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社科院研究员刘同苏牧师谈中国家庭教会登记问题
编辑:mutong
刘同苏牧师，以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199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研究欧美法哲学，1993年受洗归主，后进入神学院深造。1995年夏与妻子创建新港华人宣道会，1997年神学院毕业后牧会，现任旧金山华人宣道会牧师，也是神学院研究员及多份福音刊物的编委。
因为多年对法律的研究，刘牧师对中国教会关于“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关系并信徒灵命非常关注，他的不少文章在《生命季刊》、《网络基督使团》网和国内《家庭教会刊物》等刊物发表。他亦以学者和专业人士的身份在国内演讲，与中国学者交流切磋。
刘同苏牧师上周来港，在九龙城浸信会布道会担任讲员。本报专访了刘牧师，谈他对国内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的看法。
记者∶在去年中国“两会”（指“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编者按照）在海外举办圣经事工展后，海外信徒对中国的信仰环境基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如事工展上信息一样，信仰在中国是宽松自由的；另一种认为宣传带有虚假性，信仰在中国仍不自由。您是怎样看待中国目前的信仰环境呢？
刘∶我觉得都有道理，但是各有偏差，只看到一面，但现实从来不是只有一面。专制一定有，但是慢慢的在往民主化转变。我不是中庸，你说宗教管理条例违宪，我承认。你看私有权吧，下一代人生来就有私有权，我们这一代就不是，1975年还没有，1978年文件说了“三分地”，现在的法律用很长篇幅来说。这是一个深层过程，从以前没有到现在有，是一个过渡。所以要动态地看，知道从哪一面往哪一面去。宗教条例不是没有问题，但宗教活动也不是没有空间。
记者∶那么您是怎么看待家庭教会的登记问题呢，是否应该登记？
刘∶现在有很大争论。一方面来说，确实法律有问题，我最近还遇到了一个教会的领袖，告知我他们去登记没有被批准。很多人说是因为“三自”在后面做动作。其实根本原因是在于我国的社会团体管理条例，这个已经涉及到人民权利的开放程度问题。
另一方面（我认为）家庭教会还是要独立登记。因为和“三自”信仰有差距，“三自”提的“因爱称义”、“组织形式合一”是我们不能认同的。如果我们要同意在“三自”注册，那么就是用同一个思想来规范我们了。你知道法律是管理人的外在权利的，但是不能规定信仰，但是现在法律涉及了这个，所以违宪。
我认为外在管理是可以接受的，比如国家要看你一个团体是否反对国家，是否侵害他人权利，像3K党，是否剥夺了成员的人权，像一些邪教组织。只是外在的权利我认为（家庭教会）都是愿意接受的。
也有人认为，“登记接受政府的领导，是以政府为我们的头”。这样说呢，只能说是“法盲”，其实登记与以政府为头是两码事。神在圣经也说执政的是神所命的。还有人写信给我说不需要管理，我们那结婚都不需要登记。我说那只能说是法制不健全，我认为基督徒在社会进步方面应该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
记者∶您认为与“两会”对话合作，是否可以改变一些目前的信仰环境困难局面呢？
刘∶我觉得通过和“三自”对话很困难，影响很小，如果在基层做的话，也许改变会更多。其实，“两会”可说是一个官方支持的工会，当执政改变时，他们（“两会”）也会改变。
记者∶目前国内有建议家庭教会和政府进行积极对话的声音，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建议的？
刘∶我认同这个观点。如果执政掌权者已经过了道德底线，就不需要对话，但是现在情况是社会在动态过程中，我们是断绝对话使事态恶化呢，还是促进对话从而推进民主呢？我不指望一天两天就可以解决，但是要不懈努力，要促进。
从过去专政中出来的（政策法规）是有问题，但是只要不超底?，就可以对话。另外，我们要看到他们的转化方向。其实，基督教前辈像马丁．路德等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清楚的教导，我们需要去看看的。
记者∶现在北京有08奥运，很多教会认为是一个很大的传福音机遇，您是怎么看待这次的“奥运机遇”呢？
刘∶其实，知道北京申奥通过的当天晚上，我就给《生命季刊》打了电话，我说一方面是机会，另一方面不要高估，因为不能吃个烤鸭就吃胖。还是要多注意些实际的工作。
记者∶您之前是研究法律的，现在放弃了多年的研究在教会牧养，有没有觉得可惜，您是怎么看待的？
刘∶其实，一直有人这样讲。我出身在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家庭，本来是学法律的。有人说你为什么不搞政治呢，这样不是可以做更大贡献？我觉得这有个价值判断，你认为社会是政治决定的，你当然会搞政治；你觉得是文化决定的，你会去搞文化。一个社会是被理念决定呢，还是政治，还是在人的灵性呢？我认为做有关人的灵魂问题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不知道神以后怎么带领我，但是不论怎样，教会的事奉是不会丢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