20日离北京往山东峄县，次日到峄，讲道八天。29日离峄县，经临城、蚌埠、往怀远。自30日到7月7日在怀远开会八天。自9日起在宿县领会六天。15日北上，次日到北京。7月29日起开夏季讲道会，8月9日出山海关往东北工作。那时候日方对出关的旅客限制得极严，出关以前必须领得入境证。当我去办理领证手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如果出关的理由是去讲道，一定不会得到许可，他劝我托词省亲。我回答他说，我出关是去作神的工，如果神要我去，任何人不能阻挡，如果神不要我去，我去又作什么呢?若是我在未作神的工以前先说谎言，神焉能使用我呢？我毫不踌躇的在申请书上出关事由一栏内填了「布道」两个字。过几日竟毫不费力的领到了证明。11日清晨到哈尔滨，自那天起在哈尔滨浸信会讲道八天。自21日起在齐齐哈尔开会七天。30日过长春讲道两次，次日到吉林省城。9月1日起在吉林工作八天。以后经过长春、沈阳、往热河省北票。自11日起在此票讲道七天。自19日起在朝阳讲道七天。26日入关回到北京。11月2日往山东省三处工作。自3日起在济南浸信会领会八天，自12日起在济宁浸信会工作七天，自20日起在济宁长老会讲道七天。27日离济宁往青岛，自29日起在崇德、文德两校开布道会七天，自12月6日起在浸信会讲道七天。13日回到北京。计1940年外出工作三次，在外共三个月有半，到山东、安徽、吉林、黑龙江、热河五省。
1941年2月3日起，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八天，在维斯理堂讲道十天。这一年的春季腰痛又转重，4月下旬又患牙疾，有两个臼齿牙龈生脓，体健不佳，但因为山东几处的约会已经到期，不能迟延，因此带病起行。於4月26日离北京往青岛，再换乘汽车往平度。自28日起在平度讲道七天。5月5日离平度经莱阳、烟台、到黄县。因为讲道后继以长途旅行，到黄后牙痛转剧，既不能照常吃饭，又不能好好睡眠，自7日起勉强在黄县讲道八天。17日起在莱阳工作七天。24日回到青岛，自25日起在同善会讲道七天，自6月1日起在浸信会开会七天，这时牙疾更重，只得支持着工作。7日夜车离青岛，8日晨就开始在济南浸信会讲道。11日上午会毕腹泻甚剧，晚六时许体温增高到一百零一度四，不能再去讲道，夜间腹泻不止。次日一天腹泻二十馀次。14日勉强起身，乘火车返北京。这次外出是带看病起行，在外边五十天中没有一处不是带病工作，病势越来越重。回来休息几天，腹泻痊愈，体温也转为正常。27日拔除左边上下大臼齿各一枚。7月14日偕妻赴西郊香山小住十几天。在山时又患耳疾，左耳内部肿痛出脓，到8月上旬渐痊。自8月3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八天。9月27日往唐山，自28日起在丰滦中学开布道会八天。10月7日起在山海关讲道十天。17、18两日在秦皇岛讲道三次，下午离秦返北京。27日往天津，在基督徒圣会所领会十三天。会后返京。11月14日离北京，乘京汉路车赴磁县，换乘汽车往河南临漳县，自15日起在临漳讲道十一天。26日回到磁县讲道两天，28日返京。12月8日太平洋战事爆发。1941年外出工作五次，在外共3个月又26天。
1942年2月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以后往天津，自25日起在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天。5月5日又到天津，在仓门口中华基督教会工作十天。19日往磁县，自20日起在磁县工作九天。自30日起在河南临漳县柳园集讲道十一天。6月10日返磁，11日到北京。返京不久患痢疾很重，经过几日才渐渐痊愈。6月29日骑脚踏车出外，在雨中滑倒，跌伤左臂，经过两三个月才完全痊愈。7月4日赴鲁东，自5日起在胶县浸信会工作八日。自13日起在高密浸信会讲道七天。19日晚往青岛小住，休息三天。23日返北京。8月3日到16日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10月14日往济南，自15日起在南关中华基督教会讲道八天，23日返北京。1942年只外出五次，共在外2个月10天。
1943年2月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九天，后往天津，自2月16日起在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一天。3月至6月完全留北京工作。7月10日往徐州，自11日起在徐工作十天，21日到宿县小住两日。24日到南京，自25日起在汉中堂讲道六天。31日到上海，在灵粮堂夏令会中讲道十天。8月13日赴杭州小住，17日返上海。自18日起在清心堂退修会讲道三天。自21日起在上海基督徒布道团主办的聚会中讲道八天，地址是在天安堂。29日离上海过南京，31日到北京。10月17日晚得宿县电报，老友生熙安先生逝世，19日南下往宿，21日参加丧事聚会，被邀讲道。生兄遗体当日安葬。24日北返。11月12日离北京，次日到青岛，自14日起在同善会讲道七天，以后又在浸信会讲道十天。12月2日返回北京。计1943年共外出工作三次，在外2个月又20几天。
1944年北京春季布道会毕后，便往天津去，自2月6日起在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四天。3月5日起又在天津仓门口教会讲道十天。5月6日往济南，自7日起在南关中华基督教会工作七天，自14日起在浸信会讲道八天。22日往青州，自23日起在青州开会七天。30日往青岛，自6月1日起在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工作。13日回到北京。7月10日起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8月18日赴西郊香山问宋尚节先生病，不料他正在那天清晨因病逝世。迟到半日未能见面，真是憾事！当天下午五时入殓，被邀主领聚会。22日与城内圣徒数十人同往香山，参加宋君丧事聚会，并被邀讲道。9月间写了一篇纪念宋君的文字，在那年秋季的灵食内发表，题目是「宋尚节先生去世了」。8月26日到天津工作三天。9月26日又赴天津参加宋尚节先生追思会，并讲道三天。1944年除数次到天津外，只往山东三处工作，全年外出只2月有余。
1945年全年只在3月1日至11日到天津圣会所讲道十一天。从1月起体健就感到不佳。3、4两个月间接连着患伤风、泄泻、以后食欲减退，不思饮食，睡眠不佳，身体无力。4月末右耳与右眼作痛，牙肉肿涨，头部神经作痛，颈部淋巴腺发炎。5月16日病渐转重，卧床休息。25日更重，体温上达一百零二度二。从5月16日到6月12日共发热二十七天之久，有九天温度在一百零四度以上。自6月12日热退以后体温特别低下。17日低到九十五度五，而且增加了呕吐，又大量出汗，身体软弱到极点。呕吐得无可再吐，竟吐出绿水来。那天病势十分严重。晚间用盐水注入大肠，排下粪便不少。从次日起，病日见好转。7、8两个月休息调养，9月间开始工作。这次病中屡次与魔鬼交战。妻告诉我说，6月2日的夜间，我在睡梦中喊着说，「基督胜利！基督胜利！撒但攻击！撒但攻击！战！战！战！」在病重和转好的时候，曾多次遭遇魔鬼的攻击。病后身体经过好几个月才渐渐复原，一直就不能担负太重的工作，停留在北京直到年终。中日两国八年多的战争，在这年的秋季宣告结束。
1946年春季，体健已经差不多复原，但因为病后下床过早，膝部作痛，到今日还未痊愈。1945年冬，得着四川境内好几处的来信，希望我能到那一带地方去为神传述一些信息，我在心中也得着这种引导。当我将这个意思发表了以后，北京的圣徒也很愿意我去。3月17日乘飞机西行，当晚到达重庆。20日乘汽车西行，次日午前到成都。自22日起在城内燕京大学主领布道会七天，自29日起在南门外华西坝为那里几个大学的学生开布道会七天，4月5日起在城内陕西街恩溢堂对成都信徒讲道七天。三周的工作异常忙碌，身体疲劳得很。在成都一共停留了二十一天，中间未曾有一日的休息，会毕便在12日乘机回到重庆。在南山休息了几天，17日乘汽车到嘉陵江畔的北碚去，从那天到22日，在北碚讲道六天。23日晨搭小轮船沿嘉陵江下驶，回到重庆，自当晚起在南山黄桷桠开会六天。28日下午乘车往山洞，在那里讲道六天。后三天每日上午到歌乐山去讲道。5月5日起在沙坪坝重庆区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中讲道六天。11日乘汽车回重庆。自12日到19日在城内戴家巷和九块桥两处讲道八天。22日乘飞机往贵阳。本预备在那里留一个星期，但因为每周一次的客运班机一再停飞，所以在贵阳共住了22天。6月11日乘邮车北行，15日上午2时15分到了重庆。19日至29日在重庆南岸仁济医院讲道十一天。7月1日乘飞机往昆明。自3日到21日在武成路和金碧路两处礼拜堂讲道十八天。23日乘飞机离昆明回重庆，路上遇见最恶劣的气侯。25日起又在仁济医院讲道四天。30日晨离重庆乘飞机往上海，晨7时55分起飞，下午3时50分到达上海。后又因为等候购买飞机票，停留18天之久。8月1日至10日在灵粮堂夏令会中讲道十天，每日晚间一次。3日至7日每日下午在守真堂讲道。18日晨离沪北飞，下午回到北京。这次赴西南本打算勾留两个月，不料因为交通不便，西南方的呼声又多而且迫，竟在川、云、贵、三省停留了134天，连停留在上海的时日在内，离北京共5个月零1天。这是1926年以后第一次在外面停留这样长久，也是二十几年来最远的一次旅行。回到北京，正逢姐姐患肠胃病，23日以后母亲也患了病。母亲的痛渐渐痊愈，姐姐却在9月1日因病重逝世。母亲因为老年丧女，心中异常悲痛，加以年高体弱，不能离开我，因此，我便暂不能远出工作，只留在北京，除了工作以外便照应服侍母亲。
1947年因为需要照应母亲的缘故，远处一切的约请都一一推却1948年北京春季布道会毕后，於2月17日往天津，在圣会所讲道十天。5月4日应西安十四个教会的邀请，离北京乘飞机往西安，自5日起在西安为全城信徒开会十五天。22日飞回北京。6月12日又乘飞机往南京，自13日起在慈悲社灵恩堂讲道八天。自23日起到29日每日上午在黄泥岗，晚间在城中会堂讲道。30日到7月4日在镇江大西路礼拜堂讲道。5日返南京，6日往芜湖，在南京区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中工作六天。13日离芜湖，过南京，往上海，到江湾，在基督徒学生夏令短期圣经班中讲道十二天。29日由上海乘飞机北返。8月15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半月。26日晨12时13分在主内相交23年半之久的潘老太太因病逝世，我被邀往入殓、发丧、与下葬三次聚会中讲道。这位敬虔的老年人不但与我已往的工作有着很深的关系，而且在我的心灵和人生中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这话用在这位老人身上正合适。1948年全年外出共有两个半月。这一年北京的工作特别忙碌，聚会的人数也空前的众多。到12月间城郊发生战事的时候，人们的心中更是惊恐不安，需要坚固和安慰。从那时候到今日不但少有机会外出工作，这里圣徒各方面的需要也实在使我暂时不能多离开北京。
历年来我到各地教会去讲道，有一件很困难的事，那就是因为邀请的地方太多，我的时间却很有限。每年出版四册灵食季刊，大部份的稿子是在各地工作的时候抽暇写的，可是出版的期间我总要设法赶回北京，以便自己照料排版校对。北京基督徒会堂的工作虽然有几位同工分担，可是我总不能离开太久。有这两种关系，我每年出外的时期平均也不过只能有半年。假使在一处讲道七八天，加上旅行的时间，一个月也不过只能到三个地方，六个月最多不能超过二十个地方。可是在七七事变以前所接到邀请讲道的信，每年平均有七八十封。那就是说每四处约会中只能允诺一处。有许多人以为我去的地方是按着邀请约次序，如同医院诊视病人照着挂号约次序一样。事实并不是这样。无论什么地方来信，当时能去，便允诺，不能去，便推辞，一概不预先挂号。缘故是各处教会的情形常有改变。今年这个教会亟需要邀我去讲道，也许明年不再有这种需要。也有的时候某甲在某处教会负责，十分欢迎我去，但过了一年两年换了某乙在那里负责，他根本是一个反对我的人，当然不欢迎我去了。又有时一处教会春季希望我去领会，但到了冬季竟改换了一种情形，不适於聚会。如果我给他们依着次序挂上号，到了我有时间能去的时候再给他们去信，那不是使人作难么?到那时请我去开会呢，他们不需要、不适宜、或是根本不愿意；如果不请我去呢，他们又早已请定了我，难於回答我说不要我去。在这种情形中，不但令人作难，甚至逼得人说谎。这就如同有人约我吃饭一样：主人说，「如果你现在不能来，以后什么时候能来就请给我一个信。」我如果当时不能去，绝不允诺他这种请求。如果我在三个月以后给他一封信，说我某日可以去他家吃饭，正好他家中不便於请客吃饭，我的信不但使他作难，也使我成为一个讨人厌的人了。曾有一处教会多次写信邀我去，总得不着机会，后来他们听见我到了离那里不远的地方，拍了一封电报给我，又派了两个代表来邀我。但那时工作都已经定妥，实在没有方法分身。他们两个人当面恳切请求我在以后安排行程的时候把他们放在里面，并且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与他们适宜。我因为多次推却他们的邀请，早已心中不忍，这次他们又这样迫切请求，便破例允诺了他们。谁想到过了几个月我给他们去信的时候，他们竟给我回信说，那里方才聚完了会，不需要再聚会。有了这次经验以后，我就再也不破例给任何教会以优待。他们来信的时候，我能去就答应去，不能去就作罢。有些地方的教会不明白这种情形，他们以为来过一次信就算挂上了号。他们并没有好好看一看我的信上面的话。及至等了多时，看见我去了许多地方，竟没有到他们那里去，便对我发生误会，甚至发出怨言来。有些教会来信得不着允诺，过些日子再来信；再得不着允诺，过些日子再来信。他们既然这样迫切恳挚，迟早会遇见一个机会。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些地方我屡次去，也有些地方虽然给我来过信，但始终没有去过。不知道详情的人也许以为我待那个教会薄，待那个教会厚。其实我的心是愿意帮助各处的信徒，但我不应当忘记我所站的地位：在我自己的家中我是主人，但到了别人的家中我是成了客人。作客人的若忘记了自己的地位，不但失了圣徒的体统，甚至还不如世上一个有见识的人。我怎能作这种愚事呢?
或者有人问我在这二十几年间到各地工作一共有多少人归向了基督，接受了救恩?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因为我在各处讲道只是将神的话传给听众，以后让神的灵藉着祂的话在人心中作祂自己的工作。我总不统计一次聚会以后有多少人信主得救，我也无法统计。因为外面有表示均不一定都是真悔改信主的，真悔改信主的又未必都在外面作什么表示。虽然有时我也给听众一个机会，使凡愿意悔改信主的站起来，或在会毕后留下，但我不能说那些人都是真实悔改信主得了救的。我所经验的事实告诉我，那些站起来或会毕留下的人中有一些根本什么也不明白，不过是看见别人站起来，他也站起来，看见别人留下，他又留下。又有一些人不过是听了道觉得很好，愿意追求，根本还谈不到悔改信主。还有一些糊涂热心的信徒，每次在听道以后听见讲道的人招呼人举手，他们便举手，招呼人站起来，他们便站起来，请人到台前来祷告认罪，他们便到台前祷告认罪，请人在会后留下，他们也就留下。讲一次道，他们便认一次罪；开一次会，他们便信一次主；传一次福音，他们便得一次救。他们的罪似乎永远认不清，他们得救的问题似乎永远解决不了，实际是他们听道始终没有听明白。此外还有一些人表示悔改信主乃是另有希图：或是希望讨信主的上司和主人的欢心，或是希望从教会得周济，或是希图与信主的异性人结婚，或是希图在教会里出出风头。如果你把以上的这几种人都算在悔改信主得了救的人里面，岂不成为大笑话了么?可是有许多传道的人就把这些人统统算为得救的人，因此他们就报告说，在某某地方开会几天，有几百几十几个人信主得救。许多信徒听了这种报告，也就真信有那么多的人得了救。还有一些传道的人用各种人为的方法使人表示悔改信主，他们也自认为这就是得救的人数加增。我每逢看见这种情形便为他们叹息，我也曾屡次藉着口和笔指正这种错误的作法。圣经上明明的警戒传道的人不要建筑草木禾秸的工程，许多传道的人偏偏去走这条路，这是何等使人伤痛的事啊！我也不是说传道的人作工以后绝对不可提到工作的效果，如果有需要，也只能说「表示悔改信主的」有多少人。至於得救的究竟有多少人，那只有神知道了。
回忆已往这二十四年当中，神所交付我的工作是那样繁多而且重要。在这种世界与教会同样的黑暗与腐败的景况之下，要忠诚为神传话，真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何况我从幼年就是顾面子、爱名誉的人。按我的肉体说，我不愿意树一个仇敌，不愿意听见一个人辱骂我、毁谤我。我愿意人人都尊敬我、喜爱我、与我作朋友。我愿意到处受人的欢迎和称赞。我现今却必须为向神尽忠的缘故忍受许多人的笑骂、侮辱、毁谤、攻击，这实在是我的肉体所不愿意忍受的。但神不容许我顾惜我自已的面子和名誉，祂的呼召与使命催逼了我，祂的恩惠与能力也复庇了我。我因此便大胆无畏的替祂传述了祂要我传的信息。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在我足迹所到的地方得了许多朋友，也树了不少仇敌。感谢神，祂应许先知耶利米的话在我的身上也是同样的真实：「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我遭遇人们的反对，除了为斥责世界和教会的罪恶，并反对假先知和不信派所讲的那些背道的教训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反对一切不合圣经真理的那些教会中的遗传。有些信徒和传道人确实是笃信圣经中一切的要道，可是他们在圣经的真理以外还接受一些历代教会中的遗传。他们把这些「人的遗传」和圣经中的真理混杂在一处，把这些「人的遗传」和圣经中的真理同样的看为天经地义。从罗马教会兴起以后，便有许多不合圣经的道理、仪式、节日、制度被带到教会里来。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教会改革，诚然弃掉了不少罗马教会的遗传，但仍有不少被保存在新兴的教会里面。我个人所以未曾接受这些遗传的缘故，就是我学习真道的时候不但未曾入神学，也未曾读什么神学的书籍。只是反复诵读一部新旧约圣经。虽然我从前多多少少在礼拜堂中也听过一些传道人所讲的，但我把那些完全从我的心中丢掉，重新专一在圣经中学习。凡是圣经中所讲的我都接受，凡是圣经中所没有的，我一点也不要它们。我的信仰和我所传的信息都是要完全回到圣经里去。不论多少人从圣经中减去一些真理，也不论多少人在圣经以外加添一些遗传，我总要信圣经里所有的，不能少也不能多。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不免招来一些保守遗传的信徒的误会和反对，但我不畏惧这些。当我二十岁的夏天决志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任凭祂使用的那个时期，我丢掉了我的旧名，换了这个新名——「明道」，就是表示我愿意神在这个真道不明的时代用我证明祂的真道。只要神能藉着我证明了祂的真道，我自己受什么误会、毁谤、攻击、损失，我都毫不计较。我也知道若是我不顾一切，完全本着神所交付我的使命和他所赐给我的这一部宝贵的圣经去传、去讲、去行，一定要遭遇很多的误会、反对、笑骂、攻击，这些年工作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事。
有一个时期魔鬼把一种恶念放在我心里：我想我已经走过全国大多数的省分，对几千几万人讲过道，全国各处也有许多基督徒读过我所写的书，有成千累万的人认识我，其中也有许多人景仰我，敬爱我。我想我何必再坚持已往的主张，以致招惹另外一些人的笑骂、反对和攻击?我想我只要把那些触犯人的言语收敛起来，不再讲那些被人目为迷信的道理，也不再严词斥责一切的罪恶和背道的事，便可消弥了那些反对我的人对我所起的恶感。这样一来，我不但可以保持住已经得着的名誉尊荣，而且还可以得着更大更多的尊荣，并且再不受人的误会、攻击和反对，我岂不是可以成为教会中一个最伟大尊高的人物了么?感谢神，当我一起这个念头的时候，祂立时就使我明白这是魔鬼对我所施的诱惑。魔鬼藉着虚荣要引诱我背叛神，要将我掳去，使我陷在罪里，并破坏神的工作。神也使我想起经上的话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这样。」（路六26）我不甘心作魔鬼的俘虏，我更不愿意背叛神。我拒绝了魔鬼的诱惑。我愿意向神尽忠到底。我必须继续忠心为神传话，继续作说凶言的先知，继续忍受古时先知们所忍受过的逼迫攻击；我的神也必使我继续作今日世界和教会中的坚城、铁柱、铜墙，祂也必继续成就祂的应许在我的身上，那个应许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我更盼望我有一天站在我的主面前的时候能听见祂对我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不是比在今日得着世上最大的名誉更尊荣、更合算么?
1949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