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翼
所谓“江湖”，是指人生存的特定的文化氛围和价值视野。因此，人都是生活在江湖中的。但从原来江湖迁移到另一片江湖的人，总会感受到一些不适、挑战，乃至受伤。这些人需要付出相应的努力，来适应、学习和成长。
这本来是常识。然而，不少基督徒事工人员，在确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信仰的同时，往往轻忽了所在地区的“江湖规矩”，因而造成错误和冲突。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海归”基督徒，特别是“海归”全职事奉人员，回到中国大陆後，因同文同种，而忽略了“江湖”的差异和张力，以及这些差异对生活和事奉的深远影响。
我在中国大陆服事有九个年头，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我愿从个人经历出发，对“海龟”回国事奉可能遇到的挣扎、挑战和机遇，给出一点经验和意见，以供参考。
经历简述我於1987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1992年重生得救以後，很快就产生回国传福音的感动。1995年秋季，我进入神学院学习。
1997年，由於我对事工领域缺乏具体、实际的目标，同时也考虑到家庭、孩子等因素，我从神学院辍学，进入一家公司，准备以此公司为平台，进入中国，带职服事。
1999年，我以公司首席代表身分，举家回国，到北京定居。随後，得助於北美教会一些同工的热心鼓励和支持，我离开公司，进入全时间福音事工。2004年，我更正式放弃了获得10馀年的美国“绿卡”。
我这些年来的服事经历，主要包括∶开创、带领学生团契，并成长为学生比例很高的青年教会；推动、协调北方多个城市的学生事工及其领袖造就，并尝试建立本土学生事工机构；参与基督徒学者论坛的开创和推动；协助海外机构开创及推动北京及外省市青年教会领袖的培训造就事工；推动和协调网络神学教育事工；参与一家三自教会青年聚会讲台服事，并应邀在此间教会开创了一个“体制内”公开的大学生团契；在冲突与张力中与政府对话、沟通，等等。
总体感觉∶能接触的层面很广，能参与的事工机会很多，果效也相当明显。
但是，当服事向更远、更深发展的同时，我也发现，自己的身分及定位、归属等等，还在“妾身未明”的模糊状态中。而且，这种模糊状态并不能藉著简单的调整，就可以化解和澄明，而需要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里审视自己。
文化身分从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教会建制等等都更加昌明的北美社会进入中国，确实随时都能在日常生活和事奉中，感受到两个社会的对比和差别。而这恰是我回国前，思想意识准备最不足的一面。
我在北美生活12年，婚姻、家庭等都在北美建立，两个孩子在北美出生、成长。并且，我在北美皈依了基督信仰，随著而来的是价值观和许多观念的转变，这些也都在北美。而我对中国教会的了解，却只限於二手报导、见证故事和标签性描述。
我回国时，未加思索就设定了“我是中国人，回到本土来，服事中国（家庭）教会”，并以此要求自己和家人。结果，家庭首先蒙受了很大压力，甚至伤害。接著，我自己也陷入诸多迷茫。
应该说，我个人和家庭的“洋味”，在今天中国大陆的整体“崇洋”氛围中，是一种资源，也给最初的事工带来方便和机会。而跨文化的生活和事奉经验，则提供了独特的属灵视野和思考角度。
但随著事工的深入，我意识到，我当初的假设，“我是中国人，回到本土来”，可能过於轻率。我不像自以为的那样属於中国、了解中国文化。我对中国教会的了解，更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麽真实、充分。我需要正视个人和家庭的文化经历和积淀，正视不同社会和教会文化的差异。我需要对自己观念里的北美江湖风格，有清晰的认识。
个人视角多少是出於自己生命里的北美江湖视野，也本著对中国家庭教会“爱之深，责之切”的赤子之心，我於2006年夏，对我所观察、经历的中国教会文化（传统），作过批判性反思，并以口号的形式，表达了一些个人观点，例如∶
警惕民族（国家）主义，倡导民族忏悔；
警惕“乌龟吃天”（地方性属灵心胸和眼界，普世性事工野心），倡导“瓮中捉鳖”（普世性属灵胸怀，扎实的本地事工建造）；
警惕“家天下”，倡导“国度心”；
警惕家长作风（专断），倡导大公制度；
警惕“黑箱作业”，倡导透明敞开；警惕封圣造神，倡导弟兄相扶；
警惕个人英雄，倡导团队同工；
警惕“意志超人”，倡导恩典始终┅┅
这些是我归国七八年的观察和感悟。
神学（宗派）身分我回国时未加细究，就把自己的教会和事工身分，贴上“家庭教会”标签。不过，为了掩护身分，我同时参与了“三自”教会的一些事工。
这样“脚踩两苹船”，事实上增加了政府方面的谅解和容忍度，也得到“三自”教会青年和大学生事工方面的多种机会。但却一直遭到北美和大陆“家庭教会”的一些领袖的怀疑、警告和批评。
中国教会在“家庭”和“三自”的名称标签下，各自包括了十分广泛、复杂的神学传统和取向。对信徒乃至一般教牧人员而言，区分“三自”和“家庭”，以及不同的家庭教会派系，首要的因素恐怕也不是神学上的。因此，“海龟”需要警惕，不被那些既成标签“一叶障目”。
而且，随著时代的变迁，过去几十年中形成的“家庭教会”概念，已经不足以描述城市教会的现状，甚至反会产生误导。我因此於一两年以前，停止使用“家庭”、“三自”，而改用“官方”（Official）和“非官方”（Non-Official）的称呼。
事工身分我一直未能清楚界定，自己的事工属“本土”，还是属“宣教”；是属“内”，还是属“外”。出於“落在地里的一粒麦子”这样的事工理念，也出於归国时的基本身分假设，我一直倾向於属本土、尊本土。
但是，由於我以往的海外江湖经历和资源，我发现我被本土同工不自觉地看作外来宣教者。此发现曾给我带来很深的伤痛。然而，过後却也能理解，这其实是“合理误解”，甚至是“正解”。
本土同工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事工成为“宣教士工作报告中的一个统计数字”，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事工领域里的“主权”、派系阵营和成果业绩的归属问题，以及宣教历史上常在的“内外有别”问题，我是在事奉过程中，逐渐经历其真实性和严重性的。
事工身分的暧昧，一方面给我带来超越门户派系的好处，使我能较真切地落实“一粒麦子”的事奉理念，为多家多派提供无条件服事，建立友好关系，享受到“基督大使”的桥梁作用，以及事奉果效。但另一方面，也让我在心灵深处，体验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1∶11）这样的心灵孤独，甚至伤痛。而且，这种不确定感，也给与我合作配搭的本土同工造成困惑，乃至损失。
机构身分2006年底，我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心灵枯竭。身分意识的模糊、不踏实，可能是重要的因素。
作为没有明确机构归属的“自由传道人”，我使用此自由开拓事工，与多方多面建立了联系。但在另一方面，我的事奉工作缺乏督导、纪律、界限和评估，因而很容易感到无措，并“闯荡”过度。
而且，没有明确的机构归属，也不属於传统的宣教人员，因而也就很难理直气壮地寻求经济支持，也不知当按照什麽生活标准（是外来宣教士，还是本土同工）去寻求经济支持。
没有遮盖的上层权威，这也是很大的危机。在面对心灵枯竭这样的急难之时，我更感到“形单影苹”的脆弱和无助。
身分整合基督信仰本身那属天属地的二重性，可能决定了所有信徒都会产生某种身分意识危机，因此引发更新和重整的努力。作为中国“海归”群体的一员，我所经历的身分意识的迷茫和挣扎，也隐含著机挑战和机遇。
回顾过往九年的生活和事奉，我的心灵经历，与一般宣教人员大致相似。但在种族、文化、语言等方面，我需要处理的问题，比传统的宣教人员要小得多。因而，在短期的事工果效上，像我这样的“海龟”事奉人员，也许更能体验到自由度和成就感。
只是，我这种在海外信主、第一口灵奶喝的是“洋奶”、首先经历的是欧美的教会建制、家庭组成和生活方式也明显“西化”的“海龟”，如要回国宣教，更需要心态预备、培训装备和系统（机构）支持。这些是归国後更长久、更稳定事奉的重要条件。
我直到最近才知道，在北美的学术界和教会事工界，对“海龟”的独特性，其实早就觉察，并一直关注、研究。ISI（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c.）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经有了“回归宣教士”（Returnee Missionaries）这一概念。
在“海龟”日多的今天，如果海外教会和机构，能够帮助中国大陆的“海龟”事奉人员确认身分，给予坚强的支持，会是善用国度资源（恩赐）、扩大国度果效的远见之举。
而基於“海归”数量之庞大、身分经历之独特，鼓励“海龟”事奉者开创、牧养“海龟”教会，可能也是有效、务实，甚至必要的事工策略。
作者现在美国进修神学。
来源： 海外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