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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 第四十二章 基督命令的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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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和第一批北美同工由加拿大多伦多乘搭火车,穿过洛矾山脉,到达温哥华;然后乘船往中国去,那时是1888年10月。他们还未抵达中国以前,戴德生已经接到两位中国内地会同工逝世的噩耗。其中一位是摩里士(Herbert Moms),是内地会烟台学校的校长,他由于保护他的学生而被疯狗咬伤,死于狂犬病。他们到达上海时,听到更多坏消息。另一位中国内地会、同工死于伤寒,而范约翰的女儿玛丽到了上海后,由于受到惊吓,竟失了常性。戴德生在繁忙的工作压力下,经常要照顾玛丽和其他病人。玛丽住在他的房间隔壁,常大声狂叫并撕扯衣服床单。她发狂得最厉害时,需要几个人才能制服她。玛姬(Maggie McKee)也不幸死于鼠疫。在安庆劳苦工作的顾正道(William Cooper)则染上肺炎,但后来康复了。
 
「我们经过多重的试炼,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戴德生记述说:「每天都充满考验。神似乎每天都问我们:「你是否可以对这些困难说:『父啊,即使如此又怎样?』尽管肉体可能软弱,但他一直扶持我们。我们的家成了一所医院,现今又成了避难所。这一切只有主知道……日与夜的压力几乎是不能承受……但我知主的道路不会错,我不会另作选择。」
 
除此之外,伦敦委员会有些成员,以及在英国的一些友好,都不赞成他在北美所作的事。戴德生为了回答这些批评,写了一封信给伦敦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说他很欢喜知道他对于北美问题的意见,但指出如果没有去过北美,是很难完全了解这问题的。「如果我没有到过北美,我也跟你一样惶恐……我只会暂定一切安排,待我回到英国,才有机会跟大家详细商讨,然后作出确实的决定。」他又写信对珍妮说:「撒但十分凶猛,主的王国到处受到它的攻击,我们每天的争战十分厉害。但我们的神是大能的,我必不软弱。虽然我们从前曾受过一些试炼,却不象现今那样。」
 
他和珍妮已分别了许多个月。他写信给她说:「亲爱的,跟你长久分离,使我感到生命似乎顿失光采,就连生活的力量也好象没有了……盼望迟迟未得实现,使我倍觉愁烦……而我却不能摆脱它的困扰。渴望使人失去思想的能力……十字架不会叫人觉得舒服,不是吗?但它可结出美好的果子。」
 
他心中想的果子也许是差会属灵的果子。他称它为「更胜从前」,各地区都有人悔改归向基督。
 
内地会面临种种考验,范约翰的女儿又变疯狂起来了,使他忍受很大的试炼。他说:「我从未试过这么愁苦,似乎一切可怕的事都发生在那几个月之内。如果没有戴德生,我真不知道我们应怎样做。只要看见他的脸容,心中就感到安慰。禁食和祈祷更带来极大的帮助,从不令我们失望。无论是在困难当中,或在扩展事工的时候,又或者在需要经费或属灵的福分时,我们都经常从禁食和祈祷中支取能力,而且每一次都很快得到回应。」
   
他又提到戴德生,说:「他的生命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探索。只要有象戴德生这样的人,随时都可以成立一个宣教组织。他的生命实在奇妙。我从未认识过任何人象他一样贯彻始终。我年复年地观察他,也有机会深入地了解他。他与神同行,他的生命能发出光辉,无论人们是在疾病或任何困难中,他都能随时帮助。他能自我牺牲,切实地献上自己,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
   
后来,戴德生感到伦敦正处于剑拔弩张的时候,不能靠信函把问题解决。他这次到中国,心中想作的事连一半也没有完成。尽管如此,范约翰的女儿玛丽已逐渐康复,而上海吴淞路中国内地会新大楼的建筑计划已定好了,并找到建筑商承办。他们预备盖建一座大楼,里面包括祈祷室、会议室、资深同工宿舍等。戴德生花了无数时间,研究建筑计划,甚至每一道门窗的尺寸,他也了如指掌。
   
1889年5月,他回到英国,终于可以疏解伦敦委员会对成立美国支部的异议,使他松一口气。到了七月,他向范约翰报告说:「我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是这么顺利,实在有很多事项需要感恩和赞美。」不过,伦敦和中国两地委员之间存着的张力,以及对戴德生的领导方式表示不满的,仍不绝于耳。
   
1889年10月6日,戴德生和珍妮在海斯汀(Hastings)珍妮父亲的家中,庆祝珍妮四十六岁生辰。就在二十四年前另一个星期日,戴德生奉献他的一生,到中国内地传福音。现今他再想起马可福音十六章15节里耶稣说的话:「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直至如今,他从未问过自己:「主所指的万民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多年来努力地把福音传到远方,也制订了传福音到中国内地各省的一些策略,但他从没有认真思想基督的话有何直接意思。
 
「我们应怎样回应主耶稣这个命令呢?」他在海斯汀的那个星期日写下他的感想:「我们是否要把『主』的名除去,只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否只承认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刑,却不理会我们是他『用重价买来』的,故不愿意接受他的托付,不肯绝对的顺服他吗?我们是否自己作主,尽管他用血买赎我们,我们却不愿意把所有归给地?我们的生命、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财产,都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他的。我们只奉献我们认为合适的,在无需作大牺牲时,才去服从他的要求!我们愿意耶稣基督领我们到天堂去,却不愿意他掌管我们。
 
「每一位基督徒心中必定不会接受这种想法,但每一代的基督徒中,不是有无数人以此为正确的原则去生活吗?实在太少人真正认识到基督若非掌管一切,他便完全不是我们的主了!如果我们可以谈论神的话,而不是由神来判断我们的话;如果我们可以随意向神奉献或多或少,那么,我们就是自己作主,他却成了亏负我们的,要感激我们所施舍的,也要感激我们顺着他的旨意而行。」
   
因此,戴德生下定决心。他要确实而有系统地努力把福音传给中国每一个人。这是基督的命令,是我们应该服从的。他的计划是这样的:如果有一千个传福音的人,每人每天向二百五十人宣讲福音;到了一千日,即三年之后,就有二亿五千万人可以听到福音。
   
他知道必定有人提出反对。有些人会说传福音的人不可能每天接触到二百五十人。但在多年以前,他和宾惠廉曾经试过一些方法,使他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他知道在他的计算中,还没有包括早已在中国传教的一千名外国宣教士所做的工作,也没有把中国基督徒所作的贡献算进去,他知道中国信徒的工作十分重要,也很有果效。
 
此外,可能有人会引证马太福音末段的经文来反对他,认为大使命不仅是传,也要施洗和教导——「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很多传教士忙于办学和建立中国教会。戴德生也承认这一点,也以此为中国内地会重要的工作之一。他所建议的,是除了正在进行中的各种事工外,还加上一项新的工作。
   
所以,戴德生在十二月份出版的《中国亿兆》中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给万民听》。这篇文章就是他在海斯汀从神那里得着的创见和异象。他不仅是写给中国内地会的同工和支持者,更是整个基督教会。他发出呼吁,要信徒参与四个紧急的行动:(一)祈求神为中国预备一千位传福音的人;(二)基督徒联合一致地行动;(三)有智慧地合作,免致忽略某些地区,或是重复某一地区的工作;(四)教会或个人慷慨奉献,支持差传事。
 
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戴德生及他的儿子存义访问瑞典和丹麦两地。他是接受邀请,盼望使瑞典中国布道会(Swedish Mission in China)与中国内地会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戴德生在瑞典的聚会中受到热烈的欢迎。出席人数众多,支持中国事工的奉献也十分踊跃。有一位女士把一只美丽的手表塞在戴德生手中,说:「这是献给亲爱的主耶稣的。 」
   
瑞典女皇苏菲亚(Sophia)也邀请戴德生会面。她派了一位宫廷侍女去到他的旅馆,用皇家马车把他接到首都城外五哩的皇宫去。女皇与戴德生谈论中国,又请他读一段圣经。戴德生选读了列王纪上十章1至13节:「示巴女皇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
   
据我们所知,女皇的问题没有难倒戴德生。他向她展示中国内地会的中国地图,以及有关差会事工的图表。喝过咖啡并尝过三文治后,女皇才热情地和戴德生握手道别。
 
「到处都有人要见戴德生,」邀请戴德生到瑞典去的何约瑟(Josef Holmgren)忆述说:「他对人充满爱心,别人也同样待他。我们探访一些家庭,尽管孩子不明白他说什么,但总是围绕着他,情景实在叫人欢欣。他友善地对他们说话,拍拍他们的头,告诉他们一些故事。」

戴德生接到邀请,要他在上海的传教士联合大会开幕礼中讲道。于是,他在1890年春天,第八次到中国去。这次旅程使他有机会进一步反省基督的命令:传福音给万民,并为此祈祷。这聚会也给他机会,可发出一千位传道者的呼吁。
   
不过,跟珍妮再次分别,使他甚感痛苦。「亲爱的,」他在旅途中写信给她说:「我觉得我已经忘记了自我牺牲的真义,因我不愿意跟你分离。这就是我愁云满布的原因。一方面,神和他的工作是居首位的;但另一方面,事实却不是这样。我不想忽略工作,但我也不愿与你分别……我真的希望可以全心全意为神工作。求他在我心里动工。」
   
戴德生在船上,准备上海传教士联合大会的讲章,主题是「耶稣的心和他够用的恩典」。他会讲到喂饱四千人的神迹(太十五29至39),而且说:「我很高兴看见当时有一大群人,人数多得很,门徒认为不可能有足够食物供应他们。群众的需要是很实在的,这需要也是即时的。非立时解决不可……我们要注意,在那种情况底下,只靠门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们可能会说:『真是可怜,他们也许懊悔当初没有预备更多的食物;若靠赖他们,群众只会挨饿。不过,耶稣也在那里。他的同在确实地体现了他怜悯世人的心。所有人都吃得饱,所有人都得到满足、得着力量。众门徒不仅受责备,也受到教导;更得到丰盛的生命。」
   
终于,戴德生回到了中国,在上海传教士联合大会上致辞,这大群听众来自中国所有基督教团体。他讲了一个小时后,不再按着讲章,把讲题转为着重圣灵的能力。这题目是他后期最注重的题目之一。
 
「如果我们筹办这次会议,是为了完全服从主的命令,我们就应有圣灵的浇灌,是自认圣灵在耶路撒冷浇灌众人以来,这世界从未经验过的。神不会把圣灵赐给那些渴望被充满的人,但他却把圣灵赐给那些服从他的人。如果我们为了服从神,决意在中国一个地区的每个城镇、每条村落传扬福音,便要快快的传,并马上付诸行动,深信圣灵将大大降临,使我们得着连我们也不知从何而来的供应。我们将会发现福音的火炬从传教士传到信徒,传到本地的同工,以致神的整个教会都蒙福。神把圣灵赐给顺服他的人。我们要真正明白他赐给我们的命令,现在就是时候了,这个国家是这样的开放,我们有那么多先进的设备,神也赐给我们蒸汽轮船和电讯,可以迅速实践他的计划……
 
「只要每一个团体派出二十五名传教士,我们就多得一千位传教士了。」
   
大会结束时,决议在五年内招募一千位传教士,参与中国各项宣教事工,包括与教育和医疗有关的布道工作。这是一个重大的呼吁,得到英国、美国和欧洲的差会联合赞助。戴德生被选为招募委员会的主席,向大会报告此事的结果。

那一年四月,中国内地会在上海正式启用它在中国的新总部。举行启用礼那一天,有二百人来到吴淞路,其中有三位是戴德生早年在中国认识的好友: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艾约瑟(Joseph Edkins)和倪维思(John Nevius)。他们看见门口有一块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句话:「为神的荣耀,并在中国拓展他的国度而建」,上面没有提到中国内地会的名字。数日之后,大力奉献,使这座新大楼得以落成的伊荣(Archilrald OrrEwing),跟内地会一名女教士在祈祷室中举行结婚典礼。
   
有四位墨尔本(Melbourne)的牧师,各有一个异象,就是澳洲的基督徒也应该参与中国传福音的工作。因此,他们邀请戴德生到这个英国殖民地去。戴氏在八月到达,所到之处都有一大群人聚集听他讲道。
   
在墨尔本一间很大的长老会中,主席介绍戴德生时,称他为「我们著名的朋友」。
 
戴德生静静地站立了一两秒钟,在场的人都感到他「脸上带着神的荣光。」
 
「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开始说:「我只是一位有名的主人其中一个小的仆人。」
   
招待戴德生在墨尔本住了两周的麦卡尼牧师(H.B.Macartney)性情紧张,他说繁忙的生活使他整天战栗。当他有任何事情要做时,他就紧张万分。
 
「我在书房中,」他对戴德生说:「你在客房中。你要照顾的人有一百万,我只需要照顾数十人。你的信函都十分紧迫和重要,我的信函相比之下实在无关痛痒。可是,我充满忧虑和不安,你却水远是那么冷静。请告诉我,怎会有这么大的分别呢?」
 
「我亲爱的麦卡尼,」戴德生回答说:「你所说在我里面的平安,不单是一项值得高兴的特权,更是一种需要。如果没有神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思,我决不可能完成我要做的工作。」
 
「他年约六十岁,」麦卡尼记述说:「肩上背负着十分沉重的担子,但能处之泰然,毫不焦躁。他的信件堆积如山,任何一封都可能提到某人死亡,或是经费不足,或有关暴乱和种种严重的困难。但他读完每一封信后,便冷静地逐一回复。基督是他平安之源,安静是他得力的秘诀。」
   
在墨尔本麦卡尼的家后面,有一大片公用地,长满了各式各样的野花。麦卡尼记得当戴德生处理完他的信件后,总是走到那块地,站在那里,观赏周围美丽的景色,象孩童般欢天喜地。
   
事实上,麦卡尼没有察觉戴德生心中的一些伤痛。再次与珍妮和孩子长期分离,几乎使他受不了。而且,从英国传来的消息,说戴德生之二十一岁、正在剑桥大学读书的儿子戴查理(Charles Edward)远离了神,带给家中很坏的影响。即使这样,戴德生在往澳洲途中,仍写信给珍妮说:「亲爱的,你可以在我返回中国时,前来跟我会面吗?」
 
在昆士兰(Queensland),邵约翰牧师(John Soutney)和他的妻子邀请戴德生在布里斯本(Brisbane )附近叶士城(Ipswich )他们的家中作客。邵牧师三十四岁,是英国人,有三十儿女。他到澳洲来,是因为患病痊愈后,听从医生的劝告,在澳洲宜人的天气下养病。邵牧师到火车站迎接戴德生,他预料会看见一个仪容出众的人,但见面时,他大感失望。回家后,他向妻子透露他对这位客人的观感。
 
「不过,」他补充说:「我确信他是一个好人。」
 
跟戴德生略为交谈后,邵约翰太太静静对她的丈夫说:「看看他脸上的光采。」
   
邵约翰同意他太太的观察,并思想其中原因,「他经常仰望神,他与神的沟通是那么深入,使他脸上也似乎泛出神的荣光。他来到这里不过数小时,我初次见他时,十分失望,但现已转为极度的敬仰和爱戴。我认识到神的恩典所作成的事,是我从不知道的……他在我家作客,表现极为温文有礼,又有体恤和恩慈。他很快便适应我们家中的习惯,准时用膳,尽量少麻烦别人,而且敏锐地察觉到别人为他作的每件事情,并—一道谢。我们也发现他从不高举自己,处处表现出真正的谦卑。」
   
由上海传教士联合大会发出招募一千位传教士的消息,邵约翰夫妇也听到了。他们便与戴德生商量他们应作何回应。虽然他们感到戴德生也体会他们的回应是出于神的感动,但他们亦庄意到,戴德生仍很慎重地把他们在中国可能面对的境况,跟他们交待清楚。他告诉他们中国的天气、艰苦的生活、医疗服务的缺乏、跟孩子分离的苦痛。……他喜欢在邵家的花园漫步,并对邵约翰大大说:「在中国,你不会有这样的花园。」
   
邵约翰终于成为中国内地会驻澳洲和纽西兰办事处的监督。
 
1890年11月底,戴德生带领首批澳洲的中国内地会传教士,一同到中国去。他们是四男八女。在圣诞节前不久,他们抵达上海。戴德生发现最使他喜悦的事,是在欢迎的人群之中,有和他分离已久的珍妮,她在九年之后,终于重回中国。亲友和培兰路的同工为她安排一切,分担她的家务,使她可以抽身往中国去。自始以后,戴德生和珍妮再不用尝受长久分离之苦。

18911月至4月之间,从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澳洲,共有七队人到达上海,澳洲的一队包括了邵约翰在内,使中国内地会增加了七十八名传教士。到了二月,认北欧来的两队人也先后在同一周内到达,他们是五十位北美瑞挪会(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的成员,这个差会后来成为中国内地会的附属组织。这些北欧人喜爱音乐和歌唱。他们用带来的结他,教导住在吴淞路的各个同工学唱很多瑞典圣诗。这些生力军都是那一千名新传教士的部分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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