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吟》（8）

《游子吟》（8）
作者：冯秉诚

三、《圣经》的历史性
　　很多人认为《圣经》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部伟大的伦理著作，而非真实的历史事实。十九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进化学说后，《圣经》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被不少人认为是虚构的、不科学的。为了回答这种挑战，「圣经考古学」应运而生。此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包括：出土文物的鉴定、《圣经》所记录古代城镇的发掘、与《圣经》有关的古文字译解等等。十九世纪以前，有关《圣经》的时代背景的知识相当贫乏，一般只有参考《圣经》本身的记载和古希腊史学家的著作。而这些著作主要是关于新约的，有关旧约的却极为稀少。「圣经考古学」虽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但已硕果累累。尤其二十世纪以来的许多重大发现，帮助人们建造起《圣经》的历史架构，并验证了一些过去被怀疑和被嘲笑的《圣经》故事，充分肯定了《圣经》的历史性。

　　例如，有人曾基于人类文化的观念，坚持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因为他们认为在摩西时代，大多数人还没有文字，摩西不可能写出如此详尽的律法条文。而1901年出土了《汉慕拉比法典》（The Law Code of Hammurabi）。它是一块高约210公分，宽180公分的石碑，其上刻有近三百条律法。此法典属于汉慕拉比王统治下的巴比伦时代（公元前1728-1686年），比摩西五经的写作时间还早二、三百年。从此，这种认为摩西五经不是摩西所写的论调才销声匿迹了。

　　《圣经》中记载了一个民族叫赫人。摩西五经中提到赫人在迦南地居住，亚伯拉罕在希伯崙定居时曾与赫人为邻，但史书上从未有过关于赫人的记载，故批评家们认为《圣经》的此项记载毫无历史价值。然而，1906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加拉以东一百四十五公里的哈里斯河湾（Halys River），考古学家发掘出赫人帝国的首都波格斯凯的废墟，发现一大批刻有赫人楔形文字的泥板，证明赫人是一个重要的古民族，曾有两个强盛时期（公元前1800年左右及公元前1400-1200年），其帝国灭亡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不仅如此，这些被鉴定和翻译的泥板，开始展现出整个古代《圣经》世界的时代背景。比如，根据赫人律法，在买卖土地时，买主必须同时买去土地上的一切附属物；其买卖须在城门口进行，并有见证人在场等。这与〈创世记〉第二十三章记载的关于亚伯拉罕为葬妻子撒拉想向赫人买一块墓地，最后却不得不把墓地所属的田地，并田地四周的树木全部买下来的记载完全相符。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家谱具有绝对的历史性，是都可以证实的历史人物。不仅考古的发现可以证实《圣经》的记载，《圣经》的记载也可以帮助考古的发掘。翁格（Merrill Unger）说：「根据新约《圣经》的资料，考古学家们挖掘出好几座古代的城市，发现过去被人视为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考古学以惊人的手法增添我们《圣经》知识的背景，也填补了历史上的空隙部分。」3旧约〈列王纪〉上九章15节记载的米吉多、夏琐和基色三个城市，都是由以色列王所罗门建造的。1960年，当著名以色列学者叶丁（Yigael Yadin）继发掘米吉多城后发掘夏琐城时，突然有了灵感。他想米吉多城门每边都有三间房子，夏琐城门是不是也这样呢？于是，他将米吉多城门大闸的图形在发掘工地上画上临时记号，然后通知工人挪开瓦砾碎片，按记号挖掘。完工时，工人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他，好像他是魔术师或占卜师似的。因为，挖掘的结果与他按米吉多城门复制的草图完全一样！

　　《圣经》考古学的资料不断充实《圣经》的背景知识，有助于人们对《圣经》经文的理解。在摩西五经中，在神引领以色列人从埃及进到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时，对迦南人采取绝灭的政策，许多人觉得神似乎太残忍了。从1929年到1937年，在叙利亚海旁的拉斯珊拉（Ras Shamra）出土的大批乌加利（Ugarit）泥板，是公元前1500至1400年迦南人的宗教文献，充分揭露了迦南宗教的黑暗、败坏和邪恶。有史以来，人类绝少有像迦南宗教那样，惊人地将暴力、情欲集于一身的。对邪恶的迦南人，神也曾给予宽容，等待其悔改。从考古学的发现看，从亚伯拉罕时代到四百多年后的约书亚时代，迦南人毫无悔改之心，已恶贯满盈，非被彻底剪除不可了。按其恶行和淫虐，即使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不加征讨，迦南人也会自取灭亡的。

　　新约中的许多记载都为考古学所证实。使徒保罗的三次传道旅程，如今都可根据考古学的资料很正确地追溯出来。史学家们一度对路加著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记载的历史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路加福音〉第三章1-3节中描写有关耶稣诞生前的情况是不真实的。因为历史资料找不到有关申报户口的事，居里扭也没有作过叙利亚巡抚。但后来考古学的发现，证实罗马帝国每隔十四年就有一次人口普查，要求交税人报名注册。此法令是从罗马皇帝亚古士督任期开始的，首次申报户口是公元前23年至22年，或公元前9年至8年。路加所记载的可能即后者。同时，考古学家也找到了居里扭在公元前7年左右任叙利亚巡抚的证据。有趣的是，凡是路加的记载与史学家的资料不相吻合之处，考古学都证实路加是对的，而史学家是错的。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兰赛爵士(（Sir William Ramsay）甚为钦佩地写到：「路加是位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他所写的资料不但真实可靠，他也具有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路加的名字应与世间伟大的史学家同列。」4

　　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鲍罗斯（Millar Burrows）说：「全面来说，考古学的发现无疑地印证了《圣经》的可靠性。许多考古学家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挖掘工作，而使自己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大增。」5　犹太考古学家葛鲁克（Nelson Glueck）说：「我可以肯定地说，至今所有考古学上的发现，没有一项是与《圣经》文献相牴触的。……《圣经》中有关历史记载的正确性是无可比拟的，尤其当考古学的证据能印证它时更是如此。」6　世界著名考古学权威亚布莱特（William F. Albright）的话，可以作为《圣经》历史性的总结之言：「十八、十九世纪期间，许多重要的历史学派都怀疑《圣经》的可靠性，虽然今天仍有一部分当时的学派又重复地出现于学术界，但早期怀疑学派之说均已逐渐被否定了。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一再印证《圣经》中许许多多细枝末节的部分，使人们重新认识《圣经》乃是查考人类历史的一部最好资料。」7

待续……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