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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到底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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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到底怎么了?

作者:小约翰
导读

Overseascampus
马克斯·韦伯常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学术建树的西方学者。他心心念念,关切文化的突破与更新问题。

西方文化在宗教改革后,从古代社会变成近代社会,但中国文化却一直在古代社会的静止形态中转圈,只有改朝换代,难见根本革新,这到底是为什么?

创新的关键
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韦伯令人信服地指出:文化变革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实是观念。这里的观念不是平常人所说的想法,而是一种“宇宙法则”,一种带有普遍主义的神圣法则。

在西方文化最大的突破更新中,新教伦理就起到了这样的重要作用。而儒、道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国人的思维方式多是“向外适应”式,经世致用或明哲保身就成了生活哲学,也就没有了“非如此不可”的精神。没有了这种精神,也就没有了突破和创新的历史,以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新型人格。

中国人的超越追求本来就弱,中国文化传统很容易让人在入世中消解了超越追求,在出世中变成“自了汉”,致使价值被现象淹没,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变成“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甚至“知其可为而不为”,这正是刘小枫《拯救与逍遥》所着力批评的“逍遥精神”。

因此,推动创新的关键与其说是观念,不如说是信仰。迈克尔·波兰尼在名著《个人知识》中早就指出:科学史最伟大的进展,往往不是通过怀疑,而是通过信念来达成的。他称这种信念为“支援意识”,那是沉潜在人格深处的活的文化传统,他认为没有支援意识之“厚积”,就没有个人创造之“薄发”。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

文学助推器
在文学史的创新和发展中也是如此。文变固然染乎世情,但决定作品深度和厚度的,不能不说是作家的精神资源,是文本背后那种独特的眼光和世界观。难怪一个学写作的人拿篇小说向列夫·托尔斯泰请教,托翁看后不客气地说:“您这篇作品除了想写、想发表的欲望外,一无所有!”托翁的意思是绝不能为了写而写,更不能为了发表而发表,而是要有非写不可的感动与发现。

詹·斯卡塞尔说:“诗人们并不发明诗,诗在那后面某个地方,它在那里已经很久很久,诗人们只是将它发现。”写,是听到了真理的召唤,写作是对此召唤的回应;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宗教信徒那样的精神和心志,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没有大气的作品问世,哪来的文学的创新和更替?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致命伤之所在:当代写家们普遍缺少信仰,这导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史的萧条与死寂。

  威廉‧威伯福斯(1759-1833)

变革的动力
信仰不只给人眼光去发现真相,也给人勇气去坚持信念并推动变革。在这方面,英国废奴运动的直接推动者威伯福斯及其所属的“克拉朋联盟”提供了榜样。
威伯福斯在信仰基督教后,曾想退出肮脏政界。

他写道:“我非常难过,我相信一般人不会有这种苦恼。我无法思考,离群索居,终日失魂落魄。……我如果要成为基督徒,就必须照基督的吩咐行,那我将在政治圈中成为一个怪人,甚至失去朋友与前途。政治是我的尊严,但基督是我的生命。”就在这时,他遇到了约翰·牛顿牧师。

很多人都会唱牛顿牧师写的《奇异恩典》,在歌词(英文原文)中他称自己是一个“无赖”,因他年轻时曾贩卖过黑奴,悔改信主后成为牧师。年轻的威伯福斯向年已60岁的牛顿倾吐苦恼,表达了欲退出政坛的想法。

约翰·牛顿认为上帝要带领这个年轻人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他建议威伯福斯不要从工作中撤退,而要依靠上帝走下去。他对年轻人说:“我盼望并且相信主耶稣高举了你,是为了他的教会与我们国家的好处。”

后来,威伯福斯在议院中看到上帝给他的废奴运动异象,开始了长达18年乃至40年的奋斗。1807年,英国议院终于通过议案,废除最不人道的奴隶贩卖。后来,此议案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巨大反响,改变了千千万万个黑奴的命运。

威伯福斯在《真实的基督教》中说:“基督徒不爱世界,并不是以逃避世界来证明自己的不属世,而是进入世界,活在人群中为耶稣作见证,并且义无反顾。”诚哉,斯言!这是他为废奴运动坚持一生的心声。

缺少宇宙法则
鲁迅说,没有新人,就没有新文艺。推一步来说,没有新人,就没有新文化。但人怎么成为新人呢?就是要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改革者首先必须是一个信仰者,才能有一种新型人格,才能去推动变革。

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参《约翰福音》14:6)这给人和文化都提供了一条因真理而更新之路。

那为何中国自身的文化很难产生真正的信仰者?这就是马克斯·韦伯通过研究所发现的:一种文明只有是伟大的悲剧文明,才能产生上层世界与下层世界的冲突,才能有“宇宙法则”与生存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悲剧其实就是“宇宙法则”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致。

在韦伯看来,中国文化是一种悲剧文化,但中国文化中,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其自身与生存现实间的冲突,都不是上下两个截然不同世界间的冲突,而是同一世界两个不同层次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儒家和道家的文化天空,因为没有神学家卡尔·巴特所说的“绝对超验的他者”,没有一位有位格的上帝作真理本体,就注定了文化的天空不足够高远,也就没能超越现实生活外的“绝对律令”。这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宇宙法则”。

在韦伯看来,中国文化缺少一以贯之的、清晰明确的“宇宙法则”。所以,这就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是“向外适应”式,而不是清教徒那样的“由内而外”式。

不能搅动灵魂
鲁迅对中国文化难以更新和改变予以考察,得出了和韦伯大致相同的结论: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总体精神就是道家所谓的“不撄人心”。用钱理群的翻译就是“不搅动人的灵魂”,于是儒家就成了专制政权的“帮忙”,而道家就成了“帮闲”。最终,中国文化沉淀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和人性幽暗里应外合,就造成了独特的阿Q“精神胜利法”,动不动就喊叫“老子从前阔多了”,从而拒绝改变。

难怪鲁迅感叹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而那么多聪明的中国人,其实是处处狡猾、精明,骨子里才不会因信仰而碰撞现实,反而是惯于隐忍、明哲保身,认定“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庸也就成了圆滑的代名词。

也就是说,你必须有高远的信仰和理想,而不是为了拼一把龙椅,不是为吃一口饱饭,不是为泡遍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不是陈胜所谓“苟富贵,勿相忘”;同时,你也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样,才谈得上变革与更新。但这种人,有吗?这也就难怪,曾说过“苟富贵,勿相忘”的陈胜,当一起种田的同伴在他做王之后去找他时,陈胜怕他提起那些难堪的旧事,竟把他杀了。

鲁迅又感叹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种氛围下,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变革?哪有真正的动力和勇气去更新与发展?

要听天启圣言
说这些,并不是要攻击中国文化,也不是自挖祖坟,而是严肃、认真的研究、思考与反省。中国文化缺少具有超越性和绝对性的“宇宙法则”,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当然,中国人也不是没有天道观,但这“天道”到底是什么呢?谁又能说得清楚呢?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这天道观,本来就薄弱,再后来又越来越收归人心,人心又特别被人性幽暗所占据,再高深的天道也难免“曳尾于涂中”!

相比之下,圣经则清清楚楚地以天启圣言作为宇宙性通则,一上来就强调独一无二的造物主创造了宇宙万物,万物都是这位上帝的被造物。同时,上帝就是绝对真理。上帝更把他的诫命透过摩西教导人类。哪怕没听过这诫命之人,上帝也还是把这一道德律令刻在人之心版上。

遗憾的是,人类堕落,拒绝聆听,心灵深处律令不彰。故而,上帝就启示人写下圣经,作为成文的特殊启示,来传递这份高贵无比的信仰。

于是,尘埃落定,道理退台,真理出场。

这真理来,不是要毁灭人,而是要成全人;不是要打击文化,而是要更新文化。正如耶稣所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10)

来源:OC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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