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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 第二十四章 伯莱墩的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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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会成为世上最好的基督促——他们用心钻研圣经,象他们研读古代经书一样。」
戴德生听过这样的话,但他知道如果没有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中国人又怎能成为基督徒呢?

他尽力向各差会进行游说,鼓励他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内地还没有福音传到的十一个省去。他写信给英国各大教会,又拜访他们。他们每次都细心听他讲述,并且表示同情,但答案总是:「我们的经费不多,连目前的工作也应付不来,讨论增加新的负担!最好还是等候神把中国完全开放再说吧!」

然而,戴德生这样想:「如果使徒等到情况转好的时候才传福音,哪里还有欧洲的基督教?如果现存的布道组织和教会团体不能传福音,或者不愿承担此责,那么谁会去做呢?」

当他和高富一起修订宁波话圣经的时候,他们常常举目望着挂在墙上的中国大地图,想起未曾听过福音的千万生灵。戴德生想:「今日,又有三万三千个中国人在没有神、没有希望之中死去。」

1864年底,戴德生开始计划重返中国,但时机还未来到。他拣选的五位传教士中,第二位已在12月20日离英赴华。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小姐,名叫金乐曼(JeanNotman)。戴德生送她到南安普敦(Southamptofl)上船。她的船票和行李都是戴德生的支持者捐助的,包括布迦、穆勒和托顿咸的朋友们。戴德生对金小姐的衣物行李,都有详细的记录:一件冬天大衣、二条裙子、一袭伞型大裙、三套印花裙、三条内衬裙、六套睡袍、三件背心、十二条长筒睡裤、九件衬衫、一条丝质围裙、两打(二十四条)手帕、九对袜子。记录中还有许多杂项,包括由牙刷到书桌,以及一切零星物件。

1865年春,他完成了一部小册,书名是《中国——属灵的需要与要求》(China:ItsSpirirual Nees Claims),引起很大的影响。事实上,这本书是戴氏夫妇合作的成果。戴德生在书房中来回踱着方步,把意思说出来,由玛莉亚手录成书,就如多年前他的父亲口述讲章,由母亲笔录时的情况一样。他为书的每一段祈祷,最后写成一本很好的书。例如他描述中国地大人众,用了一个传神的比喻:「如果中国人排队经过你面前,以每日走三十哩的速度计算,他们不断地走,日复日,年复年,也需要走上十七年又三个月,这条人龙才走得完!」

但书中的话并不叫人读着会感到心安理得:「英国的基督徒能否袖手,坐视不救,眼见这千万人走向灭亡?他们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不知道福音。但英国却充充足足的得到这个知识;使英国有今日,也使我们有今天,全赖这福音。我们的主怎样教训我们?是否一百只羊之中不见一只,也要放下九十九只去寻找失掉的那一只?现今的比例几乎可说是相反的,我们在家守着那一只羊,却不理会那九十九只正走向灭亡!基督里的弟兄们,想一想我们伟大的救主和领袖赐给我们的重要使命——到世界各地,把福音传给万民听!想一想贫穷愚昧的中国里有千千万万人,竟没有一个主的门徒愿意带给他们『大喜的信息』,或者告诉他们救恩的福音!……」

这部小书或许使很多读者难过不已,且它的销路极佳,多次重印,到1887年已经印了七版。戴德生写成这部书,似乎也经历不少痛苦。在研究和思想中,戴德生得着更深一层的异象,使他明白要到中国内地传教,必须有一个特别的组织。当然他可以设立这样一个组织,但应该采用怎样的体制?会不会引起其他宣教团体的不满?会否象中国传道会一般,遭遇同样的不幸和危机?

虽然有这种种顾虑,但他还是清楚知道设立这样一个组织是必须的。它将会是一个海外布道团体,由不同宗派背景,但对宣教、植堂和教会培训很有负担的男女信徒组织而成。他们需要借着祈祷,单单信靠神的引导和供给,进人中国内地,向十一省未得之民传道。这个组织至少需要二十二名传教士。

他反复地想:是否应该立刻按照计划去做,还是开始时不要动用太多的资源?他和玛莉亚、布迦、皮尔士及托顿咸的友人们多次恳切的讨论和祈祷,又坦诚地切实商量各种策略和可行性。由于不停思想和考虑,以致他数月来不能好好安睡,每次只睡得两个小时,有时甚至完全不能入眠。他是否愿意跟随主的呼召呢?他相信在他思考的当儿,每月就有一百万中国人走向灭亡。
「我想我不该再用理智考虑了,」他写道:「但我不愿降服!最后我病倒了。玛莉亚对我的心事略知一二,但我不能对任何人倾吐一切;我不愿把这样一个重担压在她的头上。」
看到戴德生这个情形,皮尔士认为他应该稍作休息。他邀请戴德生在6月24至26日到伯莱墩度周末。星期日早上聚会时,他听到长老会的牧师邓尼顿(J M.Denniston)讲道,很受感动。之后,据他自己说:「看见一千多基督徒在那里喜乐地聚会,千万人却因不知道福音而失丧,我不能再忍受了。我在沙滩上漫步,灵里极其痛苦;这时,救主征服了我的不信,我完全降服在他面前,献上自己,为他所用。我把一切困难和后果交托给他,我和我的同工只能作他的仆人,服从他,跟随他——由他引导,由他看顾,由他带领。

「不用说,平安立刻涌进我烦恼的心里。在此时此处,我要求他差遣二十四位同工到中国去,十一省每省二人,另加上两人往蒙古。我把这个请求写在圣经的页边上。回家时满心喜悦和平安,是多月来没有尝过的,同时还有主的应许:他会赐福他的工作,我也必分享他的赐福。我以前曾经祈祷,也恳求别人代祷,求主兴起工人到那十一个福音未传到的省分去,求主使他们奋勇向前,靠赖他的供应,却从不肯屈服下来,叫自己成为他们的领袖。」

戴德生提字在旁的那本圣经,至今尚存;数天前;我还把它捧在手里。打开圣经,在约伯记第十八章上面,有戴德生亲笔写下的一行字:「为二十四位甘心而能干的工人祈祷。——伯莱墩,1865年6月25日」。再往后看,又见几行字:「争战已经结束——只有平安、喜乐。仿佛要立刻振翅高飞,越过车站旁的高山,直朝皮尔士先生的家飞去……那晚睡得真香甜!戴太太以为神在伯莱墩行了奇事!但确是如此。」

他把握时机,立即和皮尔士到伦敦郡立银行,用「中国内地会」(ChinaInland Mission)的名义,开了一个户口,存入十镑,虽然数目不多,但正如戴德生后来所说,它是「十镑另加神所有的应许。」

接着下来是一段极为忙碌的日子,主要向着两个目标努力:一是鼓励他的家人和朋友为这二十四名传教士祈祷;另外是马不停蹄地到英国各处讲道。在这些聚会中,戴德生无意强调新成立的内地会,也没有恳求捐助,而是论述中国的情况,以及神如何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有一位听过戴德生讲道的商人,如此描述戴氏:他说话的声音很轻,用字谨慎。最使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戴德生谈到中国时,他声音充满深情,对各差会正在进行的宣教工作报导得很详尽,但也指出内地还有许多需要。他没有咬文嚼字,也没有呼吁捐献,他的讲道只专注在属灵的影响和能力上。

戴德生在挑选二十四位传教士的标准上,似乎和一般宣教团体不一样。英行教会(CMS)及伦敦会派遣的人都先要按立为牧师,最好是大学毕业。所以戴德生不在这些教会里寻找人选。他要找聪明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论男女,但最重要是其属灵质素。因此,一些少受正式教育的人,还是有机会被选上的。戴德生认为最重要的属灵质素是——对神的信实绝不疑惑,加上有能力地和甘愿地去相信他。

其它差会很少差遣女传教士,而少数被差的妇女多半是在学校当教师的。从内地会创立始,大门即向适合的妇女开放,愈是年轻愈合适,因为她们会很快学懂当地的语言。内地会的女传道在中国妇女当中工作,扮演着不可缺的角色。

新加入的人都得接纳戴德生和玛莉亚为领袖:因为只有他们具备在华生活及传教的经验。相对而言,戴德生会提供他们基本的训练,以及为他们预备制服。

戴德生原定中国内地会有六样特色:第一,它的传教士并非来自一个宗派,而是从许多教会来的——只要他们签署一份简单的信仰宣言即可。事实上,当内地会不断发展,它的传教士还会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

第二,内地会的传教士并无固定的薪金,只信靠主的供应;所有收入大家分用,不能向外借贷。

第三,内地会不会进行募捐,也不设收捐站;捐献者的名单亦不公布。但捐献者将收到一份注明日期和编号的收据,可与列出之奉献数目参照比较,然后再对照每年印行之收支报告表。

第四,由于避免重蹈中国传道会的复辙,戴德生决定国外的传道工作不得由国内的委员会管理,应由在中国工场里工作的人自行负责,将来也应由在中国的传教士继续领导。

第五,内地会的活动必须有系统,并切合实际。要福音传遍中国,需要有详尽的计划,知道如何在一些重要之地建立据点,目的并非增加内地会的人数,而是尽快使福音传遍整个中华。谁是收害的人,只是次要的问题而已。

第六,为了对中国人民表示尊重,内地会的传教士均穿着中国服装,在中国式的房子内崇拜——而非象宁波一样的西式教室。

到了1866年,戴德生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春天时,他在英国西岸巡回访问,分别到过依萨他(Exeter)、托尔庇(Torbay)。普利茅茨(Plymouth)及干沃尔(Cornwall)的柯灵顿(Callington)。他在托尔庇收到弟兄会一位虔诚而备受尊敬的牧者翟文(RobertChapman)寄来的信,恳求他到班士得堡(Barnstaple)教会讲道。他依约前往;翟文在六、七年后告诉他:「自从你到了中国,我每天都探望你。」意思是每天为他祷告。

五月,戴德生又接受普杰上校(Colonel John Puget)的邀请,到巴纳附近的托特烈治(Totteridge)讲道。象往常一样,他预先声明会中不收捐献。但普杰上校提出抗议,说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不过他最后还是答应了戴德生。

在那次聚会中,戴德生挂起中国的大地图,告诉会众关于中国的地理。人口,以及属灵的需要。普杰上校看到会众深受感动,因此在戴德生讲道后起来发言:「戴德生先生请求我们宣布在聚会中不收捐献,但是我觉得如果不给你们一个机会,为中国的传道工作尽一点力的话,你们必定耿耿于怀。我现在所作的提议,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我相信也代表了会众中多人的心愿。我希望戴先生不会反、对我们在会中收捐吧。」

然而,戴德生立刻跳起来,说:「主席先生,我请求你还是遵守先前的诺言。虽然我听过不少赞成收捐的理由,而你提出的理由尤其叫人无可推搪。但我不想会众现在因为受到情感的影响而进行收捐,乃是希望每一位会友在回家之后,心里对中国有负担。并求神指示他们当作的事。
「反省及祷告后,如果他们认为需要捐献金钱,那么他们大可捐给任何差派传道人往中国去的宣教团体,或者寄给我们内地会的伦敦办事处。

「但很多时,神所要的并非金钱的奉献,而是摆上自己为主到海外工作,又或者把儿女献上,为主事奉。这种奉献更胜于金与银。我认为收捐予人的印象是金钱最重要,但其实没有一个金额可以叫一个人悔改归主。我们需要的,就是受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献身为主工作。我们绝不会缺少金钱去支持他们。」

当天晚饭时,普杰上校对戴德生说:「我想你可能犯了错误。纵使有少数人把些微捐献交给我,但我仍是认为我们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

第二天甲早餐时,邮差送来一封信,是给戴德生的。它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一艘叫「兰茂尔号」的船正在伦敦下碇,将于5月20日启航赴华。整个船舱已经包下来,载送内地会的传教士到中国去,请戴德生立即到船上视察,看看是否合用。

普杰上校这时才从楼上下来,看来昨晚没睡得好。他说:「我整晚没有好睡。」早餐之后,他请戴德生到书房中,说:「这里是昨晚收到的奉献,用来支持你的工作。我昨晚以为你不收捐是错误的,现在才知道你说得对。昨晚我想起那些中国人一队队的走向黑暗,禁不住流起泪来。我问主说:你要我做些什么?我想我已经得着他的引导,这是我的奉献。」说着,普杰上校便递给戴德生一张五百镑的支票。他说:「如果昨晚收捐,我大概只会拿出几榜而已!」
当时的五百镑,价值高于现在的一万镑,是个相当大的数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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