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聪明”可以改变么？
作者:临风
最近读到《让“中国式的聪明”滚出中国》这篇文章。几年来，作者庄佩璋曾用不同的题目，写过几篇几乎完全相同的文章。该文所以一再有读者，就因为它所揭露的问题获得共鸣。
庄文指出，华人爱贪小便宜，善于钻体制上的漏洞而洋洋自得。例如，因为美国商店退货容易。有些华人出席重要宴会，就去“买”一套名牌衣服。穿去赴宴之后，再拿回去退钱。许多华人把占便宜看成“聪明”，把奸巧看成“能力强”。这就是他所诟病的“中国式的聪明”。
他认为，西方社会的规律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互信维系了社会的运转。相反地，华人社会缺少这种互信，彼此猜忌、防范，整个社会是在“怀疑”的基础上运作，因此特别没有效率。
庄文生动地描写了现象，但是没有分析其原因。我猜想，他大约把现象归纳为“国民性”吧，所以有点无可奈何之感。
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国民性”呢？并且，“国民性”能不能改变？
中华文化与“国民性”
有关华人国民性的讨论并不是一个新的题目。远在125年前（1890），一位美国的宣教士阿瑟·史密斯就写了一本《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在中国住了几十年，对中国人的性格作过深入的观察。全书列出27个性格特征，有褒有贬。在与“信任”有关的项目上，他列出：“缺乏公心”（公私不分、无公德心）、“缺乏同情”、“株连守法”（亲疏关系大于法律）、“互相猜疑”、“缺乏诚信”。我想，这几个特征我们都不陌生。 要了解一个文化，其中一个秘诀就是去认识，在这个文化中什么是神圣的？如果去到一个旧式的中国家庭，你会发现，中堂里供奉的是“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这个被每家祭祀的牌位就是华人中心信仰的符号。
中国自古以皇天为至上，主宰万物；后土为地，以地配天，化育万物。祭天地有顺服天意，感谢造化之意。其次，君权天授，朕即国家。故祭祀君王就是祈求国泰民安，强调忠君爱国的情操。祭亲就是祭祖，这是中国以孝为本的道德基础。祭师即祭圣人，源于祭圣贤的传统，也泛指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传统。对华人而言，特别是有文化的家庭，这些符号才是神圣的。
在实行上，天地和君都比较遥远。但我如果对亲人没有同情心，或者占他便宜，那么一定会受到指责。但是，如果对方不属于自己人（亲人或师门），我做生意偷斤减两，或占他便宜，可能丝毫不会内疚，反而自认是种“聪明”的表现。
这里所展现的，就是一种宗法观念下的道德秩序。个人忠诚的对象首先是家族，而后是皇帝。所以，孔子认为，父亲偷别人的羊，儿子不能去告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直在其中矣。”这不就是替某种“中国式聪明”背书了吗？这种亲疏之辫，而不是公私之分、是非之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国民性”中缺乏互信和诚信的基因。社会对“公信力”（可信度和专业度）的要求，也远不及保护自己人的权益重要。因为人与人对待没有了一个更高的原则。
改造国民性，制度奈何？
改造“国民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蒋介石、毛泽东、梁启超、鲁迅、林语堂等人都曾尝试过改造“国民性”。张宏杰在2013年写了一本书《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他的基本论点是：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从1934年开始，在蒋介石领导下，国民政府推出“新生活运动”，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教导人们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习惯等。蒋介石曾言：“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
可是，这个运动并没有多大成效。有人认为“新生活运动”是个奴隶式的运动，礼义廉耻是野蛮行为，孔孟学说为反动，是帝国主义走狗的作为。中国大陆在1966年开始推行“文化大革命”，它也是个企图彻底改造国民生活形态的运动。可是，成效同样不彰。
1960年代，国民政府在台湾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大力推动孔孟思想，企图用孔孟思想加强国民的心理建设。这是新生活运动的延续，可惜成效依然甚微。
从这些努力成效的不彰，我感觉，从制度入手来改造国民性，就好像从政令出发要改变文化素质一样，很难落实、扎根，其影响力远不及流行文化潜移默化的力量。
例如，现在流行的“入学新三大件”：汽车、股票、房子！它对年青人价值观的影响显然远胜于任何高大空的口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藩曾对学生说：“四十岁之前赚不到四千万，就不要来见我。”他这句话带给学子的刺激远胜于礼义廉耻的古训。
在这个消费主义挂帅的时代，只有流行文化所注重和向往的才是真正“神圣的”！
其实，不要说制度，就是打仗也解决不了问题。美国的南北战争并没有改变南方佬歧视黑人的毛病。1965年通过的“民权法案”虽然遏阻了大多数有形的歧视，但是还是没有根本解决无形的歧视。
《知更鸟》：美国白人脸谱化黑人的背后
1960年，正值美国民权运动高涨的时刻，哈珀·李女士出版了一本有关种族问题的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书不但获得普利策奖，而且历年来销售超过三千万册，翻译成至少40种语言，1962年好莱坞把它拍成了电影。这本书，以及这部电影，成为美国初中学童的指定读物。它对美国“国民性”的影响是巨大的。
故事发生在1936年美国大萧条时期，阿拉巴马州一个虚构、“垂老的”梅康镇。整个故事以律师阿提克斯六岁女儿斯各特的视角展开。阿提克斯被法院指定为黑人汤姆·鲁滨逊辩护，他被控强奸一位白人少女梅薏拉·尤厄尔。虽然许多梅康镇人表示反对，但阿提克斯同意为汤姆辩护，有的孩子因阿提克斯而嘲笑斯各特和她的哥哥杰姆，称他们的父亲是个“爱黑鬼的家伙”。一批白人打算用私刑杀死鲁滨逊，但是幸好被阿提克斯察觉，他和孩子们勇敢地把暴徒赶走。
随着故事的发展，很明显地，原告梅薏拉是主动诱惑汤姆，结果被父亲发现而被痛打。于是父女共同扯谎，诬告黑人青年。法庭上虽然证据确凿，鲁滨逊明显是无辜的，但是清一色的白人陪审团还是判他有罪。鲁滨逊在企图逃跑中被警察射杀！
“知更鸟”的书名就是在表达无辜者的受害。这本书如此轰动，不但是因为维权律师阿提克斯的勇敢动人心弦，也不仅是作者的文笔好，更是因为它赤裸裸地反映了美国南方歧视黑人的文化环境。这个故事并非完全虚构，其中许多角色都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作者不过很技巧地把这些原材编织成一个故事。
这本书虽然畅销，哈珀·李却一直与它保持距离。只有一次，她给编辑写信，解释主题：“显然，傻子都可以看出《杀死一只知更鸟》没有明说任何荣誉和规范守则，它的伦理是基督性的，这也是南方人的共同财富。” 例如，阿提克斯教训斯各特说“你永远不会真正理解他人，除非你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设身处地，置身其中”。这不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吗？
的确，南方白人社会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很深，他们的生活表现出公德心、礼貌和热情。可是一碰到种族问题，怎么就看不清楚了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疑问。
其实，就连对受害者汤姆·鲁滨逊的描写也不例外，他成了白人眼中脸谱化的黑人：“愚蠢、可悲、无助、依赖白人的好心，而不是靠自己的智力求存。”
虽然剧作家Harding Lemay认为：“有教养的白种南方人这样对待黑人真是腐蚀灵魂般的羞耻啊。”可是，打心底，当时南方的白人大都认为黑人智力不高，是个次等的民族。这所以，黑人男性如果被控告性侵白人妇女，这简直是天大的罪恶。美国南方历史上，很多黑人就这样冤枉地被残酷的私刑杀害。
《设立守望者》：歧视是文化性的
在今年七月出版的《设立守望者》（Go Set a Watchman）中，对这个文化环境有了更进一步的描述。这虽然是89高龄的哈珀·李的第二本书，事实上，它写在《杀死一只知更鸟》之前，但因为出版商手稿遗失，直到今天才面世。
这本新书所记载的，是发生在《知更鸟》20年后的故事，大约是1956年左右，正当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开始。
故事中斯各特从纽约回到小镇，带回来满脑子平等、正义和人权的观念。让她吃惊的是，父亲阿提克斯并不认为南方的黑人已经准备好，可以有责任地享受全部公民权（例如投票权、解除种族隔离）。他认为，马上把这些权利交给黑人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作为她心中偶像的父亲，这位20年前为无辜黑人辩护的父亲，竟然有这种想法，使得她大失所望！再加上听到镇上请来演讲的名人那套白人优越论，更刺激她产生无比的愤怒。
正当她准备缩短行程，要回纽约的当儿，叔叔杰克医生及时赶来。杰克跟斯各特解释说，在这个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的传统环境下，那些想一下子改变现状的北方佬（联邦政府、大法官判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他们的理念（意识形态？）空洞，不切实际。
杰克叔叔解释，她父亲阿提克斯并非种族主义者，他是个温和派，希望慢慢地潜移默化。阿提克斯站在同情乡亲的立场，而不是全盘推翻南方白人的世界观，把有种族偏见的人都看成是罪犯。另一方面，他打心底以自己女儿的平等思想为傲。杰克认为，这就是现实复杂的地方，你无法一刀切！
我感觉，作者哈珀·李藉着小说表明，种族歧视就跟许多其他偏见一样，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化性的。换句话说，它是“国民性”，根深蒂固了。这种偏见很难只用法律和制度来改变。它需要唤起人的自觉，更需要改变人的观念。而这是个缓慢的过程。
在《知更鸟》出版五年后，也就是《守望者》写作八年后，《民权法案》成为了美国的法律。马丁路德·金牧师因着信仰的力量所推动的运动终于在法律上成功了。不过，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南方社会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该法案的推行还是无法完全到位。因为文化的改变是缓慢的、渐进的。
这个世界没有“集体的良知”
在《守望者》的末了，杰克对斯各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也就是书名的由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岛，每个人的‘守望者’就是他自己的良心。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集体的良知’这种东西。”
杰克这番话是什么意思？我想，这里有几层意思。他在说：文化中的偏见（国民性）存在，但是，它不是借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赤裸裸地面对自己的灵魂，自问：我这样做对得起良心吗？或者对有信仰的人来说：我这样做符合耶稣的教导吗？因为，杰克医生深深体会，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义，自以为是。
杰克也指出，阿提克斯打心底爱这批有缺陷的乡亲，而斯各特不过凭着自己的理念（意识形态？）就批评责备这批人，并不求去了解他们。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同情的心灵，就不配指手画脚。
斯各特一直把父亲看作是个完美的象征。杰克告诉她说，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阿提克斯也不过是个凡人，他也有缺陷。你必须学习接受这个有缺陷的父亲，而不是个理想化的父亲。你不能再单单期望他给你对所有是非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个世界没有“集体的良知”，你必须自己面对上帝，面对自己。
回到“中国式聪明”这个“国民性”，我们同样也不可能用制度或是运动把它改变，也不仅是一些僵化的教条、口号或古训可以教化。
更基本地，改变“国民性”最需要个人的觉醒，认识这不是一个“集体的良知”问题，而是我个人做人原则的问题。对美国南方白人而言，这要诉诸他们的宗教信仰，基督教的信仰让人愿意承认自己的缺陷，而不仅归诸于社会的病态。他们做的虽然不完美，50年来社会景观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要改变华人社会中缺乏公共诚信的“国民性”，同样是件不容易的事。如果人们并不以为缺乏公共社会的诚信是件坏事，那么，无论如何立法，或是教育，都是无用的。首先，哈珀·李女士的创作给了我们一些提示，华人文化界需要能产生类似的作品，激发人们注重诚信的观念和反思。
其次，要改变人心，仅仅诉诸集体的良知是无用的，人们更需要一个能够超越个人私利的道德秩序和心灵归属。而且，这个道德秩序强大到能够让钻营苟且之徒感到自惭形秽。
历史证明，这样的道德秩序，这样无私的情操，它只能建立在真实的信仰上，而不仅仅是说理上。就基督徒而言，我们深知，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可是，因着耶稣基督无私的爱和救赎，他给予了信徒道德上的勇气，让我们敢于以诚信待人。
或许，我们都应当质问自己，我的信仰是什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神圣的？
后记：原作刊登于《境界》微信，2015-8-27。
