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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耶稣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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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基督教对经济的影响


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出埃及记廿章 15、17 节


  卡斯特罗偶尔会不情愿地承认很钦慕许多在古巴的宣教士,因为他们是辛勤的工作者,他们准时地出现在工作中,他们不欺骗组织。简而言之,虽然他强烈地不同意他们的世界观,但这名独裁者仍认识到他们在实践基督徒工作伦理时所带来的价值实利,而也正是这相同的道德帮助美国带来了繁荣,只是卡斯特罗常常诋毁这种繁荣。

  如果没有耶稣,资本主义及自由企业系统是不可能发展出来的——它们已带给数十亿的人类空前的繁荣,如果没有耶稣,这些不可能得到发展。在本章中,我将追溯在基督徒信仰与西方世界所享受的繁荣之间的关连,特别是在美国的情况。这如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在《资本主义之根》(The Roots of Capitalism)一书中写道:「每当长期攻击的情况不奏效时,基督教总趋向于创造一种生活的资本主义模式。」


当一个国家思量时

  为什么美国——就多方面而言,这个国家可以享受如此物质上的丰富?为什么一些亚洲国家也可以在他们认领了从西方来的经济观念后便繁荣昌盛?假如你看看世上的一些贫穷国家,你会发现圣经所说的是真的:他们所相信的是什么,他们也就成为那种人,「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23章 7节)看看印度,一个数千年来停滞在贫穷的国家,为什么?因为人们所相信的,正如它的教义所教导的,世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事物是重要的,那些外在的、看得见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因此,你不用试着改正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而要试着从中逃脱,结果就是导致「进步」的死亡。这种相信轮回转世的信仰便是造成这个国家贫穷的最大原因。想想北非,几世纪以来一直没人在贫穷、迷信与无知之中,为什么?因为在其中的人们所相信的宿命论,是使得这些回教徒无法进步之因,他们认为反正人类的主动性绝对无法成就任何事,多作何益?所有的答案都是——阿拉已经注定了一切,因此,他们就被停留在永久的呆滞当中。再想想东方的许多国家(在西方的影响之前),他们的宗教是佛教,佛教教导信者以为生命是一种不能挽救的邪恶,同时也无法被改变,人类唯一的希望就是除去他所有想要在此生有所改善的欲望,目地不是为着过一个更丰盛的生活,而是一种灭绝——没入到灵界里——如此,社会进展的基本根源就被隔绝了。不像那些以基督徒为基础的国家,特别是当他们已经应用了一个以圣经为主的解释在经济的模式上时,他们的经济常是十分繁荣的。


圣经的基础

  「基督徒财务观念协会」(Christian Financial Concepts)的创办人及负责人赖瑞柏奇(Larry Burkett),指出圣经中至少有超过七百处提到了金钱,其中说到经济的部份比任何其它的主题还多。他写道:

  金钱是如此重要的主题,基督所留给我们的比喻中接近三分之一都是提到金钱的使用及处理,光是这点就足以告诉我们:了解神的财务计划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

  关于经济圣经说了些什么?单只在十诫里,我们就看到对私人财产坚定的认可,私产也是所有良好经济的一个基础。「不可偷盗」(出20章15节)的训令,如同二十个世纪以来每位神学家所宣称的,是对私有财产的一个神圣保障。假如我对此物没有所有权,我就不能从别人那儿偷走。在十诫中,我们更进一步的看到这样的命令:「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并他一切所有的。」(出20章17节)再一次我们了解到关于私产的清楚教导。

  这是非常受到批评的一点,因为私产是资本主义的基础,而私产常被定义为「生产工具的一种私人所有权」。张伯伦在书中解释道:

  「不可偷盗」的意思指明圣经鼓励私产——因为假如有某一样的事物不属于第一顺位之人,它可能被偷窃;「不可贪恋」意指即使当一个人只是有打算夺取他人之物的想法,都算是有罪的——对社会主义者们而言,不论基督徒与否,这些问题是他们从未图谋辩解的。更进一步来看,禁止假见证及奸淫,意思是婚约应受到尊重,言行不一致更要远离。至于十诫中的「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这乃是在暗示一个社会的建构要素及延续单位是家庭,而非政府。借着延伸或推论,洛克信条(Lockean Creed)全在这里:生命的权利、自由及维持生活必需之财产的权力,以及让这自由的家庭单位一透过它的爱和拥有一成为在上帝所赐的土地上得以「长久」的担保者的重要性。那些阅读圣经的拓殖者,并不需要十七世纪末政治科学的诡辩家,他们乃是古人的子女,是西方人士所熟知最古老智能的承继者。

  有些人争辩说,圣经中教导的是共有财产制——刚好与私有财产唱反调,他们找出一节经文以证明这点。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中,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卖了一块地,并将所得金钱交给使徒,但他们也保存了一部份的钱留给自己。许多自由派的神学家及经济学家就使用这个例子,及其它在新约中关于早期基督徒凡物共享的经文,暗示圣经在教导社会主义论。在此,私有财产究竟是被驳斥亦是被教导?请注意彼得对亚拿尼亚所说的话:「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么?」(徒5章4节),对我而言,很难想象还有比这对私人财产权更清楚的叙述。当田地还在......在你卖掉之前......不是你自己的么?你不是拥有它吗?你不是可以拿它做任何你想要做的吗?即使在你卖了之后,那还不是你的钱吗?彼得如此告诉亚拿尼亚,让他明白,甚至卖了之后,他还是可以掌控他从买卖中所赚得的金钱。

  另外一个对资本主义的兴起有贡献的圣经基础,是劳动乃是神所赐的责任。工作既不是应当避免的诅咒,也不是只有当需要时才追求的活动。相反地,神在人堕落之前乃是命令人要管理园子,甚至在犯罪之后(虽然因堕落及诅咒的结果变得更坏),工作仍在人类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基督降世之前,古代国家中的人轻视那些诚实的工作,而将之交给奴隶来做,像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四分之三的雅典人及半数的罗马帝国是由奴隶所组成的。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中我们瞥见在古希腊时期的「绅士」是不必劳动的,当保罗访问雅典人,并在那儿传福音畤,「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徒17章21节)

  但耶稣大举革新劳动,借着拿起锯子、斧头及刨子,他赋予了劳动一种新的尊严。在过去的几世纪中,凡福音进入的土地并使之行其道的,当地的奴隶及农奴就被改换为工作阶层的普通人。没有工作,任何人都无法完成神在今生所赐下的「实习阶段」。


会计之父

  基督教在经济上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复式簿记及会计,这是由一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籍的圣芳济修会的修道士遗赠给后世的。帕修黎修士(FraLuca Pacioli)被认为是现代会计之父,149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 Summa de Arithmetica, Geometria, Proportioni et Proportionalita的书。这本书主要是处理数学上的问题,但其中一章是复式簿记,这复式簿记后来成为现代会计的基础,歌德(Goethe)说这是「人类智能最好的发明之一」,经济及社会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说:「复式簿记与伽利略及牛顿系统是在相同的精神下出生的。」

  帕修黎的工作荣耀了神,他的目标是写下科学与数学神学,他要将此类学问「带出图书馆」,应用在实际的市场经济上。他在书中写到人应该以「奉神的名」开始他们所有的经济交易,他发展出的方法学永久地改变了商业的未来,也引导出商业欣欣向荣的发展。他的天才会计等式——资产﹦负债﹢资本,今日已被广泛地使用,这位耶稣基督谦卑的仆人已经对这世界提供了一项重要的商业工具,并将之献纶神以彰显更大的荣耀。


自由企业的根

  新教的工作伦理帮助并促进了大繁荣,大部份是透过加尔文及他的跟随者所产生的,所以我们也追溯自由企业的根源到这位「日内瓦之父」的身上。历史学家理查唐恩(Richard Dunn)写道:

  大部份精力充沛的商人都可以在荷兰的基督徒中找到,而大部份有朝气的工业都在英国的基督徒间得到成长,难道这些都只是巧合吗?二者都只刚好强烈带有加尔文主义的意味吗?为什么法国新教徒在天主教的法国商业社会是如此地突出?又为什么在加尔文教徒大诸侯之下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基督徒,在十七世纪时被德国人描述为几乎是唯一展现出加增繁荣的一群?

  如历史学家所周知的,加尔文常被誉为是资本主义的创始者,他在经济领域的影响是如此地钜大,以致遭到敌人的指控(例如韦伯的闻名工作)。他们最常指责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完全曲解了对它的认识。


韦伯的理论

  关于这个主题韦伯(Max Weber)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在1904至1905年间他首次出版了《基督徒新教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他以观察到商业领导者、或是那些接受较高训练的工人以及资本所有者都是清一色的基督徒为开始,然后他继续追踪到两者之间的关连,但他对加尔文主义几乎没有任何正面的评论。譬如,韦伯指出「持续自制的动机并因此发展出审慎的自我生命规条」是「加尔文阴暗的教义」所造成的自然结果。韦伯也写道:「加尔文主义与虔信派主义比较起来,显得较接近坚硬的律法主义及中产阶级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活跃商业。」正由于加尔文派实行了韦伯所谓的「世俗的禁欲主义」,于此而拉起了资本主义革命的舞台序幕,普鲁士人及加尔文派的跟随者视财富为「在一个劳动呼召之下的结果」或「神祝福的记号」。韦伯继续说道:

  在世俗的召唤下,这种无止息而有系统的宗教评价工作,被视为是达到禁欲主义的最高方法,并同时也是最能确定及最能证明其重生及对信仰真诚的方式;更是扩展那种对生命态度的最强而有力的层次,我们在此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

  德国学者特尔慈(Ernst Troeltsch)也归咎所有的资本主义的祸害全来自加尔文的身上,这些历史学家,无论是韦伯或特尔慈,一直都是资本主义及加尔文主义的敌对者,他们皆认为加尔文的确是賌本主义的主要推进者。

  资本主义开始之际,是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及德国南部的城市,事实上是在加尔文时期之前,但加尔文是第一位看到事情核心之处,同时愿意将这种数世纪以来被罗马天主教教会所持控的观点分离出来的神学家。罗马天主教教会则是深受阿奎那教导的影响,而阿奎那一直是试蓍以亚里斯多德的观点使基督徒达到和谐。

  大约在公元四百年前,当亚里斯多德教导说,金钱是不能制造也不能生产他物的工具时,这正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加尔文认为这一点并不正确,事实上金钱可以是非常具有生产力的,而罗马天主教教会却已经为高利贷一词下了定义,使得几世纪以来教会对金钱的观点一直没变。

  教会如此做是为了帮助人们免于被剥削,张伯伦写道:

  作为中世纪政治及经济组织的源头及保护者,教会乃为保护个人抵挡时代潮流之缓冲物,以免信徒被世俗所吞噬。很自然地,教会采取抵挡高利贷的立场,在金钱尚未有机会发展成使借贷双方都受益的时期,便很快地被中世纪有限的借款者「用尽」。因此,对阿奎那及其它的天主教哲学家而言,强迫人们付已不存在的金钱利息,的确是很怪异的。

  但今日人类居住的环境却不断地在改变。

  加尔文看到,将高利贷归类于普通的利息既不正确也不符合圣经,他再一次地将高利贷下了定义,那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高利贷是收取过多利息的一种贷款。加尔文也感到不应该向穷人收取利息,总而言之,「金科玉律」(goldenrule)是经济如何交易的一个指导标准,加尔文写道:

  理性让我们不难承认所有的高利贷都应毫无例外地被定罪......但我强调,此问题(当高利贷被禁止)只是针对穷人。结果是,假如我们要处理与富人的关系,高利贷则应是自由而被允许的......高利贷现在并不是没有法律上的规范,除非它抵触到平等并与弟兄之间的和谐畤,它才不被适用。求神让每一个人来到祂审判的宝座前,都能秉持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来对待他的邻居,如此我们相信一个肯定而可靠的定夺就会出现。

  托尼(R. H Tawney)在他优秀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一书中写到关于加尔文的部份:

  他假设在社会生活中信誉是一件正常而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他摒除了常常被引用到的旧约经文,认为并不相关,因为当时的情况已不复存在。争议的部份是,支付资本的利息就像支付土地租金是一样合理的,而个人的良知被赋予要藉蓍自然的判断及黄金定律来监视不能超过口授之量的义务。

  加尔文使得数个世纪以来被羁束的金钱得到了自由,他解开了资本主义所能产生的能量。这种能量是什么?无疑地,自从世界被创造以来,美国的自由企业体系已创造出无懈可击的最高生活水准。在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里,即使是穷人也比第三世界国家的一般人过得还好,在福利制度下的美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是富有的,只是大多数的人都没有体会到这点。

  加尔文拥护私有财产的权利,他也教导圣经中关于金钱管家的观点,他说我们只是神托付的金钱管家,有一天我们都要向神交帐。


新教的工作伦理

  当我还未重生得救时,我在学院头二年的成绩都很差,直到信主之后,成绩才突飞猛进。对商业而言这也是一样,很多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往往才开始富裕起来,为什么?

  第一,我们不再忧虑、焦急,这些因素都会挫败及限制人们的能力。圣经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腓4章6节),基督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

  第二,我们得到神的帮助及支持,祂给我们额外的能力来完成我们的任务。

  第三,我们得到从神而来的新智能及新点子,「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能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的神。」(雅1章5节)

  第四,我们这群蒙救赎的人得到了保护及继续前进的力量。即使在遭遇失败的时候。

  第五,我们对所做之事情上有一个目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荣耀神而做。「在任何事上都要做的好,做任何事都要为神的荣耀而做。」这是很多信徒的座右铭。

  现在,对于我刚才提到的五点有一个词句可以形容。我称之为「新教的工作伦理」,或简单称之为「基督徒的工作伦理」。

  就是由于这群蒙救赎的百姓已经被赐予了前进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生产更多,因此,他们能够给的也就更多,其能省下的也多,以致能够投资在生产的工具上。这是为什么在美国建国一百年之后,美国人能够比其它各国的人都省下更多的原因。美国能够投资在更多的生产工具上面,使得工厂里的工人及农民在平均分配上拥有更多更好的工具,并且比任何其它国家的人更能有效率地使用这些工具,因此,他们能享受到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

  如今这穜经验在拉丁美洲的国家中亦被重复使用。在与他们的美国邻居相比之下,他们也沿用同样的方法以使自己变得富有,这些人在成为基督徒或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天主教徒之后,就不再酗酒或赌掉他们的金钱。往往在得救之后,他们才开始第一次为他们的未来存款,这种相同的潮流在整个的教会历史中可说不断地在重演。

  然而,圣经申命记中的一段记载,难免使我们想到它可能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当人们变得富有之后,就很容易忘记神是他们财富的源头(参申6 章 1O~12 节),约翰卫斯理对此警告说:

  我害怕,当财富在那里加增时,宗教的基础就会在相同的地方减弱。因此我看不出在事情的本质上,任何真实宗教的复兴能持续多久。因为宗教复兴必会带来勤劳与节俭,而这二样可以产生财富,但当财富加增时,人的骄傲、愤怒及爱世界的心也会随之而来。

  伟大的清教徒领袖马塞特顿(Cotton Mather)说得更为简洁:「宗教为财富之母,而女儿正在毁灭她的母亲!」


国家的财富

  亚当斯密于 1776年写了他著名的作品《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那同时也是美国诞生的一年。就某方面而言,它们是同时出生的,虽然圣经为应该建立的自由体系模式设立了一些原则,人们却从未将这两者联在一起。改革宗,特别是加尔文,是帮助将他们带入光明的第一位。在此基础上,格拉斯哥(Glasgow)大学的基督徒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才终于把这些拼图收进了《国富论》一书中。这点强迫学者认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开始大约是在1780年左右。史密斯主要的争议之一,可以在他出名的《看不见的手》之评论中找到:

  每个个人的必要劳动都会对每年的社会收入有着极大之贡献......他的原动机是为寻找个人的益处,而在这过程中,就像其它许多的情况一样,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带领着,使得最终的结果并不是为了他个人的益处而已。对社会而言,最糟的是他根本没有任何贡献,但藉蓍追求他自己的益处,使得他在无形中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利益,虽然他可能自己并不真正想这么做。反倒那些假装要为公众谋取福利的人,我反而看不到他们真正做到了什么谋公众之益的好事。

  简而言之,市场经济要比计划经济好得多,这是从二十世纪而来的优势观点所做出的结论。由于我们有经济上的利益,以致对史密斯所观察到的真理有所感激。计划经济是没有作用的,因为它们没有将人类的罪性计算进去。私人财产及自由企业的权利本身并不是终点,虽然今日许多人的看法是认为它们本身就是终点,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他自由地使用财产时,可以忽略掉创造主的角色,无论是他所省下的每一分钱,及他所给出的,神都是其中最大的原因。


自由企业的果实

  几世纪以前,五分之四的法国人将他们收入的百分之九十花费在食物上,而只能给侍者极微薄的小费,不仅如此,他们还得想办法供应自己所有其它的需要。在欧洲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了几千年,这与大部份仅靠微薄工资的现代非洲没有什么差别。他们每日仅能糊口维生,甚至在1780年的德国,仅仅不到一千人能每年收入一千美元以上,一直到圣经的原则经由改革宗人士的再宣告及史密斯的明言,才正式进入并发挥效用。

  最大的成长是在 1776 年以后,从 1800 年到 1850年,不再有通货膨胀,工资也真正地涨了四倍,从1850 年到 1900年,在通货膨胀之后,工资又涨了四倍。所以到了十九世纪,真正的财富及工资增加了十六倍之多,世界从未经历过像这样的事!不但在英国发生了!在美国更是亲眼目睹了,自由企业拥有最自由的天空。

  在埃及,如同我们在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中所发现的,经济大部份是以动物为基础——驴、骡以及水牛,由它们拉载着装有各式的货物以彼此交易。有趣的是,这些动物当中有一种每只价值约85美元左右,而在埃及一般人的年平均收入大约是一百美元。因此,当动物死亡时对他们而言会是一件极度痛苦之事。谁叫这是一处非资本主义化的土地,假如某人能省下足够的钱购买一辆卡车,他将能赚得比一百美元多得多,可以赚到十倍、五十倍,甚至一百倍,因为他办得到。

  将积聚的资金或利益改变成为工具或农具,是使得工业化的廿世纪与贫穷的中世纪,或现在存在于印度这种非资本主义化国家情形的不同之处。任何非资本主义化的国家都会退步到像印度的情形,她的百姓仍像中世纪时的人一样,拉着犁耕田,以此糊口维生。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太20章26节),在才干的比喻中,耶稣说神已赐给我们某些数量的财富,是在祂主权的旨意下看为合适的,而如何使用这些金钱,责任更是在我们身上。对我而言,美国已成就了这世界所知道的最伟大的物质主义及经济文明,甚至在不景气的当中,她也远比世界许多国家的,情况好得多,为什么还有人愿意拿这种成就去交换或建立社会主义的体系呢?这是十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毕竟社会主义是很明显地,一次又一次地在降低着人们的生活水平。


福利:基督徒的异端邪说

  从本世纪开始,美国政府借着强迫实践基督徒帮助穷人的理念,而吃掉了人们一部份的财产。我们相信这是一种被误导的作法,这么叫故不仅妨碍了经济繁荣,也因着伤害生产力而使得穷人亦遭波及。因为美国州政府赞助的福利并没有考虑到圣经所说关于人类天性的罪恶及关于经济的问题,使得这些救济项目已然倏忽成为一个深不可见的失败。如今美国穷人的数字比资本主义刚开始时还多!因为这种「救世主」的情结,今天美国政府抢先代替了教会的工作,而试着藉政府补助项目来解决贫穷的问题,结果「伟大的社会」产生了「伟大的债务」,而这个项目是极端地昂贵及没有效率的。但是他们在当中却以耶稣基督的精神来试图帮助穷人及有需要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福利是「基督徒的异端邪说」之原因了。

  许多人宁愿由政府制定法律,从别人那里拿出钱来使用在一些需要上,而不愿奉献他们自己的金钱或为众人作更多的牺牲。罗宾汉就是一个在基督教界中出现的神话人物,他的行为——偷取富有之人的钱财来救济穷人——也可说是一个基督教的异端邪说。福利制度下的州政府就是一个膨胀而无效率的罗宾汉。大部份为穷人预备的福利基金根本从来没有离开过联邦政府,或是州政府及本地官僚等那些执行福利项目者之手!

  我们难道不应该关心穷人吗?当然要,本地教会、私人慈善、家庭关怀、社会慈善机构等,这些都是美国近三百年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今日美国仍在尝试用别的方法,甚至已经决定透过政府干涉的社会方法来帮助穷人,而这种方法在其它地方是从未曾试过的。

  当圣经鼓励人应该对有需要之人慷慨解囊时,它是指自愿地在教会内拿出奉献,而不是透过税收来强迫别人「奉献」。有一次主日讲道时,我提到圣经并没有教导社会主义,会后一名女士跑来跟我说:「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说法。」

  我问她:「你不同意的部份是什么?」

  她说:「我相信我们是能互相管理的。」

  我说:「我完全同意这点,也相信我们是,我们之间的差别是,我相信我们可以互相管理,而你却只相信政府才是我们的管理者。」

  她张大嘴巴,不说一句话地离开了,那就是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不同观念。

  更进一步地,保罗对我们的现代福利观念说了一些听起来很前卫又严厉的话:「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帖后3
  章 10节)在听到这段话之前,你可能已耳闻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使徒知道人类有罪恶的天性,因此人们容易倾向于无所事事及懒惰,假如可以的话,有些人会尽其可能地避免掉所有工作的机会,但使徒说得很清楚,假如有人不工作,他就不可吃饭。待会儿我们将会看到,若以严肃的心看待这句经文,一个社区将会如何地由贫穷导致成富裕的状况。

  这节经文不是指一个人不「能」工作的情形。圣经中曾谈及许多关于照顾跛子、盲人、生病者、残疾者、年老者以及年幼者的问题,但假如有人不工作,那就不可让他吃饭。

  因为「罪恶政治」的流行,大部份的人在听到这句话时会感到一种罪恶的痛苦,好象这句话是不带怜悯心的。但其实它是曾经做过关于经济的主题上最有怜悯心的描述,若不是这样的话,极大的饥荒及饥饿会充斥这整个的世界。因此,让我们勇敢地宣告并一再强调之:「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


社会主义经验

  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一项事实,在美国我们已经看到完美而几乎是实验室经验的社会主义。讽刺的是,美国——这块自由企业的乐土,竟是从社会主义开始的。

  根据布雷德福州长的报告,在 1620年清教徒首次到达殖民地时,当时的领袖都肩负着跟随探险商人的义务,而这些人所设计的即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策略。虽然他们的想法很仁慈,但这些想法却对社区造成毁灭性的伤害。他们当时保持凡物公用的作法,认为人们工作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而那应该会创造极大的快乐、满足与繁荣才是。

  结果第一年的成绩是极大的农作物欠收,许多人挨饿。而在人们极度的需要及多人饿死及病死的状况下,接续的一年情况仍然继续发生,在那时,半数的殖民地人口都已死亡。因此,在1623年布雷德福宣告自此以后,这种凡物公用的实验,即社会主义的实验,将正式放弃,每个人都会得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可在其上耕耘并照顾自已的家人。如此,他们实践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1O节所说的:「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结果是人们快活地工作,那些装病的男人现在亦积极地回到田野中工作,甚至女人也迫不及待地去工作。在此之前,女人在田野中工作被认为是一项暴行,而现在她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快乐地为家庭付出劳力。结果是接下来的一年迎接了一次极大的丰收,一场盛大的感恩节在美国全地展开了庆祝。假如当时这些人没有走上私人企业之路,清教徒最后的命运似乎就是死亡。请注意:当社书主义被放弃之时,感恩节就被建立!当社会主义在美国死灰复燃,感恩节也就自然遭到淘汰!这是美国的历史——也是我们最容易忘记的一课。


结论

  今天,数百万计的人正在享受这不可思议的财富,却不知道最初是在基督徒的体系下所铺的路,如果没有耶稣,我们恐怕也只有一天过一天地糊口度日了。

  关于基督教对经济上的正面贡献,诺布克(Wilhelm Roepke)还有最后的一些话要说:

  自养及舍己的教义,是政治经济的基础,在新约及《国家的财富》一书中都很清楚地写到这点。这是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Lord Acton)大胆地告诉我们的事情,他还补充说,人类是一直到今日的世代才认识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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