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死才值得？
刘树鹏
有学者做过这样的调查，当泰坦尼克号1912年下沉时，多数英国人始终保持绅士形象，从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幸存的美国人却没有受到这些束缚。
领导这项研究的苏黎世大学教授布鲁诺说：“英国人通常都遵循道德标准，秉承孩子和女人应该优先获得救助的原则。即使生命受到威胁时，他们依然会这样做。他们比美国人更加耐心地排队等待，即使是上救生艇的时候......而美国人动机最纯粹，就是尽最大努力生存下来。”
这个研究有一定的道理，当时泰坦尼克号上53%是英国人，总共1517人遇难。706名幸存者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英国人。
然而，据泰坦尼克号幸存下来的二副查尔斯.莱特勒回忆，在这场灾难中，其实有某些美国人也表现了极其卓越的品格。
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美国商人亚斯特四世，据称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当大副让亚斯特四世上救生艇时，被他以妇女儿童优先的规则拒绝了。他把怀着身孕的妻子送上4号救生艇后，站在甲板上，带着他的狗，点燃一根雪茄烟，对划向远处的小艇最后呼喊：“我爱你们！”
67岁的美国梅西百货公司创始人斯特劳斯以同样的理由拒绝登上救生艇，他63的妻子罗莎莉则坚决留下来陪伴丈夫。他们相互挽着手臂，回到船舱里。纽约至今矗立着为斯特劳斯夫妇修建的纪念碑，上面刻着这样的文字---再深的海水都不会淹没。
还有一个叫古根海姆的美国人值得一提，他出身于美国声名显赫的商业世家。1912年的古根海姆是尽人皆知的花花公子，当时正和他的情人——法国歌手莱昂蒂娜乘坐泰坦尼克号旅行，而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则在纽约的家中。
轮船将要沉没时，古根海姆在甲班上帮船员维持秩序，把自己的情人、女仆和一批批妇女儿童送上救生艇。随后，他和男仆换上晚礼服，坐在楼梯上喝白兰地。他带给自己妻子的遗言是---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为我抢占救生艇的位置而留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会像一个真正的绅士。
古根海姆的遗言触动了我。死亡，是人生旅途的终点。人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什么样的死亡才最值得。
前两天晚上出来散步，在运河桥上看到有个60来岁的男人吵闹着要跳河自杀，被过往的行人和随后赶来的警察控制住。
这个男人在家里和妻子吵架后，喝了不少酒，吃了20片安眠药，又到桥上想跳河。警察给他儿子打电话，没想到儿子说：”你们拘留他吧！“也许这样的把戏耍了不止一两回吧。
如果没有这么多人阻拦劝说，他会真的跳河吗？退一步说，如果他自杀成功，这样的死法值得吗？
如果我没有信仰的话，也许也会选择自杀。
我十几岁的时候，母亲自杀身亡。母亲的死给我的人生带来极大的伤痛，也给我遗留下自杀的“基因”。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曾考虑过自杀的问题。当时，我是一个热爱诗歌的青年人，而不少诗人“偶像”，比如海子、戈麦、顾城......都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世界。
在他们以前，我所喜欢的作家或诗人茨威格、叶赛宁、茨维塔耶娃、海明威、川端康成等人也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常常思考，为什么这么多作家诗人做出自杀的抉择？这当然和每个自杀者的个别境遇有关，但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把艺术当作生命的最高目标，也许在他们看来，自杀是艺术实践的最高境界吧！
我之所以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是因为当我有了信仰以后，发现了比写作和艺术更重要的人生价值。世上的一切，权力、地位、财富、名声，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那位大牧者为我而死，赎买我脱离罪和死，我就该爱惜生命，为祂而活。
从此以后，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大难处，我都不会再有自杀的念头。我知道，我的牧者为我死而复活，走在我的前面，我所有的痛苦，祂都品尝过；我所有的重担，祂都会替我担当。我只需平静安稳，跟随祂的脚踪。
什么样的死才值得？人之死亡不在于有多么悲壮，不在于是不是像个绅士，而在于你为谁而死，你的灵魂要交给哪一位。穿过死亡之门，你的灵魂是迁到光明的国度，还是囚于永远的黑暗？
诗意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